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家》与《寒夜》(重庆电大张万仪)

第10章巴金的《家》与《寒夜》（重庆电大张万仪）
同学们好!我们今天讲巴金的《家》与《寒夜》。

大家知道，巴金是一个创作力旺盛而多产的作家。

《家》与《寒夜》是巴金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也是巴金小说创作的两座高峰。

今天，我们一起来解读这两部作品。

我们主要讨论几个问题：
一．为什么《家》的影响最大，而《寒夜》则被看作是巴金最有艺术魅力的小说？
在文学史上，《家》与《寒夜》是两部风格不同的作品。

一般而言，在巴金的小说中，《家》的影响最大，而《寒夜》则被看作最有巴金小说中内涵最丰富，最具艺术魅力的小说。

这是为什么？
1.《家》是时代的激流,是青春的象征。

《家》最早在报纸上连载时候的书名是《激流》，后来出书的时候,“激流”则成了“三部曲”的名字。

显而易见，在创作中“激流”是作者一再要表达的重要主题。

什么是激流？江水从上到下奔腾而来，那种气势磅礴的冲击力就是激流。

在“激流三部曲”中，我们可以把这股冲击力看成青春的象征，这是《家》的最主要的东西。

它创作于30年代初，作者当时仅28岁，《家》是以巴金所出身的封建大家庭为蓝本而创作的。

其中家族最高统治者高老太爷、善良软弱的长孙大哥觉新、二哥觉民、三哥觉慧等主要人物都几乎实有其人。

在巴金出生的李氏家族中，有将近二十位长辈，三十位以上兄弟姐妹，四五十个仆人。

巴金在这个压抑的，虚伪腐败的大家族中生活了十九年。

正因对封建家庭的压迫伤害忍无可忍，巴金才在19岁的年纪愤然远行。

《家》描写了一个正在崩溃的封建大家庭。

在高老太爷统治下，这个四世同堂家庭内部充满着虚伪和罪恶，各种矛盾在潜滋暗长，逐步激化。

就在这一背景下，作品描写了高氏三兄弟的恋爱故事。

其中高觉慧与婢女鸣凤构成了第一个悲剧事件。

觉慧爱恋着鸣凤，而鸣凤被高老太爷送给老乡绅冯乐山做妾。

鸣凤抗拒主人的逼迫，投湖自尽；高觉新与钱梅芬及瑞珏构成了另两个悲剧事件。

觉新与梅芬是一对情侣，但父辈却用“抓阄”的方法，给他娶了妻子瑞珏。

梅芬另嫁他人后忧郁而死，瑞珏在家族的“血光之灾”的倾扎下难产而死。

这几个悲剧事件虽然原因各异，但在一个基本点上却是共同的：她们都为追求幸福的爱情而和封建礼教及封建专制制度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而导致了她们的悲剧命运，特别是，她们的不幸都与高老太爷直接间接地相联系着。

鸣凤的故事在全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她的死激化了家庭内部的矛盾，直接唤醒了它的第一个叛逆者((高觉慧。

鸣凤的死与觉慧的叛逆标志着这个家族已走向盛极而衰的转折点。

在觉慧的直接影响帮助下，高觉民起而逃婚抗命，并取得了胜利，从而进一步暴露了封建专制主义色厉内荏的虚弱本质。

随着全家至高无上的“君主”((高老太爷的死亡，各种腐朽的东西统统明朗化、公开化了，原先隐匿着的各种矛盾冲突统统爆发出来。

于是，一方面是蛀虫般地对高家的腐蚀，另一方面是以觉慧、觉民为代表的对高家封建统治的公然反抗，它们都在同时加速地进行着，并构成了两把各自向着相反方向撕裂的钳子，把高家温情脉脉的情感纱幕撕得粉碎。

《家》的巨大成功，有力地实现了作者原初的写作意图。

“我要反抗这个命
运”，“我所憎恨的并不是个人，而是制度”，“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J'accuse(我控诉)”！
从以上的分析可见：巴金创作的《家》有雄厚的生活基础，找到了自己感同身受而又最能打动同代青年的题材和主人公。

与“五四”以后同类题材的作品相比思想上显得更深刻。

它不再是那种人们熟悉的自由恋爱和反抗礼教的故事，它的矛头不仅针对旧礼教，而且更集中指向作为封建统治核心的专制主义；它的意义也不止是主张自由恋爱，而是号召青年反抗封建专制，投入社会革命洪流。

因此《家》在三四十年代产生了积极而巨大的影响，这与他的批判性的激进主题是分不开的。

而觉慧也成为最能打动青年的新的形象，作家在觉慧身上寄托这对青春的赞美和生活的信念。

因此，《家》是现代文学中最畅销的作品之一。

多次再版，还先后3 次被改编在电影，此外还被改编称话剧、越剧、电视剧和舞剧等。

2.那么，《寒夜》为什么是巴金小说中内涵最丰富，最具艺术魅力的小说呢？
如果说《家》是时代的激流，《寒夜》则是悲怆的哭诉。

《家》是青春的赞歌，《寒夜》则是中年的沉稳；《家》是热情奔放的抒情咏叹，《寒夜》则是冷静的人生世相的揭示。

《寒夜》是巴金于1944年开始创作，最终发表于1946年底。

是巴金创作生涯中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最能代表巴金后期创作风格和水平。

和巴金以往创作的小说不同的是，《寒夜》的构思原型不是来自自己的生活经历，他是在新婚后不久仍沉浸于甜蜜的幸福之时，纯粹靠想象构思了一个家庭破裂的辛酸故事。

但是，作品中的人物、生活和环境、细节，都是作者天天接触、极为熟悉的。

巴金这样说过：汪文宣并不是真实的人，然而我总觉得他是我极熟的朋友。

在过去我天天看见他，处处看见他。

《寒夜》依然写了一个走向崩溃的家，但这已经不是封建末世的大家庭，而是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新型家庭。

汪文宣和曾树生是一对大学教育系毕业的夫妇，年轻时他们曾编织过许多美好理想，希望能用自己的知识办一所理想的中学,做点有益于国家民族的事情。

日本侵略者的入侵使他们的理想破灭，频于生活困境，他们的理想、性格、心理状态发生了巨大的扭曲。

文宣患了肺病，挣扎在一家官商合办的图书公司做校对，在艰难的生活中消退了锐气，变成了一个善良、胆小、软弱的小公务员。

他卑微的愿望不过是挣一碗饭吃，一家子能平安和睦地生活下去；曾在一家银行任职，其实不过是当花瓶式的秘书，他们必须应付着感情和经济两方面的压力，这种贫困以及心理的沉重负担给家庭带来了严重的危机。

汪的母亲为逃避战难来到重庆，加入了他们的家庭。

婆媳不合使原来潜在的感情矛盾进一步复杂化。

汪母挚爱儿子嫌恶媳妇，充满活力的曾树生爱怜丈夫，赡养全家，但又不能忍受婆母的埋怨和刺伤，也不甘心和这个灰色的家庭一起沉沦、毁灭。

尽管文宣挚爱妻子和母亲，用委屈自己来换取母亲和妻子的和解，维系这个频临破碎的家。

但他的卑琐、平庸已经使他不具有这个能力。

他无力抵抗社会对他的经济的、精神的压迫，终于肺部烂了、喉咙哑了。

正在这时，曾树生则因忍受不了生活的各种煎熬，在银行经理的胁迫下去了兰州。

在抗战胜利之际，汪文宣病重吐血而亡。

待到曾树生从兰州回到重庆时，旧居已换了新的主人，婆婆与孩子也不知去向。

这样，汪曾二人不但未能实现年轻时的梦想,连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家也终于破亡。

这个寒气萧煞的悲剧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重庆，汪家三人的故事其实是那个时代人们常见的凡人小事，汪曾二人的悲剧，是处于黑暗现实中而又追求个性解放的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上被摧残，肉体上被吞噬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

一切的贫困、失业、疾病都与完恶的战争和黑暗的社会分不开。

作者真实地加以揭示，揭露了病态社会的黑暗腐败，为那些在黑暗中挣扎的小人物喊出了痛苦的呼声。

正如教材所言，《寒夜》延续了巴金关于社会批
判的主题，以极大的同情笔调来写汪文宣和曾树生的，他一再声言他控诉的是制度，而不是其中的人。

那么，同样是家庭题材，《家》和《寒夜》有何不同呢？
巴金在《寒夜》里，改变了早期的家庭题材创作的模式，他没有把家庭斗争简单地化成两代的斗争，或者新旧思想的冲突，他写出了三个小人物的复杂心理，对汪、曾、以及汪母进行了冷静细致的病理刻画。

并把这种描写上升为现代文化冲突与变迁下的某种普遍心态的概括。

作品围绕着“汪家”这个点，主要通过汪文宣、曾树生和汪母的活动和感受，广泛地展现了那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

作品以人物心灵的内在冲突来折射外在的现实生活与人的生存愿望的失衡状态。

因此，《寒夜》卓绝的刻画了人性。

表现出现实主义的深刻性，成为巴金最有艺术魅力的小说。

《寒夜》更富有精神探索的主旨，在这一点上，往往被人们所忽略。

教材指出：《寒夜》这部小说因阴郁而被冷落，直到80年代前后，它的价值才被发现和承认。

下面，将继续上面的话题，主要精神探索方面来探讨《家》与《寒夜》。

而最能表现这层面的是《家》中的觉新和《寒夜》中的汪文宣。

他们是中国式的“多余人”典型。

二、从高觉新到汪文宣：中国式的“多余人”典型
何谓多余人？
“多余人”一词源自19世纪的俄罗斯文坛，是对当时一种文学典他们属于贵族知识分子，但既不满足于自己的上流社会，又不能跳出这种生活的小圈子与人民结合，所以在他人看来就成了社会上“多余”的人。

如俄罗斯文学中的奥涅金（《叶甫盖尼·奥涅金》）、毕巧林（《当代英雄》）、罗亭（《罗亭》）、别里托夫（《谁之罪》）、奥勃洛摩夫（《奥勃洛摩夫》）…这些“多余人”形象，给我们提供了关于“多余人”概念最早的理论范畴：“幻灭”、“无为”、行动与思想往往相悖、或无力同步而呈现出个体的矛盾逆反状态。

“多余人”从字面上讲是“生则于世无补，死亦于世无损”的形象，他们从思想到行为都都是社会的“零余者”。

“多余人”并不是孤立的固态形象。

在巴金小说的某些人物形象身上，我们不时读出历史的影子：十九世纪俄罗斯“多余人”的游魂。

但是，巴金小说中的多余人不是俄罗斯社会的贵族知识分子，而是受过“五四”洗礼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1.《家》中的觉新是一个能清醒认识到自己的悲剧命运却又又无力改变自己命运的“多余人”，是封建家庭和旧礼教毒害下人格分裂的悲剧典型。

《家》于1931年在《时报》开始连载时，篇名为《激流》，在写作过程中，巴金的大哥李尧枚因投机生意失败而自杀了。

在巴金的记忆中，大哥是旧制度下的牺牲者。

在听到噩耗的那天晚上，他辗转难眠，决定调整《家》的结构，把大哥作为主要人物原形来写，如果不是他的大哥去世，《家》可能是另外一副面目。

因为小说到第六章时觉新才出现，前面五章都没有写到他大哥。

前面五章写的是觉慧和他的二哥觉民，和觉民的女朋友琴，还有个小丫头鸣凤。

其实第一卷《家》里的主角还不完全是觉新，它的真正主角应该是觉慧，但是《春》和《秋》的主人公就是觉新。

特别是《秋》，主人公完全是觉新了。

觉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艺术典型，是涵盖量非常大的一种性格。

巴金写了一个非常软弱的、非常屈辱的人，他是清醒地软弱着。

什么叫清醒地软弱着?清醒的反义词是“糊涂”，我们中国人大多数都是糊涂地软弱着。

而觉新不是这样的。

他是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熏陶出来的。

他当时就买了很多《新青年》杂志，这就跟巴金的大哥情况一样。

巴金的新思潮都是看了他大哥买的书后培养起来的，如果说巴金思想成长的话，那他大哥是个很重要的人物。

一直到巴金离开成都，从事社会运动，到法国去，所有的经济资助全部来自他哥哥。

他大哥是个思想很开阔的人。

小说里觉慧则是个
很大胆的人，什么都不怕，整天敢和家长对抗的人。

可是他对抗完了并没有胜利，而是他大哥出去给他收拾残局。

最后倒霉的还是他大哥，给人家赔不是、打招呼都是他大哥。

大哥打完招呼，他还不原谅他大哥，说大哥软弱没用。

这就构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关系。

在这种关系当中，他大哥承担着什么样的责任。

他大哥不能像两个弟弟那样要逃走就逃走，因为他自己是这个大家庭里最重要的角色。

四世同堂的长孙地位
在传统的中国家庭里，家里的权力是传给大儿子的，大儿子死了就传给大孙子。

觉新母亲死了，接着父亲也死了，大哥处在长房长孙的地位。

义不容辞的家庭责任
所以觉新中学刚刚毕业还没来得及出国，就让他回来结婚。

从旧时代来看，一结婚就长大了，因为有家庭了，有责任了，“自愿的把担子在爹的肩膀上接过来的”，“尽孝”的主导思想
“孝”是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一个核心。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无条件服从长辈的意志成了“尽孝”的代名词。

因此，对大家庭内部的倾轧，压迫，觉新处处逆来顺受，构成了小说中的一条主线索。

> 屈从抓阄式的婚姻，扼杀与梅的爱情。

——这是他第一次向封建制度妥协。

觉新和梅表妹是一对情侣，但长辈用抓阄的方法为他定了亲。

觉新听从了父亲的安排，没有说过一句反抗的话，他顺从了父亲的意志，没有怨言。

可是在心里他却为着自己痛哭，为着他所爱的少女痛哭。

> 屈从父亲的安排而辍学——这是他第二次向封建制度妥协。

觉新曾有过上大学出国深造做化学工程师的理想，但中学毕业后又屈从父亲的安排而辍学，承担起管理这座四世同堂五房合居的大公馆的沉重担子，使自己的理想化为泡影。

他到了西蜀实业公司。

这样在十九岁的年纪他便走进社会了。

后来他结了婚，妻子非常体贴他，于是他忘记了过去的美妙的幻梦，忘记了梅，忘记了他的前程。

> 双重煎熬下的“作揖主义”、“无抵抗主义”。

不久五四运动发生了，他受到新思想的影响，经常与他的两个弟弟讨论各种问题。

他又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又顺应着旧的生活秩序生活下去。

他也就只能按照原先的生活方式，一方面要讨好他的长辈，另一方面又要照顾他的弟妹们，即便他们批评他，他也忍受，他用“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来麻醉自己的头脑，尽管他内心很痛苦。

> 对长辈的妥协退让
而更多的妥协退让还是表现在对待祖父，克明，克安，舅父等长辈的态度上。

他按照祖父的意志，把参加学潮的三第觉慧囚在家里（虽然他知道这是不对的）；他和叔父合谋，把觉民办的报纸赶出了商场（似乎考虑更多的是觉民的安全问题）；得知爷爷让冯乐山给觉民提亲，还劝觉民“顺从爷爷”；商场被烧，他用自己的钱陪了陈姨太等人的股票，却依然被恶言挖苦；
就连在给病人请医生的问题上，虽然他知道西医要好点，可还是一次次顺从地请了无知的中医，以至于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年轻的生命渐渐消逝。

> 新旧矛盾中的孤独和痛苦
觉新在新与旧矛盾的夹缝中，活得异常的孤独和痛苦。

觉新由孤独痛苦引起了精神恍惚，他常常借酒浇愁，常常坐思半夜，别人看到觉新总是优郁的目光，痛苦的表情。

对于弟弟们的责难，觉新只有苦笑。

> 屈从“血光之灾”的说法，瑞珏难产而死——再次向封建制度妥协。

高老太爷去世，瑞珏生产的日子近了。

陈姨太就带着严肃的表情对克明几弟兄正式讲起“血光之灾”来：长辈的灵柩停在家里，家里有人生产，那么产妇的血光就会冲犯到死者身上，死者的身上会冒出很多的血。

唯一的免灾方法就是把产妇迁出公馆去。

迁出公馆还不行，产妇的血光还可以回到公馆来，所以应该迁到城外。

出了城还不行，城门也关不住产妇的血光，必须使产妇过桥。

而且这样办也不见得就安全，同时还应该在家里用砖筑一个假坟来保护棺木，这样才可以避免“血光之灾”。

高家的长辈要觉新马上照办，他们说祖父的利益超过一切。

这些话对觉新虽然是一个晴天霹雳，但是他和平地接受了。

又觉新再一次地顺从了。

——再次向封建制度妥协。

高家逼迫瑞珏到城外生产，后来瑞珏难产，她叫着觉新，要他进来，可是封建思想和两扇大门却把他关在了外面，瑞珏在屋里面快死了，一直喊“觉新觉新快来”，高觉新就在门口，他拼命地打门，可就是打不开，他始终见不到自己的老婆。

所以巴金说“这个沉重的大门终于把他关在外面”，可是，你想想乡下的一个破草房破门怎么就砸不开?实际上这是个象征。

门当然是能打开的，问题是觉新有没有胆量把它打开。

觉新明白，这两扇小门并没有力量，真正夺去了他的妻子的还是另一种东西，是整个制度，整个礼教，整个迷信。

《家》的结尾，瑞珏惨死的教训，终于是觉新有所醒悟，他痛苦地感到“我们这个家需要一个叛徒”，并表示支持觉慧出走。

顺从长辈，迷信中医：海臣之死（在《春》和《秋》里，觉新的性格继续展现。

海臣成为觉新的唯一精神支柱了，然而死神又向这个幼小无辜的生命伸出了手，这原本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早点请祝医官等西医来看病应该即可），由于觉新一贯的性格和众人的压力，而终没能挽救住觉新最疼爱的人。

麻木封闭，不敢爱：蕙表妹的死觉新遇到了他生命中的第三个女人——蕙表妹。

觉新开始有种封闭的倾向，更为伤感的是这次觉新是看着她一步步地被其陈腐，非人性的舅父（更是被整个旧的社会思想）所吞噬，而且还作了某些不情愿的事，加速了又一幕不幸婚姻苦果的到来。

无需再证明了，觉新从头到尾，从《家》到《秋》，都在内心彻底地叹息着，孤寂着，痛苦着，绝望着。

我们没看到他在外面办公司，谈股票，巴金没有把他的社会职能充分展示出来，而是写他面对封建大家庭的矛盾和困惑,软弱和妥协。

巴金用了各种描写手段写他的性格缺陷：顺从、忍让、委曲求全、小心谨慎，梦想以自己的牺牲换取家庭的和睦、安宁。

高觉新自己说：“我不是青年，我没有青春，我没有幸福，而且也永远也不会有幸福。

” 面对封建恶势力的重重压迫，他一方面悲痛伤感，另一方面又无可奈何，只得逆来顺受，得过且过。

他既成了旧制度的牺牲品，同时又不断充当着旧制度的维护者。

他是一个能清醒认识到自己的悲剧命运却又怯于行动的“多余的人”。

“生则于世无补，死亦于世无损”。

他不是高老太爷那样的伪君子，也没有三叔那样的威严，更不象四叔、五叔那样荒淫，如果他能象高老太爷、三叔之辈那样，他也就不是多余人了。

他更不是觉慧、觉民、琴那样的叛逆者。

2.《寒夜》汪文宣：委曲求全、“好到无用”的小公务员，活在40年代中期的高觉新。

如果说《激流三部曲》中的觉新多少还有此浪漫哀伤的儿女情长或现代时尚的“父子”、“兄弟”冲突，而《寒夜》里的汪文宣就将激情内敛，困在一个普通的小家庭，演译着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凡人小事。

三十四岁的汪文宣，和他的妻子、母亲同住在战时重庆出租房的二楼上。

汪文宣在一家半官方的出版社里当校封。

他有一个十三崴的儿子，在学校里住读。

无论在家人或者同事之间，他都是一个“老好人”。

因为这种懦弱的性格，他唯一调停妻子树生与母亲之间冲突的的办法，就是博取她们的可怜。

深入考察，汪文宣是《家》中高觉新的翻版，或者说《寒夜》中的汪文宣就是活在40年代中期的高觉新。

从《激流二部曲》到《寒夜》，时代发生了巨变。

而觉新和汪文宣人生的前后表现却一脉相承，相反悲剧意味越来越浓重。

《寒夜》故事一开始，是1944年，忠厚、善良的小知识分子汪文宣在深秋的重庆街头，听到解除警的信号后，独自步行回家。

一路上，他不断的想起妻子昨晚突然离家出走的事情。

树生因婆婆迫着要她交出一封看来是情书的信，愤而离家出走了。

文宣的母亲从名门才女成了“二等老妈子”，她反对树生的社交生活；此外，在做婆婆的眼中，文宣和他的妻子，因为没有经过传统的婚姻仪式，不能算是正式夫妻，树生只是他儿子的姘头。

文宣的母亲守寡多年，他对儿子滋生了一种保护性的、充满妒意的母爱，对她儿子所爱的女人采取敌视态度。

树生在听取了丈夫的请求后，于次日回家。

但家庭的纠纷依然不断，在残酷环境下，文宣的性格更加脆弱与卑琐。

就汪文宣这个形象而言,他具备一个小知识分子的典型性格:心地善良、爱护家人而又胆小怕事、懦弱老好。

家庭内部婆媳之间的争吵也使他极为苦恼,他既理解曾树生,又要体贴母亲。

一方面他看到树生和他生活在一起确实无幸福可言,当她为是否去兰州而犹豫时,他甘愿牺牲自己,曾树生从兰州写信提出分手,他也同意了,就是在他病危将死时,也不愿让曾树生知道。

另一方面,他虽知道母亲心胸偏狭,但是母亲一手把他拉扯大,送他上了大学,现在却不能靠他养老,反倒自己要靠母亲为他操持家务,特别是当他病倒在床时,母亲给他喂饭、伺候大小便,做着连二等老妈子都不愿干的事情,心理非常难受。

在母亲面前,他不但要做孝顺儿子,也还要挣一家之主的面子,他无法调停婆媳之间的矛盾，弄得两面不讨好,更加重了其心理负担。

在公司里，他显得懦弱老好、忍辱偷安。

周主任、吴科长之流连文章都做不通,他觉得不该怕他们,可周阴冷的表情,吴严厉的目光,总使他毛骨悚然。

时局紧张,大家都无心上班,上司就逼他加倍地工作,他受了欺负,内心十分不平,感到极不公道,可是,他哼都不哼一声,连愤怒的表情都没有,只是温和地点点头,就承担下来了。

因为咳嗽,他到痰盂吐过两次,吴科长不高兴,只是哼了一声,他再也不敢去第三次了,只好往肚里咽。

工作上的屈辱郁积在心里,家庭生活矛盾摆在他面前,他都无力解决,只好过一天算一天,敷衍消沉,听天由命,当婆媳争吵时,他总是说,都是我不好,是我没用,使你们受苦。

他知道自己是肺结核,但怕花钱,不肯到医院,敷衍着吃些母亲找的庸医给开的牛头不对马嘴的汤药。

“他的家里没有亮光,有的只是灰暗的墙壁和凄凉的气氛,同样,他的生活里也没有光明,没有希望。

”
《寒夜》不同于巴金前期的作品，它不十分注重情节的繁复和展示，更着力于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对凡人小事进行深刻的病理刻画。

大量篇幅用来对汪文宣、曾树生曲折、丰富的深层次心理、欲望、情感的反复揭示。

这样就使作品具有对人性更深刻的发掘：像汪文宣的病态的自卑、嫉妒、表面上的懦弱和内心燃烧的激愤；善良宽容的个性品质和不可驾驭的痴情之间的冲突，与世无争，从不伤害别人的个性和被他人伤害得遍体鳞伤直到死去才发出的不平和悲愤……如果进一步考察，我们会发现这样一种典型的人物在巴金创作中竟是一个重要的系列：这就是中国式的多余人系列。

3.巴金小说中的多余人系列：
巴金1931年写作的几部作品《新生》、《家》、《雾》及后期的《寒夜》中都有一个怯弱、软弱的人物。

在《新生》中，有一个在强大的敌对力量压迫下，沮丧颓唐，沉溺于个人主义的李冷；《雾》中想爱不敢爱的、张惶摇摆，犹疑不断的懦夫周如水。

这个从日本留学回来的青年爱上了少女张若兰。

他对爱情那么渴望、执着、苦恼，但当少女直接、主动向他表示爱情时，他又犹豫起来，怯弱地退却了，他对事业也是说得多做得少，造成他一生无所作为的悲剧。

高觉新、汪文宣等多余人最后除了自杀别无出路。

《家》中，在封建家族压迫下，忍让顺从，吞食苦果的高觉新；《寒夜》中委曲求全、“好到无用”好人汪文宣。

他们活得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