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构的雄心到_影响的焦虑_论李劼人的长篇_三部曲_包中华

摘%要：李劼人的长篇“三部曲”显示出其在建构多部联络小说的雄心，他的小说创作在语词、内容和叙事上，既受中国传统叙事的影响，也有法国文学对其的影响。

中西文学的影响显示出李劼人努力获得“影响的焦虑”的写作实践，“三部曲”在场景描绘、命运描摹、心理分析和历史叙事上成就了另一种写实图景。

关键词：李劼人；长篇“三部曲”；影响的焦虑；写实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5)01－0119－07
李劼人在长篇“三部曲”问世之前，已经写了二十多篇短篇小说，他赴法勤工俭学前的短篇小说在语言风格、叙事内容上尚存谴责小说风味，如《盗志》、《做人难》、《续做人难》等，其风格也正如鲁迅摹状谴责小说所说的：“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

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通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

”［1］其赴法后，短篇小说风格渐变，虽有暴露和批判，仍有谴责小说的遗风，但言辞收敛，如《棒的故事》、《好人家》、《对门》等，在写实上渐持不偏不倚的态度，在语词、写实和精神风貌上，法国文学对其影响益深，为他建构系列长篇小说的雄心做了准备。

①
一、建构的雄心
李劼人欲写关于辛亥革命的长篇小说，早有构思。

1930年他辞去成都大学教职时生活窘迫，在《致舒新城》中说：“且欲出其余力，制一长篇小说。

此小说从辛亥年正月写起，到现在为止。

以成都为背景，将此二十年来社会生活及粗浅之变迁，与夫社会思潮之嬗递，一一叙说之，描写之；抉甚原因，以彰其情。

全书告成，大约在百万字以上。

粗分数部，每部自为起讫。

若法国大仲马之所为者。

全书定名《年轮》，第一部已动手写出二万余字矣。

自辛亥年正月起写至反正时止，大约有二十万字上下，今年底可作成。

”［2］辛亥前后，正是社会生活和各种思潮交织演变的时代，社会生活中既有因袭传统的一成不变，也有各种社会思潮
作者简介：包中华（1978－），男，安徽宣城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1级博士研究生，常熟理工学院讲师。

从建构的雄心到“影响的焦虑”
———论李劼人的长篇“三部曲”
包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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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冲突和斗争。

在跌宕起伏的社会和家国变迁中，优秀的作家总是能在想象和虚构中，将一地域风土人情、社会生活、各种思潮的撞击鲜明呈现，而叙事的优劣和艺术水准与其遵循的文学思潮和创作原则并非密切相关。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把李劼人与沈从文、巴金、老舍、茅盾等人列为“中长篇小说七大家”，他们风格迥异，政治倾向、精神气质差异较大，才造就了20世纪30年代中长篇现代小说的发展繁荣期。

李劼人在开始创作系列长篇小说的过程中，几经反复和删改，甚至因生活所迫，创作一度中止。

直至1934年，在《致舒新城》信中说：“家眷不在身边，工余多暇，多年拟作之十部联络小说，已动手弄第一部，拟写十万字。

今已写得五万余字。

”［3］1935年，李劼人又对创作进行删改，又言“去年所作小说，本有数万字，但不满意。

将来删节之下，可得二万字。

自本月七日起，继续补作，计在走时，可得四万字，再以二十日之修饰剪裁抄录，则是在七月底可得一部十万余言之完整小说。

此部小说暂名《微澜》，是我计画联络小说集之第一部。

……且虽是联络小说，但各自有其首尾，分之自为若干部，合之又有一贯之脉络，犹巴尔扎克、佐拉、大仲马等之所为也。

”［4］
新文化运动前，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联络小说”，直至外国文学不断译介到中国，中国现代文学才有了自己的“联络小说”，且多以“三部曲”的形式问世，如茅盾的《蚀》三部曲、“农村三部曲”，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等，无论规模和气度都无法与巴尔扎克、左拉等人相比。

李劼人拟作“十部联络小说”在当时无疑是颇具雄心的，他的文学抱负最初源于生活的窘迫，但是随着写作的深入，加上友人的鼓励，其信心也倍增。

②在多部联络小说的宏大建构上，无论是大仲马的“三部曲”，还是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左拉的《卢贡·马卡尔丛书》，都是其效仿的对象。

文学创作的稿费并不能给他一个安生立命的环境，加上他排斥教职，曾数次拒绝刘大杰对其任职四川大学的邀请，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使得他对金钱的欲望往往比较强烈。

所以，李劼人既想建构如巴尔扎克、左拉的系列长篇小说，也想如大仲马的作品一样拥有大量的读者而风靡于世，文学抱负加上解决生活燃眉之急成为其建构多部联络小说的最大推动力。

然而他为了解决生计四处奔波以及抗日战争的爆发，加上他又偏安成都一隅，对于20世纪30年代论争纷扰的文学界而言，李劼人不仅置身事外，也导致了声音的消泯，其建构十部“联络小说”的雄心最终搁浅。

二、影响的焦虑
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有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在于获得古今中外优秀文学作品的“影响的焦虑＂。

“‘影响—焦虑’是通过对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戏剧、诗歌和散文的阅读而获得或被强加的，与前驱者的关系并不大。

根据后来者的气质和所处环境的差异，这种影响—焦虑感可能被内化，也可能不被内化。

”［5］布鲁姆认为强者可以获得“焦虑”，“影响的焦虑来自一种复杂的强烈误读行为，一种我名之为‘诗的误释’的创造性解读。

”［6］中国明清小说、谴责小说对李劼人的影响在其短篇小说中显露无疑，即使对于他的长篇小说创作而言，在语词、内容和叙事风格上都有明显痕迹。

如其短篇小说的一些词汇，《同情》中的“侵晨”出自于《红楼梦》，《续做人难》中的“篾片”出自于《儒林外史》，《捕盗》中的“开口跳”出自于《官场现形记》，《大防》中的“身裁”出自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即使他的长篇小说《大波》，在描写四川保路运动中各种力量和人物时，也有一段详尽的描写，用“生旦净末丑”登台唱戏来隐喻，与《老残游记》中用“船”象征当时中国的命运，有异曲同工之处。

同时，他的小说创作中，有时也会出现“说书人”的口吻，第二人称的突然出现，表现出叙事者“讲故事”的姿态。

中国传统叙事作品对李劼人文学创作的影响，从短篇小说到长篇小说，一直延续。

但是，李劼人并没有自陷于中国传统叙事的牢笼，他对法国文学的深入学习，使得他获得了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叙事的异质。

他的长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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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曲”所受中国传统叙事和法国文学的影响，也是在“焦虑”的纠葛中完成的。

③
法国勤工俭学的经历，促使他的视野转向法国文学，催生了建构伟大作品的雄心，他力图糅合中西，博采众家之长。

他建构长篇小说的努力，从法国文学影响而言，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有准备的。

1922年，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李劼人著长文《法兰西自然主义以后的小说及其作家》，对“自然主义之崩颓”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

“这般外国文人，虽也是写实派中人物，可是，他们都能把个人的心灵寄予在所著的书中，对于世界万物靡不表露其浓郁的爱情，怜悯的心理；即是对于客观事物的描写，也多半是心理的、诗情的、慈悲的。

他们从社会的机轮上，从心理的现象上，看出人类中很难有十分纯洁的人，都一样的微贱，一样的卑鄙，对于芸芸众生，咸具有一种热烈的同情。

并且在他们作品上都能给予读者一种根本的解答，一种正面的需要。

”［7］李劼人认为，诸如托尔斯泰的新宗教及慈悲主义与易卜生的象征主义等，这些外国文人的写实与法国自然主义的写实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他们写实时有同情、怜悯和慈悲。

李劼人所受外国文学的影响，在最主要的来源上往往被认为是19世纪法国自然主义文学，而他的翻译作品中，非自然主义文学也占据了半壁江山。

④即使翻译了如福楼拜、莫泊桑等作家作品，也不算是纯粹的自然主义文学作品，虽然说这些与他的创作也许并无直接的联系，但至少可见李劼人文学创作在“影响的焦虑”下的复杂性。

耐人寻味的是，李劼人最早翻译的法国文学作品是发表于1922年的莫泊桑的《人心》，它是莫泊桑的最后一部中篇小说，出版于1890年。

胡适评价莫泊桑：“莫氏尝师事文豪佛罗倍尔。

佛罗倍尔者与左喇齐名，以写实主义自然主义风动欧洲者也。

莫氏为文，纯然为自然主义一派。

论者谓自然主义至莫氏而极盛。

极盛之后，难乎为继，故莫氏死而自然主义遂衰竭矣。

其见重于世如此。

”［8］与李劼人同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并参加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李璜，受李劼人之邀为《人心》撰写评论文章《评莫泊桑的小说》，他说：“我的朋友李劼人尤爱读莫泊桑最后的一篇杰作名叫《人心》的。

他并且愿意牺牲许多游山的时候，把这部小说译了出来。

”［9］“法国自然派的文艺到了莫泊桑的工夫可算是登峰造极，继起的人便不能不另寻一条道路。

所以文学批评家法客常叹息有福罗贝尔那样讲究文艺，才能有莫泊桑这样出色的弟子，莫泊桑的文艺太出色，便反而把自然派小说送终了。

”［10］这与胡适的观点不谋而合。

莫泊桑作为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却出现了转变，“我们读《人心》的时候，第一个感觉就是这本书不像自然派小说，已经是心理解析的著作。

因为莫泊桑平日都很限于写情感的外状，这本书独直接的向心灵去求解说。

”［11］李劼人在20世纪30年代重译《人心》时也说：“莫泊桑的笔调本来是清丽的，然而他最后所写的这部中篇小说《人心》，却风格一转，累赘的字句异常之多，抽象的写法也异常着重，不好读不好译在此，而读过了觉得余味不尽的也在此。

”［12］李劼人对《人心》的喜爱和关注，表现在短篇小说、长篇“三部曲”中的一些心理分析，也许足以证明莫泊桑的《人心》对其的影响。

即使如此，李劼人的长篇“三部曲”仍然摆脱不了自然主义的痕迹，诸如不带情感的客观写实，甚至在进行性格分析和描述家庭遗传影响时仍有表现。

他对场景的精细刻画、人物的心理剖析，以及进行历史叙事时的方式和态度，都表明其为获得“影响的焦虑”的努力。

他学习法国文学试图摆脱谴责小说写实时锋芒尽露的情绪，又试图从中国传统叙事和法兰西以外的文学创作中，寻找反叛自然主义写实风格的途径，不时流露出他的同情、怜悯和慈悲。

李劼人是否作为强者获得了“影响的焦虑”，有待更多的阐释和论证，但至少必须承认，他的长篇“三部曲”在中西文学影响下的创作实践中，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

三、另一种写实图景
建构的雄心和“影响的焦虑”，促使李劼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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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三部曲”创作时成就了另一种写实图景。

他在场景描绘、命运描摹、心理分析和历史叙事等方面，展现了复杂的写实图景。

（一）漫谈式的场景描绘。

李劼人在长篇“三部曲”中所营构的各种场景，虽然无法与巴尔扎克的“风俗研究”相媲美，却也尽力呈现了时代风尚。

“作者的规模之宏大已经相当地足以惊人，而各个时代的主流及其递嬗，地方上的风土气韵，各个阶层的人物之生活样式，心理状态，言语口吻，无论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亏他研究得那样透辟，描写得那样自然。

”［13］李劼人对场景描绘往往呈现漫谈的特点，悠然叙述，偏离故事情节，甚至完全可以从小说中分离出来独立成篇。

长篇“三部曲”总是在一种悠长缓慢的时空氛围中展开叙述，时空氛围的精细营造从一开始就奠定了小说客观写实的基调。

如《暴风雨前》的开端，“太平的成都城，老实说来，从李短褡褡、蓝大顺造反，以及石达开被土司所卖，捆绑在绿呢四人官轿中，抬到科甲巷口四大监门前杀头以后，就是庚子年八国联军进北京，第二年余蛮子在川北起事，其耸动人心的程度，恐怕都不及这次事变的大罢？”［14］看似要叙述一个大事变，笔调一转说得却是郝公馆的下人们在笑骂之中谈论红灯教进城的事情。

在历史记忆中，引出郝公馆中的人物和其他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历史包袱中抖落出真实的人生。

再如《大波》开篇，“依据太阴历算来，是五月中旬的一天。

成都的平原气候，向来是有次序的，春夏秋冬，从不紊乱。

只管有这句成语‘吃了五月粽，才把棉衣送’，而往往在吃粽这天，已够穿绸单衫的了。

何况现又在送棉衣之后十来天，挥扇看戏，岂非当然？”［15］紧接着浓墨重笔地描绘在东玉龙街的清音西园观看灯影戏的情景。

这种散文化的开篇，若分离出来，也能独立成章。

李劼人的客观写实，没有沉重的历史感，也没有叙述的累赘感，原因在于他在轻松和自然的氛围中，铺陈中国传统文化的余味，含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

他在小说情节发展中，插入的对人物、风俗、环境等的客观写实，其写实的细腻和熟稔总能让人置身其中，暂时忘记前后连贯的故事情节，看似冗长细致的描绘，极好地体现出李劼人对社会、风俗和人物的把握，显得恰如其分。

如《死水微澜》中对天回镇的描绘，平静的跨越时空呈现出浓郁的历史文化氛围，对天回镇赶场的细致描绘若分离出来也是一篇绝佳的乡土散文，还有对青阳宫结构的描绘也如影像般地一一呈现；《暴风雨前》中郝又三结婚和郝又三母亲病逝的场景描绘，则是对成都婚丧嫁娶风俗的娓娓而谈，细枝末节处一览无余；又如《大波》中的中元节风俗描绘，对成都城历史和现状的叙事，也展现出李劼人的详实考据功夫。

漫谈式的场景描绘，经常游离于故事情节之外，精雕细琢、浓墨重笔，有时也会成为小说情节发展和结构的鸡肋。

李劼人在客观写实中处处流露出对传统文化和风俗的留恋和欣赏，虽然小说也曾揭示社会的黑暗面，但他更多强调在历史的大潮流中传统文化的永恒魅力。

他是传统文化和地域风俗忠实的记录者，而非持批判和揭露的态度，态度温情又不乏热诚。

（二）深怀同情和怜悯的命运描摹。

李劼人的客观写实没有揭示黑暗现实的彻骨冷漠，尤其是对普通人的命运沉浮的描摹更是如此。

沈雁冰评价《包法利夫人》时说：“对于书中各人物，都不加一些主观的褒贬；但是他虽然极力想做出不偏不倚的样子，到底流露一些怜悯的意思，也许就是在这一点上，《鲍芙兰夫人》（即包法利夫人）不得算是纯粹的自然主义的作品。

”［16］李劼人对《死水微澜》中的蔡大嫂也有怜悯之情，他没有为蔡大嫂营设一个悲剧的结局，而是让她重获新生，这是与福楼拜的不同之处。

他对小说人物同情和怜悯，总是努力不让人看到小说人物悲剧的结局，在人物命运的安排上，尽量为其营造一个较好的去处。

如《死水微澜》中的顾天成，他中了罗歪嘴等人圈套后穷困潦倒，复仇不成赔了夫人又折兵，虽没有找回女儿但最终也是如愿以偿，获得蔡大嫂青睐；蔡大嫂在经历教堂风波后嫁给顾天成，重获新生；《暴风雨前》中的伍大嫂因生活所迫沦为暗娼，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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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郝又三相助后，也与丈夫团圆；《大波》中的吴凤梧也在经历沉浮后飞黄腾达。

人物命运未被黑暗现实完全笼罩，人与人之间还能瞥见温情存在，仇恨和斗争也没有造成人物的毁灭。

这些人物在不可抗拒的本能驱使下，做出的种种荒唐、丑恶等行径，被毫无遮掩地描绘出来，可是他们没有在命运里坠落，在经历种种波折后，受环境和外力因素的影响均得以安生，也没有遭到道德谴责、社会遗弃，在既不是悲剧也不是喜剧的氛围中继续苟活。

李劼人对芸芸众生都怀有同情和怜悯，既不厌恶也不喜爱，即使偶有批判也是笔触温和，小说中每个人物的荒唐丑恶卑鄙行径的背后都被他的温情所感化，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别。

（三）深入“人心”的心理分析。

李劼人对人物的同情和怜悯，在于他客观写实的同时，能深入“人心”，把普通人的命运遭际和心理活动紧密联系起来，虽无褒贬但持理解的态度。

《死水微澜》写顾天成遇见仇人罗歪嘴时：“顾天成心里登时就震跳起来，两臂也掣动了，寻思：‘那女人是那个？又不是刘三金，看来，总不是她妈的一个正经货！可又那么好看！狗入的罗歪嘴这伙东西，真有运气！’于是天回镇的旧恨，又涌到眼前，又寻思：‘这伙东西只算是坐山虎，既到省城，未必有多大本事！咋个跟他们一个下不去，使他们丢了面子还不出价钱来，也算出了口气！’”［17］顾天成受复仇的冲动驱使，复仇不成丢了女儿，后又因教堂事件而占据上风，最终获得蔡大嫂的青睐，对人物命运发展也作了合情合理的预示。

蔡大嫂是“三部曲”中着墨最多的女性人物，李劼人通过对蔡大嫂的心理剖析把她的命运很自然的交待了，“她好像警觉了，口里微微叹道：‘还是不能太任性，太胡闹了！你看，他们男子汉，只管胡闹，可是吃了好大的亏？不都是多早就起来了，一天到晚，精精神神的！你看我，到底不行啦！就变了样子了！要是这样下去，恐怕不到一个月，不死，也不成人样了！死了倒好，不成人样，他们还能像目前这样热我吗？不见得罢？那才苦哩！——
—’”［18］正因如此，蔡大嫂后来改嫁顾天成，忘却罗歪嘴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暴风雨前》中的尤铁民在革命暴动失败后躲在郝家，与郝香芸相识相恋，对于他的情爱观，作者持批判的态度：“尤铁民满口在恭维女性，尊重女性，其实他对于女性只是看作一种玩具，看作一种男子应该拿来满足肉欲，活动脑筋的工具。

”［19］也剖析了他的心理，“他的名言：‘女子根本就说不上，只是重感情，少理知，又无见识，又无气魄的一种柔弱动物。

假使男子不为女子的颜色狐媚所迷，只是用一派连自己听了都要肉麻的鬼话去恭维她，而后再装作恳切样子，加以殷勤，则女子未有不落到你手上来的。

’他不但有此理论，还在日本实验过，愈实验一次，愈证明一次他理论之不错。

”［20］尤铁民没有正义和大无畏的革命党形象，从对女性的态度看到了他作为“人”的真实一面，虽然他和郝香芸受情欲驱使，分离时也是恋恋不舍，李劼人也不禁流露出对尤铁民作为革命者玩弄女性的批判，虽然态度是温和的，这在“三部曲”中并不多见。

郝香芸最后与维新派苏星煌的结合，也是李劼人同情所致。

对小说中的次要人物，李劼人也是用心勾勒他的心理，如《暴风雨前》中的吴鸿：“吴鸿闷坐在堂屋里，寻思：‘世道要是不变，我只好回家当一辈子庄家老完事！就我一个人的出身设想，世道倒是大变了的好，我或者有这么样的一天，使人眼红，使人伤心哩！’”［21］《暴风雨前》的结尾与《死水微澜》的结尾有了前后呼应，从邓大爷对“世道变了”的无奈慨叹到吴鸿对“世道大变”的希冀，映现出不同阶层和时代人物在历史潮流中自然而然的情感。

还有如《大波》中楚子材在面对黄太太朝三暮四时的心理描绘：“如期不爱我，咋个她会先下手？并且把我抱得死紧的，叹息说，也把我得到手了！临别时，叮咛了又叮咛，叫我早点上省。

初在龙家见面时，又那样的喜悦，连打扮完毕都等不得，并且几乎跳了起来。

初三一回家，又自行安排得妥妥当当，和我幽会，也那样的狂欢，那样的缠绵，说她也是咋样的在想我！如其当真爱我，就只该爱我一个人啦！……”［22］楚子材苦苦思索一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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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的心理活动，也是不嫌繁冗的呈现出来，这也为楚子材的最后离开交待了前因。

李劼人的心理分析，没有把这些卑微的人物置身于丑恶、无可救药的境地，而是完全合乎普通人的思想和命运，在不带褒贬的剖析中，让这些人物的既不丑恶也不高尚的灵魂深刻的浮现出来，为人物命运发展和情节安排作了很好的预设和铺垫。

（四）“悬挂小说”的历史叙事。

李劼人的长篇“三部曲”无法逃避的历史背景，成为其归入“历史小说”类型的重要缘由。

李劼人也未曾明言要创作历史小说，他只是“以成都为背景，将此二十年来社会生活及粗浅之变迁，与夫社会思潮之嬗递，一一叙说之，描写之；抉甚原因，以彰其情。

”“三部曲”凸显的是一些普通人物、几个家庭以及他们的日常社会生活。

“三部曲”的叙事，让人物以家庭为依托活动于庸常生活中，超出了对历史叙事的兴趣，如《死水微澜》中的蔡大嫂家、顾天成家，《暴风雨前》中的郝又三家、伍大嫂家，《大波》中的黄澜生家、龙老太太家等。

李劼人借家庭的躯壳呈现普通人的灵魂，他没有如巴金一样去描绘家庭在历史剧变中的崩毁，也没有沈从文家庭描绘时的宗教般的情感，呈现的是时代剧变中仍如死水般的家庭变迁的真实图景。

《死水微澜》里蔡大嫂家由刘三金挑起波澜，罗歪嘴不由自主地介入其中；《暴风雨前》里郝又三家和伍大嫂家，由吴金廷介绍的伍大嫂而打破了往日的秩序和平衡；《大波》里楚子材与黄表婶的关系对黄澜生家的介入等等。

但是，这些未对家庭关系产生破坏性的力量，一切都平静前进，李劼人没有深究其中蕴藏的伦理道德价值。

他在对家庭关系的客观写实中，表现了历史剧变时代中普通人的庸常生活，偶起波澜也不会破坏表面的平静，即使在风起云涌的时代潮流面前，也仅仅如黄澜生一样在成都城范围内的搬家，可见旧有秩序和日常生活对人物和家庭的永恒束缚。

顾天成的复仇，蔡大嫂的爱欲之恋，郝又三对伍大嫂的情爱，黄澜生的谨小慎微和放荡不羁，楚子材和表婶的情欲纠缠等等，这些无高尚志向引导的行为都是家庭庸常生活的真实写照。

李劼人在以历史叙事为背景的小说创作中，避免了历史浓妆艳抹的登场，让虚构人物成为小说的主角。

“同样，‘风俗史’、‘非英雄’及‘非道德’的现代历史叙述，在李劼人的长篇小说中，由于现代白话和口语的娴熟运用，得到比曾朴小说更精彩和成熟的表现。

”［23］李劼人长篇“三部曲”中的历史是“风俗史”、“非英雄”、“非道德”的，同时又以正史叙事为线索，又涉及到真实历史人物，导致“三部曲”中的历史呈现出复杂的景象。

“许多文学史教科书提到《死水微澜》，一般都说是反映义和团运动前后四川社会‘袍哥’和‘教民’的摩擦，其实那只是故事的外部结构。

作家花大力气描写的，乃是辛亥革命之前完整的晚清社会各阶层众生相，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沉溺在各自的尘俗生活与欲望中……”［24］
《死水微澜》和《暴风雨前》中的历史是隐匿在虚构叙事后面的，直到《大波》，历史才真正粉墨登场。

《大波》有两个系统，一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如赵尔丰、罗纶等人，一是虚构人物，如黄澜生、楚子材等人，《大波》一面叙述真实历史人物构成的成都官场，一面叙述黄澜生家庭的日常生活，交替展开。

以琐碎的日常生活映衬和串联宏大的历史叙事，李劼人也没有对清廷守旧派、维新派和革命党做自己的褒贬评价。

他没有政治倾向性的历史叙事，也是他对历史保持中立态度的重要体现。

但是，他始终无法忘怀的是对平静生活崩溃的留恋，对普通人命运沉浮的同情和怜悯。

“三部曲”中有保路运动、红灯教、革命党人暴动等历史事件，但从始至终没有详尽的正面描绘，仅是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叙述提及，其所着重刻画的是某事件偃旗息鼓后的众人之态。

李劼人在最初构思系列长篇小说的时候，就直言要学习大仲马，“大仲马只把历史看做是悬挂小说的钉子，因此，尽管他在写作之前都要到发生这些历史事件的地点去考察一番，了解风土民情，查阅有关资料，以便构思情节和刻画人物，但是，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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