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翻译研究的范畴

⼀、翻译研究的范畴
⼀、翻译研究的范畴
1．名称问题
在我国，⼈们已经习惯于⽤“翻译学”⼀词来指称翻译研究整个领域。

翻译学作为⼀门研究翻译现象的⼈⽂学科，其学术地位已得到越来越⼴泛的认可。

然⽽，该学科的名称(尤其是英⽂名称)却⼀直有争议。

20世纪60年代之前，很多⼈称之为“翻译艺术”(the Art／Craft of Translation)；60年代后有⼈使⽤“翻译科学”(Science of Translation)，也有⼈视之与“翻译理
论”(Translation Theory)同义。

西⽅翻译⼯作者对“翻译学”(Translatology)⼀词⽐较抗拒，主要原因是，英⽂translatology和德⽂translatologie显得太⾼调，太学术化。

1972年，美籍荷兰学者霍姆斯(J．Holmes)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应⽤语⾔学会议上发表了题为《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的论⽂，⽂中建议⽤“翻译研
究”(Translation Studies)来称呼该领域，这样可以摒除⼤多数的纷争与误解。

哥本哈根会议之后，这⼀名称逐渐得到西⽅学界的认可，很多学者都以Translation Studies作为⾃⼰著作的名称，例如苏珊·巴斯纳特(S．Bassnet)著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980)，书名就是源于霍姆斯的建议。

此后，⽤“翻译研究”作书名的数不胜数(如Snell-Hornby 1988；Baker 1998；Munday 2001)。

不过，“翻译研究”在汉语中听来不像是⼀门学科，⽽“翻译学”⼀词在我国已被⼴泛接受与使⽤，并且已经进⼈不少书籍词典之中。

因此本书作者⼒图⽤“翻译学”指称整个领域及其所包含的⼀切，“翻译研究”则主要指研究途径及其相关的活动。

但是要绝对区分这两个术语是⾮常困难的，因为“翻译研究”⼀词也已⼴泛⽤来指称整个领域。

因此在下⾯的篇章中，“翻译研究”除主要指研究途径及其相关的活动外，有时也会与“翻译学”⼀词交替使⽤，同指⼀个概念，即翻译学领域。

2. 翻译学的性质与⽬标
在霍姆斯(1972／1988)看来，名称不统⼀是学科发展的⼀个障碍，⽽更⼤的障碍却是⼈们对该学科的实质缺乏共识。

翻译学究竞应该包括哪些组成部分?过去有⼈认为，翻译学就是关于术语的⽐较和词汇研究；也有⼈把它等同于⽐较或对⽐语⾔学；还有更多⼈⽤翻译理论来指翻译学。

然⽽，所有这些都不⾜以构成⼀个学科，因为这些分⽀未能引起⼈们思考翻译学的实质。

霍姆斯认为，翻译学实质上是以经验为依据的学科。

经验科学通常有两⼤⽬标：⼀是描写经验中的特殊现象；⼆是建⽴能够解释和预测问题的基本原则。

其研究⽅法的基础是观察、描写和解释。

就翻译学⽽⾔，翻译过程、翻译作品及其在译语⽂化中的作⽤都是客观现象。

因此，翻译学有两个主要⽬标：(1)描写客观翻译现象；(2)建⽴解释和预测这些现象的原则和参数体系。

3．翻译学的架构与范围
翻译学应该怎样架构?应包括哪些研究范围?对这些问题，中外学者都进⾏了探讨，也从不同的⾓度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以下先描述霍姆斯提出的在译界颇有影响的译学构想图，然后对多家的观点进⾏评述。

（1）霍姆斯的译学构想
图瑞(G．Toury)⼀直⾮常欣赏霍姆斯在⽂章中提出的译学构想，他曾把该论⽂收进⾃⼰主编的论⽂集《跨⽂化翻译》(Translation Across Cultures，1987)，希望霍姆斯的译学构想能引起更⼴泛的反响。

但由于论⽂集是在印度出版，⽽且印数有限，并没有出现图瑞预期的效果。

直到1988年，霍⽒把修改补充过的新版
本“翻译研究的名与实”重新刊登于⾃⼰主编的论⽂集中，其译学思想才得到翻译学界的⼴泛认识和积极反响。

论⽂集问世不久，西⽅翻译学界召开了“第⼀次霍姆斯译学研讨会”。

会上，⼀些著名翻译理论家，如斯内尔霍恩⽐(M．Snell-Hornby)、兰伯特(J．Lambert)、赫曼斯(T．Hermans)和图瑞等，均以霍姆斯在该论⽂中提出的翻译研究构想作为发⾔的主题(见Van Leuven-Zwart and Naaijkens，1991)。

1995年，图瑞在《描写翻译研究及其他》(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1995)⼀书中，把霍姆斯的翻译研究构想以结构图
霍姆斯把翻译研究分为三⼤分⽀：⼀、描写翻译研究(DTS)；⼆、翻译理论(TTh)；三、应⽤翻译研究(ATS)。

描写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同属纯研究性质。

描写翻译研究包括三个导向的研究：(1)产品研究(product-oriented)；(2)过程研究(process-oriented)；(3)功能研究(function-oriented)。

产品研究是传统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对翻译作品进⾏研究，其中包括对
个别译本进⾏描述和对同⼀作品的不同译本进⾏⽐较；译本⽐较可以是历时的(不同时期的译本⽐较)，也可以是共时的(相同时期的译本⽐较)。

霍⽒相信，译作研究的结果最终有可能成为⼀部⼤型的翻译通史。

过程研究关注的是翻译⾏为本⾝。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创造⼀个全新的但⼜多多少少与原⽂吻合的译⽂?他那个⼩⼩的“⿊匣⼦”(black box)是如何运作的?此研究领域极少有⼈问津，因为涉及的问题⾮常复杂。

霍姆斯认为，随着⼼理学的发展，也许终有⼀天翻译“⿊匣”之谜可以解开。

到那时，就有可能出现⼼理翻译研究(psycho-translation studies)的分⽀。

功能研究者感兴趣的并⾮对翻译作品本⾝的描写，⽽是对它们在⽬的语社会⽂化中的功能描写。

其研究的重点是语境⽽不是⽂本。

研究的范围包括：何种⽂本在何时何地被翻译?原因何在?影响翻译作品的因素是什么?霍⽒指出，该范围的研究与社会学有紧密联系，因此有可能促成社会翻译研究(socio-translation studies)的产⽣。

翻译理论研究分⽀主要是利⽤描写翻译研究的成果，加上相关学科的理论，建⽴⽤于解释和预测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的原则理论及模式。

理论研究⼜分普通理论研究和特殊理论研究两部分。

特殊理论研究⾄少包括六个⽅⾯：(1)语⾔媒介；(2)范围；(3)层级；(4)⽂本类型；(5)历史时期；(6)特定问题。

语⾔媒介研究涉及⼈⼯翻译、机器翻译、机助翻译、⼝译和笔译。

范围指任何两种或多种语⾔和⽂化之间的翻译。

层级实际上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翻译单位。

传统上，词和词组被认为是翻译的基本单位，以描写语⾔学为基础的研究则以句⼦为单位。

随着语
篇语⾔学的发展，不少学者开始冲破句⼦的局限，提出把语篇作为翻译单位或⾃由单位(rank-free)理论。

⽂本类型(或话语类型)研究的是不同类型的⽂本翻译中的特殊问题。

⽂学专家和神学家早已注意到⽂学翻译和圣经翻译中的⽂体和语体等复杂的问题；七⼗年代以来，不少学者也开始研究科技⽂献的翻译问题。

然⽽，霍⽒指出，所有这些努⼒都未能开花结果，原因是到⽬前为⽌，对于语篇、⽂本和话语尚未有定论。

历史时期研究分两种：⼀是研究当代的翻译；⼆是研究过去的翻译。

特定问题研究指对某⼀专门问题进⾏讨论，其范围包括翻译等效的实质这样带⼴泛意义的问题，也包括隐喻翻译或专⽤名词翻译等具体的问题。

应⽤翻译研究包括三个部分：(1)译员培训；(2)翻译辅助(主要是指词汇、术语、语法⽅⾯的辅助)；(3)翻译批评。

霍⽒认为，描写、理论和应⽤是翻译研究的三⼤分⽀，这⼀顺序表明了三者的重要程度。

它们之间的关系似乎是单向性的，对翻译经验的描写为理论研究提供了数据和基础，⽽描写和理论两个分⽀的研究结果⼜应⽤于翻译教学、翻译实践与翻译批评之中。

但实际上，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关系。

任何⼀⽅都在为另两⽅提供资料，也都在吸取和利⽤另两⽅的研究成果。

例如，翻译理论离不开描写翻译研究和应⽤翻译研究两⼤分⽀中所获得的全⾯⽽具体的数据资料；反过来，如果没有任何理论作前提，描写翻译研究和应⽤翻译研究也⽆从开始。

因此，描写、理论和应⽤三⼤分⽀的关系⼜是辩证的、平等的。

最后，霍⽒指出，在三⼤分⽀中，还有两个重要的⽅⾯尚未专门提到，那就是翻译学史研究和⽅法论(或叫元理论)研究。

元理论研究关注的是哪些⽅法、哪些模式最适⽤于哪个⽅⾯的研究(例如，翻译理论如何构建才最有效；⽤哪种分析⽅法才能取得最客观、最有意义的描写结果等等)。

另外，元理论研究也涉及学科⾃⾝的结构问题。

图瑞(G．Toury)；G仅是霍⽒的翻译研究构想的⽀持者，⽽且是积极的实践者。

他的著作《描写翻译研究及其他》就是实践与发展霍⽒的译学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翻译学涉及⾯最⼴、系统性最强的专著之⼀。

在图瑞看来，描写研究分⽀是翻译学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分⽀，因为该分⽀的研究成果为理论研究和应⽤研究提供了具体的资料和依据。

他以霍⽒的译学思想为基础，进⼀步阐释了描写翻译研究中翻译功能、翻译作品和翻译过程三者之间的关系。

他认为，翻译功能(即译作在⽬的语⽂化中的预期地位或功能)决定译作的形式(即译作的组合形式)，⽽译作的形式⼜决定了翻译的策略。

然⽽，图⽒⼜指出，在翻译研究中，任何描写研究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作⽤的。

例如，在产品导向的研究中，研究者不能不涉及到其功能的决定因素以及⽣产出“合适的”产品的策略。

霍⽒译学构想中最⼤的优点是对翻译学科中各分⽀的合理划分。

这种合理划分可以显⽰不同的研究活动在整个学科机构中的位置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图瑞，1995：9—10)。

霍⽒译学构想中的每⼀个分⽀都是以翻译为中⼼，⽽且相互联系，相辅相成。

应⽤分⽀为描写分⽀提供研究素材，描写分⽀的研究结果为理论分⽀提供数据和基础，⽽理论和描写两个分⽀的研究结果⼜作⽤于应⽤领域之中。

这也意味着，在翻译学领域中，每个研究者的⼯作都是有意义的，都是跟其他研究者的⼯作相互影响、相互作⽤的。

（2）有待完善的霍姆斯译学宏图
霍姆斯的译学架构是开放性的，尚未完善的。

正如他⾃⼰在⽂章后⾯所说，有⼀些重要的⽅⾯在他的译学架构中还没有适当的位置，例如他对应⽤研究分⽀似乎不够重视，只是列出了⼏个范围，没有提出进⼀步的论述。

根据今天译学的
发展趋势，他的应⽤分⽀可⼤⼤地扩展(见图表2)。

（3）中国学者的译学构想
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我国有⼏位学者曾构想过翻译学的范围与分野(例如谭载喜、⾦陧、杨⾃俭、刘宓庆、范守义等)。

谭载喜(1988)提出的翻译学结构包括“普通翻译学、特殊翻译学、应⽤翻译学”三个部分。

⾦陧(1989)建议把翻译学分为四个门类：⼀、翻译学基础理论；⼆、翻译学本体理论；三、翻译学专项研究；四、翻译技巧研究。

杨⾃俭(1989)把翻译学划分为三个层次：翻译⼯程、翻译艺术和翻译学。

刘宓庆(1993)设想中的翻译学学科架构分为“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后来(2003)⼜提出，译学应分为“翻译史”、“翻译理论”和“翻译资讯⼯程”三⼤块，⽽“翻译理论”包括了“基本理论”、“应⽤理论”和“跨学科--多学科整合理论”。

范守义(1993)认为，翻译学可由“基本理论、应⽤技巧和多视⾓研究”三⼤部分组成。

在以上学者所提出的翻译学学科架构中，谭载喜提出的“翻译学的内容结构”与霍姆斯的译学构想有相似之处，那就是借鉴语⾔学的学科划分⽅法，把翻译学分成“普通翻译学；特殊翻译学；应⽤翻译学”三个相互联系的分⽀。

谭⽒“应⽤翻译学”部分和霍⽒的⼏乎⼀样，包括了“翻译教学、翻译批评、翻译⼯具书的编纂和机器翻译”。

⽽谭⽒的“普通”与“特殊”两部分也跟霍⽒的翻译理论研究部分⾮常相似。

不同的是，谭⽒“翻译学结构”中，缺少了被图瑞认为是翻译学领域中最重要的分⽀，即“描写翻译研究”分⽀。

在其他⼏位学者的译学构思中，也见不到类似霍⽒所提出的“描写翻译研究”分⽀。

虽然刘宓庆强调，“中国翻译理论必须重描写”，但在他的“翻译学的学科构架”中，我们看到的主要是理论研究。

描写翻译研究在我国⼤陆地区尚未受到⾜够的重视，这也许正是我们的翻译研究⽆法深⼊发展的⼀个主要原因。

张南峰(1995)指出，我国翻译研究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研究范围太窄，例如“只研究⽂本⽽不重视研究翻译的⽬的、⽤途以及译语社会的⽂化传统和其他社会因素”；在“应⽤翻译研究⽅⾯，焦点⼀直放在制定单⼀的、万能的、永恒的标准”。

他认为，我国翻译研究的出路是“建⽴独⽴的翻译学”、“扩⼤研究范围”和“开展描述性的翻译研究”。

孔慧怡(1999)也指出，我国翻译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之⼀是范围太窄，“很多⼈在讨论翻译时，谈的是指导性观点(指导性并不代表客观)；假如我们要探讨翻译的⽂化⼒量，就必须把这个范围扩⼤，以描述为基础，研究在翻译过程开始以前和翻译产品⾯世以后的各个阶段。

这些阶段包括选材、选择译者、出版安排、编辑参与、当代反应和历史地位，⽽每⼀个阶段都受当时的社会、⽂化、甚⾄经济环境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