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厦大实寄封片的识辨与思考_郑启五

一、缘起
2011年7月23日至25日,在厦门大学
芙蓉湖畔新建的“科学艺术中心”举办了一个“百件手迹珍品展”，中新社记者称：这个展览是“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中共厦门市委宣传部和厦门大学主办的，展出文献珍品逾百件，其中，既有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董必武、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手迹，也有鲁迅、郭沫若、茅盾、王国维等文化大家的书法、手札、信件手
稿。

”依我看，就纸质文物展览的类别而言，它的珍罕程度是厦大乃至厦门史无前例的。

我以为这是厦大在建党九十周年举办的各项林林总总的活动中最有意义最具分量的一项。

不过文献涉及的人物还有梁启超的手稿、黄兴的家书以及廖仲恺长达
40页的长信等，因此纪念展览由头应该是“纪念中共九十周年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三十年前的1981年7月我在上海博
物馆观摩一个主题近似的邮展，就是同时冠以两个名目———
“纪念中共六十周年和辛亥革命七十周年。

”我珍藏的当时的一枚展览纪念信封得以证明。

耐人寻味的是这次展览主办单位虽然冠之中央党史研究的重要部门，但厦大方面披露：“此次展出展品由高杨、查玉强、
臧伟强、韩斗、马徐浩等5位收藏家及嘉兴五四新文化纪念馆无私提供。

”据我所知，北京有个“新文化纪念馆”，在沙滩老北大旧址，我去看过。

而嘉兴这个“五四新文化纪念馆”估计是个小规模的民间私家展馆，因为目前网上没有任何蛛丝马迹。

由此推断厦大这次展品几乎全部来自民间的收藏。

收藏家之一臧伟强表示：“每一件藏品的收集，都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一些甚至还有传奇的故事。

但就个人而言，收藏并不出于经济的目的，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历史，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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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台文化交流》2012.3（季刊）总第3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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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藏品中探寻老一辈革命家的政治主张、爱国情怀，并以此作为前进的激励。

”他关于“收藏并不出于经济目的”的大话令人难受，甚至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嫌疑，这些展品的身价是客观存在的，私人藏家及私家博物馆也要承担公共博物馆的社会责任，显然言过其实，此次展品“张爱玲的一封信”据称就是个人以五万四千元港币的身价从香港拍卖市场拍得的，收藏完全或兼顾所谓的“经济目的”决然是无可厚非的，客观上也是目前民间收藏热的主要动力。

展品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枚1926年11月22日鲁迅从厦门大学寄给“浙江绍兴道墟章廷谦先生”的一枚实寄封,其价值貌似难以估量。

展览闭幕之际，收藏家臧伟强、韩斗、马徐浩将收藏的部分手迹珍品，包括：马叙伦赠顾颉刚诗稿、林文庆手签厦大毕业证书、林文庆签名照以及孙贵定题识《厦大周刊》无偿捐给厦门大学,但鲁迅实寄封不在赠送的范围。

二、价值
对厦大乃至厦门而言，鲁迅的这枚“厦门大学实寄封”的价值在展品中首屈一指。

可以这么说，在距离这个展览两百米的“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里，开馆六十年来，所展出的唯一的一枚鲁迅初来厦大时寄给许广平的明信片仅仅是复制品（赝品），作为全国三所鲁迅纪念馆以及身处高校的唯一的鲁迅纪念馆,厦大的这所创办了60年的鲁迅纪念馆的馆藏中至今没有任何鲁迅的实寄封片,这次现身的“鲁迅实寄封”是真迹，这存世的一封一片几乎可以认定是鲁迅在厦门和厦大期间被保留下来的绝无仅有的“一封一片”。

美妙的是明信片上有厦大当时的全景图，而实寄封后有厦门大学的校训，可谓相得益彰，十全十美了。

更加妙不可言的是这封平信1926年从厦门大学寄出，经过了85个春秋的颠沛流离之后，居然神奇地锦衣怀乡，又回到了它的始发地，弥散着书信年代醉人的墨香与邮香，如果厦门大学有心有眼光有魄力，不妨就借着这次展览的缘分购入这珍贵的信封，抑或征得藏家的同意，复制一份，与那复制的明信片配套展出，善莫大焉。

但前提是必须得确认这枚实寄封的真伪。

三、实寄封的邮票
这枚实寄封展品既然来自民间，或与拍卖市场有染，因此这些文献的真伪就更有待甄别。

我以我的老集邮者目力以及自身民国邮件的常识积累，对“鲁迅寄章廷谦的实寄封”进行了反复的审视。

从集邮和邮品的角度审视，这枚珍贵的“鲁迅厦门大学实寄封”本身有重大的瑕疵，就是信封上的邮票脱落了两枚，查人民邮电出版社1990年8月版的《中华民国邮票目录》，该书附录有《中华民国邮政的邮资》，从1925年11月1日至1930年的7月1日明信片邮资2分（银圆，下同），同期国内20克信函为4分。

由此推断脱落的两枚应该都是民国邮票普8北京二版的帆船面值1分的桔黄色普票。

（民国邮政“普8”的“北京二版帆船、农获、牌坊邮票”，全套24枚，使用时间为1923年至1933年。

它无疑是鲁迅先生书信生涯里相当重要的一套邮票。

）
对照《两地书》里那枚“鲁迅厦门大学实寄明信片”，当时鲁迅从厦门大学寄往广州女子师范学校许广平，片上贴的也是民国普8帆船邮票3枚，计灰棕色半分邮票2枚，桔黄色1分邮票1枚，明信片的邮资总计为2分钱。

可见当时鲁迅手头最多的邮票就是半分和1分的帆船邮票，寄信和明信片都很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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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仅从邮票上判断，这枚“鲁迅厦门大学实寄封”的真实性并没有什么疑点，天长日久，邮票自行脱漏的可能性完全存在，它不仅不会降低这枚实寄封的真实性，反倒有助于增加实寄封的历史感。

四、实寄封的收信人
这枚“鲁迅厦门大学实寄封”是寄给章廷谦的，那么章廷谦何许人也？据陈坚主编的《浙江现代文学百家》“章廷谦”条，其生平大致如下：章廷谦(1901～1981)，字矛尘，笔名川岛，现代散文家。

出生于浙江绍兴道墟村（现属上虚县）一个自由职业者家庭。

1915年入太原第一中学读书，同年九月考入山西大学预科，翌年入该校哲学系学习。

1919年十月从山西大学哲学系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翌年秋，开始旁听鲁迅讲授的《中国小说史课》。

他是鲁迅作品的热心读者，阅读中一碰到问题就登门请教，鲁迅也总是热情相待，详加解释。

频繁的交往，使他们成了情谊深厚、心心相印的“忘年交”。

1922年6月，章廷谦毕业留校任校长办公室秘书，兼任哲学系助教。

他的第一篇文章《撒坦的行径》发表在1922年8月17日的《晨报副刊》上。

不久，在鲁迅的支持下，与孙伏园邀集了十余个撰稿人，创办了《语丝》周刊，成为“语丝派”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1926年12月，章廷谦应聘南下任厦门大学国学研究所出版部干事。

翌年三年，厦门大学出版部撤销，此后，章廷谦为生活而南北转辗播迁。

1931年七月，章廷谦应校长蒋梦麟之约，赴北京大学任校长办公室秘书，并兼任讲师。

翌年又兼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讲师。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沦陷，章廷谦随校南下，先后在长沙临时大学、昆明西南联大任校长办公室秘书。

1946年八月，随校返京，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直至解放。

全国解放后，他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直至1981年5月12日逝世。

浙江地方志同样的词条写道：章廷谦(1901～1981)，字矛尘，笔名川岛，上虞道墟镇人。

父亲做过教员、记者、幕僚。

15岁随父去太原入第一中学求读，后入山西大学哲学系。

1919年，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在校时，经常在北京《晨报副刊》、《语丝》杂志发表文章。

1922年北大毕业，留校任校长办公室外交秘书，兼哲学系助教。

曾参与发起和编辑《语丝》，与鲁迅来往甚密。

1926年在北京中俄大学、厦门大学任教；次年，在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宣传部工作，任《民国日报》编辑；8月，到浙江大学农学院、杭州高级中学教书。

1930年11月，在南京任教育部编审。

1931年回北平，任北京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讲师兼北京大学校长办公室秘书。

七七事变后，在长沙临时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秘书。

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北京大学中文系任副教授。

1949年10月，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

1956年，当选为民进中央委员，兼北大支部主任。

195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49年前主要作品，有1924年在北新书局出版的散文集《月夜》，古籍校点本《游仙窟》（鲁迅写序）和《杂慕四种》。

1949年后有《和鲁迅相处的日子》、《川岛选集》。

其散文幽默风趣，感情真挚，文笔优美，充分体现了“语丝文体”的风格特点。

尽管《浙江现代文学百家》和“浙江地方志”对“章廷谦”的描述有所差异，但其人“与鲁迅过从甚密”以及曾在厦门大学任职则是没有疑义的,在许广平1976年所编《鲁迅书信集》的1381封信中，屡屡可见“章廷谦”的大名,鲁迅在厦门大学期间写过多封信给章廷谦是不争的史实，章廷谦本人也是在鲁迅和林语堂的推介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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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担任“国学研究院出版部干事”一职的,尽管三人在厦大任职的时间都不长。

五、实寄封的日期
实寄封上邮戳的日期由于邮票的脱落而难以辨认，但寄信人手书的日期极为清晰——
—“十一月廿二日”，既“1926年11月22日”。

许广平1976年所编《鲁迅书信集》的108页-109页收入1926年11月21日书信两封，编号122是给韦素园的，编号123是给章廷谦的，但本文论及的鲁迅给章廷谦的实寄封上注明的日期是“十一月廿二”日，这里就有三个可能，其一是隔天鲁迅又补发一信，其二鲁迅笔误，其三乃该信为21日深夜至次日凌晨所书，时间交错；其四“实寄封”的伪造过程中露出的马脚，从而形成本文的第一个疑点。

因为《鲁迅书信集》的编撰和出版过程中，当事人章廷谦本人一直健在，而且就在北京,鲁迅给章廷谦的多封书信基本上可以肯定就是章廷谦本人提供的，他本人应该也是一直关注这件事情的，甚至章廷谦本人就很可能是《鲁迅书信集》的参编者或审稿人，如果许广平漏编了十一月廿二日的这一封，章廷谦先生很可能不会坐视“遗珠之憾”而不顾。

六、实寄封的收信地址
“道墟”隶属“上虞”，而“鲁迅实寄封”所写的却是“绍兴”，这有待考证。

首先中国的行政区划几经变化，道墟在绍兴与上虞间的变换是很有可能的；再则鲁迅在是年十一月三十日又有一信从厦门大学写给章廷谦（见《鲁迅书信集》114页书信编号127），其中有“绍兴东西，并不好吃，请无须‘带奉’”等文字，足见当时“上虞”与“绍兴”的关系。

再则，存在造假失手而露出破绽的可能，从而成形本文质疑的第二个疑点。

至于门牌地址而言，只有“行素堂”三字，有友人庄先立先生则认为凭章家当时的影响，是足以让信件安然无恙的。

七、实寄封与实寄片的关系
鲁迅存世并得以披露的实寄封片十分罕见,而目前这罕见的一封一片双双出自于厦门大学,早就公开于《两地书》里的“鲁迅厦门大学实寄明信片”已经被确认无疑,而有可能恰恰是这枚明信片在某种程度上为“鲁迅厦门大学实寄封”的“制造”提供了相应的历史素材，如信封上厦门大学的英语翻译和印刷模式、当时的“厦门港”邮戳等等,这是我心存的疑点之三。

八、期待揭开的历史谜团
鲁迅一生寄出的书信至少数千，鲁迅全集和鲁迅日记多有记载，曹靖华先生推算鲁迅一生应该写有五千六百多封书信。

尽管鲁迅寄出的书信遗失很多，但收入《鲁迅书信集》的多达1381封信都曾在许广平的手里。

只是鲁迅的实寄封片却极为罕见或少有曝光的。

作为《两地书》的作者之一，许广平最清楚鲁迅书信的历史价值，也最明白在鲁迅所有的文字中，书信被遗失的可能性最大，所以她在鲁迅逝世之后隔年，立马就不遗余力地搜寻和编辑鲁迅的书信，早在1937年就在报纸上发出了征集鲁迅书信的告示，并在1937年和1946年分别出版了影印本的《鲁迅书简》（收入书信69封）和铅印本的《鲁迅书简》（收入书信800余封），乃至文革后期编出《鲁迅书信集》（收入书信1381封）。

这些鲁迅寄给别人的书信大致就是通过如此征集的渠道又回到许广平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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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这些信件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回到许广平的手上，原件、原件连信封、收信人的抄录？我以为应该是三种可能都有，但可以肯定的是“鲁迅实寄封”的存世量远远低于“鲁迅书信”，我以为这里面原因有四：其一，保存书信的人有相当部分是只留书信不留信封。

其二，由于信封上的邮戳暴露了写信人发信时所在的地点和时日，在那个特殊时期为了避免给当事人造成麻烦，信封是首先处理掉的对象。

其三，许广平不遗余力搜集的是鲁迅的书信或书信的内容，鲁迅的实寄封从来都不是她关注或主要关注的对象。

其四,鲁迅的书信时代正是中国集邮活动萌芽乃至逐渐生发的时代,鲁迅本人就曾有过剪洗邮票的经历,但当时的集邮活动基本上没有集藏实寄封的理念,民间悄悄运行的集邮行为非但没有起到保护鲁迅实寄封的作用而恰恰是相反。

九、结束语
就鲁迅文学思想的角度而言，鲁迅书信的内容远比单一的鲁迅实寄封要来得珍贵，但就“物以稀为贵”的文物角度而论，“鲁迅实寄封”的珍贵程度并不亚于“鲁迅书信原件”本身,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本文的提呈希望能对这枚“鲁迅厦门大学实寄封”的真伪辨别有所帮助，同时也希望将有助于辨别未来所有可能出现的“鲁迅实寄封片”。

注释：
［1］许广平:《鲁迅书信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4月版。

［2］《中华民国邮票目录》，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90年8月版。

［3］程振兴：《鲁迅书信的征集与择取》，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2010年1月。

［4］佘峥、李静:《百件名人手迹今日厦大展出》，刊《厦门日报》2011年7月23日。

［5］袁家和:《鲁迅与集邮探究》，刊《新民晚报》2011年10月12日。

［6］陈坚主编：《浙江现代文学百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7］浙江地方志方廷谦条：/05zjtz/system/ 2005/12/19/006408382.shtml.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集邮研究会）
责编：李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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