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论与当代文艺理论生态

古代文论与当代文艺理论生态
高小康
【摘要】学界一直在争论古代文论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价值与意义,主要有两种观点,即提倡"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转换说",和完全否定当代理论话语的"失语说".这两种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都认为古代文论在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学术环境中缺少存在的正当性和可能性.这种观念导致了对古代文论的误读.古代文论的价值并非单纯在于理论概念、范畴的思想价值;许多缺少逻辑性、系统性或理论思辨意义的叙述行为,在中国文学观念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此外从学术生态的角度来看,当代以系统性、逻辑性为特征的主流学术想象被当作唯一正当的学术形态.这种学术形态一元性的观念,带来了当代学术生态环境的恶化.古代文论在当代的存在和发展,有助于促进当代文学和文艺理论形态的多样性,有助于构建更加良性的文艺理论生态环境.
【期刊名称】《文史哲》
【年(卷),期】2009(000)003
【总页数】7页(P5-11)
【关键词】古代文论;主流学术想象;文艺理论生态
【作者】高小康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广东广州,51027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古代文论在今天将何去何从的问题便开始缠绕着文
艺学和古代文论研究。

最早的观点似乎比较简单明确，就是“古为今用”一语定论。

吴调公先生曾于80年代专门撰文探讨过古代文论的古为今用问题。

这个观点之所以说比较简单明确，是因为它和人们熟知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十六字来自中央的文化政策联系在了一起，所以似乎具有当然的正确性而没有需要特别解释和论证的必要。

但也正是因为有这么大的来头，也使得它在怀疑意识形态、疏离政治影响的80年代学术思潮背景下被人们冷落了。

其实吴调公先生所说的“古为今用”有他自己的研究和解释，但并未能够产生足够的影响。

学术界需要新的思路和新的理论。

从80年代的“方法年”开始，理论界陆续引进的新方法、新观念不计其数，古代文论方面由于观念的不同，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立场和相互冲突的理论。

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关于古代文论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意义和存在形态的问题主要有两种观点比较突出：一种观点是“转换说”，提倡“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意思是认为古代文论有其存在的价值，但因为中国传统理论思维的局限性，如多为感悟式或印象式的零散言论，难以构成现代学术研究所要求的确切概念和严密逻辑，所以需要通过“转换”吸收到现代文艺理论研究体系中。

另一种是“失语说”，意谓当代文艺理论从体系到概念都是自西方引进，并非来自中国文学研究的语境，因而我们在研究中国文艺问题时没有自己的语言，无法真正阐释和研究中国问题,因此需要
重新构建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

而构建中国文艺研究系统的理论资源应当是在中国自己的传统理论中。

“转换说”和“失语说”虽然观点不同，但所考虑的问题却是相似的，都是关于古代文论存在状态的评价。

“转换说”的观点相信古代文论只有经过转换才有可能进入当代学术研究环境；而“失语说”则认为当代学术环境出了问题，应当回到传统的学术话语环境中去。

两家观点不同，但背后都隐藏着一个共同的反论：古代文论
在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学术环境中缺少存在的正当性和可能性。

二者的区别在于：“转换说”认为古代文论需要“转换”以获得正当性；而“失语说”则认为并不需要转换，问题出在当今的学术话语本身缺少正当性，只有传统的学术话语才是正当的，应当改变的是当今的学术话语环境。

总之，不管持哪一种观点，都认为当代学术研究具有不同于传统的特征。

这个观点从字面上看似乎不存在问题：当代的整个文化环境与传统相比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学术研究环境不同于传统不也很正常吗？但问题的真正症结其实不是当代学术环境是否与古代有了不同，而是在无形中作为思考前提默认了当代学术具有与古代文学思想不同的整体性特质。

我们可以将这种关于当代学术特质的先定观念称作“主流学术想象”。

什么是主流学术想象的内容呢？一些赞同“转换说”的学者们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即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缺乏系统性和逻辑性，多是吉光片羽式的零散言论，因此需要通过“转换”才能进入当代学术环境。

而“失语说”或批评“转换说”的人们则往往反对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文论并非都是只言片语的随感，而是同样有系统、深入的理论，经典例证当然是笼圈条贯、体大虑周的《文心雕龙》。

还有学者认为清代文论有许多尚待整理的资料，其中不乏系统深刻之作。

从这两种相反的观点中可以看出他们具有共同的主流学术想象，这就是对系统性、逻辑性理论研究话语的要求。

文学理论研究必须以系统性、逻辑性理论体系为主流，这种学术想象是否有道理？近代西方学科体制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现代学术观念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

主张回到传统学术话语的人们其实也承认这是学术发展的要求。

但这个想象的合理性其实还存在问题，需要重新审视。

问题之一是这种关于学术研究的想象可能会导致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误读。

一个典型的误读方式就是用系统化、逻辑化的方式解读古代文学研究话语，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把古代文学理论从原来的文化环境中抽离出来而失去了原生态的意义关系。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对古代诗话的研究。

在诗话研究中最典型的做法就是从诗话中寻找和抽取具有理论价值的叙述和概念，通过阐释、演绎而构造出比较系统的思想观念。

不可否认，有些诗话的确具有相当的理论思维深度和系统性，如《沧浪诗话》的“诗辨”就是这样的例子。

但更多的诗话并非如此，有的虽然讲一些诗的道理，但细究起来不过是老生常谈；还有些诗话主要是随感闲谈性质的东西，如欧阳修的《六一诗话》。

在整理和研究诗话时，人们通常习惯于把具有理论意义的文字抽取出来研究，而把闲谈略去。

研究的结果是，除了极少数真正在理论上具有创新意义的论述外，多半是重复前人的观念，似乎有价值的东西并不太多。

所以在各种文学理论史著作中，诗话很少占据重要位置。

然而，诗话在古代文学发展中却具有重要影响。

比如欧阳修自己在《六一诗话》中称，这本书是“集以资闲谈”的，似乎不登大雅之堂。

但事实上重要的是，由此而开创了中国文学批评的一种特殊方式，就是以闲谈的形式表达关于文学的见解的方式。

闲谈式的诗话于中国文学思想的发展究竟有何意义呢？我们试选几段看看：
京师辇毂之下，风物繁富，而士大夫牵于事役，良辰美景，罕获宴游之乐。

其诗至有“卖花担上看桃李，拍酒楼头听管弦”之句。

西京应天禅院有祖宗神御殿，盖在水北，去河南府十余里。

岁时朝拜官吏，常苦晨兴，而留守达官简贵，每朝罢，公酒三行，不交一言而退。

故其诗曰：“正梦寐中行十里，不言语处吃三杯。

”……苏子瞻学士，蜀人也。

尝于淯井监得西南夷人所卖蛮布弓衣，其文织成梅圣俞《春雪诗》。

此诗在《圣俞集》中，未为绝唱。

盖其名重天下，一篇一咏，传落夷狄，而异域之人贵重之如此耳。

……
陈舍人从易，当时文方盛之际，独以醇儒古学见称，其诗多类白乐天。

盖自杨刘唱和，《西昆集》行，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谓“西昆体”。

由是唐贤诸诗集几废而不行。

陈公时偶得杜集旧本，文多脱误，至《送蔡都尉诗》云：“身轻一鸟”，其下脱一字。

陈公因与数客各用一字补之。

或云“疾”，或云“落”，或云
“下”，莫能定。

其后得一善本，乃是“身轻一鸟过”。

陈公叹服，以为虽一字，诸君亦不能到也。

*欧阳修：《六一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64266页。

这几段都是典型的闲谈随笔文字，随意挥洒，涉笔成趣，却看不出有什么微言大义或实用的教诲。

以往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者们比较重视的是有理论价值的格言警句，如“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之类，而往往忽略了这类闲趣文字。

但这类文字并非毫无意义的废话。

上面引述的第一段文字中虽然提到了几句歪诗，但其意不在论诗，而是讲述有关的世情民俗，所以历来不入文学思想史研究者之眼。

然而细细品味一下就可以领悟到，这些闲谈实际上涉及的是当时诗歌活动的一种文化氛围。

“卖花担上看桃李”之句不仅描绘了当时京城官僚士大夫生活方式的一角，同时也揭示了有些文人诗歌创作背后的一种与现实生活疏远、隔膜的趣味基础。

“正梦寐中行十里”云云则不只是写实，同时也是表现了一种富于机趣的通俗趣味。

上述的第二段文字通过蛮布弓衣上织绣的诗句说明了梅尧臣的名气、影响之大，同时也是在提示当时文学传播活动的一些特点。

第三段谈论的是文学创作本身的事，但不是理论分析或阐释，仍然还是闲谈。

这些关于一字阙文的议论所表现的不仅是一种理解诗歌的方法，更是一种态度，即对唐代诗人及其诗歌创作的崇拜。

总之，这种种闲谈和逸闻琐事构成了宋代的文人士大夫创作、接受诗歌的语境。

一首诗歌的意义其实就是由这种语境提供的。

当欧阳修称他写《六一诗话》是为了“资闲谈”时，实际上是开创了一个使诗歌的意义、价值得以增殖的新的文学活动方式。

当代人之所以能够理解和欣赏古典诗词，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这种“闲谈”所赐。

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批评史上著名的明代“七子”等流派之争。

明代文人好立门户、争意气，这是人所共知的。

表现在文学观念的表达方面，就是好发过激之论，好争辩。

李梦阳、何景明之争，茅坤、唐顺之之争，还有公安派、竟陵派以及李贽的种
种惊世骇俗之论，诸如此类的文学主张多是以辩难的方式表达的，往往以不容争辩的独断式叙述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按照系统性、逻辑性的尺度来看，自然多属偏颇之论。

因而在批评史研究中，对明代诸家文论多以折中态度进行辨析，指出各家立场之片面性，析取诸家言论中有理论价值的观点作为这个时期的理论成果。

这种研究方法看起来客观而辩证，得出的认识似乎比较科学，但这种看似严谨科学的研究却可能忽略了明代文学批评的一些重要文化特征。

李东阳曾批语宋人的诗法说：“唐人不言诗法，诗法多出宋，而宋人于诗无所得。

所谓法者，不过一字一句，对偶雕琢之工，而天真兴致，则未可与道。

其高者失之捕风捉影，而卑者坐于粘皮带骨，至于江西诗派极矣。

”(李东阳《麓堂诗话》)相形之下，明清人对“文法”的研究比前人深入了许多，一个明显的标志是文法成为具体分析、理解和阐释古典艺术特征的有效手段。

如果拿他谈论声律的口气与唐人相比，就可以看出二者的差别，唐人关心的是如何使一首诗在音韵方面符合某种通行的技巧规范，而在李东阳看来，声律是诗的本质特征，是使诗产生“陶写情性，感发志意，动荡血脉，流通精神”的艺术魅力的原因。

他对杜甫用仄韵的效果分析是从声律与诗歌情感运动节奏的关系着眼的。

因而他所谈论的声律不是一般的技巧意义上的法则，而是美学意义上的形式规律。

后起的“七子”领袖李梦阳讥李东阳萎弱，然而他对古典文学创作规范即文法的认识，却与李东阳的思路大体相似，都是从技巧意义上深入到对艺术形式的内在节奏韵律的认识。

他所主张效法的古人的格调和顿挫倒插之法，就是从这种内在精神的角度理解古典艺术形式的美学特征。

“七子”之后唐宋派等诸家对时文和古典作品文法的研究进入到更加细致精微的程度，并对此后的文学作品形式分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沈德潜将李梦阳所关注的声律格调的美学意义问题讲得更清晰：“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

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

朱子云：‘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真得读诗趣
味。

”*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丁福保辑：《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24页。

声律与诗歌格调、神韵的关系在他这里通过对声音节奏的体验使之联系起来，从声音节奏体验情绪节奏，并因此而获得“响外别传之妙”，即内在的精神与韵味。

从这些对声律、格调等问题的分析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明清人心目中的文法已从技巧问题变成了美学问题。

从明代文人的文学观念论争背景来看，对唐宋乃至更早的古代文学遗产的态度是大多数门派之争的出发点。

从怎样看待、评价古代文学的地位和价值，细化到怎样具体分析和认识古代文学作品的特点，这是明代许多批评家关心的重要内容。

在明代诸家的争鸣中汇聚了关于认识和评价历代优秀文学作品的种种意识和分析方法，逐渐形成了明代人心目中的古典文学理想。

可以说，对各家门派的观点之正误进行比较从而判断哪家理论更全面、更合理，这种研究方法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学术意义。

真正有意义的是这种争鸣氛围。

尽管许多说法听上去主观而偏激，但都是在从各自的角度表达对古典诗文的感受和认识。

不是哪一家理论更正确，而是各种观点的争鸣，造就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文学经典观念形成的阶段。

从秦汉古文到唐宋诗文的经典地位，就是在这个时期真正确立的。

与经典相关的诗文活动主流形态从创作转向了对经典的认识、分析和鉴赏。

总的说来，明清两代在诗文创作方面无法与唐宋相比，然而在分析、鉴赏和批评方面却有了长足的发展。

古典诗文正是在这种文学活动环境中真正确立了作为文学经典的历史地位，成为中国古典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而为后代所继承。

由上面的例子来看，古代文论的价值并非单纯在于理论概念、范畴的思想价值。

从学术生态的角度研究就会发现，许多看起来缺少逻辑性、系统性或理论思辨意义的叙述行为，在中国文学观念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忽略了这种作用，就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误读了古代文论。

问题之二是当代学术生态问题。

迄今为止的种种关于古代文论在今天的学术危机问
题的焦虑都隐含着一个前提，就是关于当代学术形态一元性的观念。

“失语说”认为当代学术形态出了问题，学术语言没有正当性；“转换说”认为问题在于古代文论的学术形态与当代学术形态不吻合，需要通过转换实现学术形态的统一。

显然，这两种说法都隐含着“当代学术形态是……”这样的前提命题，而这样一个命题就意味着当代学术有一种可以被确认的形态，这其实就是前面提到的以系统性、逻辑性为特征的主流学术想象。

所谓一元性观念，就是把这种主流学术想象当作唯一正当的学术形态。

正是这种学术形态一元性的观念，带来了当代学术生态环境的恶化，因为这种观念否定了学术形态多样性的意义。

“失语说”观点的问题在于否定了西方学术话语的正当性。

那么这种“不正当”的话语是如何进入中国学术活动中的呢？简单的解释就是文化入侵——西方文化的
优势和霸权造成的文化殖民现象。

这是近年来流行的文化批判观念中最熟悉的观念之一。

凭印象看，这个观点大致是不错的。

但如果我们真正研究一下这个观点提出的实际背景，就会发现有问题了。

中国学术界大量引进西方的新方法、新观念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即所谓“新方法年”以后的事。

“失语症”的提出也
是在此后，是90年代前期提出的。

按照这个时代背景来看，“失语症”指的就是自西方的新方法和新观念引进后造成的我们自己原有的话语的失落。

但仔细想一想，在此之前我们自己“原有的”话语是什么呢？就文艺学而言，此前的理论话语基本上是苏联的毕达科夫传授的几个概念，我们关于文学问题的谈论是在“阶级性与人性”、“真实性与倾向性”、“进步性与反动性”、“个性与共性”等几组抽象范畴中进行的。

这还不算“两结合”和“三突出”一统天下的时代。

这就是我们表达自己的、“本土”的文学经验的话语吗？在往前回溯到20世纪前半期的文学理论，我们发现还是西方理论在影响着中国学术，包括最早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写作，老实说也是西方历史叙述观念影响的产物。

如果我们把“失语症”的问题向前推，从更早的文化和话语中寻找表达真正属于中
国“本土”文学经验的语言，那又怎么样呢？这样一来就会发生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文学经验是否是古代文学批评语言所能表达的？我们在谈论西方语言的影响时，有时会忽略一个更基本的事实：语言影响的背景是文化影响，“本土”经验中早已越来越多地羼入了西方文化带来的新经验。

事实上从鸦片战争以后，文学和文学理论所面临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传统的语言无法表达新的文学经验。

可以说那才是真正的失语现象，换句话说，我们所缺失的是表达新经验的新话语。

也正因为如此才产生了从黄遵宪到新文化运动的语言革命。

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入中国，除了生搬硬套的“失语”问题外，其实本身也具有话语的正当性。

这些外来话语是中国现代文学和学术话语生态环境的一个部分，排除了这些话语也就排除了一大部分现代中国的文学经验。

“转换说”观点的问题在于，把古代文论“转换”到系统化、范畴化的学术研究体系中去，其实是在把古代文论从传统文学话语的原生态环境中抽离(disembedding)出来。

这种抽离机制使得古代学术话语在新的语境中被再联接、叙述和阐释而生成了新的意义，但同时却可能剥离了更丰富的原生态意义。

比如研究传统美学的学者们大都很熟悉“意境”这个古典美学范畴。

其实这个概念本身是在王国维以来的现代学术研究中生成的，但其中的意义内涵却是对中国古典审美经验的概括，因此而成为古代美学中一个重要的(甚至是最重要的)范畴。

的确，与这个范畴相关的种种描述，如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等等，都是古代学术话语。

但把“意境”归纳、提炼成古典美学范畴，意味着把一些古典学术话语高度抽象和普适化了。

有一些学者就明确地把“意境”与“典型”并列为体现中国与西方两种文学理论体系、抒情与叙事两个文学类型的最高审美范畴。

这种抽象化、普适化思维带着黑格尔主义的味道，目的就是剥离具体现象的偶然性，为文学经验整理出逻辑的必然性和概念内涵的客体性。

这样整理的结果固然实现了古代文论的系统化、范畴化(即“现代转换”)，但却剥离了中国传统学术思维的重要特
点——差异性体验，即建立在具体感受基础上的对不同文学经验差异性的把握和
表达。

当人们为古代文论寻找系统性和逻辑性理论成果的证明时，最容易想到的当然就是《文心雕龙》了。

然而《文心雕龙》尽管被誉为“体大虑周、笼圈条贯”，具体研究文学的方法却仍然落脚在对文学体验的差异性所作的分析。

刘勰把文章分为八体，实际上是四个具有二元对立性质的分析维度(即“雅奇”、“奥显”、“繁约”、“壮轻”)。

这种研究的思路是从多个审美感受的角度寻找审美经验的差异性特征。

钟嵘则是把文学分为不同品级，尔后再以体验的描述来区分和表达每个作家的主要风格特征。

自刘勰和钟嵘以后，历代对文学审美经验的研究成果产生了许多表达语汇，传为司空图撰作的《二十四诗品》即是一个集表达语汇大成的例子。

明清两代的研究者更对许多表达语汇如“神”、“韵”、“格”、“调”、“趣”、“味”、“风”、“气”、“逸”、“真”、“雅”、“俗”等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从明代的争论到清代学者的深微研究，这些研究探讨工作的一个重要价值就在于差异性体验，即发现具体审美经验的生动多样性。

从黑格尔式的一元性学术思维来看，这些表达语汇没有形成逻辑上周延、自洽的概括性和所指的客观性，这种研究没有上升到逻辑演绎和普适规律性的发现，因而还不能算成熟的学术。

“转换”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这种抽象和普适化，从而“提升”古代文论的学术等级。

但20世纪以来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创新发展中，却启示了一条不同于黑格尔主义的研究路线——不是走向抽象的“客观规律”，而是
通过“了解之同情”(陈寅恪语)走向对文化丰富性和多样性的深度认识。

比如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对民间文学的研究，就不再是把这种文学当作经典文学的幼稚期形态，而是通过田野调查深入把握这种文学自身的特殊文化结构和意义。

人类学诗学对于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打破了关于文学规律的黑格尔主义式一元性理论思维，把文学还原到多样性生态空间，研究具体的、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