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易经》文化”的反思

对“《易经》文化”的反思——在智慧学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何祚庥很高兴能参加在张家港召开的“全国第二届智慧学学术研讨会”。

多年来，光远同志倡导研究聪明学，现在就进一步改名为智慧学。

为参加这次研讨会，我带来了三份参考资料。

第一份是关于智慧学的重要性的材料，亦即在1958年10月，前辈哲学家李达教授和毛泽东主席之间的一场哲学争论。

在青年时代，李和毛是亲密的战友，李达曾写过若干有份量的小册子，《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

但是在1958年10月，他们两位却发生了一场哲学问题的争论。

下面作一扼要介绍。

“1958年，李达听人说湖北鄂城县委门口贴了这样一幅对联：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他为此和他所敬重的朋友毛泽东发生了哲学论争……。

这年10 月，毛泽东来湖北视察，下榻在东湖客舍。

李达求见蒙允后，便与毛氏谈起了哲学。

李氏问毛氏：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尽管毛氏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完全同意这个说法；但在讨论问题时，他却不大愿意有人否定群众敢想、敢说、敢干的热情和积极性。

他不慌不忙地说：这个口号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

一重性是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有道理的。

另一重性，如果说想到的事都能做到，甚至马上就能做到，那就不科学了。

李氏认为这个口号现在不能谈两重性，谈两重性，在现在的形势下就等于肯定这个口号。

毛氏便问：肯定怎么样？否定又会怎么样？于是，两位哲学家便就肯定、否定争论起来。

毛氏希望说服这位老朋友，举了红军长征的例子，也举了一些发明创造的例子，说明主观能动性的作用。

但李氏不相信主观能动性有那样大，他坚持说，肯定这个口号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就是错误。

他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

一个人要拚命，“以一当十”可以，最后总有个限制、终有寡不敌众的时候。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要有地形做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无限大的。

他继续问毛氏：主观能动性是不是无限大？毛氏也不再绕弯子了，直截回答：在一定条件下无限大。

争论到后来，在场的梅白说：我们打电话让他们取消这个口号。

可是李氏仍然说：口号取消，思想不取消还是不解决问题。

“现在人们不是胆子太小，而是太大了，头脑发烧。

主席脑子发烧一点，下面就会不得了，就会烧到40℃、41℃、42℃！这样中国就会遭难，主席信不信？此时毛氏虽然激动，但还是控制住自己了。

他缓和语气说：“你说我发烧，我说你也有些烧了，也有华氏百把度了。

还是我在成都会议说过的那句话，头脑要热又要冷”。

在返珞珈山的汽车上，李氏还对梅白说：《实践论》、《矛盾论》讲得多好呀！客观，主观，实践，理论，讲得多好呀！现在连“一党之主、一国之首”的毛主席也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我们国家要大祸临头了！李氏走后，毛氏则在屋里踱步吸烟，又坐在沙发上喝茶默想。

他说：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

我今年63岁，但还不够耳顺。

听了鹤鸣兄的话很逆耳。

以后我要同他多谈谈。

在那个年代，李达还明确反对“共产风”、“浮夸风”和“瞎指挥风”。

他甚至说，象这样搞下去，共产主义会变成破产主义，大跃进会变成大后退，人民公社会变成人民空社。

”（上述材料摘自李振霞主编的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十哲》一书的36-38页）为什么1958年的大跃进遭到完全的挫败？上述材料就给了一个哲学的或智慧学的准确回答，那就是“主席脑子发烧一点，下面就会不得了……。

我们国家要大祸临头了！”在中国历史上，最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模式的书，我想是《易经》。

历史上先后有许多人研究《易经》，写了好多好多的书。

明代的李汝珍写了一本《镜花缘》的长篇小说，小说里说“唐代”（按：应为明代，李汝珍是明代人，小说里说的书有些是唐代以后的作品）就有94家研究者或注者。

《镜花缘》的第18回，“辟清谈幼女讲羲经；发至论书生尊孟子”里就描写了当时人们热衷于研讨易经的盛况。

“话说多九公思忖多时，得了主意，因向两女子道：“老夫闻周易一书，外邦见者甚少。

贵处人文极盛，兼之二位才女博览广读，於此书自能得其精奥。

第自秦、汉以来，注解各家，较之说礼，尤为歧途叠出。

才女识见过人，此中善本，当以某家为最，想高明自有卓见定其优劣了？”紫衣女子道：“自汉、晋以来，至於隋季，讲易各家，据婢子所知的，除子夏周易传二卷，尚有九十三家。

若论优劣，以上各家，莫非先儒注疏，婢子见闻既寡，何敢以井蛙之见，妄发议论。

尚求指示。

”多九公忖道：“周易一书，素日耳之所闻，目之所见，至多不过五六十种；听此女所说，竟有九十余种。

但他并无一字评论。

大约腹中并无此书，不过略略记得几种，他就大言不惭，以为吓人地步。

我且考他一考，叫他出出丑，就是唐兄看著，也觉得欢喜。

”因说道：“老夫向日所见，解易各家，约有百余种，不意此地竟有九十三种，也算难得了。

至某人注疏若干卷，某人章句若干卷，才女也还记得么？”紫衣女子笑道：“各书精微，虽未十分精熟，至注家名姓、卷帙，还略略记得。

”多九公吃惊道：“才女何不道其一二？其卷帙、名姓，可与天朝一样？”紫衣女子就把当时天下所传的周易九十三种，某人若干卷，由汉至隋，说了一遍，道：“大贤才言周易有一百余种，不知就是才说这几种，还是另有百余种？请大贤略述一二，以广闻见。

”多九公见紫衣女子所说书名倒像素日读熟一般，口中滔滔不绝。

细细听去，内中竟有大半所言卷帙、姓名，丝毫不错。

其余或知其名，未见其书；或知其书，不记其名；还有连姓名、卷帙一概不知的。

顿时目瞪口呆，惟恐他们盘问，就要出丑。

正在发慌，适听紫衣女子问他书名，连忙答道：“老夫向日见的，无非都是才女所说之类，奈年迈善忘，此时都已模模糊糊，记不清了。

”紫衣女子道：“书中大旨，或大贤记不明白，婢子也不敢请教，苦人所难。

但卷帙、姓名，乃书坊中三尺之童所能道的，大贤何必吝教？”多九公道：“实是记不清楚，并非有意推辞。

”紫衣女子道：“大贤若不说出几个书名，那原谅的不过说是吝教，那不原谅的就要疑心大贤竟是妄造狂言欺骗人了。

”多九公听罢，只急的汗如雨下，无言可答。

紫衣女子道：“刚才大贤曾言百余种之多，此刻只求大贤除婢子所言九十三种，再说七个，共凑一百之数。

此事极其容易，难道还吝教么？”多九公只急的抓耳搔腮，不知怎样才好。

紫衣女子道：“如此易事，谁知还是吝教！刚才婢子费了唇舌，说了许多书名，原是抛砖引玉，以为借此长长见识，不意竟是如此！但除我们所说之外，大贤若不加增，未免太觉空疏了！”红衣女子道：“倘若大贤七个凑不出，就说五个；五个不能就是两个也是好的。

”紫衣女子接着道：“如两个不能，就是一个，一个不能，就是半个也可解嘲了。

”红衣女子笑道：“请教姐姐：何为半个？难道是半卷书么？”紫衣女子道：“妹子惟恐大贤善忘，或记卷帙，忘其姓名；或记姓名；忘其卷帙：皆可谓之半个，——并非半卷。

我们不可闲谈，请大贤或说一个，或半个吧。

”多九公被两个女子冷言冷语，只管催逼，急的满面青红，恨无地缝可钻。

莫讲所有之书，俱被紫衣女子说过，即或尚未说过，此时心内一急，也就想不出了……。

只见紫衣女子又接着说道：“大贤既执意不肯赐教，我们也不必苦苦相求。

况记几个书名，若不晓得其中旨趣，不过是个卖书佣何足为奇。

但不知大贤所说百余种，其中讲解，当以某家为最？”多九公道：“当日仲尼既作十翼，易道大明。

自商瞿受易於孔子，嗣后传授不绝。

前汉有京房、费直各家，后汉有马融,郑元诸人。

据老夫愚见：两汉解易各家，多溺於象占之学。

到了魏时，王弼注释周易，撇了象占旧解，独出心裁，畅言义理，於是天下后世，凡言易者，莫不宗之，诸书皆废。

以此看来，由汉至隋，当以王弼为最。

”紫衣女子听了，不觉笑道：“大贤这篇议论，似与各家注解及王弼之书尚未了然，不过摭拾前人牙慧，以为评论，岂是教诲后辈之道！汉儒所论象占，固不足尽周易之义；王弼扫弃旧闻，自标新解，惟重义理，孔子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岂止“义理”二字？晋时韩康伯见王弼之书盛行，因缺系辞之注，於是本王弼之义，注系辞二卷，因而后人遂有王、韩之称。

其书既欠精详，而又妄改古字……。

所以昔人云：“若使当年传汉易，王、韩俗字久无存。

”当时范宁说王弼的罪甚於桀、纣，岂是无因而发。

今大贤说他注的为最，甚至此书一出，群书皆废，何至如此？可谓痴人说梦！总之，学问从实地上用功，议论自然确有根据；若浮光掠影，中无成见，自然随波逐流，无所适从。

大贤恰受此病。

并且强不知以为为知，一味大言欺人，未免把人看的过于不知文了！”多九公听了，满脸是汗，走又走不得，坐又坐不得，只管发愣无言可答。

”这是一段很生动的描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一些“学者”泥古而不化式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于学无所不窥”的大学者李汝珍对腐儒的批评。

如果说在明代传世的研究《易经》的各位“注家”，就有94家之多的话，那么到了明、清、民国以后的现代，就要远远超出94家，可能就有几千家之多了！为什么要在这一会上，向大家介绍，《镜花缘》里多九公和紫衣女卢紫萱，红衣女黎红薇间的一场争论？一是《易经》的思维模式在几千年内影响了中华文明，在传统文化里，的确是影响最大的一种思维模式，而且直到现在在某些领域内也仍然保持它的影响力，（如在中医理论，甚而在中医的治疗中，都有相当的影响）。

《易经》思维模式，不仅是《易经》本身，还要看到在《易经》的影响下，有一大批注者，研究者和传播者。

直到现在，国内外都保有一支强大的研究队伍，包括不少自然辩证法研究者，都对《易经》保持着持续不衰的兴趣，也许可以称之为“《易经》文化”，或又称为“《易经》现象”，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易经》研究有一个重大的问题，那就是把《易经》作为“先进”文化来加以颂扬，还是将《易经》作为一种过时了的，落在时代后面的一种文化来加以剖析，在剖析中也许可以从中找出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的有用的元素。

请恕我直言，我以为这是当前《易经》研究中具有原则性的一个重大问题。

我曾向一位易学研究的热心者丘亮辉同志，提出过一个尖锐的问题：在当前条件下，《易经》究竟是先进文化，还是落后文化？丘亮辉同志冷静地思考了一下，回答说，“《易经》中的辩证法，要比古希腊的朴素辩证法丰富得多！”这是一个似很有理的回答，我立刻加以承认，“有理、有理！”但仔细想一下，辩证法有两种，一是唯物辩证法，另一是唯心辩证法。

如果是唯物辩证法，那么这种思维模式，无疑将在当代中国起着进步作用，如果是唯心辩证法，那么就往往起着促退作用。

毛泽东无疑是当代的辩证法大师，而且是当代唯物辩证法的大师。

但如果唯物辩证法没有“拿得稳”，走向“唯心”辩证法的思维模式，这就如李达教授所说，“我们国家要大祸临头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把“胆”和“产”有机地联系了起来，这不能不认为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模式；“主观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无限大”，也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模式；然而正是这一“辩证”的思维模式，导致了“大跃进”时的“亩产10万斤”！原因在于：这是一种唯心的辩证法，思想脱离了实际！当然，对于“《易经》文化”是先进文化，还是落后文化的问题，不能简单地用属于唯物辩证法，还是属于唯心辩证法，如此简单的一句话加以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