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试论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朱和双
【提要】　法国年鉴学派的特点是坚持同各门社会科学对话与交流,历史人类学的出现就是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家应对人类学挑战的结果。

历史人类学主要用人类学的方法对长时段的集体无意识现象进行研究,由于现存文献对集体无意识现象很难有较详细的记述,因此,它只能借助表象符号系统进行迂回研究。

法国年鉴学派在历史人类学研究领域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从而拓宽了历史学研究的视野。

【关键词】　法国　年鉴学派　历史学　人类学　历史人类学　方法论
在整个20世纪,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在国际史坛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它反映了这一时期历史学发展的趋势。

法国年鉴学派的一大特点是跨学科研究,他们坚持同各门社会科学交流与对话,注意多层次地把握和揭示历史发展的过程。

如果说长时段历史产生于历史学与地理学的结盟、系列史发端于历史学与经济学的联系,那么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的历史人类学(Anthropologie historique)则是历史学应对人类学挑战的结果。

对于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以后的年鉴—新史学派将历史研究引向历史人类学的领域,国内学术界也早有人认识到了这一点①,但很少有人给予较全面的关注。

笔者认为,第三与第四代年鉴派史家的历史人类学转向表明了历史学人类学化的某种趋势,对此转变过程作些回顾与讨论,相信是件极有意义的事情。

一
要想准确地判定历史人类学的出现时间是困难的。

法国一直有着较悠久的民众史研究传统,“如果说卢梭历史思想的基本精神表现在《社会契约论》中……他假设存在一种原始的、前历史的人类社会,因而他也意识到建立历史人类学的可能性”②。

对于那些没有文字的民族,人们就只有在他们的穿着方式、饮食方式中,在他们家庭生活的组织中,在他们的两
张芝联:《漫谈当代法国史学与史学家》,见张芝联:《从高卢到戴高乐》,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06页。

①
②安德烈・比尔吉埃尔:《历史人类学》,载雅克・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姚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31
页。

性关系中,在他们的信仰和仪式中才能找到历史,道德风俗在这里是历史的承担者,因为它们取代了政治制度的地位。

在蒙昧时代的余辉中,一些旅行者、知识渊博的医生或行政人员已于18世纪末期以一种人种学的眼光来观察历史上的社会,特别是他们自己的社会。

勒格
朗・多西便属此列,在其所著《法国私人生活史・致读者》(1782)中有这么一段话:“那些城市
的资产阶级、茅草房中的农民、城堡内的贵族绅士,总之在工作、娱乐着的,和他们的妻小一
起生活着的法国人,这正是史学家们没有向我们介绍的人们。

”①这几行字颇清楚地勾勒出
了已被事件史所忽视而近来又被史学研究日益重视的领域,即研究一个社会或地区的习俗史和生活方式史。

19世纪的朱尔・米什莱(J ules Michelet )是基本通过人种学的方式来间接论述和研究历史现实的,“完整地再现过去”这一计划促使米什莱不但要求描述政治的形式和变迁,而且要描述人民大众的生存条件,他注重用直觉和情感同化的能力来了解一个时代人们的看法和感受方法。

然而他的这种研究方式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史学研究潮流是格格不入的,因为他这种“几乎是神秘的群众主义,由于赋予历史中部分是无意识的重大群众运动以重要意义,轻视大人物和政治制度的作用,从而使实证史学派无法接受,但却受到年鉴学派创立者
们的青睐”②。

在年鉴学派方面,他们也在推行一种群众主义:除显要人物的历史外,也给小
百姓历史一个地位;“在一个遗传继承的社会行为系统之中和一个表面上持久不变的空间环境之内出现过一些诸如改良过采伐技术的一个普通农民,他们是和赢得了一次战役的将军
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历史人物”③。

由于上述这些联系,以致于安德烈・比尔吉埃尔认为:“我
们自年鉴学派形成以来所看到的并不是历史人类学的问世而是它的复兴。

”
④但对于年鉴学派的创始者们来说,以往的日常生活史只是研究经济史和社会史的一种方法,把日常生活史这块招牌翻新一下并不能称之为历史人类学。

日常生活史从使用叙述性的、外在的材料到使用系列性的材料,这个过程本身并没有使它成为历史人类学,而只是向经济、社会史方向演变。

他们主张通过分析市场价格表或什一税帐目来研究农业生产的起伏,通过分析公证文件档案来研究财产分割和家庭遗产的演进,通过教区记录(现代公民身份证的前身)来研究人口运动。

但这些材料只记录着原始信息,并不包含任何看法、任何反映现实的描述。

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史学家们把材料重新分组,如采用统计处理的办法来揭示演进的趋势和逻辑。

“这一研究途径和方式能够导致一种人类学思考的产生,如同人种学家利用他所看到的存在于他自身所处文化与他研究对象所处文化之间的距离,来摆脱他固有的等级观念,以建立他所研究的社会的逻辑系统,史学家也能利用这些原始材料的零散性和未经加工的特点———在显而易见的现实背后———找出能够解释某一情况(所谓一个
时代)或某一演进的机制和逻辑。

”
⑤历史人类学的出现还应归功于18与19世纪之交发展起来的人类学。

由于人类学对人65 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①②③④⑤安德烈・比尔吉埃尔:《历史人类学》,载雅克・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第236—237页。

安德烈・比尔吉埃尔:《历史人类学》,载雅克・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第230页。

安德烈・比尔吉埃尔:《历史人类学》,载雅克・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第235页。

安德烈・比尔吉埃尔:《历史人类学》,载雅克・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第234页。

转引自安德烈・比尔吉埃尔:《历史人类学》,载雅克・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第230页。

类社会观察的独特视角(它既从人类社会普遍活动规律上,又从对具体文化进行田野考察水平上来观察人类社会),由于其很快建立起来的一整套的科学方法(通过具体的田野考察而得来的大量例证,尤其是由具体抽象出一般不可避免地使用的比较方法),它的触角很快地伸进了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

年鉴派史学家们认为,人类学为历史学打开了新的研究领域,为冲破传统史学提供了武器,他们希冀在那些一直被作为政治史、事件史的点缀的风俗、习
惯中找到历史发展的更深刻的动因。

①对于年鉴派史学家们来说,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对各
个不同文化、不同文明发展阶段的人类自然特点(包括人类的婚丧嫁娶、衣食住行及其观念)更具有特别的意义。

作为一派新史学的创立者,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 )不仅有着上承欧洲人文科学传统的良好素养,而且具备继往开来的敏锐目光和革新精神。

他指出,由于缺乏文献记录等原因,我们对中世纪农村社会的认识是有限的、模糊的,而近现代关于农村社会的完整记录以及农村社会中残存的遥远时代的风俗习惯和技术等,构成了一幅农村社会的明晰的图景,为我们研究过去的农村社会提供了基础。

1924年,布洛克出版了《创造奇迹的国王》一书,这是一部将人类学引入历史研究领域的拓荒之作。

该书中所谓的“奇迹”是指中世纪臣民深信国王具有治愈“瘰疬”的神力,患者只要经过国王的抚摸,病会不治而愈。

他应用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从那时的宗教礼仪、风俗时尚以及医疗水平等容易被一般历史学所忽视的史料入手,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角度对这个“奇迹”的产生、发展和消失过程进行了综合的
考察,从而揭示出了当时普遍的社会心态。

②在1937年出版的《封建社会》一书中,布洛克
已触及到了封建社会的信仰—价值系统,其研究角度已趋向于后来的历史人类学。

③因此,
布洛克被法国新史学的重要人物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 off )称为“历史人类学”的创立
者,在此之前,乔治・杜比(G eorges Duby )也有类似的看法。

④令人遗憾的是,从此以后,布洛
克再也没有回到这一历史人类学的研究领域里来。

布洛克所处时代的人类学本身还远未走向成熟,他是在开拓中前进的,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要求布洛克从一般理论推出对一种历史现象的具体解释是不切实际的,布洛克面临的实际上是今天历史人类学遇到的怎样看待原始仪式、民俗信仰、群体举止、偶像崇拜等在历史过程中的演化问题,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地位、作用等问题。

也许,历史人类学的发展能向我们展示在文化极端落后的欧洲中世纪(尤其是早期),科学与迷信、文明与愚昧正像化
学与炼丹术、数学与魔术一样并非我们今天所想象的那样界限分明”⑤。

如果《创造奇迹的
国王》一书对于历史人类学来说仍是一部典型性杰作的话,
“那就不仅要归功于布洛克研究7
5试论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人类学研究①②
③
④
⑤陈彦:《了解法国新史学的一把钥匙———马克・布洛克史学遗产初探》,载史学理论丛书编委会编:《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第299页。

陈彦:《了解法国新史学的一把钥匙———马克・布洛克史学遗产初探》,载史学理论丛书编委会编:《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第290—291页。

姚蒙:《法国年鉴学派》,载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10页。

陈彦:《了解法国新史学的一把钥匙———马克・布洛克史学遗产初探》,载史学理论丛书编委会编:《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第297页。

陈彦:《了解法国新史学的一把钥匙———马克・布洛克史学遗产初探》,载史学理论丛书编委会编:《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96—297页。

的问题本身,还要归功于他研究问题的方式和他为了直接揭示已被埋葬的表达系统所使用
的迂回艺术”①。

同年鉴学派的另一位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 )相比,布洛克开
拓的研究方向愈来愈显示出更加广阔的前景,这不仅在于他首次将人类学方法引入历史研究领域,也在于他在研究社会文化、心态的同时,十分注重历史运动的整体性。

正是这一人类学、社会学方法论在史学上的运用,使得布洛克的方向与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结构主义潮流相结合,从而获得了旺盛的生命力。

二
马克・布洛克的后继,首推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迅猛的有关习俗的研究,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历史人类学。

这类研究的对象虽有所不同,但具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把集体行为及其变更与文化模式联系起来,集体行为体现着文化模式,文化模式赋予集体行为以意
义”②。

早在50年代,由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 évi -Strauss )所领导的社会人类学向历史学家提出了挑战,一些历史学家开始非常认真地阅读人类学家的著作。

通过阅读人类学家的著作,历史学家发现他们也有必要加强对心态和精神世界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发生着的事物的研究,因为列维-施特劳斯的社会人类学主要是研究神话,即非物质的、属于心态的东西,一个社会通过这些因素形成对世界及其自身的表象。

过了不久,一批先锋派的历史学家沿着这个方向走得更远,他们要求和人类学结成紧密联盟。

60年代提出的新口号是:开拓历史人类学。

在这方面,雅克・勒高夫的名字值得一提。

当时的一些历史学家在社、属于精神方面的因素,人种学(在法国,多将英美意义上的人类学称为人种学)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当时在法国风行的人种学传统悠久,其活力得力于一个强大的非洲学学派。

由于非殖民化运动的发展,许多人种志学家被迫放弃了在远方的调查区域而回到本土。

对于人类学家来说,“殖民地的失去,等于调查场地的失去,为了克服这一新的缺乏,人类学界才出现了列维-施特劳斯的宏观理论人类学,这一反功能主义人类学强调社会现实的传统,把思维当成第一性的体系加以探
讨。

”③于是,在法国的一些省内出现了由人类学家、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共同进行的广泛调查。

60年代人种学的发展还和当时法国广大公众对民间艺术和传统表现的极大兴趣相吻合,在那一时期,到处都在兴建博物馆以挽救对地方习俗和正在迅速消亡的法国社会形态的记忆。

因此,一种强大的、普遍的兴趣和从历史中找回自身特性之本源的共同心愿促进了社会人类学的繁荣。

这种社会人类学不再向当代的异国社会发展,而是朝着自己社会的过去发展。

在所有这些运动的综合推动下,历史学家也便“随波逐流”,以人种志学者研究非洲
或大洋洲土著的方式,并带着和他们类似的问题研究18世纪或12世纪人们留下的痕迹。

④85 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①②③④乔治・杜比著:《法国历史研究的最新发展》,马胜利译,载《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1期,第101页。

王铭铭:《想象的异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散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7页。

安德烈・比尔吉埃尔著:《年鉴学派的演变和现状》,许明龙译,载史学理论丛书编委会编:《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第131页。

安德烈・比尔吉埃尔:《历史人类学》,载雅克・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第237页。

但是,历史人类学家并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调查,他们也不能像人类学家那样去选择见证人对其进行提问,而只能去解释数目有限的古籍。

历史人类学家所依据的是大量的信息和由于时间久远而中断、脱漏、破损、模糊以至消失的痕迹。

另外,他们所要观察的人们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祖先。

乔治・杜比指出,虽然“我们和我们的祖先相隔遥远,也有很大差别,但是他们在很多方面和我们相似,因为他们所用的许多词汇、动作以及他们的许多信仰都和我们一样。

与研究对象的这种深刻的相通性,使我们不能和他们拉开必要的距离以
便客观地、不带成见地看待他们生活、思考和信仰的方式”①。

尽管如此,把人类学引入历史
学的这种“探险”却收到了异常丰硕的成果,人们突然看到历史研究的领域向四周无限扩大了。

例如,上面提到的所谓“民间文化”,即长期以来被统治阶级文化摧残、修改和毁灭的文化形式,不断地得到发掘与修复,许多年轻的法国历史学家在1968年激情的推动下不断地投身到这方面的研究中。

人类学确实通过好几种方式对历史学产生了影响,例如,人类学纠正了历史学家固有的种族中心主义,并且证明历史写作并不完全依赖于使用文字档案,也为历史学家研究那些文
字档案很少或者根本没有的有关地区提供了工具。

②人类学家的著作使历史学家对经济有
了另一种解释。

从非洲等地收集的观察结果,促使一些历史学家(尤其是研究古史的)在理解过去生产和交换的作用时,不再依据基于当今经济经验的图解和模式。

“这些观察结果使我们不再如马克・布洛克当年那样,认为货币和贸易在11世纪与在19世纪起着同样的作用。

这些观察结果还使我们认识到,圣路易时期(13世纪)的欧洲农民和今天的黑非洲农民一样,他们都认为超自然力量施行的安宁或恩惠,是和手中的种子或自己的劳动同样有价值和有效的东西。

阅读人种学的著作还使我们认识到,应该参照‘互惠’、‘再分配’等这些当今已不大起作用的概念。

例如,为了弄懂在封建社会里财产和服务是怎样流通的,我们就应该借助赠与和回赠的概念。

我们还认识到,在过去的经济机制中,无偿奉献、赌博、挥霍和节庆占有相当的地位,不应忘记消费者甚至生产者中还包括圣贤或死者,他们虽然看不见,但却无处不在,异常苛刻。

在人种学为我们开辟的新领域中,首先应指出的有家庭、家族和亲属关系。

人种学家和人类学家使我们相信,这些是原始社会整个社会经济组织的核心。

我们由此看到:这些在19世纪以前和在列维—施特劳斯看到的波罗罗人中是否具有相同的重要性?我们从深入研究婚姻(核心结构)史和考查有关资料中获益匪浅。

我们从资料中发现了对世系的记忆和过去的人对其祖先的意识,以及这些记忆和意识是如何保持的,同时还了解
到儿童和妇女在历史上的社会地位。

”
③在人类学的影响下,法国出现了一股研究私生活史的热潮,这股热潮在整个欧洲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这方面,历史学家力图闯进私生活这个封闭的、国家权力不能介入的空间,发现私生活“围墙内”的东西。

“我们前辈所使用的史料不能清楚地反映私生活,我们必须求助于其他信息手段。

近来法国史学界兴起了一股妇女史热,这一活动为什么会产生并9
5试论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人类学研究①②③乔治・杜比:《法国历史研究的最新发展》,载《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1期,第102页。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80页。

乔治・杜比:《法国历史研究的最新发展》,载《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1期,第102页。

取得成功呢?因为本世纪发生的改变男女之间关系的革命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重大、最彻底的一场革命。

与之相比,我们平时所称的那些革命只能看作是微不足道的痉挛。

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从长时段观察这种关系在此之前的状况。

然而,我们的社会史研究之所以最后发展到探讨妇女地位,这也受从易到难、从浅到深的规律所支配的。

因为妇女史研究的风险极大,有关的资料很少,且多为间接证据。

近期以来,从未有妇女直接自我表述的资料,她们的任何话语也没有保存下来,我们甚至只能通过当时男人的眼睛才能看到她们。

因此,历史学家所能得到的只能是一种形象,一种过去男人对女人描绘的形象,他们应该努力猜出这
些形象后面的东西。

”①尽管历史人类学家在探索中所提出的问题要比解决的为多,然而这
种探索是非常有益的,它的发展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必然的。

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学力图成为全面的、整体的史学。

法国年鉴派史学家们最先通过经济来研究社会,后来又转向心态,最后则投身于人类学派从而获益匪浅。

三
1968年,费尔南・布罗代尔辞去了《年鉴》杂志主编的职务,把它交给安德烈・比尔吉埃尔、马克・费罗(Marc Ferro )、雅克・勒高夫、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 )和雅克・勒维尔(Jacques Revel )等组成的新班子,年鉴派发展至第三代,其学术思想更加开放与活跃。

“老一辈的年鉴派学者对非西方和不发达国家历史的兴趣现在继续存在,
并和一种有关原始文化的新型人类学结合起来。

”②一些著名的结构主义者(如列维-施特
劳斯)在哲学、符号学、人类学等方面的研究,对年鉴学派第三代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进入20世纪70年代,“历史人类学”的名称也出现了,从此历史人类学就成为当代法国史学研究的主流之一。

雅克・勒高夫指出,冉-皮埃尔・韦尔南(Jean -Pierre Vernant )曾开辟了一个研究方向即历史人类学,“本人是步其后尘并以他为典范的。

在我看来,一位探索哲学、古希腊文化和心理学的大学者和一位史学家相聚在同一面旗帜周围,显示出跨学科研究之花
在全国科研中心这块特惠园地上竟相开放”③。

“近年史学与人种学(也译作民族学)、社会
人类学的关系促使安德烈・比尔吉埃尔写出了《历史人类学》一文,这篇文章确切地说是为了表述对历史中的结构层次的研究,这些研究在心态领域获得了特别巨大的进展。

这一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即涉及了如摄食方式、性、疾病、信仰、家庭等方面,又涉及到原来意义上的心
态,即一个社会在特定时代中所具有的共同的‘群体无意识’的显现。

”
④历史人类学对长时段的集体无意识现象进行研究。

何谓集体无意识?菲力普・阿里埃斯(Philippe Ari ès )指出:集体的,是指某个时刻整个社会人人都会有的;没有意识,是说有的东西很少或丝毫未曾被当时的人们所意识,因为这些东西是理所当然的,是自然的永恒内容06 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①②③④参见雅克・勒高夫为《新史学》中译本所作的序,载雅克・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第3页。

雅克・勒高夫:《关于史学的若干问题》,刘文立译,载《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4期,第94页。

乔治・伊格尔斯著:《欧洲史学新方向》,赵世玲、赵世瑜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79页。

乔治・杜比:《法国历史研究的最新发展》,载《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1期,第103页。

的一部分,是被人接受了的或虚无缥缈的观念,是一些老生常谈、礼仪和道德规范、要遵守的
惯例或禁条、公认的必须采用的或不准使用的感情和幻想的表达方式。

①法国当代著名的
社会人类学家С.史茄斯认为,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区别并不在于主题、目的或研究方法,“它们只是差在选取的背景:历史学是从社会活动的意识表现方面处理材料,而人类学则透过无意识基础的考察而进行研究”,对此,史茄斯进一步解释道:“就我们自己的社会来说,如饮食习惯、社交礼节、服装款式,以及其他伦理、政治、宗教各方面的态度,虽是任何人都能够细心观察得到的,但对其真正的起源和功能,则大多未经认真的研究。

我们只是遵守着旧俗,非礼勿动、非礼勿思,而惟恐稍有违越。

但凡此多出于惰性,而非有意识地维护确有其功能的
习惯”。

②由于无意识行为已深深地积淀和植根于特定的文化—心态结构之中,成为影响甚至支配个人和集体活动以及历史发展进程的强大的历史惰性力量,因此以其为研究对象的历史人类学也被标榜为“深层的历史学”。

应该说,历史人类学的做法比常规历史研究要困难得多,它需要历史学家具备更多的睿智与机敏,往往能从常人司空见惯、熟视无睹的大量日常重复出现的现象中捕捉其隐含的象征意义。

人类学往往是从特定社会、文化的背景出发去研究其他社会、文化的,重点在发掘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之间的差异性。

年鉴学派虽然专心于本国历史的研究,但重视时间、空间和社会差异性的传统并未改变。

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是比较性的,研究的对象也仅仅限于某一社会、文化中最本质、最一般的层次。

由于主要依靠非文字材料重建逝去的人类生活,因此,历史人类学必须在研究方法上大胆创新。

历史人类学往往要借助表象符号系统进行迂回研究,由于研究者缺乏人类认识自我的明确而系统的理性或意识可资利用,因此只能借助表象符号系统去进行迂回认识。

历史人类学对于生理习惯、行为习惯、饮食习惯、感情习惯、心态习惯的研究,都反映着这个世界的表象系统,这一系统在深层使上述这些态度行为与法律、宗教、哲学或科学思想等最精心构建的知识框架都相联结。

这些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和见证,它们浸透着文化的个性,是代表文化内涵的密码。

破解了这些密码,无疑就真正把握和洞悉了文化的特质。

历史人类学更多的是一种研究方法,它不但将人类学的方法引进历史研究,而且像肖像学、碑铭学、语义学、符号学、计量学等方法在这个领域中也被广泛运用。

第三代年鉴派史学家们认为,这个领域不能借助抽象概念进行研究,现有文献材料有关大众文化的记述又凤毛麟角、挂一漏万,根本不能满足史学家的渴求。

因此,研究者只能通过细致全面地考察物质世界来间接地把握认识对象,故而他们要尽可能地收集一切可以利用的材料:文字的或实物
的。

③“历史人类学虽然严密性略逊一筹,却更具有将现实存在的各方面联系起来的能力。

”④因此,正如同50年代兴起的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一样,历史人类学领域采用了大量的新方法并吸引了很多新的研究课题。

1
6试论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人类学研究①②
③④安德烈・比尔吉埃尔:《年鉴派史学的演进与现状》,载史学理论丛书编委会编:《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第128页。

徐浩、侯建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3页。

С.史茄斯著:《论史学与人类学》,杨希枚译,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4期,第27页。

菲力普・阿里埃斯:《心态史学》,载雅克・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第1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