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文化的断裂与传承

城镇化进程中文化的断裂与传承
城镇化进程需要有文化的支撑，满足城镇化进程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不同的文化诉求。

当前功利化、粗放式的城镇化其实质是文化的缺失。

“赶超式”的城镇化导致了城市文化、农村文化和城乡文化的断裂，追求城镇化经济指标的同时必需理性思考文化的传承。

依据哈耶克和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我们可以构建城镇化进程中文化传承的制度分析框架。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传承存在两条共存共依的基本路径：一是柔性的、非正式制度式的文化自由演进路径；二是刚性的、正式制度式的政府主导文化演进路径。

前者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增强社会凝聚力；后者旨在通过文化制度的反馈反作用于文化传承，继而产生新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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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提出要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看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样诗情画意的目标，这意味着城镇化需要从过去“大干快上”的粗放式发展，转为注重内涵质量的“人的城镇化”。

可惜的是，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桎梏造成了城乡的巨大差距，加上当前“摊大饼”式的土地城镇化对农村空间的挤压，使得城乡文化发展出现了生态失衡。

当前功利化、粗放式的城镇化其实质是文化的缺失。

事实上，无论是城镇化的硬指标还是城市的软实力，均离不开城市文化的支撑。

本文将聚焦城镇化进程中文化的缺失，剖析城镇、农村、城乡出现的文化断裂现象，进而分析其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构建产生的负面影响，提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文化转型的对策。

一、城市生长与文化的失衡
党的十六大以来赶超式的城镇化造成了城市生长与文化的失衡。

1978—2010年间，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协调程度虽然呈现出上升趋势，但总体上较低，且工业化水平始终高于城镇化水平。

但自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把城镇化作为国民经济的主要载体”以来，地方政府逐步把“土地”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土地城镇化伴随着工业化获得了赶超式发展，201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当前的城镇化率为53.73%。

当人们为之欢呼雀跃的时候，必须看到，城镇化率达到50%的时期，既是经济繁荣的发展期，同时又是城市建设矛盾凸显期，也是“城市病”的集中爆发期。

事实上，城市生长与文化之间的失衡成为当前一个突出矛盾，其表象如下：一是人口拥挤、高额医疗、就业困难、房价虚高、交通堵塞、环境恶化、人情淡漠、生态破坏等各种“城市病症”越来越加剧，且呈蔓延趋势。

特别是大城市的快速膨胀超过人们的预期和承受范围，“逃离北上广”成为一呼百应的集体叹息。

二是地标建筑、中央商务区、主题公园等体现繁华、时代、潮流的现代建筑越来越挤压城市空间，成为政府或地产商的投资热点。

以城市超高层建筑为例，人们一方面感觉到泡沫的潜在危机，另一方面仍然趋之若鹜。

资料显示，全球在建摩天大楼中有87%在中国，预计2022年中国摩天大楼总数将达1318座，其中80%
将建在经济不发达的内陆地区。

三是城镇基础建设的粗俗与浮华。

在城镇基础建设中，重形式、轻设计，重地表、轻地下，重当前、轻长远，重物质、轻内涵，造成基础建设要么千城一面的趋同化，要么满足于简单模仿国外风格。

四是资源争抢和协同发展的焦虑。

虽然一线城市认识到城市承载几近极限，认同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必要性，但仍然为了本位利益维持对资源配置的特权。

以京津冀为例，在资源方面形成“北京吃不下、天津不够吃、河北没饭吃”的格局，京津冀一体化仍然面临局部利益纠葛。

伊利尔·沙里宁指出：城市混乱、拥挤、恶化仅是城市危机的表象，其实质是文化的衰退和功利主义的盛行。

当我们看到城镇化驱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党的十六大以来赶超式城镇化造成的文化失衡。

文化是城市科学发展的精神支柱，中国的城镇化如果没有内在的先进文化作为指导，“城市病”将愈加严重并继续蔓延。

二、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诉求
（一）人与自然的文化诉求
城镇化需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世界城镇化发展历程看，从农业文明发展到工业文明、进而迈向生态文明是一个必由之路。

但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城镇化进程中出现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并存的现状，发展阶段的不同和政绩考核的导向刺激着各地政府依靠资源投入博取短期发展的热情。

当全球为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投来赞许和羡慕的目光时，蓦然发现中国在2009年就已经成为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第一大国，而国内城市“十面霾伏”更是成为民生热点问题。

以北京为例，自2001年申奥成功后就考虑治理空气污染，累计投入资金1200亿元人民幣才使2008年的空气质量显著改善；在送走各国奥运健儿和世界友人不久，2012年至今北京的雾霾又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2014年1月北京市长就7600亿元预算治理雾霾进行表态，甚至强调投资1万亿元也值。

我们已经看到西方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从大发展到大污染、再到大治理的教训，为何还是重复、甚至过犹不及地重演发展中的环境悲剧呢？《盖娅的复仇》已经证明：如果人类破坏了大自然平衡，那结果只有两种：一是人类倾其所有、永无休止地修复环境工程；二是人类面临大规模疾病和死亡。

任何企图掠夺、征服、对抗自然的行为，只能换取短暂的喜悦和长久的痛苦。

维持人与自然的良性关系，除了制定相关政策外，更多地要考虑城镇化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城镇化进程中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文化诉求。

（二）人与人的文化诉求
城镇化除了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外，还需要人文城市的发展理念，注重人与人的文化诉求，主要处理好以下三个问题。

1.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农民文化转型的困境
中国面临着规模庞大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任务，2020年前“3个1亿”问题的核心是存量农民工和增量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而人的流动、人的就业、人的融入和人的幸福等具体问题直接影响到“以人为核心”能否落到实处，需要关注农民文化转型的诉求。

2.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公平对待的文化诉求
在房价、教育、医疗、就业等巨大压力下，流动人口的涌入使得城镇原有户籍人口产生了相对剥夺感。

虽然限制人口流动的隐形篱笆正在逐步拆除，但一线城市仍然设置了“积分制”等落户政策，对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提供不平等的社会福利。

3.大众文化资本的积累困境
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造成了城乡社会资本的重构，同时又依赖文化资本的积累和投入，而文化资本的质量和数量影响着城镇化的质量与效率。

现实中人与人之间更多考虑的是共同利益的合作和交流，亲情、友情则在匆忙的脚步和快速的节奏中渐渐被遗忘；人们生活在似乎没有邻居的社区里，闲暇时间也更多沉浸在高科技电子产品的私密空间里。

可以说，大众文化资本的质与量问题，其核心也是人与人的文化诉求。

（三）人与社会的文化诉求
强调城镇化进程中人与社会的文化诉求，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的不平等制度造成了城乡巨大差异，“城市偏向”的惯性思维深刻地嵌入人们的思想。

人们长期接受附属在户籍制度上的住房、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也认同了固定资产和社会公共事业发展的城市优先政策，甚至国家也从《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层面上规定了土地要素在城乡之间不平等的交换。

二是城乡的失衡发展隐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

近年来，包括非法讨薪、违章拆迁等突发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关注，甚至出现危及公共安全的群体性事件。

与此同时，仇富、仇官成为一些弱势群体的普遍心理，憎恨腐败、呼唤公平的网络舆情突现公众对“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诉求。

三是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文化诉求。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道德滑坡”和“道德爬坡”引起了激烈争论，但无论是草根群体还是政府官员都不得不面对一个不争的事实：当前社会出现了大量触目惊心的道德滑坡现象。

有学者从认识偏差、信仰缺失、官风不正、名实不符四个方面进行了社会因素的剖析，但不可否认，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错位发展是重要的内在诱因。

因此，城镇化推进需要营造“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层面价值取向，城镇化不仅是经济指标上的城镇化，更是城乡一体化和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协同发展的城镇化。

三、城镇化进程中文化的断裂
（一）城市文化的断裂
1.未能较好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根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作为历史文化积淀的集聚地，城市成为文化遗产的中心，形成了103座历史文化名城。

但随着近代炮火硝烟的摧残和十年“文革”的文化浩劫，城市承载的岁月记忆和灿烂文化渐渐消退。

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保护也在城镇的拆迁中严重破坏，虽然不乏振聋发聩的可持續、保护式开发的呼声，但建设性破坏的现象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此外，在快速造城的过程中，忽视城市意象及视觉设计，忽略了城市美学及形象传播，千城一面的城市形象大大降低了城市的人居环境质量。

特别是一些资源型城市，在人们疯狂地从不可再生的资源的开发中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留下的是满目疮痍的土地、河流和山川。

反观伦敦、维也纳、柏林、罗马等世界名城，不仅较好地传承了持久弥香的历史文化，保留着老街、石屋、残桥、小河、古树、马车等远古风韵，而且成为各种现代思潮文化的汇集地。

经验证明，割断传统的历史文化不仅缺少理性，而且还很可能质变为一种“文化创伤”。

2.没有较好地传播中华文化的种子
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忽视传播中华文化的种子，造成了民众文化的崇洋媚外。

在20世纪30年代，旧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际，外来消费主义文化就在上海扎根落户，人们出落于剧院、舞厅、跑马场，上海成为“东方的巴黎”；而原来活跃于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先进“左翼”文化则被边缘化。

后来，在以“教育人民”为目的的“工农兵群众文化”熏陶下，城市的大众文化又处于极度单调和压抑的状态。

改革开放之后，大众文化得到真空式的释放，韩剧、洋快餐、洋节迅速在城市成为潮流，特别是以“符号和形象”为特点的消费文化备受城市年轻一代的崇尚和追捧。

可以说，近代中国未能较好地传播传统中华文化的种子，客观上造成了民众民族文化自尊心的丢失。

二是近10多年“三个集中”过程中的快速造城忽视了城市文化的培育，新城市的建设更多地关注了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忽视了人口集聚伴随而来的文化需求。

在缺乏文化之根和文化种子的城市里，人们的行为准则、价值观念、精神信仰、思想道德等意识形态就会变得脆弱而善变，城市文化极易在外来意识形态冲击下发生断裂。

（二）乡村文化的断裂
1.传统村落的消失使乡村文化失去有形载体
农耕文化的日益衰落造成了乡村文化的断裂。

农耕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千百年来，灌溉的分散和道路交通的便利让农民集聚起来，华夏大地上便出现了星罗棋布的自然村落。

这些村落，不仅是农民安身立业之所，同时也是乡土文化的源头。

近年来，伴随着地方政府土地城镇化的“锦标赛”，大拆大建的跑马圈地使得整个中国似乎成了一个大工地。

城市的扩张迫使自然村落的消逝，2000
年，我国的自然村总数为363万个，到了2010年锐减为271万个，大约每天消逝250个传统村落。

由于传统村落是乡村民间文化的有形载体，因此村落的拆除也就意味着拆除了祖传的民俗和邻里文化，拆除了乡土的那份质朴感，甚至拆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基。

在城镇化背景下，有的农民选择了留守，有的选择了进城务工，有的被迫安置进城上楼，但割舍不断的是民间文化中的那份乡愁。

2014年马年春节前后40天的时间里，共有约36亿人次迁徙，农村的“老家”成了大家共同的守望。

但是可以预见，当老家的更多村庄在城镇化进程中不断消失，当老家更多熟悉的面孔迁移到远方，老家将再也不是思念中的“老家”，乡村的文化终将断裂。

2.乡村文化承接主体缺失
或许有人强调，城镇化并非意味着农村的消失。

的确，除非是城市国家或海岛国家，否则更广袤的土地上依旧是乡村。

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当前仍有26894万左右的农民工群体，这些群体游离在城市和农村之间，难以真正在城镇安家落户。

房奴、孩奴、漂族、蚁居等社会现象成为新生代农民工难以真正市民化的真实写照，特别当他们无法真正在城镇扎根时，仍然坚守着对城市的期望。

还有少数农民成为政府拆迁的受益者，他们凭借拆迁或安置补偿款成为新市民，在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上追赶“官二代”“富二代”，贴上了“拆二代”的污面标签。

在当前全国人均1.52亩基本农田的承包经营规模下，工业化欠发达地区的青壮年农民只有进城务工才有可能实现富裕，由此，村庄空心化留给农村更多的是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村庄内部文化承接主体的缺失使得乡村文化建设缺少必要的群众基础，这也是乡村文化断裂的重要原因。

（三）城乡文化的断裂
1.农民文化的转型蕴含着城乡文化断裂的风险
在我国，显著不公平的城乡二元制度不仅造成了城乡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同时造成了城乡文化的差异，即前者是强势文化、后者是弱势文化。

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文化的中心在城市，而乡村的文化则处于边缘境地。

近年来，尽管政府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方面投入了大量的公共成本，提供了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公租房等政策性用房，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进行了大量尝试，但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仍然面临文化差异这个软障碍。

熊光清从制度设定、话语构建和社会合意三个方面分析“农民工”概念形成的“漩涡效应”，说明了“农民工”群体尴尬和边缘化的社会地位，带有些许贬义的“农民工”称呼本身就是直接体现。

当农民工拼尽全力在城市买房定居，城镇人与农村人的社会距离一下子让他们感到社区的陌生和寂寞。

农民在城镇化新环境中，需要调整文化价值观念，重构市民身份，渡过融入城市的文化磨合期。

因此，农民文化转型实质上就是乡村文化过渡为城市文化的过程，期间蕴含着城乡文化断裂的风险。

2.乡村文化的边缘化蕴含着城乡文化断裂的风险
首先，在“以土地谋发展”的土地制度和财税制度影响下，追求土地增值收益成为地方政府推动城镇化的内在驱动力量，过多关注GDP的增长和忽视城市文
化软实力的培养，使得城市文化发生了断裂现象，城乡文化发展严重失衡，差距巨大，农村成为文化建设最薄弱的地方。

其次，乡村文化的边缘化还体现在传播领域。

相对于城市文化研究、传播的繁荣，乡村文化则冷清了许多，这从小说、戏曲、电影、电视剧的题材丰富程度的对比可以验证；而且，城乡经济的差距似乎被潜移默化地移植到文化差距，这在赵本山领衔的《捐款》《同桌的你》和黄宏领衔的《装修》《超生游击队》等小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当人们从作品中感受到农村人的质朴、勤劳、善良等传统美德的同时，也从农村人的愚昧、封建、落伍中博得欢笑。

最后，乡村文化中的糟粕导致了乡村文化整体的被歧视和弱化。

不可否认，在乡村的民间文化中，诸如宗法观念、怀祖习俗、烧香拜佛、巫婆神道等民间信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弱者抗拒命运的生存之道和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但其中的确充斥着封建迷信和愚昧无知的成分，在现实中往往导致“晕轮效应”或刻板认知。

较城市文化而言，乡村文化受到社会的歧视和弱化。

四、城镇化进程中文化的传承
（一）新型城镇化对文化传承的诠释
当前，中国经济整体正步入后工业化阶段，但同时面临严峻的环境问题。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把生态文明放在突出位置、提出建設美丽中国的宏伟目标，这意味着整个社会、经济、文化需要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

对于城镇化问题，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要实现“四化同步”融合发展，并强调包容性增长是新型城镇化的必由之路。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更是提出“注重人文城市建设”，强化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

可以说，无论何时，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新型城镇化是多元的“文化创新”，是文化基因的传承、文化记忆的存留和文化历史的延续。

“中国梦”的实现需要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当人们陶醉在“城镇化率”快速提升和“土地城镇化”繁荣的时候，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文化诉求，必须看到城镇化进程中文化的断裂，必须关注新型城镇化的文化传承。

（二）文化传承的制度选择
哈耶克和诺思是制度变迁理论的里程碑式人物，哈耶克继承了英国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秉承“独立于别人的专断意志之外”的消极自由，并主张法治是自由的基础，哈耶克强调法治之下的民主才能更好地保障平等和扩大自由，并以超立法原则作为判断法治标准的最高准绳。

诺思则着重研究了认知对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的影响，提出制度演化存在两个基本命题：一是人类自发的互动过程能够演化社会的非正式制度；二是统治者和政治企业家相互关系的演化，会创造、建立和选择道德标准、社会规范和意识形态，形成社会群体的正式制度。

此后，虽然有青木昌彦、斯密德等学者从行为与制度的关系入手，构建了行为制度理论，但理论根基均是建立在哈耶克和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之上。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前提是必须有先进文化的滋养。

如前文所述，当前不可持续的狂热土地城镇化背后是人们功利主义的泛滥，其根本在于城市文化的缺失。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必须满足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文化诉求。

然而，正是赶超式的城镇化使得城市文化、农村文化和城乡文化发生了断裂，流散于城乡有形载体的文化遗产趋于枯竭，流散于民间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风俗习惯也渐渐消失；农民需要“不被强迫市民化”的消极自由，民间需要非正式制度化的多元文化。

但与此同时，由于城镇化同样也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转型过程，在城市由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之际，文化的传承与经济、社会的转型一样需要制度的保障。

可以说，哈耶克和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为城镇化进程中文化的传承提供了制度分析框架。

（三）文化传承的制度分析框架和路径选择
1.文化传承的制度分析框架
近年来，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传承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范周指出新型城镇化是多元文化的创新发展过程，认为文化产业是城镇化的驱动力；管宁强调城镇化背景下的文化传承应秉承传统视野、当代视野和人本视野；陈少峰等则强调城镇化发展的人文城市理念，并在分析文化建设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策。

综合研究这些文献，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学界对城镇化进程中文化传承的研究侧重于剖析城市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缺乏严谨的制度分析框架或理论支撑。

因此，笔者拟结合城镇化进程中文化的断裂和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文化诉求，运用哈耶克和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构建城镇化进程中文化传承的制度分析框架。

“观念引导人的行为”是哈耶克制度演进的基本假设，并认为存在进化论理性主义和建构论唯理主义两种对立的思想观念。

据此，城镇化进程中每个人对文化的断裂和传承都有“理性不及和无知的状态”，即无法把握城乡文化和城乡秩序的演进规律，城乡文化的交融和彼此认同是一个自由的演进过程，形成自生自发的文化和城乡社会秩序。

与此同时，建构论唯理主义认为，政府可以处理好城镇化进程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文化诉求，并且全权对文化进行理性设计和改造，促进城乡文化的制度化与组织化，从而构建全权社会的文化制度和城乡社会秩序。

诺思则修改了哈耶克制度演进的行为假设，引入认知维度异曲同工地揭示了制度演进的内在规律。

由于城镇化进程中包含许多不确定问题，且存在短期土地城镇化等有限理性行为，而且许多信息是不完备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按照诺思的理论，可以得出文化的传承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城乡居民自发沟通、认知、认同基础上形成非正式制度形式的文化；二是政府主导下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文化法规，即正式制度型的文化传承。

在新的自生自发的文化和组织化文化的基础上，城镇文化发生制度上的变迁。

按照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城镇文化制度的变迁通过政策实施反作用于文化传承，继而周而复始地推进文化的螺旋式演化。

2.城镇化进程中文化传承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