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潘先生在难中》的表现手法

浅析《潘先生在难中》的表现手法
《潘先生在难中》是叶圣陶先生早期创作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篇。

小说从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出发，真实地反映了军阀战争所制造的骚乱和灾祸，揭露了战争制造者的罪行。

创作上，作家严格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刻苦追求艺术上的“真切见到”；
善于通过精细而冷峻的细节描写传达小说的主旨。

作品意蕴丰富，讽刺意味明显。

一、严格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刻苦追求艺术上的“真切见到”
无疑，潘先生是军阀混战时期知识分子的代表。

潘先生的形象所以这样逼真传神，同作者当过10年的小学教员，对教育界的情况十分熟悉分不开。

他说，“见到须是真切的见到”，“必须要把整个的心跟事物相对，又把整个的心深入事物之中，不仅见识其表面，并且透达其精蕴，才能够真切的见到些什么”。

潘先生的形象正是“真切见到”的艺术结晶，它给读者以“真切见到”的艺术感受。

如，在上海安顿妻儿后，潘先生又急匆匆地只身回让里，这一方面是为了察看和照管留在家里的东西，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向教育局长表示自己忠于职守，不致因失职而免职。

这样的描写是符合混乱状态的知识分子的实际的，它可能发生在潘先生身上，也可能发生在王先生、张先生身上……而潘先生一家抵达上海后挤下火车到寻旅馆住下的过程则更是活灵活现。

你看，下车之前，为了应付“挤”的局面，他对妻儿细心布署，反复叮嘱，其调排是那么精细而“周妥”下车时奋力向前挤，还兼顾着妻儿，显得那么紧张而卖办下车之后，一妻一子被人流冲散，他又是那么惊慌失措，“家破人亡之感立即袭进他的心门，禁不住渗出两滴眼泪来”；好容易被冲散的“队伍”会合了，潘先生马上就转忧为喜。

并认为家人的散而复聚是值得庆幸的乐事。

继而，便是摆出老上海的架式，斤斤计较于两个铜子车费的讨价还价，以及在旅馆装腔作势地要饭要酒，
自得其乐等。

上述种种，无不按照现实主义的原则进行创作，几乎每一细节甚至一言一行都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轨迹，都给人以“真切见到”的印象。

二、善于通过精细而冷峻的细节描写传达小说的题旨
《潘先生在难中》是很善于通过精细而冷峻的细节描写传达小说的题旨的。

作品中细节的选取与运用，透露出作者的主见，清晰地显示出作者要讽他一下的用意。

这方面的例子在作品中是随处可见的。

如作品一开始就写火车抵达上海站，潘先生携带着一妻二子和一个大黑漆皮包，从塞满人群的车厢里挤了下来。

就是这个短暂的“挤”的过程，作者用了六段文字来描写：先写他对妻儿的周妥安排，再写他挤，接着写他惶急地对妻儿发令，又写他无能为力地呼喊，最后才写出他从车门里弹出来。

就在细致地写他“挤”下车的过程当中，作者运用了一系列典型的细节；诸如布署一字长蛇阵，不断摇手臂“打电报”，“用黑漆皮包做前锋，胸腹部用力向前抵”的挤的姿势以及“对着前面的人的后脑叫喊”，向妻儿打招呼的窘态等等，均形象地勾勒出了潘先生在逃难途中那种近似丧家犬的狼狈可笑神态，由此也就揭示了这个人物一心悬系身家安危而精于盘算，竭尽全力的精神特征。

作者在描写这些细节时，不仅笔力圆熟，写得细腻生动，而且其中还隐含幽默的情趣。

显然，上述这些正是叶圣陶小说创作的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色。

它常常通过精细而冷峻的细节描写传达小说的题旨。

三、意蕴丰富，讽刺意味明显
叶圣陶的小说以蕴藉含蓄著称，即便是讽刺，他也几乎全不用夸张，只抓取其一、二作为，用平静的口气加以表述，讽刺的效果常在读者回味中达到。

当战事离潘先生家乡让里尚远时，潘先生就收拾细软，寄存在洋人的“红房子”(教堂)里，急不可待地带着一妻二子奔到自以为“什么兵火焚掠都遭逢不到”的上海躲难。

小说细致入微地描述了潘先生一家抵达上海后挤下火车到寻旅馆住下的过程，多方面展示了潘先生在这过程中的神态与心理。

下车之前，为了应付“挤”的局面，他对妻儿细心布署，反复叮嘱；下车时奋力向前挤，还兼顾着妻儿；
此时的潘先生指挥若定，而下车之后，当一妻一子被人流冲散时，他又是那么惊慌失措，甚至“家破人亡之感立即袭进他的心门，禁不住渗出两滴眼泪来”；好容易被冲散的“队伍”会合了，潘先生马上就转忧为喜，并认为家人的散而复聚是值得庆幸的乐事。

继而，便是摆出老上海的架式，斤斤计较于两个铜子车费的讨价还价，以及在旅馆装腔作势地要饭要酒，自得其乐等。

从以上这些细节看，其中虽然不无对于军阀战争的灾害的揭露，但主要还是表现了主人公在这荒乱局势的沉浮之中，为了自己身家利益而精于谋算的性格特点，以及苟且偷安的卑琐心理。

既意蕴丰富，又含有一定的讽刺意味。

而对潘先生赶回让里之后做的两件事的描述讽刺意味更为明显。

在做第一件事时，他摆出一副热心教育的姿态，在通知书中大唱什么“子弟的教育犹如布帛菽粟”，在战争中送子上学“是地方和国家的荣誉”等高调，其实，他对于学生上学并不留心，表面上的热忱，不过是为了讨好上司而保住饭碗罢了。

因此，通知书上堂皇的言论，正是对他卑琐行为的绝妙讽刺。

在做第二件事时，他更装扮出慈善家的面孔，又是“缴纳会费”，又是宣称愿意把学校“作为妇女收容所”，其实他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弄个护身符以保住自家财产和妻儿安全。

当他出乎意外地遇到也在“红房子”里避难的教育局长时，即使几个人挤在异常窄狭的厢房里，他也不忘上下级之间的尊卑关系，不失时机地装扮出对于教育事业的热心，以取悦上司。

其实，这时萦系于他心中的，既不是学校开学，也不是周遭惶惶然的避难人群，而只是“远在上海的妻儿”。

“他不知道他们可安好。

不知他们出了什么乱子没有，不知他们此时睡了不曾”。

这段心理剖析，将潘先生那自私的胸襟和世故圆滑的性格特点更为微妙地展示出来，也是对潘先生的绝妙讽刺。

寓绝妙讽刺于精细而冷峻的描写之中，这是《潘先生在难中》的高超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