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鼓吹法西斯到攘外在先_九_一八_事变后张学良的思想演变

历史教学问题２００６年第４期
摘要：由于东北沦陷，张学良背上了沉重的精神负担。

游历欧洲后，张学良极力鼓吹独裁统治，希望蒋介石尽早抗日。

但是，张学良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换来的结果，却与他所希望出现的局面距离越来越远，于是，“安内攘外”和“攘外安内”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西安事变”也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张学良的思想无论发生什么变化，其一颗拳拳爱国赤子之心却未发生丝毫改变。

关键词：张学良；法西斯；攘外在先；思想演变
中图分类号：Ｋ２６４．３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５６３６（２００６）０４－００６０－０２
一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张学良的抗日思想和抗日行动，同样有一个发展过程。

“九・一八”事变之前，张学良是反日的，但却忍辱退让，不愿或者说不敢与之彻底决裂，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和平解决。

“九・一八”事变之后，虽然随着沈阳沦陷，热河易手，张学良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非议，“不抵抗将军”的黑锅越背越沉，思想开始逐渐发生变化，但并未下抗日的决心。

至其下台，游历欧洲后，张学良思想发生重大转折，极力鼓吹独裁统治，无条件地服从蒋介石，再不轻易奢言抗日，几乎把“九・一八”事变不抵抗的责任完全揽在自己身上，并且自告奋勇地承担起自认为最为艰巨的“剿共”“重任”，这种变化在张学良这一时期的言论中可以得到明确的印证。

张学良之所以如此，就是希望蒋介石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统一中国，并且尽早地抵抗日本的侵略。

张学良认为当下的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领袖，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形势太危险，只有强权人物才能领导中国在惊涛骇浪的大海中不致翻船。

在意大利期间，墨索里尼对张学良说，中国的领袖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

正因为领袖太多，“猜忌争斗，阻人成功，而成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之亡国病症，宁受外侮，而不许自己兄弟来统治”［１］（ｐ．６７０）。

彼此之间经常发生混战，导致国家内乱，中国遂成为“一个不统一，无组织的国家，永久在内乱之中”［１］（ｐ．７１９）。

而内乱又招致了外侮，要消除外侮，只有先消除内乱，要消除内乱，又必须有一至高无上的领袖。

所以“吾人欲领导民众出于当前无希望之纷乱之境，非以充分之权利赋与一人而奉之为领袖不可”［１］（ｐ．７４２）。

今日的中国就好比大海汪洋中的一只小船，“长风巨浪已经把船打的很危险，甚而船身漏了洞眼，眼看要沉下去，于是讨论到开船的方向问题，决定往东开或往西开。

我认为不必讨论这或东或西的枝节问题，这样必然越吵越乱，最根本的办法是应当赶快举出一位能负责的舵手来，把全船和一切生命财产都无条件的交给他，其余东开西开都随他的便吧。

假如这时大家还在你争我吵，各顾自己的财产，船则必沉无疑”［１］（ｐ．８０７）。

张学良还为这种理论找到了事实根据：意大利和德国于“大战残破之后，能转否为泰，重要原因就在于民众皆能热烈拥护其领袖，俾得放手做事。

全国人若不愿为亡国奴，必大澈大悟，容许一个领袖，有实验机会，发展效能”［１］（ｐ．６７０）。

诚然，中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袖，但这是在什么体制下，一个什么样的领袖呢？游历欧洲，亲眼目睹意、德法西斯专制效能后，张学良认为中国的情形，与希特勒秉政以前的德国情形相同，“当时德国需要一无限权力之独裁者，以解除人民于战后纷扰痛苦之境”，并且说在赋予最高统治者无上的权威后，德国果真走上了富强之路。

所以，法西斯主义，略加修改，就能适合中国国情，“实为中国达到统一之最良方法”［１］（ｐ．７４２）。

中国目前政体应为独裁而非民主，但是，这种独裁与满清专制统治是不一样的，有重大的区别。

“专制者压迫人民而遂其私欲之谓，余心目中之独裁，实为极仁慈，负教养人民之责，一如为教员者之照顾儿童，俟其成熟，有自治之能力时，此独裁者乃将政府之责，还诸人民，并非如专制者之不惜以武力保留其权势也”。

不但独裁体制有别于专制统治，而且独裁领袖也有别于专制皇帝，“此独裁者，须有威信，肯负
从鼓吹法西斯到攘外在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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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的思想演变
沈升良
（宁波教育学院人文学院，浙江宁波３１５０１０）
作者简介：沈升良（１９６５—），男，浙江海盐人，宁波教育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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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学问题２００６年第４期
参考文献：
［１］毕万闻．张学良文集（二）［Ｍ］．北京：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２．
责任，而且为人民所服从尊敬者”［１］（ｐ．８３５－８３６）。

普通人、老百
姓如果不愿做亡国奴，只有无条件地服从领袖。

“即使这个领袖的领导错误，思想错误，行动错误，我们也必须无条件的跟着走，而且确认他的领导、思想和行动都是对的。

因为在一个国势阽危的国家里，要想拥护一个领袖，则必须具有此种坚确不移的信心”。

这就是普通人的责任和义务，因为墨索里尼说过：工作是大家的，讨论是少数人的，决定是一个人的。

张学良认为如此热烈地拥护领袖，“决不是拜菩萨，不是崇拜偶像，更不是做谁的走狗，而是拥护我们的领袖领导我们去复兴民族”
［１］（ｐｐ．７５９－７６０）。

那么，这个国人必须绝对服从的领袖应该是谁呢？张
学良的回答是：“无疑的，委员长是我们的唯一领袖”［１］（ｐ．７６０）
，
为什么呢？因为在张学良看来，蒋介石基本具备了国家对领袖的要求。

首先，蒋介石具有高深的哲学思想，其“力的哲学”、“行的哲学”非常符合自己在德、意所看到的法西斯理论。

其次，蒋介石具有高尚的人格和品德。

最后，蒋介石具有强烈的奋斗精神。

张学良说“每当想到他那样忙碌的时候，真使作朋友的或作部下的替他担心，而且更感到无限的惭愧，在一个身居高位的人竟能这样不辞劳瘁的艰苦奋斗，而在他的领导下的多数部下却不能和他同样的去吃苦去努力，这如何使人不惭愧不难过呢”
［１］（ｐ．８３０）
？
即使是蒋介石孜孜于微枝末节、无论巨细的毛病，张学良也极尽称道，感慨不已。

张学良还说蒋介石不但治事勤奋，而且任事热烈，是个勇于牺牲的人，“十年以来领导武装同志出生入死，所遇艰险实数不胜数”
［１］（ｐ．８９２）
当然，任
何人都有缺陷，即使领袖蒋介石也不能例外，但“吾人不能不忘其缺陷，而在全国统一及民族复兴意义上接受其领导”。

并且，如果有人说蒋介石“行政不良，则吾人应助之使良，如吾人不能如此，是吾人自身之过也”
［１］（ｐ．７４３）。

可见，１９３４至１９３５年，张学良的思想具有严重的法西斯主义倾向，他希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希望有一个铁血领袖，领导中国外除强敌，内保平安，使古老的中华民族重新焕发昔日的辉煌。

应该说，１９３３年出国之前，虽然张学良同样具有强烈的爱国心，拥护中国的统一，但他并未如此强烈地希望中国出现这么一个强权人物，也没有如此无条件地服从蒋介石。

张学良之所以有如此变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希望蒋介石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统一中国，并且尽早的抵抗日本的侵略。

然而，张学良忍辱含垢、卧薪尝胆地支持蒋介石换来的结果，却与他所希望出现的局面，距离越来越远：国事不仅未见好转，而且日渐蜩螗；日本侵略步伐越来越快，而蒋介石抗日的决心却越来越遥遥无期。

于是，张学良也越来越感觉到再也不能等待下去了，无条件地服从蒋介石的思想在１９３５年下半年开始发生变化，到１９３６年上半年已经十分明显了。

二
１９３４至１９３５年张学良的讲话、文章里充满了服从领
袖、歌颂领袖的词句，但是，１９３６年以后这种言论基本
上不见了，代之而为抗日言论。

此时，张学良开始猛烈攻击“抗日准备论”和“先统一后抗日”论。

他认为目前中华民族对日问题不解决，任何问题都谈不到。

“除了抗日之外，实在没有其他路可走”。

同时，要统一，惟有抗日。

“抗日与统一，统一与抗日，这两件事情是具有不可分离的连环的关系的”
［１］（ｐ．９７１）。

这一时期张学良对服从领袖的
含义的解释，也有些微变化。

他说从前他讲过，“中国所谓拥护领袖，是为了个人地位和金钱，有几个真正牺牲自己的利益去拥护领袖的”？他又说“我们拥护领袖是把意见贡献领袖，把力量交给领袖，本着真理正义可以向领袖谏诤，甚至如古之为人臣者之尸谏，亦所不辞，本着良心理智致力于领袖交付我们的使命”，
［１］（ｐ．９７５）。

张学良这里
虽然说的还是服从领袖，可是重点却在谏诤上了。

从前是即使领袖的领导、思想、行动是错误的，被领导者也要无条件地服从，“拥护统一，服从领袖，人纵有所不谅，我亦矢志不渝”；但现在是“深仇未复，隐痛日甚，愧对逝者，愧对国人，所日夜隐忍希冀者，惟在举国一致之抗日耳”。

当然，领袖还是要服从，因为只有“集中国力，拥
护领袖，对日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１］（ｐ．９７１）。

可是，由于蒋
介石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所以现在是“攘外安内”，还是“安内攘外”，已经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
再者，从张学良东北军集团自身利益考虑，“剿共”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在对红军的作战中，东北军不但屡遭失败，损兵折将，而且“每次诣见委座时则蒙慨允接济补充，迨回防后除电令申斥外，毫无补充之事实，故将校士兵均感苦战无功，将来势必由损失而渐消灭，不能不抱抗日求生之心”
［１］（ｐ．１００２）
，几十万东北军官兵和家属对前途
感到十分渺茫，甚至到了张学良难以控制局面的地步，所以，抗日是唯一的出路。

应该说，张学良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思想，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但真正促使张学良下最后决心的，还是蒋介石对付学生请愿抗日的态度。

如果说蒋介石亲自到西安督战，张学良苦苦相劝，请求抗日，蒋介石丝毫不为所动，让张学良大为失望的话；那么蒋介石让张学良镇压请愿抗日的学生，则彻底激怒了张学良，从而也下了“兵谏”的最后决心。

所以虽然“自赞助统一后，无一事不服从领袖，无一事不效忠委座”，但是此时，张学良同蒋介石政治方针的冲突，“到最近阶段已经无法化解，非告一段落不可，谁也不能放弃自己的主张”［１］（ｐ．１０６５）。

西安事变
终于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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