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经济到现代经济的转变

从传统经济到现代经济的转变
吴承明
(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 所 100836)
这次讨论会发了很多资料 , 其中许多文章和论点我都不知道 , 要学习也来不及了。知识不 足, 不敢置评, 只好以彭慕兰的 大分流 为线索, 谈点自己的看法。 一、 中心论 问题 彭说, 19 世纪以前是多中心世界, 工业革命发展后才有欧洲中心。我完全同意。但要强 调, 这是指经济中心 , 不是指文化或历史中心。文化总是多元的 , 历史中心是康德、 黑格尔杜撰 的。前几天当代物理学大师斯蒂芬 霍金在杭州演讲, 说宇宙正在膨胀, 但没有一个膨胀中心。 对人类文明或历史, 也应这样看。霍金的 时间简史 ( 当前世界最畅销书 ) 可作历史观看。经 济中心是世界交往多了, 自然形成的 , 谁最强谁就是中心。弗兰克追随沃勒斯坦 , 本来是讲经 济中心, 但把丝绸之路和 中华五千年 也扯上, 就弄混了。经济中心是变动的 , 布罗代尔说已 有三次大迁移。不久也许还会有多中心。我们研究经济史不必死抠在中心论上 , 还是作比较 研究为好。 二、 19 世纪以前中西经济的比较 王国斌提出的中西互为参照系的比较方法很好, 我称之为双轨制 , 彭慕兰也用此法。但我 曾说过, 王最成功的是比较中西政治制度史那一篇 , 而在经济篇比的不够明确。通常我们是比 谁最富裕 , 如生产力水平 , 消费水平等, 而这都无适当标准。麦迪逊用人均 GDP 是个硬指标 , 但明清的 GDP 怎么估算? 他自己也说是 guestimate ( 美国俚语 : 瞎猜 ) 。彭慕兰提出另一指标 , 即看谁更接近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原则。在新古典即现代化时代, 斯密的交换导致分工的原则 3
主义夭折、 未能引起经济体制的变革 , 更不用说政治体制( constitutional) 的变革了。 要待鸦片战争以后借助于西方的理性即独重道德理性 ( 价值理性 ) , 缺乏工具理性。这是传统使 然。西方自古希腊罗马即重视逻辑学, 特别是推理逻辑 , 成为科学发展的工具。培根、 笛卡尔、 康德都讲伦理学 , 但更多是讲逻辑和工具理性。启蒙运动以后, 西方的政治学、 法学和后起的 社会学, 都主要是建立在工具理性之上的。经济学在李嘉图以后几乎完全是工具理性, 要收益 最大化, 只讲效果, 不讲道德。这也造成今天西方物质发达 , 而道德沦丧、 犯罪和战争不息的恶 果, 但在当年, 对实现现代化来说, 是赫有成效的。中国相反, 辨证思维十分发达 , 而逻辑思维 很糟糕。朱熹的天理、 王阳明的良知( 不亚于康德的先验论 ) , 以至顾炎武的经世致用之学 , 都 没有工具性。因而中国的理性主义发轫甚早 , 但无功而退。 不过 , 只要有和平安定的环境 , 经济总是要发展的。有清一代, 生产增长, 市场繁荣, 18 世 纪达于高峰。18 世纪, 中国与西方比, 无论在国富或民富上都胜一筹, 至少旗鼓相当。但富的 不一定先进, 往往更保守。由于理性主义中断 , 我以为 , 这时中国在科技和在制度( 尤其法律和 经济制度 ) 改革上, 已落后于西方了。用彭慕兰的词汇 , 似乎应当说, 这时英国的经济比江南的 小农经济更接近于新古典主义原则。
服务业小议
方 行
(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 所 100836)
服务业作为第三产业的一个主体部分, 在现代经济中地位显赫。传统服务业, 如饮食业、 旅店业、 旅游业、 修理业、 租赁业等等,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有长足发展。但经济史学界从来没有 把它作为一种产业、 一个经济部门、 一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整体上加以研究, 而只是 在讨论商业或城市经济时附带地提及。这种缺失 , 实与对服务业在封建经济中的性质、 地位和 作用认识不足有关。如传统观点重生产 , 轻流通, 轻消费, 认为服务业是非生产部门 , 主要是满 足官吏、 地主和商人等封建剥削者的享受消费需求, 城市服务业繁荣只能形成消费城市, 不能 形成生产城市, 等等。这些观点, 都是值得商榷的。 传统服务业大致分为两类 , 一类是为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提供服务的行业 , 一类是为生产 和流通提供服务的行业, 它们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当农业和手工业有一定发展之后, 人 们又会要求满足基本物质生活需要以外的各种更高层次的需要 , 因此继农业和手工业之后, 又 产生为人们生活服务的服务业。当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有了一定发展之后, 为扩大人们的经 济联系, 节约社会劳动时间, 提高劳动效率; 又继商业之后, 产生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服务的 服务业。服务业从为生活服务 , 扩展到为流通服务 , 为生产服务 ; 特别是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 , 城市居民日益增多, 手工业和商业日益发展, 创造了大量的服务需求, 服务业也就日益发达。 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 它是人类经济活动发展历史顺序的反映, 是人类社会分工发展的反 映。 服务业虽然不是直接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部门, 它的产品也有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的 5
已不在话下, 而最佳经营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接近于这个原则也就是接近于能自由选 择机会成本, 资源和劳力能自由流动。这样, 谁更接近于新古典原则 , 谁就更能摆脱斯密陷阱 或内卷化, 更能进入现代化。这种方法不是比谁最富裕, 而是比谁更先进。例如 , 不是看人口 多少 , 而是看人口行为; 不是看耕地面积 , 而是看种植方式 ; 劳动不是看谁最卖力 , 而是看流动 性; 消费不是看吃几碗饭 , 而是看消费结构。彭慕兰的结论是: 18 世纪江南的小农经济比同时 期英国的大地主经济更接近于新古典原则, 更能避免内卷化。黄宗智反对彭的结论。黄把内 卷化定义为单位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我不同意黄的定义 , 因小农的效益不能用单位劳动的 边际报酬衡量。我对彭慕兰的结论也有保留 , 见后。 三、 英国为何较早工业化 ? 彭慕兰认为 19 世纪江南与英国的经济水平大体一致, 但英国较早实现工业化了, 原因有 二: 一是美洲殖民地给英国提供棉花、 玉米、 烟草、 木材等, 使农业能腾出耕地, 避免内卷化。二 是工业方面 , 煤矿恰在工业区, 不像江南需从山西运煤。对此我同意, 但觉得太简单了。英国 首先实现工业化是多种条件造成的。即以殖民地而言 , 还有奴隶劳动、 原始积累、 白银流入导 致价格革命等。更重要的是法律、 社会和文化思想因素。如像技术革命、 以普通法代替领主规 则, 前人议论最多, 而彭一概否定。我知识不足, 不能依次排列各种条件, 但觉得布罗代尔整体 史观的分析比较全面。这是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问题 , 社会学的分析比经济学的分析更重要。 四、 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有没有普遍规律 ? 有人认为历史是研究个别的、 一次如此的东西 , 不可能有普遍规律。在欧洲长期占优势的 新康德主义和历史主义都是这种观点。但自维柯到黑格尔、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都认为有普遍 规律, 从孔德到涂尔干、 韦伯的社会学也认为有普遍规律。我以为, 单从传统经济到现代经济 的转变说 , 各国有不同道路、 不同模式, 但至少有两条可说是普遍规律。一条是经济上的 , 即都 是起于市场扩大 , 由商业革命导致工业革命 , 或者说, 在这个过程中, 需求决定生产。马克思、 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 中说得最清楚; 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 桑巴特的资本主义理论, 诺斯的 新制度学派理论 , 都是这种观点。彭慕兰所谓更接近新古典原则 , 即更接近市场经济。另一条 是理性化。我坚信: 现代化即理性化, 包括思想上的理性化, 以及经济行为、 社会组织、 政治法 律制度的理性化。在西欧 , 它发端于 16 世纪 , 以牛顿、 培根、 笛卡尔为奠基人, 形成英国经验主 义和欧陆唯理主义两股力量, 以 18 世纪启蒙运动为行动 , 以科学和民主为口号 , 至 19 世纪基 本实现现代化。以后 , 美洲和东方各国的现代化, 也都有类似的理性化过程。 五、 中国的现代化过程 我以为, 在 16 世纪 , 中国也有了现代化的因子或萌芽。标志是大商帮的兴起, 十大商帮有 五个兴于 16 世纪, 其余在 17 世纪前期。同时出现工场手工业和散工制 , 即所谓资本主义萌 芽。同时发生某些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变迁 , 如财政的货币化和白银化 , 押租制和永佃制的出 台, 短工的人身解放 , 乡绅或社区权力的兴起等。我这种看法是受傅衣凌先生启发, 以傅为师。 后来发现 , 陶孟和、 梁方仲、 早至梁启超先生, 都有类似看法。 就思想变迁说, 中国更早。我以为宋明理学就是传统儒学的理性化。李约瑟称之为儒学 的科学化 , 并竭力推崇朱熹。我则以为到王阳明才比较成熟 , 能解放思想。因而 , 16 世纪掀起 以泰州学派、 李贽以及东林党人的反传统思潮 , 17 世纪出现顾炎武、 黄宗羲、 王夫之以及颜李 学派的启蒙运动。但为时甚暂 , 清人入主中原 , 厉行文化专制主义, 大兴文字狱 , 启蒙运动嘎然 中止 , 资本主义萌芽也中断了。制度方面虽继续有摊丁入地、 长工解放等小的改革, 但因理性 4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3 年第 1 期
传统经济的再评价 笔谈
编者按 近十几年来 , 西方部分学者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史观 , 重新审视中国历 史, 高度评价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 。安古斯 麦迪森运用实际购买力计算法计算中国 汉代以来的 GDP, 提出自 1700 年至 1820 年 , 中国的经济增长数倍于欧洲 , 中国的 GDP 在世界 GDP 的比重从 23 1% 增长到 32 4% ; 而欧洲的 GDP 在世界 GDP 中的比重仅 从 23 3% 增长到 26 6% ; 贡德 弗 兰克认为 , 直到 1800 年 , 中国仍是 世界经济的中 心 尽管这些认识有待于进一步研究验证 , 但它毕竟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 : 在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中国之前 , 中国的传统经济究竟是不断发展 , 还是处于停滞的状 态? 换言之 , 我们应如何评价中国的传统经济 ? 为此 , 本编辑部组织了两次 传统经 济的再评价 研讨会 ( 详见本刊刊登的会议纪要) 。现将第二次研讨会上部分学者的 发言辑录如下, 以期引起学界更广泛的关注, 将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导向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