比较艺术学的“影响研究”方法及其运用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艺术百家2020年第3期总第174期
HUNDRED SCHOOLS IN ARTS
□文章编号：1003-9104(2020)03-0001-10
比较艺术学的“影响研究”方法及其运用”
彭吉象
(中国-东盟艺术学院，四川成都610106)
摘要：作为一门年轻的新兴学科，比较艺术学应该积极学习、借鉴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并根据自身特点加以发挥和应用。

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方法为艺术学研究带来了崭
新的研究视野与研究手段。

比较艺术学是对两个国家艺术家、艺术作品或者艺术理论之间
相互作用的研究，以及对于艺术学与其他学科门类或者其他文化现象的相互关系进行比较
研究的学科。

比较艺术学需要对不同国家艺术的相似共通之处或相异不同之处加以研究，
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由于研究对象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国家的艺术，研究方法也与研究某
一单独国家的艺术作品有所不同。

从总体上看，比较艺术学研究中所运用的“影响研究”的
方法有许多种，包括直接影响、间接影响、总体影响、个体影响、正面影响、负面影响、超越影
响、回返影响、单面彩响、双面影响等等，这些研究方法都可以在比较艺术学的研究过程中，
根据不同的情况与实际的需要来分别采用。

从总体影响与双面影响来看，中外艺术的“影
响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方面，即：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对于外国艺术的“影响研究”，
外国文化与外国艺术对于中国艺术的“影响研究”，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和外国文化与外国
艺术之间相互的“影响研究”等。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找出两种文化表现、艺术形式之间的
相似性与差异性，分析其共性与个性，从而加深我们对每一个艺术样式及其审美文化内涵的
了解，这也是我们比较艺术学“影响研究”应当深入进行的工作。

相对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
而言，比较艺术学这门新兴学科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艺术学理论；比较艺术学；新兴学科；影响研究；研究方法；运用
中图分类号：J0文献标识码：A
作为一门年轻的新兴学科，毫无疑问，“比较艺术学”应该向作为兄弟艺术老大哥的“比较文学”学习。

比较艺术学可以学习与借鉴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然后再根据自己的特点加以发挥和应用。

正因为如此，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方法，以及年轻的比较艺术学如何来借鉴与运用这种方法。

一、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
早在一百多年前的19世纪末，比较文学就开始在欧洲成为一门正式学科。

学术界一般认为，戴克斯特(J.Texte,1865—1900)是现代意义上法国最早的比较文学专家之一，正是他首先使比较文学成为了大学的一门课程，戴克斯特率先在法国里昂大学开设了正式的比较文学讲座，运用这种方式把比较文学引入了课堂。

在戴克斯特的影响下，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法国许多大学纷纷开设正式的比较文学讲座或者比较文学课程，尤其是巴黎大学于1930年专门成立了“现代比较文学研究所”，显而易见，比较文学由此正式进入了法国大学的教学与研究之中，终于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大学学科专业。

正是在这一段时间，比
*作者简介：彭吉象(1948—),男，汉，四川成都人，北京大学哲学博士，中国-东盟艺术学院学术院长，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文科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会长，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常委，国务院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委员会艺术学科召集人，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艺术系容座教授，第二批国务皖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研究方向：艺术学理论，美学史与美学理论，哲学。

2 f-.彭吉象比较艺术学的"影响研究”方法及其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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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文学的法国学派也逐渐形成，其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就是巴登斯伯格(F.Baldensperger,1871-1958)o自从戴克斯特于1900年逝世之后，巴登斯伯格就接任了里昂大学比较文学讲座的职位，之后又前往巴黎大学开设了比较文学讲座，进而创建了巴黎大学现代比较文学研究所，使巴黎大学成为了法国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心。

尤其是巴登斯伯格同其他人一起创办了法国的《比较文学评论》，这份杂志成为了法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阵地，也为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与人才的聚集地。

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真正的代表人物毫无疑问应该是梵•第根(Van Tieghem,1871-1948),他的代表作是1931年出版的《比较文学论》，此书堪称是一部集大成的比较文学著作，总结了以法国为中心的比较文学发展历程中第一阶段的理论与实践，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早期法国学派的观点。

我国老一代学者戴望舒曾经将此书翻译成中文，并由商务印书馆于1936年正式出版，后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2010年再版。

这部著作分为“比较文学之形成与发展”“比较文学之方法与成就”“总体文学之原则与任务”等三个部分，从整体上概括了法国比较文学流派的主要观点，并且明显受到当时席卷欧洲的哲学流派实证主义的深刻影响。

实证主义哲学与美学一起于19世纪中叶在法国的兴起决非偶然，由于当时世界上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发现与突破，科学精神逐渐深入人心，对于哲学及人文学科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再加上当时哲学及人文学科自身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历史上的中世纪神学阶段与德国古典哲学形而上学阶段均已过时.因此，实证主义哲学迅速风靡一时。

实证主义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均可以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加以解释。

19世纪法国实证主义美学与艺术学的代表人物丹纳(A •Taine,1828—1893)在他的代表作《艺术哲学》中,就是运用了实证主义观点，认为决定艺术发展的三个主要因素是“种族”“环境”与“时代”,他强调“种族”是艺术发展的内部因素，“环境”是艺术发展的外部因素，“时代”则是指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相互发生作用的变量，在“内”“外”相同的情况下，不同变量所发生的作用也会使得整个效果完全不同。

正是从实证主义立场出发，丹纳认为可以用“种族”“环境”与“时代”这三个固定不变的标准来分析与解释世界上所有的文学与艺术作品。

比较文学法国学派正是深深受到了法国实证主义哲学与美学流派的影响，强调运用实证的、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学，甚至试图用进化论的方法来研究文学。

正因为如此，法国的比较文学家强调考证，注重研究不同国家之间文学的相互影响，以及不同国家的作家之间的影响，尤其是从法国中心的立场出发，强调研究法国文学与法国作家对于其他国家文学与其他国家作家的影响，力图用事实材料证明这种关系的实际存在，这种倾向以后就成为了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鲜明特征。

正因为如此，梵•第根在他的《比较文学论》中，基本上为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奠定了基础，圈定了范围。

梵•第根认为，比较文学应该研究各国文学作品的相互关系，当然首先是研究欧洲各国文学作品之间的相互关系。

他把研究对象分为三种类型，包括：输出者、接受者、传递者。

所谓“输出者”，就是对于其他国家或者民族的文学作品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作家、作品，以及创作思想；所谓“接受者”，就是指其他国家接受了这些影响的作家、作品，以及创作思想和创作情感；所谓“传递者”，就是指沟通“输出者”和“接受者”的各种媒介，包括翻译者与模仿者等等。

梵•第根进而认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分支”，甚至是一种运用比较方法进行研究的国际文学史。

因此，梵•第根强调比较文学应该主要研究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誉舆学(流传学)，主要研究作为输出者或者放送者的某个作家作品在国外的声誉、影响和成就，所以被称为誉舆学。

实际上，“誉舆学"(Doxologie)语源出自希腊文的“舆论”“名誉”⑴旳，所谓誉舆学就是从放送者的角
度研究一位作家的作品或者一个国家的整个文学在其他国家的成功、声誉和影响。

这些影响大致可分为整体的影响和个体的影响。

整体的影响是指一国文学，一个文学派别或者一种文体对其他国家的文学、文学派别或者文体之影响。

个体的影响是指一位作家以及他的作品对于其他国家的作者、文学派别或者文体的影响。

不但需要从文学作品的主题、题材、情节等影响去研究，还需要从作家的思想、情感、风格等方面的影响因素来研究。

第二，渊源学(源流学)，主要研究文学作品的作者、主题、题材、人物、风格等的来源，所以它被称为渊源学，也就是追根溯源对于输出者或放送者的研究。

“渊源学”(Crtnologie)语源出自希腊文“源流”，是从接受者出发去找寻放送者。

⑴"'渊源可能来自作家一次国外旅行所获得的“印象”，例如德国著名文学家歌德的意大利之行无疑是他的古典主义转向的渊源之一。

从渊源学的角度来看，梵•第根把渊源主要分为“口传的源流”和“笔述的源流”。

口传的源流可能是某一个听到的故事、某一个民间的传说，它们可能构成一个作家某篇文章、某本书，甚至是一部著作的基础。

田园歌谣、家族传统、民间故事、口传逸闻等曾经是许多文学作品的想象源头。

但是，口传的渊源难以留存，唯有笔述的渊源则易于留存下来，所以它们也是被研究得最多的。

笔述的渊源包括作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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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述、日记、游记、书信等见诸于文字的东西，都可能隐藏着某种渊源关系。

第三,媒介学(译介学)，主要研究在其他国家影响的具体途径与传播手段。

“媒介学"(Mesologie)语源出自希腊文，它旨在研究使一种外国文学的著作、思想和形式被另一个国家采纳并传播的那些“媒介者”。

⑴血梵•第根举出了三种媒介：个人媒介、社会环境媒介、书籍媒介。

个人媒介主要指接受国中的某些个人，将外国作品或作家传播到本国。

除了放送国中的个人媒介相对少一些，常常还有第三国的一些作家或者翻译家扮演着“传递者”的角色。

社会环境媒介通常包括某些上层圈子，文学社团、文艺沙龙等，它们往往聚集了一批趣味相投之士，通过他们传播或者译介某些外国作品。

法国的沙龙文化在17—18世纪期间异常发达，涌现出不少接待四方宾客，聚集文人名流，推进外国文学时尚的著名贵妇人沙龙。

书籍媒介分为两种：评论文字和译本，它们可以说是研究者最为看重的“传递者”。

评论文字主要见诸那些研究外国作家的文章、书籍以及文学刊物、报纸等。

翻译是传播的必要工具，而译本的研究是比较文学必不可少的大前提。

翻译的情况千差万别，有节译、全译、转译、复译、直译、意译等，译本因此也完全不同。

翻译选择的版本、采纳的翻译方式，以及支配翻译行为背后的思想意识等等，都是译本研究中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从而也左右着研究者对于译本作为影响路线的传递者的评判。

随着比较文学的不断发展，后来对翻译的研究也早已超出了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之“媒介学”的范畴，甚至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另外一门具有独立趋势的“译介学”了。

还有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虽然梵•第根把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细分为誉舆学、渊源学、媒介学等三个方面，实际上在运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进行操作时很可能是三者之间高度地融合在一起，很难泾渭分明地区分出清一色的誉舆学，清一色的渊源学或者是清一色的媒介学。

如果只是偏重于其中的某一个方面，恐怕很难刻画出完整的影响路线，无法深刻说明影响现象的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运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方法进行案例分析时，常常必须将以上三个方面结合起来综合运用，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综上所述，比较文学学科在以梵•第根为代表的法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学者们的长期努力奋斗之下，终于找到了适合这门年轻学科自己的一条发展道路。

当然，在谈到法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学派的形成时，还不能不提到这门学科艰难的成长历程。

作为一门年轻学科，比较文学在诞生以来的成长过程中也遭受到了不少批评。

例如，意大利著名美学家克罗齐(Croce,1866—1952)就公开向年轻的比较文学学科提出了具有致命性的挑战。

克罗齐认为：“比较”是任何学科都可以应用的方法，因此，“比较”不可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理论基石，他由此证明比较文学这门学科不能成立。

克罗齐指出，比较方法只是历史研究的一种简单的考察性方法，而且也是文学研究以前就在使用的一种工具，因此不能作为这门学科独有的理论基石。

克罗齐因而下结论道：看不出比较文学有成为一门学科的可能。

由于克罗齐当时在欧洲显赫的学术地位和影响，他的强烈反对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是十分巨大的，因此在意大利，比较文学学科由此导致长期陷入停滞不前的困境。

甚至对于整个欧洲学术界，克罗齐这些不同意见也对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刚刚诞生不久的比较文学学科形成了巨大威胁。

在这样的环境与形势下，法国比较文学这批先驱们之所以把“影响研究”作为发展的重点，不能不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们为了保证这门年轻学科的生存，必须缩小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围，尤其是要为这门新兴学科找到除开“比较”之外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

正因为如此，法国比较文学领域的这批先驱们一再强调“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他们在主动抛弃了倍受攻击的“比较”二字后，将比较文学的范围大大缩小，甚至缩小到只关注各国文学的“关系”上，以“关系”取代“比较”。

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梵•第根就强调，比较文学的目的，主要是研究不同文学之间的相互联系。

法国学派理论家们认为，比较文学的对象是本质地研究各国文学作品的相互联系，凡是不存在关系的地方，比较文学的领域也就停止了，这样一来,比较文学的学科立足点不再是“比较”，而是变成了“关系”，或者说是国际文学关系史。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对“比较”的放弃和对“关系”的注重，奠定了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学科理论的基础，进而形成了法国学派的最突出的、最具有个性的特色，或者可以说是比较文学早年的先驱们对这门学科之科学性的反思与追寻的结果。

当然，世界上的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法国比较文学的先驱们选择“影响研究”，虽然确实为这门新兴学科争取到了确定的研究范围和专业的生存空间，但是在19世纪欧洲中心论甚至法国中心论的影响下，法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把研究重点主要放在了法国文学对于世界文学的影响和法国作家对于其他国家作家的影响之上，这样不但大大限制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而且陷入了法国中心论甚至狭隘民族主义的陷阱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反而阻碍了比较文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发展，以致于后来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一批比较文学学者们的强烈批评。

而作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第一阶段标志的法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也因此被作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第二阶段标志的美国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所取代。

但是，作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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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文学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影响研究”不但一直被保留了下来，而且至今仍然是作为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

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比较艺术学学科完全可以进行学习与借鉴，并努力争取把它改造成为属于比较艺术学自己的一种研究方法。

二、比较艺术学的“影响研究”方法
如前所述.“影响研究”本来是作为比较文学第一阶段法国比较文学流派创立过程之中所产生的一种研究方法，但是，它完全可以被更加年轻的比较艺术学小兄弟拿过来为我所用。

从一定意义上讲，比较艺术学“影响研究”的方法也为我们当前的艺术学研究带来了崭新的研究视野与研究手段。

比较艺术学是对两个国家艺术家、艺术作品或者艺术理论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以及对艺术学与其他学科门类或者其他文化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比较研究的学科。

比较艺术学对于不同国家的艺术相似共通之处或者相异不同之处加以研究，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由于研究对象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国家的艺术，因此研究方法也与研究某一个单独国家的艺术作品有所不同，正因为如此，比较艺术学也为艺术学研究带来了一种崭新的研究方法。

从总体上看，比较艺术学运用“影响研究”的具体方法有许多种，包括直接影响、间接影响、总体影响、个体影响、正面影响、负面影响、超越影响、回返影响、单面影响、双面影响等，这些研究方法都可以在比较艺术学的研究过程中，根据不同的情况与实际的需要来分别采用。

仅仅从总体影响与双面影响来看，中外艺术的“影响研究”大致即可以划分为三个方面，也即：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对于外国艺术的“影响研究”，外国文化与外国艺术对于中国艺术的“影响研究”，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和外国文化与外国艺术之间相互的“影响研究”等。

下面，我们将分别进行论述：
(一)
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对于外国艺术的“影响研究”
源远流长、博大深厚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创造结晶，更是屹立在世界之东方并自成系统、独具特色的优秀文化。

正是在这丰厚的中华文化土壤之中，孕育出了光辉灿烂、绚丽多彩的中国传统艺术，涌现出了历朝历代无数杰出的艺术家和不朽的艺术品，并由此形成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中国传统艺术理论与美学理论。

正如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样，中国优秀传统艺术也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的瑰宝，闪耀着举世瞩目、璀璨独特的光芒。

尤其是起始于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商业贸易路线的丝绸之路，从运输方式上又可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又包括西安起点的北方丝绸之路与成都起点的南方丝绸之路，再加上东南沿海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这三条丝绸之路是古代东方与西方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

它最初的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瓷器等商品，当然在客观上也承担起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任。

长期以来，中国这个古老东方大国独具魅力的文化艺术就引起了中亚以及欧洲许多国家极大的兴趣，例如17世纪法国王室准备扩建凡尔赛宫，当吋弥漫欧洲的中国热正方兴未艾，一直向往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专门派人远隔重洋来到中国，学习与了解中国建筑与园林艺术并且带回法国，因此凡尔赛宫中的王后花园就具有浓郁的中国传统园林风格，同凡尔赛宫其他园林形成显著的区别，与此同时凡尔赛宫还珍藏着不少中国文物，尤其是为数众多的精美中国古代瓷器，更是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与魅力。

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对于欧洲的影响，也得益于《马可•波罗游记》的问世。

世界著名旅行家和商人马可•波罗，出生于意大利威尼斯，他的父亲和叔叔都是商人。

据称17岁时，马可•波罗跟随父亲和叔叔前往中国，历时约四年，于1275年到达元朝的首都，与元世祖忽必烈建立了友谊。

他在中国游历了17年，曾访问当时中国的许多古城，到过西南部的云南和东南沿海地区。

回到威尼斯之后，马可•波罗口述旅行经历完成了《马可•波罗游记》。

这部著作记述了马可•波罗在当时东方最富有的国家—
—中国的所见所闻，后来在欧洲广为流传，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同时，西方地理学家还根据书中的描述，绘制了早期的“世界地图”。

《马可•波罗游记》是欧洲人撰写的第一部详尽描绘中国历史、文化和艺术的游记。

在1324年马可•波罗逝世前，《马可•波罗游记》已被翻译成多种欧洲文字，广为流传。

现存的《马可•波罗游记》在全世界有120多种各种文字的版本。

在把中国文化艺术传播到欧洲这一方面，《马可•波罗游记》具有重要意义。

西方研究马可•波罗的学者莫里斯•科利思(Maurice Collis)认为，马可•波罗的游记不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启蒙式的作品，对于当时闭塞的欧洲人来说，无异于振聋发療，为欧洲人展示出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和视野。

这本书的社会文化意义，还包括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欧洲人文的广泛复兴。

显然，在我们大力倡导“一带一路”的今天，如何运用比较艺术学的“影响研究”方法来深入探讨以上这些历史现象与艺术问题，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对于东亚与东南亚诸多国家文化艺术的巨大影响，更是需要我们运用比较艺术学的“影响研究”方法来进行深入地研究和探
5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1）来源期刊艺术百家2020年第3期总第17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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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中华文化史》在用专章介绍“中华文化圈”时，曾经谈到：“梁启超曾分中国史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三阶段，而以秦统一至清乾隆末年为’亚洲之中国’时期。

在秦至清约2000年间，中国是亚洲历史舞台的主角，中国文明如同水向低处奔流，强烈影响东亚国家，而日本、朝鲜乃至后来独立的越南，以中国为文化母国，大规模地受容中国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了符合本民族特性的文化体系。

在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势力进入东亚地区之前，东亚世界在地理上以中国本土为中心，在文化上以中国文化为轴心，形成了包括中国、日本、朝鲜、越南在内的中华文化圈，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圈、东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并称为世界五大文化圈。

”⑵如显然，中国艺术对于中华文化圈这些国家的影响，运用比较艺术学“影响研究”的方法，应该说是最为合适的了。

事实上，东南亚不少其他国家文化艺术也深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影响，例如新加坡等国家同样可以归属于中华文化圈之内，同样值得我们运用比较艺术学的“影响研究”方法来进行深入探讨。

除了总体影响研究方法之外，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对于欧洲的影响在个体影响方面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

元杂剧《赵氏孤儿》是元代文人纪君祥创作的一个戏曲剧目，后来被法国18世纪新古典主义巨匠伏尔泰改编成为一部西方话剧《中国孤儿》，成为中西戏剧交流史上经常被讨论的剧目。

当年元杂剧《赵氏孤儿》故事在经过传教士的翻译传入西方之后，欧洲的艺术家们被剧中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与高尚的道德力量所感动，被其所展现的东方艺术技巧所折服，包括《中国孤儿》等在内的一批18世纪法国戏剧作品，都是受到《赵氏孤儿》影响的产物。

然而我们只要通过比较便不难发现，这两部剧目在叙事上和风格上又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异，伏尔泰创作的西方话剧《中国孤儿》，确实是受到了中国元朝杂剧《赵氏孤儿》的影响，但是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领导者，伏尔泰本人对剧本进行了极大的改动，使其宣扬的思想更加契合当时欧洲社会的需要，使之能够为他的启蒙主义思想服务，从而构建了一部全新的话剧，同时也将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理念以西方人较易接受的方式融入了欧洲。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元杂剧《赵氏孤儿》被伏尔泰改编成话剧《中国孤儿》并在欧洲流传大约两百年之后，1940年张若谷把它翻译成中文在重庆发行，时隔半个世纪以后即1990年，天津人艺又把《中国孤儿》搬上了舞台。

于是作为起点的中国古代戏曲作品《赵氏孤儿》，在经历了由法国的改编和再创造成为欧洲的《中国孤儿》之后，最后又返回到它的故乡。

这种流传线路就是比较艺术学“影响研究”中典型的“循环式影响”。

另一位值得提到的欧洲艺术大师，就是著名的德国戏剧家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他创立的叙述体戏剧与“间离”演剧方法，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创立的以“体验”为主的现实主义表演体系，还有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以“写意”为主的中国戏曲表演体系一道，并称为世界三大戏剧表演体系。

布莱希特戏剧学派在它的形成过程中，一方面继承和革新欧洲及德国的现实主义传统，另一方面大力学习与借鉴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戏曲与日本古典戏剧，特别是布莱希特本人，就曾经花费了很多时间与精力来研究中国戏曲、日本能乐和印度戏剧，以从中吸取营养、得到灵感、启发想象。

布莱希特曾经把中国元代剧作家李行道的《包待制智勘灰阑记》改编成为话剧《高加索灰阑记》，并且作了重大改动，使其更加适应欧洲的观众尤其是德国观众。

事实上，“二母争子”的主题在许多中西方经典作品中都曾经出现过，《灰阑记》作为元杂剧“包公戏”中经典的一则广为流传，后逐渐传至欧洲。

布莱希特所作的《高加索灰阑记》正是受到了前者的影响，借用了中国戏曲《灰阑记》的故事框架，同时又赋予这一古老故事以新的灵魂。

与此同时，布莱希特与中国文化艺术的渊源还远远不止如此，他对中国的传统戏曲舞台艺术成就曾经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在中国古典戏剧表演中已经出现了陌生化或者“间离”手法的运用。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此不能—
—列举。

（二）外国文化与外国艺术对于中国艺术的“影响研究”
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史上，在这方面的例子也是数不胜数，不胜枚举。

尤其是盛唐时期，以强大的国力为依托，唐朝时期的文化艺术体现出了一种对外开放、有容乃大的气度，体现出了胡汉文化的相互交融。

唐代是诗歌的时代，书法的时代，也是乐舞的时代。

例如唐代著名的胡旋舞、胡腾舞都是源自中亚地区的舞蹈，充分体现出力与美的结合，堪称中国古代舞蹈中最具有西域风格的外来舞蹈，完全适合运用比较艺术学“影响研究”方法进行深入的探讨。

除了舞蹈以外，音乐也是一样，已故的著名艺术史学家常任侠先生认为：“从汉到唐这一时期，是中国音乐与域外音乐混合的时期。

特别是印度与波斯的音乐，从西北通道传入，使中国音乐增加了新的成分，有了不少的发展。

其中有几种新的乐器，也是秦、汉前未有的，琵琶就是其中的一种。

”⑶"显然，就连现在我们民族乐团作为民族乐器典型代表之一与弹拨乐器主力之一的琵琶，其实也是在汉唐时期从西域流传过来的一种外来乐器。

事实上，中国的音乐与舞蹈千年以来尤其是在近现代更是深深受到海外的影响，如果运用比较艺术学“影响研究”方法来探讨，不仅可以运用整体研究、直接研究、间接研究等诸多方法，甚至还可以运用超越影响、回返影响、双面影响等多种方法进行研究。

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