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性新闻

调查性新闻—社会生活的探雷器
涂显锋
调查性新闻一般被称为深度报道，在新闻业界和教学中也被称为调查报告。

我国的管理者通常把新闻报道分为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绝大多数调查性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是负面的、丑恶的社会现象，主要是揭露隐在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性质上属于负面报道主。

正因为此，调查性新闻也成为舆论监督的重要手段，所以它也常被人们称作揭黑报道。

如果把这些矛盾和问题比作社会生活中隐藏的地雷，那么调查性新闻无疑是一种敏锐的探雷器，而从事调查性新闻工作的人则不愧为处在阵地前沿的探雷者。

本文讨论的范围是负面调查性新闻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包括正面和负面的作用。

笔者的基本观点是：调查性新闻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对社会生活既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这两个方面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合理适度的调查性报道对社会生活有着强大的促进作用，是大有可为的。

调查性新闻所包含的第一个矛盾是新闻现象与本质目的的矛盾。

调查性新闻总是力图以报道负面的、丑恶的内容来揭露矛盾、问题，引导舆论批判不平等不合理现实，从而促进社会更加公平合理地、良性地发展，实现正面的、积极的本质目的。

这是调查性新闻最基本的内在矛盾。

调查性新闻之所以能够达
到上述目的，实现矛盾的统一，在于新闻的公开性及其作为舆论监督工具重要地位和重大影响。

问题和矛盾被揭露并公诸于世，必然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警觉，迫于舆论的压力，政府也必须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

探出“地雷”，掀除“陷阱”遮盖物，是调查性新闻的职责所在，也是新闻“耳目喉舌”作用的具体体现，而除雷填阱的工作则需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来完成。

即使一篇调查性新闻只是针对个别重大事件而作，其影响也是广泛甚至是普遍的。

它不仅影响个案的解决，而且提高人们的警觉，促使人们审视身边有无类似问题，并避免重蹈覆辙；甚至触动一些不合理的具体制度，促实其从根本上进行改革。

孙志刚事件的报道导至收容制度的取缔；2001年初，《中国经济时报》刊登的《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引起了时任国家总理朱镕基的关注，160多名涉案人员受到法律制裁，朱镕基下令整顿证券市场；2002年12月6日，《中国经济时报》刊登王克勤的调查性报道《揭开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披露了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虽然掀开的仅是全国出租车行业黑幕的一角，但其意义，普适全国。

该文发表第8天，温家宝就这篇利国利民利劳动者的文章批示：“出租车行业问题到了非管不可的程度，有关部门应该深入调查拿出具体整改意见，以北京为试点，对出租车行业的管理体制进行全面改革。

”2003年大年初一，朱镕基专门慰问北京出租车司机，并指出：“这个行业管理体制存在严重问题，确实需要大力改革。

”
调查性新闻的积极作用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调查性新闻所包含的第二个矛盾是利益的冲突。

2003年记者节，著名揭黑记者，被业界称为“中国的林肯·斯蒂芬斯”(美国著名揭黑记者)的王克勤在接受新浪传媒的采访时说：“不是我有意识要跟人作对，因为一些部门、一些官员或者一些奸商，他在与人民作对，与人民利益作对，与人民的生命作对，与国家法律作对，与国家利益作对。

所以我觉得我是为了国家的利益，维护老百姓的利益，我觉得理所当然应该和他们作对。

”这段话揭示了调查性新闻所包含的第一对利益冲突，即“一些部门、一些官员或者一些奸商”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老百姓的利益”之间的冲突。

调查性新闻要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必然要揭露和批判黑恶势力掠夺和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劣行、手段，损害这部分人的不法利益。

这必然导致记者的采访报道工作受到重重阻碍，甚至招至惨痛的打击报复。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便自然引出了第二对利益冲突，即记者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之间的矛盾。

王克勤的调查性报道《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在《中国经济日报》刊登后，坑害人民的罪犯受到了法律制裁，人民的利益得到了维护，但却有人悬赏五百万元买他的人头，家人生命安全也受到威胁，整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他供职的《甘肃经济日报》也令他下岗。

《公选“劣迹人”引曝黑幕》刊登于《西部商报》后，黑恶势力现形受罚，堡子乡人民得救，但王克勤却被开除公职，
且受到黑恶势力的严重威胁，不得不逃离兰州，流落京城，供职于《中国经济时报》。

由于我国现行体制的局限，加上调查性新闻运作的成本高、时间长，使这些以揭黑为新闻理想的记者们往往成为“低产田”，收入十分有限，且很大一部分收入还得消耗在高昂的采访成本上，因此，包括王克勤在内的绝大部分揭黑记者，生活状况都比较差。

另一方面，调查新闻因为涉及尖锐的利益冲突而存在着很高的危险性，“探雷”的要求很高，一不小心“地雷”就炸到了自己。

用王克勤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高风险、高成本”的职业。

《西部商报》记者王勇曾经在网吧里写稿时（自己没有电脑），被黑势力打伤；还有几名记者曾被揭露对象陷害而锒铛入狱。

调查性新闻记者，为公平正义而战，选择了国家和人民利益，啥弃了自己应得的利益。

调查性新闻所包含的第三个矛盾是其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之间的矛盾。

调查性新闻的积极作用是揭露社会问题和矛盾，维护公平和正义，促进社会良性发展，这是它的本质属性。

上文已有所论述，这里不详谈。

调查性新闻的消极影响在于其揭露现实生活中黑暗、丑恶的一面，容易引起人们对社会的不满，如引起人们的“厌恶政治症”，更严重的可能会导致社会的不安定和动乱等。

当前，党和政府不提倡甚至压制揭黑性新闻报道，大概主要出于这个原因。

在这里有一个悖论。

一方面，社会秩序越稳定，发展状态
越良好，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越少，客观上对调查性新闻的需求越少，人民对待问题和矛盾的态度更加理性，这种环境下揭露性报道主导公平正义的积极作用更容易彰显，国家、社会、人民注意力会更集中于致力解决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更有利于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另一方面社会秩序越混乱，越不稳定，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越多，客观上对调查性新闻的需求越强烈，人民对待问题和矛盾不够理性，容易导致过激行为，揭露性报道的负面影响更容易出现，且容易扩大化，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

对于党和政府来说，从根本上也希望新闻媒体能够揭露社会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发挥“耳目喉舌”作用，但往往会担心公开报道会使负面影响扩大，导至社会不稳定，因此便采用了一个折中的办法――鼓励记者写内参。

但内参的不足在于只针对个案，不具有公开报道所形成的强大舆论压力，只能依靠参阅领导的觉悟解决问题，并且不具有公开报道对社会产生的预警等作用。

对于受众而言，一方面对调查性报道有着发自内心的渴求，希望了解问题的矛盾之所在，明白“地雷”、“陷阱”之所设，了解更多信息，以便在社会生活中少吃亏，同时满足窥视秘密和内幕的欲望；另一方面过多地接触负面报道，往往又会产生对社会生活的厌恶，形成心理的不平衡甚至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

还有一些揭露具有普适性问题调查性报道，可能会揭到大众内心深处的伤疤，而刺痛大部分人的心。

调查性报道，是一柄不折不扣的双刃剑！它在矛盾中产生，在矛盾中成长，
本身也是一个矛盾。

没有矛盾，就没有调查性新闻。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知，调查性新闻以公平正义为其诉求，它以揭露黑暗和舆论监督为手段，力求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社会良性发展，其本质是革命的。

无论党和政府、社会还是人民对调查性新闻都有着强烈的需求，其革命性赋予了它强大的生命力。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在强调调查性新闻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决不能忽略了它消极的一面。

只要站在立场客观公正的，坚持帮忙而不添乱的原则，在揭露问题的同时，加强舆论引导，我们坚信，调查性新闻是大有可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