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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行业的秘密和潜规则-

2008年的山西，对新闻记者来说，是热土，矿难、瞒报、省长辞职、封口费，新闻不断，但也是沦陷之地，央视记者李敏涉嫌受贿被拘，《网络报》记者关键在山西采访失踪，此后，媒体披露，关键也涉嫌受贿。

无疑，在记者和司法机构之间，大多数舆论倾向于前者，通常思维是，记者揭露阴暗触怒权势，权势滥用权力掩盖罪行，有人甚至这样形容山西：警察来了打死，记者来了失踪，不来的逮来。

这样的判断很有代表性，而对媒体人来说，却不能为上述判断主导，更应注意另一种声音，记者也可能不是好东西，山西封口费事件的主角不就是你们记者吗？，凭什么把检察官当成西丰县委书记第二？我觉得检察院在程序上没什么不妥。

谴责记者的情绪人虽然不多，但具代表性，我们必须承认，很多人对记者群体极为反感，而这些反感，很大程度上是群体自身堕落所致，职业群体的堕落，又导致外界对记者职业有不良印象，这种印象于是形成了对李敏和关键不利的舆论场。

3年多以前，央视新闻调查栏目举办过一次业务交流会，一个来自美国的记者亦走上讲台，发言大意如下：在交流业务的同时，我们必须要谈收红包的问题，希望中国同行先把这个问题解决，否则谈业务是奢侈的。

会场一片沉寂，我相信，很多人感到惭愧，甚至无话可说，在场的有多少人能做到不拿红包（俗称车马费）？放到三年后，也没有几个记者能做到绝对干净，这是一个事实。

当媒体记者谴责律师成为掮客、医生成为杀手、教师成为魔鬼、官员滥权寻租时，我们是否要问问自己的内心，我们做得足够好吗？如果我们要求其他行业与国际接轨，那么记者行业的职业道德是否也能与国际接轨？

一个公开的秘密是，那些以跑会著称的记者，每周，甚至每天，都能拿到红包(俗称车马费)，红包收入往往会超过工资奖金。

我认识的一个同行曾这样形容辉煌的过去，我在XX年前，一个月就有10000多的红包了，我还能记起这个同行骄傲得意的表情，而那些做正面报道，飞行于各个公司、机构之间的媒体人，机票费是谁出的？去了以后，食宿又由谁买单？

遗憾地是，当我们一边收受红包的时候，一边又以国情来为自己开脱，如果不收，会得罪同行，也会被别人骂为装，反正大家都收。或者说，如果影响报道公正性，就不收，但如果不影响，收也无妨，但仔细想想，什么样的理由都不是收红包的根据，不收红包，也不会有人来抓你。

新闻行业的潜规则，让这一行业和各行各业没太大区别，只是，我们总是想把别人放在阳光下，而当自己面对几倍于稿费的红包时，就把稿子毙掉了，或者把稿子发掉了，闷声发小财。

同样是行业公开秘密地是，正是这个群体，把无数普通人、甚至欺世盗名者捧为正面典型，让公关公司演变为摆平媒体的商业机器，评价公关公司实力的标准之一，就是摆平媒体的能力，不是吗？

毋庸置疑，中国新闻人群体揭露了无数丑闻、黑幕，促进了信息的自由流动，但遗憾的是，行业评价机制，并没有让遵守职业操守的记者得到肯定，甚至，这个行业也没有一整套公认的职业标准，更没有一个受群体尊重和认同的行业组织。

可以肯定地是，记者行业的自律和净化，不可能靠外界来实现，尤其是不能靠司法机关来帮忙，这种力量只能来自于行业内部，我期待新生力量的诞生，亦期待这样的制度土壤早日确立。

至于，命运难测的李敏和关键，我愿祈祷，如果他们是干净的记者，就应早日与家人团聚，我同样希望，中国的媒体记者应检思自己，理直气壮地拿起笔、举起话筒，做干干净净的报道，否则，我们就会丧失职业荣誉，也将失去对其他行业的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