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带来的健康问题

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带来的健康问题
作者：毛晓钰
来源：《科学文化评论》2018年第02期
摘要 19世纪，英国最早走上工业化、城市化、近代化道路，也率先尝到了诸多因民众健康问题带来的苦果。

健康问题的背后隐藏着人类身体、疾病与社会之间复杂的关系。

通过对19世纪英国的个体生存境况的关注，探索了部分疾病在此时集中爆发并酿成大规模健康问题的社会性原因。

在医学视角下，健康问题的解决要晚于医疗技术的提升，不仅如此，健康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乡、国际间的人口迁移。

对个体生存境况的医学视角解读，是一种对工业革命的形象及影响添砖加瓦式的有益探索。

关键词英国工业革命健康问题疾病
一引言
19世纪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的壮举。

加上那个时代“追求财富”的社会风气以及“自由放任”的政策走向，浩浩荡荡的工业化浪潮后来席卷了地球上的大多数版图。

尽管英国此时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但其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和谐、自洽的，而是充满了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人们并不是直接与环境进行互动，他们被社会组织起来，以舆论或者武力作为后盾，然后再与环境进行接触，而这种舆论、武力背后物质资源的可获得性则是不均衡的”（[1]，页85）。

为照顾某一阶层而展开的社会变迁对于另一个阶层来说可能有害，本文从个体角度出发，从工业革命时期那种“束之高阁”的城市化、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宏伟形象之外，“见微知著”地观察其中的日常生活危机，并指出19世纪健康危机的社会性根源。

为了更好解答这个问题，本文在阐释这段历史时，受到了批判医学人类学的理论启发。

批判医学人类学借助于政治经济的视角来分析社会中医疗健康所存在的问题。

疾病与健康，都应该是有韧性的概念，需要放在更加宽泛的社会文化领域进行理解与批判。

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人口激增、医疗卫生体系缺乏、工业污染、住房紧张、营养不良都会使人们身体与精神上得病（[2]，页4）。

一言以蔽之，将健康问题置于政治经济的背景下，并不是忽略健康本身，而是为了更加全面地考量健康、疾病与文化、社会之间的关系。

二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社会生存状况
工业化解除了技术革新和经济增长的约束，也破除了社会根本性变化进程的限制，人们从乡村涌入城市，增加了城市中低收入工厂工人的数量（[3]，页380）。

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英国5万人以上的城市从2个增加到24个，全国1/3的人生活在2万人以上的城市里（[4]，页260）。

至19世纪中叶，英国从中世纪的田园牧歌变成了一个城市国家，进入发达的工业化阶段。

从17—20世纪，英国的国家人口数从490万增长至3090万，人口增长率也占西欧之首（见表1）。

随着人口数量的激增，民众健康问题成为19世纪困扰英国的重要社会问题。

人口死亡率，特别是婴儿死亡率是衡量一个国家国民健康状况的重要标准，这一时期英国的人口死亡率约在15‰—20‰，婴儿死亡率大都在100‰以上（[5]，页45）。

疾病与恶劣的卫生环境息息相关，而生活状况深受工业革命的影响。

即使富人选择把穷人隔离起来，但英国的最高阶层还是难免其害，1861年威尔士亲王重病，十年之后（1871）阿尔伯特王子患伤寒不治身亡。

至于穷人，他们的住宅，“街道通常是没有铺砌过的，坑坑洼洼的，到处是垃圾，没有排水沟，有的只是臭气熏天的死水洼”（[6]，页307）。

在简陋的住宿环境里，最令人作呕的应该就是糟糕的公共卫生系统：“城市里一部分没有下水道，房子附近没有渗水井，也没有厕所，夜里至少有5万人的全部脏东西，即全部垃圾和粪便都要倒进沟里去。

大量晒干的脏东西发出可怕的气体，既难看，又难闻，而且严重损害居民的健康。

”（[6]，页316）工业化的到来，对城市所起的冲击最为明显，新旧观念之间的碰撞也最为激烈，住房、卫生、环境、安全等问题无时不在冲击着传统的城市机构。

在这期间爆发的诸多疾病以及重大公共健康危机，使得人们逐渐认清工业化和城市化所要付出的代价。

三工业浪潮下的社会健康纪实
英国工业革命进程中所带来的诸多健康问题宛如一枚枚炸弹引爆在城市上空，疾病与糟糕卫生状况体现了经济与城市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疾病古已有之，但是却在工业革命时期集中爆发，这种现象是本文接下来要重点讨论的。

实际上，从身体疾病到精神疾病，从社会底层到贵族阶级，所承受的健康问题无一例外都隐匿在社会之中。

1. 污浊的空气与肺结核
肺结核是一种古老的疾病，17世纪才成为流行病，但是到了19世纪，患肺结核的人数却增加了，这其中主要就是社会原因。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现状》中描述：“伦敦特别是伦敦工人区的坏空气，最能助长肺结核的发展。

城市的建筑本来就阻碍通风，呼吸和燃烧时所产生的碳酸气由于比重较大，都滞留在房屋之间，工厂中的人得不到充足的氧气，结果身体萎靡不振。

”（[6]，页381）工业医学的创始人贝纳蒂诺·拉马齐尼曾在《职业病》中论述过粉尘、金属、刺激性化学物对人体造成的危害。

工业革命的时代，工人们的工作环境拥挤而黑暗，“军营似的厂房，高大的烟囱，工厂里的童工，工人的木底鞋和妇女的披巾，就像是工厂生出的鱼卵一样密集”（[7]，页208）。

不仅是工作环境，在工作时长上也增加了结核的发病率，例如在棉纺织厂，这些人不分冬夏，每天14个小时被禁锢在华氏80—84度的高温之中，他们的遭遇甚至连被束缚的黑人也未曾经历过（[7]，页219）。

工业化使得居住在城市贫民窟的工人患上肺结核病十分普遍，而该病的死亡率也十分惊人。

在19世纪末，英格兰和威尔士因患肺结核造成的死亡率达到2.22‰，英国伦敦患儿医院对1420名死亡儿童的尸体进行解剖，有45%的死因是肺结核，而其中80%的来自工人阶层。

一位医生曾描述磨刀工因为工作关系患上肺结核，最后致死：“他们通常是14岁开始工作，再下去，疾病的特征就显现出来了，他们上楼梯时稍微用点力就喘不过气……嗓子变得粗糙而嘶哑，他们高声地咳嗽着，随时咳出大量的灰尘，这些灰尘混在痰里，再过一些时候就会变成吐
血、卧床、水泄，折磨了几个月最终死亡。

”（[8]，页113—114）在伦敦工会1883年的报告中，有1/3的工人都是死于肺结核。

为了满足资本主义的利益最大化，个体的健康状况却逐渐恶化，疾病是社会压迫与剥削所产生的，这种解释与西方生物医学视角下普遍主义的因果性联系不同。

只有在社会得到自由解放之后，这种疾病才能真正得到救治。

2. 生存环境与性病
性病作为一种由性接触传播的感染病，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也逐渐成为一项社会议题。

“工厂里集聚着众多的青年男女，热的空气刺激（一般工厂的平均温度是华氏70—75度，或者更高）与异性接触，肉体情欲引起淫荡的先例——综合所有因素，造成青年人的性早熟。

” （[9]，页255）进一步探究人们腐化堕落的原因，也不难找到环境的影响。

工业革命期间，“经常是几家人合住一间屋子……这种社交与家庭生活的混杂，对道德风尚的不良影响，必须事先予以注意才能彻底理解。

全部性需要和性行为一公开，就顾不上体面，稳重端庄也丧失殆尽了。

”（[9]，页30）罗伊斯顿·派克在赫尔进行调查时，曾采访一位妓女沦落的原因：“她曾经同已婚的姐姐住在一起，同她的姐夫挤在一张床上，因此发生了不成体统的关系，自此以后她就逐渐堕落下去，沦入风尘。

”（[9]，页263）工业革命期间居住都极为拥挤，在彭德尔顿的一个地下室“有三张床、一张床是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另一张床是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儿；第三张床是两个未婚女子”（[9]，页262）。

男女混睡是性病泛滥的外部因素，而工人们本身也逐渐失去了道德约束感。

“一般的工厂里只有男女老少公用的厕所，女孩又怎样保持文雅？或者，梯子又那么高那么陡，爬上爬下的少女们肉体都袒露给下面房间的所有人看；假如少女们搬动东西，需要伸展手臂，肉体袒露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这类情况太普遍了。

”（[9]，页266）在逐渐习惯的过程中，人们也就失去了庄重感，就算有的女性因为自己性方面的放荡而感到羞愧，但是环顾四周看到的人又和自己都一样，慢慢也就释然了这种罪恶感。

在1843年英国济贫协会的证言中，记载着绣花边的女工靠现有工资买不起衣服以外的生活必需品，结果大多数都沦为妓女，只是没有普遍到街上拉客。

大批在工厂干活的少女在失业时被迫卖淫，1833年霍金斯所做的医学报告中记录曼彻斯特妓女收容所的50个妓女中，8人来自工厂。

在1824—1826年，曼彻斯特的非法生育率大约占所有生育率的1/12，但是性道德很难用数字表达出来，后来英国政府也先后颁布过《传染病法》，但是都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救治效果，由性病带来的不孕不育、伦理缺失、婴儿高死亡率等棘手问题，同样需要放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去反思。

3. 原始排污与霍乱
“承载力”是衡量一个群体是否能成功适应特定生态环境并能在其中维持或扩大其规模的指标（[1]，页70）。

霍乱就是典型的由于生态环境系统的崩溃而引发的社会健康危机。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泰晤土河的地位突然重要起来，无论是英国的工业发展还是生活用水，都依赖于泰晤士河，泰晤士河的水质好坏直接影响到英国人民的生存状况。

19世纪，英国的城市人口已超过百万，粪坑的数量也已经达到了二十万之多。

排泄物混合着污水，使得先前的粪坑无法容纳，因此在1815年，城市居民得到许可，将污水排泄管道连接到原本排放雨水的下水道
里。

巨量的排泄物混杂着未经处理的生活废水、工业废水被一起排放到了泰晤士河里，由于缺乏完善的下水道系统，泰晤士河逐渐被污染，这必然会导致重大的公共健康危机。

在英国漫画家约翰·莱齐的讽刺漫画（图1）中揭露出当时泰晤士河的状况：科学家迈克尔·法拉第捏住鼻息，神情无奈地递给泰晤士老爹一张白纸，用来检测河水的不透明度。

河水里漂浮着各种牲畜的尸体，泰晤士河老爹的身上也布满杂草。

在英国艺术家威廉·希斯的讽刺性漫画《怪物汤》（图2）中，一位着装时髦的妇女在观察到泰晤士河水的水滴被放大后里面怪异的杂质后，惊恐地扔下了茶杯①。

漫画生动折射出工业革命给伦敦带来的生存状况危机，不仅是贫民窟的普通工人，就连锦衣华服的上流社会也深受其害。

长期引用高污染的河水作为生活用水，伦敦的厄运接踵而至。

19世纪，伦敦总共爆发了四次大型的霍乱，根据统计，在1831年伦敦爆发第一次霍乱疫情时，共有6336人死亡；1848—1849年间，伦敦有1473名居民死亡；之后是1853—1854年，有10783人死亡。

约翰·斯诺注意到，兰贝斯、南华克斯和沃克斯豪尔水务公司供水地区的死亡率较高。

1849年，他发表了一篇关于霍乱传播模式的文章，其中便提出了水传播疾病的理论（[10]，页207）。

但是当他说服更多人相信他的理论时，却遭到了极大的困难，因为就算是水里含有霍乱病菌，水从表面看起来还是很清澈的。

霍乱肆虐留给人们巨大的阴影，这一疾病凸显城市扩张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人们无奈咀嚼着工业革命的苦果。

1858年爆发在泰晤士河上的“大恶臭”事件，让伦敦居民与议员们都亲身感受到了伦敦需要重新建立下水道。

由见微知著的个人生活习惯带来的社会公共卫生系统的转变，凸显出19世纪健康问题背后的复杂性与社会性。

4. 工厂制度与儿童的非正常死亡
1833年曼彻斯特的雇主进行了一项社会调查，被调查的纺织工人共生育了3166名子女，其中死亡的子女有1244名，占39.5%（[9]，页376）。

但是这里的39.5%很可能会上升到50%甚至更多，因为在接受调查时很多孩子还是婴儿，在他们的儿童时期，面临着更大的死亡危机。

在设菲尔德医院的医学诊断报告中，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甚至占到了506‰。

巨大的死亡率可以部分归因于外部环境，比如女孩从小在工厂里做工，导致盆骨畸形，母亲在临产前依然要在工厂工作致使新生儿虚弱；新生儿得不到母亲的照顾与充足的影响；年轻的母亲们从小缺少医疗知识，甚至是迷信的受害者，有的父母甚至用麻醉剂与鸦片酊安抚哭闹的婴儿（[9]，页377）。

从婴儿时期“死里逃生”的儿童们，必须面临着生存上更大的挑战，在工业革命期间，儿童第一次成为经济构成的重要因素，主要是因为他们手脚灵活能够从事各种各样的机械工作。

但儿童工资更加低廉，“许多煤矿工人喝酒花的钱，等于一个小孩在阴暗的角落当风门看守工一个星期的收入”（[9]，页151）。

在工厂里工作的儿童还会遭到一系列疾病的伤害：皮肤病、近视以及灰尘和绒毛导致的哮喘，机器的轰隆声也会影响他们的听力，工作中扭曲的姿势会让他们留下终身残疾（[11]，页81）。

童工在面对危险时，没有防护能力，不少因为疲倦跌入行进中机器的儿童皮破骨折，或是手脚被轧断，有时还会被当场轧死。

为了不让儿童瞌睡，监工会拿着棍子在车间里转来转去，“有时打他们的头或者捏鼻子，有时给他们一撮鼻烟，或者在他们脸上喷水，有时打他们身子”（[9]，页106）。

在19世纪，农村地区的人身体往往要比城
镇中人好得多，1851—1860年城市地区死亡率要比农村地区高20%，工业城市曼彻斯特的儿童死亡率更是比农村地区高出3倍（[11]，页103）。

如果说疾病的爆发可通过传统生物医学领域的方法解决，那么工厂儿童的非正常死亡应更加直观地指向社会归因。

当一个阶层为另一个阶层的发展而献出自己的健康代价时，批判医学人类学所宣扬的“社会自由的捍卫”就更加关涉受压迫者的状况，更加具有政治取向；他们关注的不仅仅是疾病的解决手段，而是关注疾病的预防与对基层病患等人道主义关怀。

5. 工业社会的“压力”与神经衰弱
处在传统社会与工业社会的变迁时期，神经衰弱成为了一个新的医学标签。

19世纪，神经的能量被认为是有限的，而社会对能量的需求则是无限的，在一个资本主义占主导的时代，“过度劳累、担忧或者缺乏食物休息过后的疲劳和疼痛就是急性精神衰弱的症状”（[12]，页4）。

彼尔德认为神经衰弱根源于“神经力量的枯竭，神经组织的损伤急需修复”；他曾对维多利亚时期的男子形象进行描绘，揭示出“文化人、富人、特别是医生是神经衰弱发病的高危人群……他们往往头疼、易怒、对疾病和工作的恐惧、没胃口、消化不良、战栗”（[12]，页5）。

尽管神经衰弱也有遗传因素，但是经济困难和工作压力，诸如丧亲、家庭困难、忧虑、打击都是主要的致病因素。

在米歇尔笔下，对于维多利亚时期女性所面临的困境使她们进入到一种更加脆弱的生活状态之中，不幸福的婚姻、社会地位的突变、财富的丧失构造出饱受精神疲惫折磨的女性。

神经衰弱带给社会底层民众的是疲惫与疾病，带给上层民众的则是敏感与衰弱。

德林达指出，19世纪受人尊敬的男性和女性，他们痛苦的根源在于要选择安全的职业生涯与明智的婚姻，并积累更多的财富，承担家族荣耀等责任（[12]，页9）。

除此之外，在19世纪，贵族对于庄园的热爱达到了一种“传染病似的狂热”（[13]，页276），全国贵族庄园建筑总面积达到10000英亩。

庄园不仅仅是炫耀财富的手段，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

英国贵族并不像法国贵族那般钟情聚会沙龙，一有机会就会驻留庄园，享受庄园之乐。

静谧的庄园是他们的寄托与依赖，从生到死，庄园始终是他们的留恋之处。

无论上层阶级或下层阶级，神经衰弱都是无法治愈的，症状难以被根除，医患双方都不得不承认，这种疾病就是社会环境所造成的苦果。

四“健康危机”产生的社会影响
1. “健康危机”中的医学滞后性
在医学领域与历史领域，对于健康危机带来的社会影响有着不同的解答。

贫穷救济、失业与乞讨、疾病死亡、环境污染等问题日渐严重，因此，健全的医疗卫生制度如济贫制度、《健康法》《传染病法》《工厂法》《公共卫生法》接连在英国颁布。

医疗卫生与社会健康立法所起到的作用从历史角度看似乎非常重要，但是在医学意义上却并非如此。

不少医学专家都强调，要把医学领域的进步与实际社会效果区别开，从历史角度上看，新知识的获得，意味着新知识的进步；但是从医学的角度上看，这些知识除非带来实际效果，否则就没有实际意义。

在新知识与实际效果之间往往要经历很长时间才能达到转化，后者比前者存在明显的滞后性。

哈
巴卡克认为，抑制流行病显然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疾病真正得到控制也是在工业革命晚期的事；其他医学知识的进步，虽然也有重要的作用，但当时还没有出现。

新建的医院很少且仅限城市；卫生医疗设施虽然进行了重塑，但主要发生在城市里，且仅仅是一小部分人获益（[14]，页458）。

从这一思想出发，不少英国医学领域专家考察了天花、肺结核、霍乱等传染病的实际影响，研究表明，公共卫生条件改善，排水设施建设有效遏制霍乱是在20世纪初。

在此之前，这些疾病和死亡率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

18世纪晚期，医院对于降低死亡率还是有帮助的，但是到了19世纪，人们的生活水平与环境状况并没有太大的改善，再加上这一时期人口激增的压力，对于现有的医疗设施、环境资源都形成了极大的挑战。

不仅如此，在19世纪最后的25年，由于医院人满为患，在医院患上疾病的危险性反而更大了。

住院病人的死亡，往往是因为各种疾病的交叉感染。

2. 健康问题与人口迁移
虽然环境污染自古至今都存在，但是工业时代城市中的每一寸土地都无法从水和空气污染的恶臭中幸免。

19世纪的城市是危险的地区，伴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又出现了人口的大规模迁移。

移民风愈演愈烈，逐渐形成了全球性的，并改变了世界每一个角落，同时也往往造成动荡的后果（[3]，页380）。

在这一时期，人口迁移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从欧洲远渡大西洋，移民至西半球（或向东前往正在扩张的俄罗斯帝国）；二是从欧洲本土的农村迁移至城市。

欧洲人在社会、经济、健康面临诸多困难时，为了逃避危险的工厂、肆虐的疾病、城市的肮脏，往往会选择移民。

欧洲和欧裔美洲人口的数量在18和19世纪迅速增长，从1300万增长至2400万，到20世纪甚至增长到1.45亿。

值得一提的是，不仅仅是人口出现了国际化迁移的状况，麦基翁等人曾提出食物的国际化流通现象。

18、19世纪，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粮食生产大幅增加，以及从美洲大陆进购大量粮食作物，充足的供给满足了英国本土不断增长的人口需要（[14]，页46）。

同时，欧洲绝大多数移民都前往西半球，和他们的后代一起把美洲改造成现代化国家。

除了国际间人口流动，还有数以百万的人口从农村迁移至城市，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变革。

19世纪初，欧洲人口达10万的大城市仅20座，西半球一座没有。

到了20世纪，欧洲和北美洲大城市超过了150座。

有650万人口的伦敦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接下来是420万人口的纽约，330万人口的巴黎和270万人口的柏林（[15]，页879）。

收入的多寡决定了城市生活的舒适和安全程度，富人在新发展的郊区建筑起漂亮的房子，尽可能地与城市保持一定距离，享受宁静的庄园生活。

相反，从农村源源不断涌入的人口在城市中往往沦为贫民，又遭受着社会健康新一轮的考验。

五小结
对于健康问题的讨论，不仅要关注生物性的原因，也要关注社会性的原因。

不少古已有之的疾病在工业革命时期大规模爆发，与此同时，新的健康问题层出不穷。

社会性的原因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带着这样的疑问，本文聚焦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个体生存境况，关注经济快速发展而社会保障相对滞后，给生活于其中的人所带来的冲击与不适。

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形式对各类疾病的影响不能被忽视，身体作为一种复杂的呈现，反映出一系列的社会现状。

此外，在19世纪，英国的社会健康问题并没有随着医疗技术的提升而相应获得解决，相反，医疗水平的实际效果远远落后于科学的进展。

人口激增的压力对于现有的环境资源、医疗设施都造成了极大挑战，甚至在医疗环境下，个体遭受各种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还有所加重。

健康问题也是造成人口迁移的原因之一，为了逃避肆虐的疾病与工业文明的压力，不少欧洲人选择移民海外。

与此同时，也有源源不断的农村人口迁移至城市，在参与工业文明的同时，也遭受新的生存考验。

以历史视角解读工业革命所造成社会影响的同时，也需要借助不同的研究视角进行比对。

这并不是忽略历史的宏大叙事，而是拾起被历史遗落的小石子，铺铸一条更加平实的岁月鎏金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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