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里的绰号

，就是给人起一个称号或诨名也不易。假使有谁能起颠扑不破的诨名的罢，……倘弄创作，一定也是深刻博大的作者。”[3] 考察中国的俗文学传统，事实似乎也正如此，以称号或诨名作为塑造人物的手段，已久为小说家所习用。这其中自然又以《水浒传》最突出，影响也最大，百八人皆有诨名，可谓是诨名的集大成。现代作家赵树理显然也是这方面的翘楚，他的乡土小说中以绰号命名的人物比比皆是，据他说那是因为“农民差不多都有绰号”的缘故。而当代流行的武侠小说更是承继了它的祖宗《水浒传》这方面的传统，其中金庸小说中的人物绰号最多也最脍炙人口。总之，纵观中国的俗文学史，其人物以绰号名扬天下者，如 “豆腐西施”、“孔乙己”、“骆驼祥子”、“芦柴棒”、“坐山雕”、“二诸葛”、“三仙姑”、“东邪、西毒、南帝、北丐”等，可说是数不胜数，有时甚至于这些人物的本名是什么，人们倒往往并不怎么在意了，这也正反映了小说家们在创造人物形象上绰号命名艺术使用的成功！
3、其他类别的绰号命名
姚燮在《读红楼梦纲领》曾谈到《红楼梦》回目制作的特点：“红楼之制题，如曰俊袭人，俏平儿，痴女儿，情哥哥，冷郎君，勇晴雯，敏探春，时宝钗，慧紫鹃，慈姨妈，呆香菱，憨湘云，幽淑女，浪荡子，情小妹，苦尤娘，酸凤姐，痴丫头，懦小姐，苦绛珠、病神瑛之类，皆能因事立项，如赐美谥。”[8]姚氏的这段话不无道出了作者在制题上的个中三味，这些“美谥”多能以一字评出人物的性格，并不无表达了作者对人物的爱憎褒贬。但我们认为其中的一些称谓符号似更近于绰号的特征，如花解语、尴尬人、冷郎君、滥情人、浪荡子、嫌隙人、河东狮、中山狼等，这些称谓符号或幽默，或讥讽，或褒或贬，总之，都具有通俗易懂，生动形象，针对性强，有浓烈的刺激性等特点，尽管作者在小说中并没有明白说出它们所指代或比喻的是谁，但由于这些称谓概括了某些人的性格特征，因此我们很容易就能把它们归入到某个人的名下，如果我们说这是作者运用另外一种方式在给他的人物起绰号，相信也会得到大部分人的认同。
二十一回中那个与贾琏有奸情和很多人私通的“多姑娘”以及他的丈夫“多混虫”，他们的绰号是荣国府里与他们有关系的人所取的：“不想荣国府内有一个极不成器破烂酒头厨子，名唤多官，人见他懦弱无能，都唤他做‘多浑虫’。”而他的“这个媳妇美貌异常，轻浮无比，众人都呼他作‘多姑娘’” 。天齐庙的当家道长王道士的绰号“王一帖”，也是宁荣两宅的家人们所取：“这老王道士专意在江湖上卖药，弄些海上方治人射利，这庙外现挂着招牌，丸散膏丹，色色具备，亦长在宁荣两宅走动熟惯，都与他起了个诨号，唤他作‘王一帖’。”而第九
关于晚辈给长辈起绰号的情况，现实生活中较少见，主要是封建社会非常讲究尊
卑之礼，由于绰号多是一些不庄重的称谓，故小辈一般不敢以绰号来跟长辈开玩笑。但小说四十一回，黛玉就给刘姥姥取了个很不雅的绰号“母蝗虫”，并把惜春画的画起名叫作《携蝗大嚼图》，惹得大家大笑不止。这是因为刘姥姥并不是她们真正的长辈，所以黛玉和众人才敢打趣她。另外一种情况仆人、下人给主子起绰号的，生活中倒很常见，但这类绰号却一般不能让主人知道，只是仆人们自己中间这样叫罢了。关于仆人给主子起绰号的描写，集中在六十七回兴儿向尤二姐介绍贾府人物的时候，如称王熙凤是“醋坛、醋瓮、醋缸”，李纨的诨名叫作‘大菩萨’，二姑娘的诨名是‘二木头’，三姑娘的诨名是‘玫瑰花’，林黛玉是“多病西施”，薛宝钗是“冷美人”等。
2、具体为小说中某人所取：
生活中相熟悉的人或亲朋好友也会经常取一些相互戏谑的绰号，这类绰号多取义于开玩笑打趣或善意的讥讽等。《红楼梦》的作者即让小说中互相熟悉的人给别人取一些有趣的绰号，无疑这些绰号也更加生活化，命名取义也比较贴切。我们可根据辈分的不同，大体把小说中的这类现象分作长辈给晚辈起（包括主人给奴仆起的）绰号，平辈之间起绰号，以及仆人给主子和小辈给长辈取绰号等几种情况。
二、
在生活当中，许多人都喜欢
给别人起绰号，因而自己也就随时有被别人取绰号的可能，这其中尤以市井和江湖间更为常见，在我国元明以后，绰号甚至还不无成了市井文化和江湖文化的重要表征之一。这些绰号既有为熟人所取所送，也有不少不知是谁第一个这样子叫，然后大家都叫了起来的；有的人的绰号是可以当面叫的，甚至某些人自己也引以为豪，但有的绰号却万万不能当面叫；还有的人干脆就以绰号为名行于世，于是就常常出现自呼绰号的现象，总之，生活中人们有绰号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红楼梦》虽是我国古代一部以贵族家庭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世情小说，但其中也描写到了许许多多人物的绰号以及为别人取绰号打趣人的现象。不仅市井游民奴仆丫鬟下人们有绰号，就连主子奶奶小姐公子们也有绰号，从而构成了不同于小说中人物的大名别号或雅号的另外一种有趣的姓名文化现象。关于小说中人物的绰号命名，我们根据它在小说中的命名来源大体可分为三类：
先说长辈给小辈取绰号的情况。小说第三回，贾母就用一连串的绰号来向林黛玉介绍王熙凤，贾母笑道：“你不认得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皮破落户，南省俗谓作‘辣子’，你只叫他‘凤辣子’就是了。”老祖宗用绰号来跟凤姐开玩笑，很说明了凤姐在贾母心中的位置。同样第三回，王夫人在向黛玉介绍宝玉时称的也是绰号 ：“我有一个孽根祸胎，是家里的‘混世魔王’……你这些姊妹都不敢粘惹他。……他嘴里一时甜言蜜语，一时有天无日，一是又疯疯傻傻，只休信他。”关于主子给仆人取绰号的例子，如贾母身边命名为“傻大姐”的丫鬟，显然是个绰号。贾母因喜欢她爽利便捷，又喜她出言可以发笑，便又起名为‘呆大姐’、‘痴丫头’等，也都是绰号。再如凤姐叫林之孝夫妇为“天聋、地哑”：“林之孝两口子都是锥子扎不出一声儿来的，我成日家说，他们倒是配就了的一对夫妻，一个天聋，一个地哑，那里承望养出这么个伶俐的丫头来。”
1、作者假托世人、街坊、邻里所取：
生活中一个人的绰号是如何叫起来的，有时往往并不容易考证，比较通常的情况是大家都这么叫，于是就流行了起来。所以作者也就假托世人、街坊邻居或熟人为小说中的人物取一些绰号。如因为二十把古扇被贾雨村投入监牢的石呆子，就是“混号儿世人叫他做石呆子” 。薛蟠的外号“呆霸王”也是世人所取：“这薛公子的混名人称‘呆霸王’，最是天下第一个弄性尚气之人，而且使钱如土”。贾芸在街头遇见的那位颇有侠气的醉汉倪二的绰号叫“醉金刚”，听他口气不难猜出他的绰号当为街坊邻里所取，有意思的是他自己也呼自己的绰号： “有什么不平的事，告诉我，替你出气。这三街六巷，凭他是谁，有人得罪了我醉金刚倪二的街坊，管叫他人离家散。”这里倪二的自报绰号不无带有江湖文化习气的特征。其它如算卦的毛半仙、测字的刘铁嘴、马贩子王短腿等大都属于此类的绰号命名。
孔令彬
一
民间有句俗语云：“有起错了的名字，没有叫错了的绰号。”的确 “一个人的名字也许说明不了什么，但一个人的（绰）号则多半是有意义的”（古龙语）。那么什么是绰号呢？绰号就是人的外号，又叫诨号、诨名（浑名）、混号、混名，俗又称作花名、野名。“是人们凭着机智根据对方的外貌、性格、特长、嗜好、生理特征、特殊经历等特点而命名的一种带有戏谑、幽默、讽刺色彩，或用以臧否人的称谓符号。”[1]研究绰号文化不难发现，其实绰号也是人类姓名文化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特殊称谓现象，古今中外，帝王将相、社会名流、村夫野老、医卜百业，各式人等，皆可能有绰号。
回闹学堂一事中起因的两个学生“香怜”、“玉爱”，是满学中送给他两个的外号。邢夫人的弟弟邢德全的绰号“傻大舅”，则是跟他一块儿吃喝的狐朋狗友们所取：“这个邢德全只知吃酒赌钱、眠花宿柳为乐，手中滥漫使钱，待人无二心，好酒者喜之，不饮则不去亲近，无论上下主仆皆出自一意，并无贵贱之分，因此都唤他‘傻大舅’。”
再说平辈间互取绰号的情况。小说中似以宝钗给人取的绰号最多，计薛宝钗给人起的绰号有：称香菱为“诗魔”、“诗呆子”，称湘云为“诗疯子”，称黛玉为“促狭嘴”，三十七回结海棠社时又给宝玉起了两个绰号“无事忙”、“富贵闲人”等。它如黛玉以“呆雁”、“银样蜡枪头”来打趣宝玉，晴雯、麝月等用“西洋花点子哈巴儿”来讥讽袭人，凤姐说尤氏是“没嘴葫芦”，平儿说晴雯是块“暴碳”等，都是平辈间打趣或取笑的绰号。而黛玉以探春的诗社雅号“蕉下客”来打趣探春，使这一雅号也同时具有了绰号的功能。
王利器先生说：“绰号的使用有着深广的历史意义和社会基础。”[2]中国的姓名文化是世界姓名文化中最复杂独特的一种，而它的绰号文化也是富有民族特性和丰富多彩的。关于中国人绰号的特性，中华一家人网上有两段精彩的文字，兹引述如下：
它（绰号）和别号、斋号的初级性区别，似在于几乎全部为他人所取，然后得到公认，使用性完全不取决于担当者本人的意愿。而任何一个绰号在获得多数人认可之前，又几乎全部是通过口耳相传的途径传播，这与别号、斋号的发生与流传照例都依赖文字自署、又多借助作品的方式形成中级性区别。很多绰号都在与相貌、姓名、生理特征相结合的条件下，对担当者的禀赋德性、行为举止等做出外观与内涵有机统一的概括，同时富有强烈的公众舆论的褒贬性能，从而也在某种程度上构成社会评判机制的一个部分（其间因阶级立场、文化教养和道德观念的不同所造成的分歧乃至错误性导向，是另一回事）。因此，它又和别号、斋号通为取用者个人思想感情的表述或纯主观的自我评判和标示，形成高级性区别。
从语言艺术看，绰号对汉语文化潜力的开掘，在修辞手法上所达到的造诣，远远超过了名讳、表字、别号、室名之类的平均水准。也许大多数绰号都不象前者那样或出于经典，或工于雕琢，缺乏书卷气雅致味，但它们运用简练精辟的语言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却真正能使担当者在人闻见时获得一种立体感。
绰号既然有着如此丰富而独特的文化内涵，又是这样与人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因而它也就必然与号称“人学”的文学结缘了，当然，如有人想要考证绰号是什么时候进入文学作品的，肯定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由于绰号能运用简练精辟的语言塑造形象，从而使担当者在人闻见时真正获得一种立体感，所以鲁迅先生不无给那些擅长起绰号的人梦》是我国古代小说中的经典，它的人物命名手法之高妙用心之精细寓意之深刻，历来为大家所激赏。太平闲人张新之说：“是书名姓，无大无小，无巨无细，皆有寓意，甄士隐、贾雨村自揭出矣，其余则令读者自得。有正用，有反用，有庄言，有戏言，有照应全部，有隐括本回，有即此一事而信手拈来，从无随口杂凑者，可谓妙手灵心，指麾如意。”[4]清人周春也说：“盖此书每于姓氏上着意，作者又长于隐语庾词，各处变换，极其巧妙，不可不知。”[5]而今人也对《红楼梦》的人物命名艺术进行了更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总结，著名红学家胡文彬先生即说：“曹雪芹通过《红楼梦》人物的命名取号，选姓定字，为小说人物涂上了艳丽夺目的色彩，成为全书艺术构思时不可缺少的艺术细胞。这些人物形象的命名不仅是一种符号而且还具有深刻的内涵和审美价值。”[6]傅憎享也说：“《红楼梦》中人物创名，已不再是抓取人物的表征，而是涵融着人物的内质与灵魂。名字成了人物性格的标志、命运的纹章。”[7]但阅读以往的研究似也不无某种遗憾，如人们多关注的是小说中那些新雅不俗或寓意深刻的人物命名，而对于其中众多以俗为美取义显豁的绰号命名艺术，还缺少必要的展开和论述。我们认为不仅小说的人物命名获得了巨大成功，即使这些绰号，也大多可以称得上是“颠扑不破的诨名”，“真正能使担当者在人闻见时获得一种立体感，”同样体现了作者高超的命名技巧和艺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