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史中的徇私作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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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很重视修史，对编撰者的品、识、才要求甚高。

不过，朝廷的用人标准不一样，所选之人良莠不齐。

一些编撰者因个人恩怨而掩盖和歪曲历史的事屡见不鲜，修史这项看起来高大上的公权力行为，也可能被品行不端者用来徇私。

因个人恩怨而歪曲历史，最典型的莫过于许敬宗。

唐高宗时，许敬宗一跃而成为两朝实录的改修负责人。

在此之前，褚遂良曾与长孙无忌联手，对许敬宗之流进行了斗争，因此许敬宗在改修时，肆意歪曲事实，对长孙无忌进行诋毁，诬其谋反，欲置之于死地。

在改修《唐太宗实录》时，许敬宗也对褚遂良进行了诬陷。

除了攻击仇敌外，许敬宗还为自己或亲戚粉饰。

许敬宗利用改修《唐太宗实录》的机会，移花接木，将唐太宗赏赐给长孙无忌的《威风赋》，说成是给尉迟敬德的，这是因为他与尉迟敬德乃联姻关系。

因贪图钱财，许敬宗将女儿嫁给了左监门大将军钱九陇之子。

为给亲家虚抬门面，许敬宗“为九陇曲叙门阀，妄加功绩”，也刻意夸大了钱九陇的功绩、出身。

唐德宗时，沈既济为杨炎所荐，担任史官。

出于个人感恩心理，沈既济在所修《建中实录》中，也对杨炎进行了一定的粉饰，为杨炎收复河陇的主张唱颂歌。

安史之乱后，河陇之地为吐蕃所占。

杨炎任相后，要求收复河陇之地。

为了证明杨炎主张的正确性，沈既济便在所修《建中实录》中，对大唐派往吐蕃的使者韦伦所见河陇之地的情况，进行了带有倾向性的描述，称滞留在河陇之地的唐朝士兵约50万人，被吐蕃当作婢仆，受尽了折磨。

他们希望王师收复河陇，使他们重见天日。

杨炎的主张，因为引起兵变而流产，朝廷采取了与吐蕃谈判的政策，但沈既济仍在《建中实录》中为其赞颂。

《明实录》的修纂者也常因个人恩怨而任情褒贬。

《明英宗实录》记“土木之变”后，太监李永昌慷慨陈词，力主抗战。

其实，这是李永昌的儿子李泰为之饰美。

太监中力主抗战的是金英，而非李永昌。

《明宪宗实录》的总裁、吏部尚书刘吉与内阁大学士刘珝、尹旻因争权不和，刘吉便在主持修实录时对刘、尹二人进行诽谤，把尹旻描写成一个遇事畏缩、变节自首的人，而刘珝则成了挑拨离间的小人。

同是一个“刘珝”，在《明孝宗实录》中却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

历史学家吴晗指出:“同是一人，出于仇笔则为盗跖，出于故旧则又成夷惠矣。

”可谓一针见血。

二十五史之一的《魏书》，因大量歪曲事实而被称为“秽史”。

其撰修者魏收说得最露骨：“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

”意思是，谁要是敢与我过不去，我手中的笔就不饶人，吹之上天，嘘之入地。

魏收曾得过阳休之的帮助，又受了尔朱荣之子的贿金，因而在为阳休之的父亲阳固和尔朱荣作传时，极力掩饰他们的罪恶，甚至颠倒黑白，极尽溢美之辞。

《南齐书》编撰者萧子显出身前朝帝王之家，为齐高帝萧道成一系的子孙后辈，又是当朝梁武帝萧衍的臣僚。

豫章王萧嶷为齐高帝第二子，是萧子显的父亲。

萧子显为了突出父亲的地位，自然要处心积虑地粉饰夸张：第一，特立专卷，以示与《高祖二王传》不同；第二，肆意渲染，全传行文长达八九千字，大大超过了应有的比例；第三，无端拔高，把他父亲吹捧为“宰相之器”，功勋盖世，连周公比不上。

修史中的徇私作伪
历史学家吴晗指出:“同是一人，出于仇笔则为盗跖，出于故旧则又成夷惠矣。

”可谓一针见血。

苏露锋
/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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