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简牍文化——“居延汉简”

汉代简牍文化——“居延汉简”
汉代的书法有两大系统，一是碑刻文字，一是简牍墨迹，它们都是在纸未发明以前或未大量使用以前的书籍文献。

由于材料不同，书写的工具不同、内容不同，形制不同及书写者的身份不同，因而表现出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

汉简书写的文字内容或是书信记事，或是公文报告，因而不拘形迹，草率急就者居多。

汉简受简面狭长、字迹小的限制。

但章法布局仍能匠心独运，错落有致，随意挥洒。

汉简的文字，篆、隶、真、行、草（章草）各体具有。

汉简在书写思想上没有受到那么多的束缚，因此，表现出丰富的创造力，最终成为由篆隶向行揩转化的过渡性书体——汉简。

在《居延汉简》、《武威汉代医简》中有大量的墨迹出现，这可以和敦煌的《敦煌汉纸墨迹》相比较。

体势近楷书、行书等各种书体。

从竹木简所看到的书法艺术，是研究秦汉书法的第一手资料。

史册记载，汉简直到南北朝后期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有学者把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武威汉简和甘谷汉简号称中国“四大汉简”。

墓葬汉简批次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陆续发现，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批：
1959年7月，甘肃省武威磨嘴子6号汉墓出土竹木简500枚左右，主要部分是《仪礼》的9篇抄本，约抄写于西汉末至王莽时期。

1972年，湖南省长沙马王堆 1 号汉墓（下葬年代约当文帝晚年）出土竹简312枚，是记载随葬物的“遣册”。

1972年4月，山东省临沂银雀山1号汉墓（约当武帝初期）出土竹简6000枚左右，但大部分已残碎，包含《孙子》、《齐孙子》（即《孙膑兵法》）、《晏子》、《太公》、《尉缭子》等古书的部分抄本，以及很多其他古书（绝大部分是佚书）。

同时发掘的2号汉墓出武帝元光元年历谱一份。

1972年，甘肃省武威旱滩坡汉墓（约当东汉前期）出土医方简
牍一批。

1973年，河北省定县40 号汉墓（为西汉晚期的中山王墓）出土一批已经炭化的残碎竹简，字迹尚可勉强辨认。

其中有《论语》、《文子》、《太公》等古书的部分抄本，以及内容大都见于《孔子家语》、《说苑》、《大戴礼记》等书的一些儒家作品。

此外还有《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等。

1973年和1975年，考古工作者两次发掘了湖北省江陵县凤凰山的西汉前期墓地，在好几个墓里都发现了遣册。

1973年发掘的10号墓里，还发现了内容主要为乡文书的一批竹简和木牍。

1973年发掘的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文帝十二年下葬），除了出土大批珍贵帛书外，还出土竹木简600余枚（包括少量木牍），一部分是遣策，一部分是讲养生之道和房中术的书。

1977年，安徽省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约当文帝时）出土竹简一批，其中有《诗经》、《仓颉篇》等书的部分抄本，可惜都已残碎。

1978年7月，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115号汉墓（约当西汉晚期）出土残木简400枚，内容多为军法。

1983年12月～1984年1月，江陵张家山247号、249号、258号三座西汉前期墓出土大量竹简。

247号墓出简1000多枚，其中有汉律、《秦谳书》、《盖庐阖闾》、《脉书》、《引书》、《算数书》和历谱、遣策等。

249号墓有《日书》。

258 号墓有历谱。

80年代，江苏省仪征县胥浦101号汉墓（属西汉末年）出先令券书等简牍。

居延汉简
甘肃北部的额济纳河流域之古“居延”地区，在1930、1972年
－1976年和1986年几次发掘中，获数万余枚简牍。

古居延地区是驻军屯田之地，故简牍内容涉及政治、军事、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

因是日常实用文书，书写时随意自如，其书法便呈现出轻松直率之意。

居延汉简多为汉代之物，因此书体基本上为隶书章草，从字形上看，有的字形工整，结体严谨，极有东汉史晨之韵；有的轻灵飘逸，烂漫多姿，似为《乙瑛》之教本；有的敦厚朴茂，端庄古雅，颇似后来《张迁》的风格。

抗战期间“居延汉简”历险记
抗日战争前夕，有人在甘肃额济纳河发现了近万根木简，其文字潇洒、书法讲究、波磔奇古、风韵飘逸。

那里古名居延海，所以也称“居延汉简”，它同晋朝出土的“汲冢汉简”一样是举世瞩目的珍宝，后存放在北京大学。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寇进占北大校园，将许多古书、碑帖拓片一焚了之，“居延汉简”也面临灭顶之灾，很多学者忧心如焚。

一天深夜，助教沈仲章约了语言学副研究员周殿福及一个工友，来到一间房前，他们熟悉地撬开窗子，悄悄爬进室内，递出几捆东西。

午夜的北平街头，巡逻的日本兵来回游荡。

沈仲章三人边探路边行进，东绕西拐，躲躲藏藏，好不容易把东西运到工友家。

几天后，一辆日本轿车把日本特工处的三村大佐送到北大，这家伙指名要看“居延汉简”。

谁知房门开后，室内空空如也。

三村暴跳如雷，下令全城搜查。

沈仲章闻讯后连夜扮成难民逃往天津。

正待找店住下时，一个日本兵用刺刀把他的草帽挑落，嘴里不停地叽哩咕噜。

沈助教心里一惊，草帽里藏着“居延汉简”的清理清单。

他竭力镇静下来，假装听不懂日本话的憨厚模样，混过检查，住进了意大利租界。

他想把这批国宝运至上海。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沈仲章去沪的念头落空。

正当他束手无策之际，蓦然想到了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森玉，便设法与他取得了联系。

此时，徐森玉虽已南迁，但爱国激情促使他冒险来津。

经仔细磋商后，徐要沈单人秘密将木简由北平运往天津，再转运香港，由他另外安排人接货。

沈欣然受命。

“居延汉简”的失落，早已引起日方注意。

交通要道上的检查极为严密，运走国宝谈何容易！经反复筹划之后，沈仲章佯装逃难，将国宝交给中立国瑞士的伯利洋行代办托运，“居延汉简”终于顺利到达天津。

木简到津后，一晃半年，无法启运香港。

1937年12月底，日本特工人员注意到了沈仲章。

一天，乘他不在之际，与意大利警察到旅店查询沈仲章。

此后，他三天两头在租界内调换住处，苦捱时光。

然而，最使他放心不下的还是寄存在伯利洋行的两箱国宝。

沈仲章心急如焚，只得冒险买票，以图迅速离津去港。

眼看开船日期逼近，沈仲章还是没有想出上船的好办法。

他只好事前买通检查员和搬运工，终于躲过了日本兵的检查，将国宝运上轮船。

趁轮船在青岛装货之机，沈仲章上岸向港发电。

不料，11条日舰向青岛港开来，船长唯恐有变，急令轮船迅速起锚离去。

沈仲章站在岸上望着远去的轮船，不禁痛哭失声……岸上的几位漏乘旅客，相互磋商，决定和轮船公司交涉。

几经周折后，沈仲章才和他们一道乘坐另一条船到达上海。

“居延汉简”到达香港后，由蒋梦麟先生存放到香港大学图书馆。

沈仲章在港期间，废寝忘食地将木简拍照、剪贴、编号、排列、编写索引。

蒋先生非常钦佩这位年轻人的赤子之心。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

眼看香港也将沦陷，“居延汉简”只得第二次逃难。

经众多学者商量后，由胡适之先生设法运到美国华盛顿。

时至今日，这批中华瑰宝仍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

上世纪六十年代，台湾出版了《居延汉简图版之部》，使人得以重见居延汉简大部分图片。

1973年甘肃东部又发现了“甘谷汉简”。

我国甘肃、新疆为古代屯兵之域，地下埋藏着很多中华文化瑰宝，发掘这些人类文明的宝藏，将会为中国古代史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据《人民政协报》文/王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