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精神的历史沉淀及其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当代价值

西南联大精神的历史沉淀及其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当代价值
作者：刘赞英李文文
来源：《大学教育科学》2016年第05期
摘要：于战火硝烟中“弦歌不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深刻地把握了大学存续发展之根本，将坚毅民族精神与学术自由意志高度凝聚，建立起了“独立”“自由”的卓越联大精神。

精神丰碑之下以史为镜，联大精神已内存于中国大学的历史印记中，并熔铸于学者探究真理的学术品格与学术风骨之中，成为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理念根基与精神支撑：高深学问与真理探究需要自由的学术生态保障，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应秉承“独立”“自由”精神之志，不仅要涵养人格独立之大师，彰显学术自由之大爱，更要承继精神丰碑，熔铸大学学术精神家园，形成涵养和孕育大师、英才的良善氛围。

瞻仰历经沧桑而为历史所沉淀下来的精神丰碑，我们有信心于世界一流大学之梦的达成，以涵养、造就出更多为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作出思想和知识贡献的富有创造力的杰出人才。

关键词：西南联大；独立与自由；大学精神；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6）05-0088-06
收稿日期：2016-8-20
基金项目：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现代大学制度管理理论研究”
（13FGL012）；2014年度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京津冀协同发展视域下河北省高等教育战略转型的理论与实践研究”（ZD201417）；2016年度河北省研究生创新资助项目“基于教育本质属性的高等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研究”。

作者简介：刘赞英（1952-），女，河北任丘人，河北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李文文，河北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百年国史已有镜鉴：教育盛，虽战乱纷争仍人才辈出、民力丰沛、国体向上；教育衰，纵四海平定歌舞升平也社会浮躁、未来迷茫、振兴乏力。

尤其是大学，作为社会发展的引擎，在民族复兴、社会进步、文化繁荣中始终担负着重要使命。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党的坚强领导和国家宏观重点支持政策的稳步推进之下，我国高等教育获得长足发展。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
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出台，正式吹响了我国高校冲刺国际前沿的冲锋号，昭示着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工作进入常态支持、动态调整阶段。

而于抗战时期形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在艰苦环境中培养出大批民族精英和国之栋梁，置于今天仍可与世界一流大学比肩，这对于当今我国基于“中国特色、世界水平”办世界一流大学的诉求既有历史意义又有当代价值。

一、联大精神：坚毅民族精神与学术自由意志的高度凝聚
七十年前，一群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为了民族生存和抗战事业的师生，“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在艰苦的条件下因陋就简，克服困难，坚持办学，以挥汗如雨、联袂为云之志建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唱响不辍弦歌，成为抗战时期中国青年的精神圣地。

在其办学不满九年的时间里，虽然条件颇为简陋、生活极其艰苦，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其卓著的教学和科研成果。

在科学、出版、文学艺术、教育、新闻等各个领域有卓越成就的校友不胜枚举，培养了大批蜚声中外的民族精英和国之栋梁，可谓学术勃兴、群星璀璨，其中包括最为熟知的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三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黄昆、叶笃正、刘东生）、6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邓稼先、郭永怀、屠守锷、陈芳允、王希季、朱光亚）以及近百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他们为中国的建设事业、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世界学术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

七十载风雨过尽，诞生于抗日战争的腥风血雨中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虽倏忽已成历史陈迹，然其精神丰碑永驻，流风余韵犹存，堪为当代大学之典范。

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华民族优良的爱国传统与西方先进思想理念的相互激荡中，中华民族精神与学术自由意志高度凝聚得以形成的“独立”“自由”的联大精神，深刻影响了中国大学精神品质的形成，成为当代大学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情愫，以至消逝了70多年，还是让人每每提及便充满敬意。

这正彰显了这所大学核心精神的生命力之所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

“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学，盖将一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居当今之日，回望斯人昔年之语，不禁慨然。

观近代中国高等教育思想和精神之洪流，独立与自由精神宛如一首交响乐，辅之成之，难分轩轾，且千载传承，历久弥新，共为学术研究之要义。

“学校者，使人知识精明，道行坚厉，不当隶政府，惟小学与海陆军学校属之，其他学校皆独立。

”早在清朝末年，章太炎便提出了教育独立以力求摆脱清政府对高等学校的干预，保证学术自由发展。

王国维更明确强调：“学术之发达，存乎其独立而已。

”世人皆知西南联大以“刚毅坚卓”为训，殊不知还有一幅解释“刚毅坚卓”的对联：“自然自由自在，如云如海如山。

”无独有偶，20世纪80年代，研究联大的外国汉学家问曾任西南联大教授的沈从文先生：“抗战条件简陋、艰苦，但联大八年培养出的杰出人才，却远超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杰出人才的总和，作何解释？”沈从文先生只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诚然，联大的独立与自由之精神，尽融于联大教授们的仙风傲骨之中。

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史》中，冯友兰先生如此盛赞联大的独立、自由之风：“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
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大学不能遗世独立，但却应该有它的独立自主；大学不能置外于人群，但却不能随外界政治风向或社会风尚而盲转、乱转[1]（P22）。

一言以蔽之，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

当下，或许只有精神和思想的力量依然保留一丝余热，依然彰显出它的勃勃生机和璀璨光辉。

正如18世纪英国大学的崛起，亦如19世纪德国大学的超越，更甚至20世纪美国大学的引领，其根本原因无不都是基于独立与自由精神根基上的大学办学思想、理念与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独立与自由精神犹如一方灯塔，任时代如何更迭却总能引领大学学子们扬帆济海，开疆辟地。

二、“独立”“自由”：探究真理的学术品格与学术精神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师生们将“独立”“自由”的大学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但“独立”“自由”精神却并非其所独创，而是于古文明中便开始孕育并作为一种时代精华而为历史所沉淀下来的沧海遗珠。

在近现代的大学出现以前，中西方大学沿袭了不同的发展路径，但发展路径的差异并未淹没精神相通这一共相。

恰如梅贻琦先生所言：“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一事，而精神又一事。

就制度而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

”（梅贻琦《大学一解》）追溯大学精神之流，西洋也好，中邦也罢，虽然早期形态大学各异，但其精神内核却一脉相承，依然闪烁着自由与独立之光。

先说自由。

“自由”不是近代的产物。

就其萌芽、生长的条件而言，享有自由王国之美称的古希腊堪称“自由”之滥觞，奠定了西方所有自由的意识、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现实基础。

但这种基于城邦制度以显示政体优越性的自由，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

就学术精神而论，自由并非仅是古希腊的专利，每个文明国度的讲学论道、传播文化之所，都曾是自由的摇篮。

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之佳话而美名远播的古希腊阿卡德米学园，其自由学术精神以近乎信仰般的不可撼摇之势，使得“真理至上”作为一种学术信仰从此落地生根。

缺少宗教和政治的控制，再加上得到鼓励的自由沉思和论辩，使阿卡德米学园开辟了纯粹为求知而求知的学理精神，形成了自由的学术传统。

无独有偶，中国古代的稷下学宫以其自由思想、竞长论短、穷尽事理之风气也曾达一时之盛。

稷下学宫各家各派平等共存，兼容百家之学，多元思想并立相竞，不论规模大小，亦不关乎观点殊异，皆可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自由发展、平等竞争。

稷下先生们聚徒讲学、“不治而论”，各家各派互相争辩、诘难又不断分化、渗透和融合，各种学说在自由活跃的学术气氛中绸缪酝酿，终成百家争鸣之盛况。

行文至此，便不得不说起一直为世人所敬仰称颂的中国古代书院精神，书院之自由精神比之稷下学宫有胜之而无不及。

一批批刚硬廉洁的进步人士，虽于僻静山林之处，却乐在“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虽在“燕闲清旷之地”，却“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其自由讲学、抨击时弊的宽松文化氛围与皓首穷经、思想僵化的官学截然不同，成为孕育、滋养学术思潮的摇篮[2]。

再说独立。

欧洲大学自产生之日起，便为独立奋斗不息，抗争不止，斡旋于各种势力中央。

欧洲所有古老大学，几乎没有哪一所能在力争独立自主的斗争之中置身事外。

尚处于雏形阶段的巴黎大学，从一开始便卷入了这场为了争取独立权而进行的联合抗争。

在整个欧洲教育
皆为教会所控的“黑暗时代”，巴黎大学作为中世纪欧洲最重要的学者荟萃之地和学术交流中心，无时无刻不处于教会的严密控制之下。

游离于世俗王权和教权之间，使得巴黎大学争取独立的道路艰辛、坎坷且漫长。

大学时而与教会势力斗，利用国王特许状反抗教会的控制；时而又与世俗势力斗，凭借教皇的保护反对王权和其他世俗势力。

而我国早期形态的大学，其独立精神的“保卫战”比之欧洲近代意义大学的张扬与激烈则更显隐晦，主要体现为“道尊于势”的思想觉悟和“学人独立”的人格尊严。

对于我国早期形态的大学而言，早期学者是独立精神保留传统血脉的筋络，是秉承独立精神气质的品格标签。

以稷下学宫观之，以稷下先生为代表的早期学者毫无奴颜媚骨，于政治的枪林弹雨中保持思想独立和人格尊严，不迎合君主的喜好而发表媚主之言论，他们独立于官僚系统之外，以“学人独立”之姿态将“道尊于势”作为毕生理想，孜孜以求之。

再以书院观之，始于“燕闲清旷之地”的书院自始至终以其独立的姿态和强烈的个性立于官学的对立面，既是对太学利禄纨绔之风的排遣，亦是对学术独立自由精神的张扬，将“志于学”者的不媚俗不附丽的独立人格展现得淋漓尽致。

早年涂又光先生也曾对书院之兴起做过深刻分析，并将书院看做是忠于学术和高等教育的人士于科举入侵和利禄污染之际而做出的行为选择。

然不管是出于怎样的无奈，凡此独立之精神，却使大学始终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于狂风骤雨来临之际持桨掌舵、迎风破浪，挂百丈云帆、济千里沧海。

三、秉承“独立”“自由”精神之志：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理念根基与核心路径
当大学在中西方以独立的社会学术组织形态浮出历史水面时，其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等大学精神的彰显无不本源于大学学术活动独立与自由精神的规律和逻辑[3]。

大学作为知识型社会组织存在近千年之久得以基业长青，就得益于在它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有着深厚历史传统和经验基础的独立与自由精神贯穿始终，形成了乃以为继的精神特质和传统[4]，尤其被那些传统名校奉为灵魂与生命。

就大学而言，独立表现为品格的独立、人格的独立，自由则是思想的自由、学术的自由[5]。

在迈向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虽然独立自由精神的内涵与维护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6]，但其精神力量之于当今中国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却弥足彰显。

（一）涵养人格独立之大师
大师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核心，是知识与创意集散的根基。

综观世界一流大学，无不具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汇集了一批在世界上久负盛名的学术泰斗、名师大家；一是培育出享誉世界、蜚声内外的杰出校友。

而后者依赖于前者。

在2015年英国“QS世界大学排名”和美国“USNews世界大学排名”中，分析我国数十所进入全球500强的高校可知，高水平学者对于提高学校排名的贡献最为明显。

我们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正体现为我国大学学术大师，尤其是人格独立之大师的凋零。

大学是为了知识本身而不附带任何功利目的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圣地[7]。

学术不仅是大学的生命之源，更是大学的立身之本，虽经千年却历久弥新的大学学术品格决定了大学需要涵养人格独立之学人，它必须赋予学子以独立的人格和内在的崇高精神，鼓励他们独立地探索、思考和判断，以完整地独立在这世界上。

与其说中国需要能创造新思想、产生思想巨人的大学，
倒不如说中国需要的是具有独立人格和能自由思想的大师。

一流的人才一定是具有独立人格、独立思考能力、独立判断能力和独立承担责任的人才，要培养出一流的人才，必须涵养人格独立之大师。

大学中人，本应追求独立人格以及自由表达的权利，而在政治与市场的双重影响下，“学人独立”品性的逐渐淡化无异于剥夺了大学学术精神赖以生根发芽的沃土和品性支撑，更淹没了我国古代学者历经千年所传承下来的精神瑰宝。

以稷下学宫和宋代书院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学人于“燕闲清旷之地”仍坚守“道尊于势”之理想而“志于学”，将不媚俗不附丽的学人品性融于中华民族的血脉筋骨；联大教授们则在烽火连天的南渡北归里，宛如一方灯塔照亮一方山河，为中国大学人打下深厚的精神底色。

在爱因斯坦提出引力波概念100年后，这个生僻词汇引发了一场关于科学的全球狂欢的同时，也留给了我们深刻的诘问：为什么又是美国？当代中国大学思想的贫困，来源于学者创造力的匮乏，而创造力只有在自由的状态下才能产生，但是外在自由的学术环境却并非一定能产生创新思想，还需学人的内在自律，这就要求大学学者具备独立人格，在精神上不依附于一切人和物，摆脱他者的羁绊，在实利化风气面前保持一种学者定力，保留一份学术尊严，沉下心来做学问，唯此才能生成创造力，产生新思想[8]。

大师在高处，高人品高人格，方能为人师，故而“经师易得，人师难求”。

以史为鉴，中国大学凡有人格独立之大师者则盛，反之则衰。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大学的薪火相传，在于人格独立之大师延续的精神品格，而非在庸俗的泥淖里无法自拔。

（二）彰显学术自由之大爱
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院士曾指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仅要有大楼、大师，更要有大爱。

具体而言就是营造自由的学术生态，体现对作为教育主体的人的宽容，允许特殊人才的个性张扬。

如果说学术是大学的生命，那么自由便是学术的生命，大学的学术属性决定了大学需要营造自由的学术生态环境。

所谓世界一流大学，一定是群英荟萃之地，既有大师的云集，又不乏英才的汇聚。

而以大学为场所、以大师为核心的知识传播、创造以及一流人才的培养，既非耳提面命的机械灌输，也非与世隔绝的单线传输，而是依存于具体学术生态环境，于各种思想、观念的碰撞、交流和融会贯通之后推陈出新，进行共同创造的过程。

大师能否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发挥引领和核心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自由和宽容的学术生态环境。

自由的学术生态环境之于大学的影响是一种不教之教的潜移默化，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亦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而缺少以“自由”精神为根基的学术生态环境对教育主体的人的宽容和对创造者自由选择的尊重已成为影响我国大学学术生命延展的困顿之一。

虽然蔡元培先生早年在北京大学倡导“兼容并包、学术自由”，但在当今世俗大潮的强势冲击下，其道路却愈加举步维艰。

但归根结底，学术的本性是自由的。

纵观当今世界著名大学，哪里有好的研究传统，哪里有自由探索的学术氛围，哪里就会吸引住一流人才，自然也就成为科研成果源源不断的知识创新中心[9]。

普林斯顿以其名校之风范宽容着九年不写一篇论文的安德鲁·怀尔斯并保留其教席，九年间没有人知道他在做什么，直到他解决了世界数学界360年无人能解的难题——费马大定理，而成为菲尔茨特别成就奖（当今数学最高奖）的唯一获得者。

同样的温暖也抚慰着纳什这个患精神病30多年的校园里的“幽灵”，家人和同事对其无比的关怀使其得以荣获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剑桥也以其宽广的胸怀容纳了轮椅上的霍金，并专门为其轮椅行走方便而修建了一段斜
坡，使霍金成为继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

普林斯顿和剑桥也因其目光之深远、胸襟之旷达成为造就产生具有时代影响的科学巨匠的温床。

我国高等教育60多年来难以培养出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或菲尔茨数学奖获得者，就连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屠呦呦也不是在高校，这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值得深思和寻求解决的核心问题。

所以，有大师的地方，更要有学术自由之大爱。

学术自由并非只是一个大学理念，更是大学必须提供的知识追求及其知识更新所必要的先决条件。

高深学问和真理的探究需要自由的学术生态保障，允许特殊人才的个性张扬，才能产生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才能收获传世经典之成果。

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面临的最大问题，不仅仅是难以引进大师，更在于我们能否为这些大师创设一片自由的天地使他们安心于学术，并扎根往正确的方向走。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以“创新”为首的五大发展理念，这是推进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遵循。

我们着眼于创新驱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而创新与自由是成正比的。

享有最充分自由的大学，才是处在最富创造力状态的大学，才会成为最能出思想、出人才、出成果的大学[10]。

创新需要充满勃勃生机的人才环境，一个缺乏尊重和包容人才的、学术自由空气窒息的大学，难以培养出创新型人才[11]。

正如学术自由理念所信奉的那样，只有自由才能赋予学术更多的空间使其得以健康成长，才能永葆大学学术生命之流汩汩不绝。

营造自由的学术生态，彰显学术自由之大爱，使更多学者心无旁骛地潜心研究，“板凳要坐十年冷”，才能出“十年磨一剑”的学术精品力作，功力必不唐捐。

（三）承继优秀精神传统，熔铸大学精神家园
毫无疑问，世界一流大学应当根植于社会，而又高于和引领社会，不仅要在科技上引领社会，在经济上引领社会，更要在文化上、精神上引领社会。

在新的历史机遇期，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除了要汇聚一流的名师大家，培养一流的创新人才，产出一流的科研成果，其根基还在于基于中国优秀传统培育一流的大学精神。

如今在世界上几个主要的大学排行榜上，我国内地大学的名字早已屡见不鲜，若说我们没有世界一流大学，恐怕排行榜也不答应。

但为何我们并未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世界一流大学人呢？从本质上讲，是因为我们的大学缺少一种形神兼备的内在精神气质，形具而神不在。

“双一流”的赶超，我们关注更多的是现行的量化指标，谈论更多的是巨资投入以及诸如EI、SCI 等量化的概念，而忽视了教育的本质，以及对大学学术理性的坚强捍卫和对科学精神持之以恒的坚守。

这些可以量化的专利、论文背后，更需有超越技术层面的考虑，正如“大楼”不能取代“大师”，“学问”亦不等于“精神”。

上海交大校长张杰在一次谈话中提到，为寻找“暗物质”，一些科学家在很深的地下工作室持续工作了七八年，这些科学家可能一辈子也找不到“暗物质”，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如何变化，而仅仅是为了科学。

再比如连爱因斯坦本人都说根本不可能发现的引力波，100多年来经过一代代科学家不断的探究和努力，终于由MIT组织的世界科学家团队发现了其存在。

也正是这一突破性进展，使得物理学家们惊呼：物理学才刚刚开始！科学是一种独立、自由探究真理的兴趣，成则已，不成也无妨。

而如今我们的大学不管从制度上还是氛围上，都与世界一流大学有一定的距离，也鲜少还有老师有如此执着的科学精神。

世界一流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有明显的精神印记。

耶鲁大学的一个毕业生说，耶鲁给他的不是与具体知识相联系的东西，而是价值观、道德观以及思考问题、为人处世的方式，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