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

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
文/吴学超
追求进步
刘仁静，又名刘亦宇。

曾用名刘敬仁、刘竟仁、刘一宇、子云、澄宇、刘镜园、养初等。

1902年3月4日出生于湖北应城城关新集街（现书院街）。

父亲刘世芳，是清朝末年的穷秀才，在家乡办私塾，以教书为生。

母亲吴氏是温顺的家庭妇女。

刘仁静3岁就发蒙识字，后来入刘世芳私塾读《四书》、《五经》。

1911年进县高等小学堂读书，1914年高小毕业后，到武昌博文书院高等科，接受中学教育。

后因负担不起昂贵的学费而转学武昌私立中华大学附中。

在华大附中，刘仁静开始接触社会、接触各种思潮，读到了一些著名的刊物。

1917年10月8日，刘仁静参加了恽代英创办的互助社。

在恽代英的帮助下，刘仁静还学习了一些自强自励及待人接物的具体经验。

良师益友的帮助，使刘仁静进步很快。

他刻苦学习，努力上进，以有志用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但年少气盛，常坚持己见，不能从全局着眼的毛病也较突出。

对于他性格中的主观偏执自以为是，恽代英一再指出“气不重，未能极意委曲以事天下，多正色斥呵他人之时，非与人为善之道。

”“多争气，虽失不全在养初，然事不贵争，争气恐为将来之累，谏人未能委婉。

”刘仁静后来的发展证明恽代英确实看得深刻、准确，可惜刘仁静没有能接受好友的教诲和引导。

少年刘仁静
1918年7月1日，刘仁静满载互助社同仁的深情厚谊，肩负“将来为本校理科方面尽力”的重任，离开武昌到北京。

1918年夏，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预科。

他充分利用这个新天地里的各种条件，用功读书，课堂上攻读理科，课外阅读文艺小说，成为班级中的佼佼者，并担任班级评议会的评议员。

1919年5月4日，年仅17岁的刘仁静参加了北大学生的天安门集会，后转往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和几个同学奋勇爬窗进入曹宅，为大家开门，达到了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为民泄恨的目的。

此后，北京各校为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发布保护卖国贼、镇压爱国学生的两道命令，组织学生上街演讲，刘仁静和同学们上街演说，当众昂然入狱。

几十年后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还写道：“那位书呆子刘仁静在六三被捕时，曾因爱国狂热与军警大闹。

”为迫使中国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刘仁静用心思考，拿起笔写文章，为斗争争理。

6月24日恽代英在日记中写道：“夜接养初信，论不签字，快极透极，益长进矣。

亟录之，以塞《学生》篇幅。

”
五四运动后，北洋军阀政府逼北大校长蔡元培挂冠出走，任命胡仁源为北大校长。

为抵制当局拿北大开刀阴谋，刘仁静被法院拘捕。

他年纪虽小，但态度很坚定，当他和同伴出现在被告席上，立即引起人们的注意。

《晨报》记者特别写了这样一段：“更有学生刘仁静，今年
只十余龄，亦与鲁土毅等同被羁押，昨日出庭时，审判长令其答辩，彼竟莫明其妙，不自知所犯何罪。

而辩护人则时时请堂上出注意，谓彼十数龄之小子，实在极可同情云云。

此一事亦为记者出席旁听席后所恻恻不忘者也。

”
“少年中国学会”部分会员合影。

后排右起：邓中夏、章志、李大钊、
陈愚生、高君宇、黄日葵。

前排左起：刘仁静、孟寿椿、沈治、苏甲荣
刘仁静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引起了少年中国学会的注意。

他后来回忆：“我出狱后，有一天，在我的宿舍里，我见着一个人走进来，他年近三十，面庞清秀。

他见着我和我热情握手，慰问我，并对我在五四运动中的行动表示称赞。

我们谈了很多，最后他介绍我加入‘少年中国学会’。

”在这个社团里，刘仁静结识了两位对他一生有重大影响的良师益友李大钊和邓中夏。

短暂辉煌
刘仁静在北大期间，读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英译本，从这些著作里，接触了一些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的知识，特别是当年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引发的世界革命高潮对刘仁静进行着直观的教育，使他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认准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重要”，关注着“中国的劳动问题及社会主义运动”，决心参与以俄国方式开创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

1920年3月，在李大钊领导下，刘仁静等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研究会里一本一本地读书，读完后还喜欢宣传，言必称马克思，动辄要无产阶级专政，还登台演讲，人们说他“是一位埋头于书本的青年，读过许多有关共产国际的文件”，戏称他为“小马克思”。

正是他“对马克思主义较有研究”，所以当李大钊、张国焘和张申府在北京发起组建共产党时，刘仁静经张国焘介绍，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最早成员之一。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可尔斯基到达上海，建议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派两名代表出席会议。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选出张国焘和刘仁静为出席“一大”的代表。

刘仁静晚年曾回忆当时的具体情况说：“1921年夏天，我们在北京西城为考大学的青年办了一个文化补习学校，由邓中夏教国文，张国焘教数理，我教英文。

有一天，我们接到上海通知，要我们选派两个代表赴沪参加建党会议，于是我们就在这个补习学校开了一个选代表的会。

”“我依稀记得，那一天李大钊没有出席。

当时出席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开会，但并没有谁想到是去出席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没有谁想争当代表。

”“我记得选举的实况是：首先大家一致选张国焘当代表，在选第二个代表时，曾提出过邓中夏和罗章龙，然而他们十分谦让，以工作忙不克分身为由辞谢，这样最后才确定我当代表。

”
6月底，刘仁静先和邓中夏、黄日葵结伴赴南京，出席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年会，会后接着去上海参加中共“一大”。

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在李汉俊家举行。

刘仁静为两位共产国际代表讲话翻译，并参与起草大会文件的工作。

刘仁静主张明确肯定武
装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资本公有制和联合第三国际等4条原则。

刘仁静的意见符合多数代表的认识，后来都写入了大会通过的文件。

“一大”后，党中央临时决定在各地代表中选3个人留下来协助工作。

刘仁静被留下来协助李达搞宣传，主要是协助李达筹办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列著作，从事理论宣传。

李达、刘仁静遵照陈独秀意见，结合自己所读所闻，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出版计划，在极短时间内提出设想，确定选题，联系译者与印刷方面，为马列著作的出版作了大量工作。

1921年12月，刘仁静回到北京。

在李大钊的鼓舞和邓中夏的支持下，创办《先驱》于1922年1月15日出版。

刘仁静在发刊词中写道：“本刊第一任务是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实际的情形，而求得一最合时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

”在署名“仁任”的评论《革命与社会主义》中，刘仁静强调“革命正是社会主义的灵魂!”可惜的是，这本新出版的革命刊物，不等它出第四期就遭了反动政府的禁令。

只好转移到有条件出版的上海，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机关刊物。

刘仁静虽不再任主编，但仍经常为《先驱》撰稿。

1922年9月，刘仁静和陈独秀一起到莫斯科开会。

陈独秀为团长，刘仁静为团员，瞿秋白为翻译。

11月13日，聆听了列宁《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主题报告，几十年后刘仁静还印象鲜明地回忆当年的情景说：“记得那一天我们急切地挤坐在克里姆林宫的大厅里……，当我们终于看到列宁在几个人的保护与照顾下走进来时，会场立即沸腾起来，大家不由自主地站起来，不约而同地高唱国际歌。

各种语言的歌声交织在一起，在大厅里激荡着，形成一种十分动人的团结战斗气氛。

我那时还不会唱国际歌，但我的心却随着这首召唤我们奋起的进行曲节拍猛烈跳动，久久不能平息。

列宁当时是用德文报告的，我听不懂，只觉得他讲得很慢很有力。

列宁讲完后暴风雨般的掌声、欢呼声、国际歌声又一次爆发出来。

现在回想那种热烈的场面和昂奋的情绪，仍然会使人感到浑身是劲。

”
当时，规定大会上发言只能使用俄、德、英、法4种语言，陈独秀虽通晓英文法文，却不能用口语表达，瞿秋白的俄语很好，但他不是代表。

这样，在大会上发言的任务就落到刘仁静身上。

他列了一个提纲就信心十足地走上了国际讲台。

刘仁静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大会上发言介绍中国革命的情况。

他在介绍中国国民党的发展变化、中国工人运动发展以及共产党成长壮大的情况后说：要在中国消灭帝国主义，就必须建立反帝的统一战线，我们党根据这一原则，已决定和国民革命的政党即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其形式是我们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

通过这样的形式，我们要想达到两个目的：第一，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在国民党内许多有组织的工人中进行宣传，把他们争取到我们这边来；第二，我们只有把自己的力量同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结合起来，才能打击帝国主义，我们打算在组织群众和通过宣传说服群众方面和国民党竞争。

如果我们不加入国民党，我们就会孤立，我们所宣传的共产主义就会是一种虽然伟大崇高，却不能为群众接受的理想。

群众宁可追随小资产阶级政党并且被该党利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如果我们加入国民党，我们就可以向群众说明我们也赞成革命的民主的，但是这种革命的民主，对我们来说，只是为了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

而且我们还能够指出，虽然我们是为了这一尚为遥远的目标而奋斗，但我们并不忽视群众的日常要求。

我们能够把群众团结在我们周围，并分化国民党。

在参加共产国际“四大”后，刘仁静接着又出席少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会上，他根据出国前临时了解的情况，在分组讨论中汇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青年学生中开展工作
的情况。

两次国际大会，使刘仁静接受了生动的共产主义教育，认识了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开阔了视野，加深了对当时任务的理解。

会后他没有及时回国，留下来瞻仰了革命圣地彼得格勒，开始学习俄文，结识了一批中国留学生，并和任弼时建立了深厚友谊，还和在巴黎留学的周恩来通过信。

1923年4月同赴莫斯科汇报“二七”罢工的张国焘结伴回国。

回到北京后，刘仁静参与传达共产国际、少共国际会议精神，研究怎样在实际工作中贯彻。

不久，他作为列席代表，和北京代表何孟雄结伴南下，赴广州参加党的“三大”，介绍共产国际“四大”的情况，起草青年运动决议。

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的激烈争论中，刘仁静赞成同国民党联合。

1923年8月2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刘仁静以出席少共国际大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介绍了少共国际“三大”关于各国青年运动的一般见解与主张，联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实际，指出：“应多收集经济材料，以图发展青年工人的宣传”，提出了注意青年工人运动的问题；青年团同其他革命党派的联合战线，“不是思想上的联合、组织上的混合”，而是“为处置某问题共同目标上的联合”，强调了青年团在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会上，刘仁静当选为团中央委员，任临时中央局编辑职务。

9月29日，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正式组织4人中央局，由刘仁静任委员长，林育南任秘书，恽代英任编辑，邓中夏任会计。

这期间，刘仁静还及时抓住当时政治形势中的突出问题，撰写了14篇文章，分析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探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他在《中国革命之前途》一文中说：“中国革命是否能急速成功呢?在我看，是不能的，中国革命是一个长期的运动。

自欧洲大战以来，帝国主义的最坚固的英美势力，未受重大的损失，反日趋强盛。

……中国此时是曹吴与英美统治势力全盛时期，民众又毫无觉悟，毫不感觉要反抗压迫。

此时而言革命能急于成功，只证明其为一种热烈的希望与梦想，毫无事实的根基。

”“中国的革命，我敢断言，无劳农群众与全体国民的参加，永不会得着胜利。

……中国推翻外力与军阀的压制，不仅军事行动得农民工人的援助，而且收没外人在中国所积聚的财产，工厂、矿山、银行等，尤赖他们的组织。

”为了加强组织建设，刘仁静以团中央名义先后发布12号、21号通告，要求各地团组织服从中央，但他在通告中强调了个人的作用。

上海团地委指出通告中的错误是突出个人、弄错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要对刘进行弹劾。

刘仁静面对上海团地委和各地团组织的质问，被迫接受批评收回通告，心里感到委曲，觉得犯此错误，丢了面子，今后不好工作，便决心辞去团中央的职务。

1924年3月22日，团中央召开执委第二次扩大会议，讨论研究中央及地方工作，刘仁静的辞呈没有被接受。

但他已沉溺于个人情绪中不能自拔，表示辞职不成就请假。

4月间，刘仁静就以参加北大毕业考试为借口，请假北上了。

刘仁静回北京后征得李大钊同意，经济上得到苏联使馆的支持，组成了由刘仁静任主编、左恭负责校对出版、刘伯青负责印刷发行的班子，五一前夕出版《政治生活》第1期。

刘仁静在简短的发刊词中指出，对于人人无法逃避的政治，只有拥护和反对两种态度，并宣称：“本刊的使命，便是要领导全国的国民，向奋斗反抗的政治生活走。

”1925年秋，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成立，《政治生活》便成了北方区委的机关报。

刘仁静为《政治生活》写了
许多稿件，着力宣传马列主义和苏俄革命经验、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揭露帝国主义、军阀的丑恶面目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伎俩，为革命群众指明方向。

刘仁静回北京时请的是短期假，团中央并未准备他长期离职，他离沪后团中央发给各地的通告上仍署着他的名，而到7月10日，团中央正式发出调整中央分工的通知，宣布“刘仁静离职，由林育南代理”。

9月27日，党中央决定“赵世炎同志到京接办《政治生活》，仁静即可返沪”。

刘仁静没有想到党会重申他必须返沪，更没想到他主编《政治生活》不再是不可取代者，1925年年底赵世炎接办《政治生活》，刘已失去留在北京的借口。

但他仍不愿返沪，想躲开即将召开的团的“三大”的批评和选举，不回中央工作，不惜一切代价与组织对抗。

直到共青团“三大”闭幕半年之后，才悄悄地回到上海。

就留在团中央，给《中国青年》写文章。

这时，刘仁静生活上遇到一件不快之事——婚变。

他自己后来对此作了这样简短回顾：“1926年我在上海团中央工作时，我原来的爱人跟陈乔年好了，陈独秀出面做了工作不解决问题，我的情绪很坏，党就批准我休息一段时间。

那时我常到杨浦区去参加基层会议，和杨浦区区委书记林育英(即张浩)夫妻俩都很熟，我就到他们远在吴淞的家里住了一个月。

回来后，陈独秀告诉我：苏联为支持各国革命，决定在莫斯科开办一个培养各国党的高干的党校，并问我愿不愿意去学习，我同意了。

到了9月左右，党中央正式通知我赴苏学习。

”就这样，刘仁静终于结束这段难忘的历史，进入他人生途程的另一阶段。

漫漫歧途
1926年秋，刘仁静到达莫斯科，进入列宁学院英语班学习。

进校后，他买了一本列宁著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并以极大的热情，抱着一本字典啃这本对中国确有指导意义的名著，联系对照中国革命的实际，解答自己心中的疑问，对中国革命问题在认识上深化了一步。

在啃列宁著作梳理革命思想的同时，他还参加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

会后，苏联各地按照布哈林“要记住，共产国际的任务是：广泛宣传中国的运动……”开展了宣传中国革命的种种活动。

刘仁静也积极承担了到苏联人民中宣传中国革命的任务。

他自己作过这样的回忆：“从我踏上苏联国土后在伯力进行第一次宣传起，直到大革命失败的前后半年间，我经常被邀往各处去介绍中国革命的情况。

我到过工厂、农村、部队、甚至监狱，多次参加大型群众集会和小型座谈会。

我不仅应邀到莫斯科各单位作报告，而且还应邀到外地去报告，甚至到过远离莫斯科的哈尔科夫。

”
1927年，正当刘仁静在苏联各地宣传中国革命的大好形势时，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接着武汉国民政府也背叛革命，大革命失败，陈独秀下台，刘仁静毫无思想准备，大吃一惊，由此察觉到问题严重，开始考虑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

他后来对自己的思想由单纯而复杂、并逐渐脱离正确轨道步入歧途作了这样的记载：“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我远离革命现场，无法根据实际革命经验去分析，而只能通过苏共党内的激烈斗争去认识问题；另一方面，我毕竟长期在中央工作，了解许多情况，在思想上不可能不顾我亲历的实际而贸然接受一种现成的说法；同时我当时已离职出国学习，没有面对必须接受既定结论的组织压力。

换句话说，当时我恰恰处在没有正确总结的条件，只有自由思考的条件的特殊情况下，这就
使我的一系列主观因素，诸如主观自信、思想偏激、脱离实际等都充分发挥作用，使我把错综复杂的斗争简单化，把这样那样的矛盾绝对化，使我迷惑苦闷、钻进牛角尖，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终于偏离正确思想轨道，倾向托派了。

”
1929年暑假刘仁静学习期满，申请不走西伯利亚，而绕道欧洲回国，以实现后来检讨为“平生最大错误”的计划，离开莫斯科，到柏林、波兰，然后到达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再换船到达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后，就直奔托洛茨基居住的普灵西波岛。

托洛茨基热情地接待了这个不期而至的中国信徒。

初次见面后，托洛茨基就主动通知刘每天上午去谈，以后又改为整日谈。

就这样，托洛茨基用十几天时间为刘仁静办了一个“托派训练班”。

后来刘仁静回忆说：“托洛茨基把和我的谈话当成他工作的一部分，我们每次谈话都很严肃认真。

有一次我去晚了一些，他就责备我道：你为什么迟误了呢?你小心别迟误了革命!他自己不仅严守约谈时间，认真与我谈话，而且还叫他的儿子在旁边用速记记录他的谈话。

”谈话结束后，托洛茨基还把他对中国革命的形势与任务的认识整理成一份提纲《中国政治状况和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反对派)的任务》交给刘仁静。

接过提纲，刘仁静如获至宝，十分兴奋地辞别了托洛茨基，取道法国回国。

他为自己能见到托洛茨基而感到幸运，能携带托洛茨基的指示而感到自豪；由于深信托洛茨基指出的是中国革命的康庄大道，他有一种肩负着把福音带给世人的神圣使命感。

因此，刘仁静回国时并不消沉失望，而是怀着满腔热情，准备回国革命。

1929年8月，刘仁静回到上海。

随即用规定的暗语在报上登广告，向党报告自己已回国，党派恽代英和他联系。

刘仁静在恽代英面前，不想隐瞒自己的托派观点，而恽代英作为党的代表，也作为刘的老朋友，只好要求刘仁静写出自己的意见供党研究。

可是刘仁静并没有向党提交书面意见，而是无所顾忌地去搞反对派活动。

当时中国的托派有四个小团体，刘仁静有革命资历，又见过托洛茨基，这双重身份和迅速统一托派组织打开局面的积极性，使他立即开始做统一的工作。

首先集中力量传播托洛茨基的理论，然后在对中国托派的统一在组织工作上也作了很大努力。

最后托派各派通过艰难的谈判勉强地统一了。

1931年5月1日至3日，4个托派小组织在上海召开统一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并把统一后的团体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简称中国托派)。

在中国托派的形成与统一过程中，刘仁静曾起过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称得上是托派中的重要人物。

可是他却被排除于统一大会之外，更没有被选进领导机构。

他既以为自己得到托洛茨基的信任而不可一世，自命为“中国托派天字第一号人物”、“先知先觉”和“特别理论家”，在青年托派面前摆老资格，在陈独秀等老干部面前指手划脚；又自封为托洛茨基在中国的代表，妄自尊大，趾高气扬，一意孤行，到处树敌，得罪了青年托派，自己拉了个山头《十月》派，又被山头除名。

后来刘仁静遵命与陈独秀停战后曾试图参加《无产者》派，但陈独秀却托词加以拒绝。

刘仁静在托派中陷入完全孤立的境地。

但是，刘仁静是个挥之不去的人物，他仍然留在托派内，独自办刊物《明天》，照样信心十足，独树一帜，照样锋芒毕露，四处挑刺，完全不为孤家寡人的地位而沮丧，以至于一心想把他踢开的托派也只好将他作为“反对派里的反对派”予以容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出现了抗日热潮，刘仁静协助陈独秀办起了刊物《热潮》。

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进犯，国民党实行不抵抗政策，人民怒火中烧之时，联系实际斗争，大声疾呼抗日，揭露南京政府卖国，起了积极作用。

但因为刘仁静强调了资产阶级热情不持久，十九路军不可恃，坚持抗日的托派传统，《热潮》也只好停刊。

1932年，陈独秀、彭述之等人被捕，托派群龙无首，陷入瘫痪，刘仁静等人站出来收拾残局。

四处找人谈话，组成了一个临时的领导班子，想干一番事业。

但因刘仁静缺乏组织能力，又提不出新的办法开展工作，他的一贯主张也不为托派所接受而压不住阵脚，很快自动下台。

1934年，举家迁往北京，去协助伊罗生写《中国革命的悲剧》。

在北京时，刘仁静已察觉到特务在监视着自己，所以1935年3月，帮伊罗生编书的任务一完，他就携带妻子儿女回应城老家。

就在去火车站的途中，被特务关进北京宪兵三团。

两个多月后，被押解到南京。

后经李福仁(即在中国办报、与托洛茨基关系甚密、经济上支持中国托派的美国托派格拉斯)的经济支持，向宪兵三团送了重礼，军事法庭按《危害民国法》的条款，从轻判处刘仁静两年半徒刑，送苏州反省院执行。

刘仁静在被捕后到宣判的七八个月中，虽未自首投降，却也没有进行斗争。

刘妻陆慎之也只好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女回到应城，在公园内的应城县第一小学教书维持生计。

1935年11月，刘仁静在苏州反省院利用院方要求写学习心得的条件，写过一些文章。

这些文章既非反对国民党当局，又非捧国民党当局，而是自己的抗日救亡见解。

出乎他的意料的是，《节制资本刍议》、《读西洋史论》两篇文章陈独秀读后很恼火，建议托派临委以托派中央的名义开除刘仁静党籍。

托派中央12月15日发布通告称：“刘仁静于1935年在北平被捕之后，未能保持革命者坚决的态度，后入苏州反省院，更显出动摇的倾向，惟当时仅凭同志口传，本同盟不能率尔置信。

近闻江苏反省院出版之半月刊，见有刘仁静投登的长文‘读《资本论》刍议’、‘读《西洋史论》’等篇，完全证实其思想的反动与叛变……为此本同盟正式宣布刘仁静为共产主义的叛徒，开除其党籍。

”
回到上海，刘仁静听了自己已被指斥为叛徒而为托派开除，心中又震惊又气愤。

他既不甘心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清除，又不情愿向开除他的托派中央作解释求谅解。

他在狱中形成的一致对外思想日渐巩固，也就不再想回托派组织，于是开始以独立的自由撰稿人身份在社会上活动。

1937年底，刘仁静举家来到武汉。

他没有考虑找中共党组织，但又不愿和张国焘搞在一起，也不愿追随蒋经国去发展，生活来源主要靠陶希圣接济。

当察觉陶希圣的用心后，刘仁静于1938年7月，参加三青团宣传处的工作，1940年初到西安，在梁干乔的安排下，先在第十战区政治部宣传组挂名科员过渡，很快就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四团”(简称战干四团)任教官，进教育厅当了个编审，又通过托派旧友耿坚白的关系，给民主党派办的《秦风日报》、《正报》写社论，借以维持生计。

抗日战争胜利后，胡宗南决定先在上海办一个《工矿杂志》，看中刘仁静不仅能动笔，而且不吝惜精力，就商定杂志由他包办。

虽然杂志最终未能出版，但刘仁静一家却因这个机缘回到了上海。

为了维持一家4口人的生活，刘仁静不得不让15岁的女儿刘文澜辍学去当工人。

自己则靠卖文勉强度日。

1948年，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日报》主编的陶希圣请刘仁静以曾为共产党头面人物过来人身份写反共文章,到南京国防部政工局任专员,交出了《评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4篇反共文章,跨出了与国民党同流合污的一步，在最后关头站到国民党一边反对共产党，给自己抹了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