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共同体”视野下的两岸关系——试从文化、历史的语境下认知

“民族共同体”视野下的两岸关系
———试从文化、历史的语境下认知两岸政治认同问题
邓　婧
〔内容提要〕政治认同一直是两岸关系发展中的敏感性议题，近几年在两岸交往互动加深的过程中双方的政治认同差距却在不断拉大，造成这样最根本的原因是两岸双方都只基于自己的历史、文化背景去思考两岸双方间的身份定位关系。

在世界现代化历程伴随着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文化历史背景与记忆关系的重构一直服务于社会的政治发展，或许应该扭转它们主配角的关系，在当前两岸关系发展处于政治认同的瓶颈时期，试站在文化、历史的语境下去认知两岸认同互斥的问题。

〔关键词〕两岸关系　民族共同体　历史记忆　文化认同
〔作者介绍〕邓婧，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认为“民族是具有同一历史本源和同一历史命运感的人民组成的政治体系。

”〔１〕一个政治体系的建立是基于群体的共同历史认知之上，在处理两岸关系问题时，我们往往只注重以纯粹的政治体系理论定位两岸政治关系，换句话说，在定位两岸政治关系时双方是分别处于不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的语境下看待两岸关系的，若双方无法以一定的族群认同作为根基，就很容易造成“鸡同鸭讲”的情况。

“两岸一中”是作为定位两岸关系的最大公约数，两岸政治关系是在一个政治体系内部的两个次级政治体系的关系，基于此定位两岸政治关系的框架，思考如何构建两岸共通〔２〕的族群认同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英国的社会人类学家安东尼·史密斯所构建的族群与民族关系理论，与上文提到的两岸政治关系定位有相似的理论架构，所以本文基于“两岸一中”原则，在定位双方政治关系理论的框架内嵌入社会民族学理论，适当借用“共同体”这样一个具有很大包容性的词意去理解台湾社会的发展变化，认知建构两岸族群共通认同的既存问题，探寻两岸在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的连接点，期望能在今后两岸关系发展上勾勒出更多想象的空间。

一、在政治体系理论框架下从历史、
文化的语境定位两岸关系
一个政治体系是由各种角色构成，个人是政治体系构成的最小单位，一个政治体系的凝聚需
〔１〕〔２〕阿尔蒙德、鲍威尔著，曹沛霖等译：《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４页。

关于族群关系本文是要建立共通的族群认同，共通在此是含有相互理解、认知的意思，目前阶段是两岸需要客观认知造成两
岸认同差异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背景，而不是急于求成要“共同”，这是本文定位目前两岸关系的初衷，所以采用了“共通”而不是“共同”。

要体系内的无数个个体要拥有相同的历史命运感，从这个角度看政治体系构成与民族认同维系，二者是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

《想象的共同体》作者安德森也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ｌｉｍｉｔｅ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

〔１〕一个政治体系的运行基础是建立在一个民族与一个民族内各个族群通过文化、历史记忆之间的连接而形成共同的民族认同与共通的族群认同之上的。

安东尼·史密斯在其著作《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中对民族与族群概念作了定义，民族是指“具有名称，占有领土的人类共同体，拥有共同的神话、共享的历史和普通的公共文化，所有成员生活在单一经济之中并且有着同样的权利和义务。

”〔２〕族群的定义是指“与领土有关，拥有名称的人类共同体，拥有共同的神话和祖先，共享记忆并有某种或更多的共享文化。

”〔３〕关于民族与族群的关系，他认为：“民族占有祖地（ｈｏｍｅｌａｎｄ），而族群则仅象征性地与之相连。

同样，族群不必拥有公共文化，只拥有某些共同的文化因素———可以是语言、宗教、习惯或共享的制度———然而，共同的公共文化则是民族的关键特征。

族群拥有各种记忆传统，而民族则拥有成文的和标准的民族历史。

”〔４〕所以一个民族共同体下可以存在不同的族群，而各个族群拥有自己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记忆，形成各自的族群认同，而各自的族群认同并不妨害一个拥有共同历史命运感的民族共同体形成，若各自族群拥有了各自的认同并且各自的认同并不排斥其他族群的认同，当各个族群间认同形成共通时，反而更能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凝聚的基础。

一个政治体系可以是一个民族共同体，一个民族共同体是由不同族群构成，同样一个政治体系下应该允许不同的族群存在，因为从政治体系构成与民族认同维系关系上看，一个政治体系的合法性来源是基于不同族群对这个政治共同体的认同。

所以一个政治体系下的不同族群可以通过族群间融合（但不要求同质化），彼此尊重，理解与认知相互间的文化背景与历史过程，进而可以在凝聚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增进政治认同。

将以上政治体系构成与民族认同关系的阐述应用到两岸关系上，可以构筑两岸共通的族群认同（为了建立集体认同），为两岸都可接受的政治关系定位创造条件。

而族群认同构筑离不开历史文化因素，所以两岸需要正视由于双方不同的文化、历史认知造成两岸当前政治认同差异的问题。

所以本文以“两岸一中”为原则，构筑两岸政治关系是以一个政治体系下的两个次级政治体系关系为架构，同时嵌入民族认同理论，提出两岸关系可以在定位民族与族群关系，理清民族、族群与文化、历史记忆之间关系，认知民族认同下的族群共通问题，在建立两岸共通的族群认同基础上将两岸关系定位为“重层的共同体”。

“重层的共同体”的框架和两岸政治关系定位的框架是一致的，即在同一个历史命运共同体下的两个次级的族群共同体关系，“重层”〔５〕意指多层重叠，即两岸同属一个命运共同体，在同一共同体下的两个次级族群共同体关系，彼此是相互交叠，互相依赖的。

在此基础上，两个次级族群又都是多族群的共同体，各自族群内部拥有不一样的文化和历史认知，所以从尊重族群文化多样性
“民族共同体”视野下的两岸关系
〔１〕〔２〕〔３〕〔４〕〔５〕班纳迪克·安得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台湾：时报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０页。

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世纪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４页。

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世纪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４页。

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世纪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４页。

重层（重層じゅうそう）是一个日语单词，交叠的意思。

本文引用是借鉴台湾学者吴叡人在其文章《台湾后殖民论纲———一
个党派性观点》中用“重层”来解释台湾遭受过连续的外来政权殖民。

但台湾社会这一“重层”历史体验是“解严”后被建构出的“创伤”情感。

和认知两个次级族群对各自共同体的认同情感上判定两个次级族群的关系，二者应是对等的。

因为尊重文化多样性和对自身共同体的情感认同这些都是现今社会普遍存在的人文情感，不应有优劣、大小、高低之分。

在集体的认同层次上安东尼·史密斯对影响集体认同的因素做了比较，他认为：“当集体认同主要建立在文化成分比如种姓、族群、宗教教派和民族等的基础上时，认同感就最为强烈。

其它类型的集体认同比如阶级、区域等，只作为利益集团发挥作用并且在达到它们的目的之后消融，文化共同体则要稳定得多。

”〔１〕根据史密斯对集体认同的分层分析，定位两岸关系的“重层共同体”认同应是建立在文化和历史认知上的共同体认同，这样的认同较为稳定。

要建立两岸共同体认同不可忽略的问题是两岸共同体内部的两个次级族群在历史记忆认知上存有很大差异，如果次级群体间在文化背景和历史认知上无法达成一定的认知基础，就会阻碍次级族群间形成命运共同体认同。

所以，在当前两岸政治认同差异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两岸需要换位思考。

由于台湾本身有着特殊的历史遭遇，在其族群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自身认知的社会历史记忆，大陆可以尝试站在台湾各族群的立场上去思考两岸为什么会形成不同的社会历史记忆？双方需要相互理解与体谅对方的历史、文化认知，在此基础上才能促进族群间的认同共通，这也是目前两岸关系定位有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二、“重层共同体”定位两岸关系的
现实依据来源
当前台湾社会新旧价值体系的相互排斥，导致了新一轮的社会变迁。

美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提出的“现代性中的自我认同存在性焦虑”问题是当前台湾社会呈现的状态。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基本要素之一“现代性的内在反思性”，即指多数社会活动以及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依据新的知识信息而对之作出的阶段性修正的那种敏感性。

”〔２〕关于现代性中的自我认同，其认为自我认同是“个人依据经历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理解，行为者的自我的反思解释具有连续性，它包括人的概念和认知的组成部分”〔３〕当自我在反思中形成的认知在外在环境的冲击下，无法经历一致性的连续感受，焦虑经常是处在社会变迁的个体的情感相关物，为了排解存在性的焦虑感，反抗与斗争变成处在与社会互动中的个体捍卫其既存认知的武器。

当前台湾社会表现出的对过去历史的既存认知已经阻碍两岸形成对国家的共有认同。

根据史密斯对族群认同变化的分析，他认为是“由于外部事件的作用和群体及权力的重新组合刺激了对集体传统的新理解，这种变化每一代都会发生。

这种“族群———象征”的重新建构，“包括对先前存在的价值观、象征物、记忆等等的重新选择、重新组合和重新编撰，以及由每一代人所增加的新的文化成分”。

〔４〕基于此理论，本文认为阻碍台湾社会形成两岸共有政治认同的认知情感表现：
（一）台湾社会“主体性”意识的升高。

台湾社会“主体性”意识的升高凝聚了“台湾共同体”认同，其实“台湾共同体”认同本身并无害于两岸认同，只是当前台湾社会有股故意把“台湾共同体”认同构建成“台独意识”的趋向。

台湾学者王明珂认为：“族群认同主要是来自于根基性的情感联系（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一个人生长在一个群体中，他因此得到一些既定的血缘、语言、宗教、风俗习惯，因此他与群体中其他成员由一种根基性的联系（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
〔１〕〔２〕〔３〕〔４〕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世纪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８页。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２页，第５８页。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２页，第５８页。

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世纪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０页。

ｔｉｅｓ）凝聚在一起。

”〔１〕两岸同种认同的共同想象从根基论上分析是不存在障碍的。

两岸近年会有共同体想象断裂，主要是台湾社会可以分裂两岸根基论上的共同体想象，从历史论述上加重突出自身特殊性刻画两岸缺少共同历史记忆的社会记忆，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社会现象？从族群认同“工具论”解释，“基本上将族群视为一政治、社会或经济现象，以政治与经济资源的竞争与分配，来解释族群的形成、维持与变迁。

”〔２〕在当前台湾社会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论述成为不了主流，可以说是“解严”后台湾社会环境宽松，社会资源重新设置分配引起内部的政治体制改变导致的结果。

（二）台湾民众对于内外环境的变化产生了焦虑感，产生了“抗中”的对抗性情绪。

其实台湾社会的“抗中”意识不只是为了“抗中”而“抗中”。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台湾社会必定会受到来自外部环境的影响和冲击，由于其有经受过殖民的历史遭遇，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台湾表现出极欲摆脱文化和政治控制的敏感性，由于台湾社会存有类似于“后殖民社会”的这种敏感性，“抗中”情绪才会被利用为政治动员的工具。

另一方面，人与社会是相互影响的，社会中的个人会根据所处大环境的导向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因此会造成社会成员对某一情境形成一个共同的反应，凝聚成为某种共同体意识。

在台湾社会的发展演变中，１９８７年“解严”后，“二·二八”事件被作为台湾人的共同伤疤来挑起台湾本省人对外省人的仇恨，所谓真正台湾人要自己争取“出头天”的口号，逐渐凝聚了台湾人追求台湾“主体性”的意识，“台湾认同”成为了台湾社会评价每个台湾人是否真正“爱台湾”的表现，而由于台湾社会大环境导向是“台湾认同”就是要争取“台湾独立”，所以才会形成在台湾社会中“主体性”意识升高，“抗中”意识也增长的现
状。

在制度认同方面，两岸因为有不同的历史经验，在制度选择上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近年来，台湾对大陆在经济优势上的优越感逐渐消失，从而有转向制度上优越感的趋势。

对大陆的社会制度台湾民众大部分并没有确切了解，只是基于台湾社会的宣传导向，误认为大陆就是“威权”、“独裁”的代名词，台湾民众转而以台湾已是“民主”、“自由”的社会而自诩。

（三）台湾社会的“亲日”态度。

台湾社会的“亲日”态度其实是一个系统性的社会问题，它涉及台湾本身特殊的历史遭遇，台湾独特的政治发展过程和台湾社会形成的多元文化认同。

以１８９５年台湾割让予日本为时间节点，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逐渐与祖国发生分离。

在日据殖民时期一部分台湾人表现出对先进文明学习的渴望，以非暴力斗争的方式进行反抗，也有部分台湾人由于作为被殖民者自身极度自卑的心理，认为殖民国家的文明是先进的而自身的文化是落后的，当时的一部分本省籍精英由于对殖民国家的崇拜感和对原本自己祖国的自卑感异化了其身份认同，转而追求台湾“独立”。

二战后，“二·二八”事变的爆发，“亲日”情感开始变成反抗“中国意识”的一种对抗性情绪，当时台湾社会的后殖民遗绪表现与国民党以“中国”正统自居推行的意识形态建构有很大关系，在“戒严”时期，台湾社会的“独立意识”主要是对国民党的不满反抗。

而“解严”后台湾社会“对日”好感逐渐衍生成为社会化的现象，其实是台湾社会在“主体性”重构中的伴生现象，在这一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对日遗绪不单单是过往对国民党的反抗，“主体性”的构筑不单单是对外的自主，还有社会内部的民生环境即所谓的“社会正义”转型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问题。

现今台湾
“民族共同体”视野下的两岸关系
〔１〕〔２〕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１９页。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１９页。

社会“主体性”中的“他者”更多存在于社会内部（社会转型中），“日本意象”的好感度除了台湾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一些成因，还有一方面就是台湾社会判定的“日本意象”对自身内外部的“主体性”构筑不具威胁性。

在对日认知上，另一方面是两岸的对日史观认知问题。

两岸人民的历史经历背景不同，所以在基于过去记忆的史观认同问题上和制度认同上会有很大差异。

两岸史观在对外认知上目前最大的隔阂就是在对日认知上，在史观认同上两岸有共同的抗日记忆，但是面对过去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两岸民众的史观却南辕北辙。

大陆民众无法理解曾经是日本殖民地的台湾现今为什么会如此“亲日”？考虑这一问题应该基于台湾社会长时间营造的“亲日”氛围，部分台湾民众选择性记忆的是日本帝国为把台湾建设成当时日本国内建设的资源供给地而对台湾进行的“现代化”建设，所以他们对这一时期会偏向于“日治”的概念。

这其中值得思考的是台湾社会在“解严后”不断加强“本土化”认同建构的同时，台湾社会残留的“被殖民遗绪”也被引导成为“去中国化”的工具性意识，如在以强调“本土化”史观的教科书中模糊化日本殖民台湾本质的历史编写，强调所谓日本对台湾殖民统治的“现代化贡献”，以此区隔两岸人民共同抗日的历史经验，从侧面淡化了当前台湾年轻世代对“中国”的认知认同。

“共同体”理念可以凝聚族群共识，倘若共同体是可以想象的，族群边界也是可以变动的。

当前台湾社会的族群融合趋向是应该肯定的，但问题是在提高台湾族群认同的同时，也可以发现其中“去中国化”和把国民党政权来台等于外来殖民政权的意识现象。

可以说原本两岸认同是以根基论为基础，而在１９８０年代末开始台湾社会为凝聚族群认同而与原本两岸认同的根基不断做切割来改变族群认同边界，同时创造新的族群认同“根基”。

如何把台湾族群认同的根基论重新建构在两岸认同的框架下这是一个现实难点。

对于当前台湾社会“台湾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住民共同决定”的高度共识，引起了大陆方面的强烈反弹与批判声浪。

对此本文认为大陆应该以理性、理智的态度面对当前台湾社会对自身“主体性”的强调，因为台湾社会毕竟与大陆社会有着不同的特殊历史遭遇，如果大陆方面不了解当前台湾社会的历史认知表现，不了解台湾社会不同族群经历的历史遭遇，那么未来台湾社会“主体性”意识还是依然会被利用为不断扩大两岸族群认同差异的工具性意识。

如何增长两岸认同的“根基性”意识，唯一的路径就是两岸要增进在同一个共同体框架下的族群认知与理解，相互体谅各自的历史遭遇，相互尊重在各自经历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意识文化。

三、基于“重层共同体”的
理念对未来两岸关系发展的思考
认同源于认知，认知对认同的影响是基于行为者过去的记忆而形成一定价值判断的心理倾向而影响其认同，进而在社会互动中行为个体间在相互影响下凝聚成社会记忆从而改变群体认同。

两岸关系发展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双方都无法站在对方的立场去认知对方的历史和尊重对方在经历过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意识。

基于此问题，本文认为未来两岸关系要缩小政治认同差异必须更加关注两岸关系发展中的人文情感因素：（一）在与台湾交往交流方式上应更关注其“创伤体验”
台湾社会的“抗中·亲日”的情绪倾向，在经济低靡的情况下衍生出“小确幸”的社会性格，可以说是源于被建构出的“重层”创伤的历史体验。

由于缺乏相互的历史、文化认知，近年台湾社会的“亲日”态度激起大陆社会强烈反弹，台湾社会的“转型正义”实质是对大陆因素的抗拒，但这些现象背后有深刻的历史原因。

如果不去了解这些现象背后的成因就可能由于所见表象而在与台湾社会的交往方式上出现认知的错
误，无形中就会加深两岸关系间认同的鸿沟。

对于曾经统治过自己的殖民国家表现出异于其它被殖民地区对前殖民国家的抗争情绪，台湾社会对日认知是历史进程中多方面环境的复杂因素建构出的。

大方向上有两个面向，一个是外部的环境，台湾问题本就是“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博弈下的一个次级体系。

在共同价值体系构筑下，“美日同盟”的“民主·自由”价值理念成为影响台湾社会进程的价值理念标杆。

在“中美”、“中日”大体系的博弈中，台湾作为一个次级体系的一环偏向于“美日”，除了权力结构的博弈外，关于美日“价值理念外交”的“亲近感”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台湾人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其实与其自身“重层”的被殖民体验记忆的建构有很大关系。

建构出的“重层”被殖民历史体验对台湾社会内部的改革转型起着潜移默化地重要作用，当前台湾社会追求的“转型正义”离不开来源于内心历史体验的支持。

基于整个社会的“创伤体感”的去除，在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成为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凝聚社会支持与同情的正义话语。

譬如对大陆的反感很重要的一方面是认为与大陆交往只是部分阶级获益，而普通阶层的困境并没有改观，这样的话语体系能很快得到台湾社会的认同。

（二）促进两岸间人文交流
台湾社会近年来对日好感度持续升高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台湾有被日本殖民统治的经历，双方的传统思想底蕴都基于儒家文化，在拥有相近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日本很重视推动台日民间交往。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台湾社会拓展影响力的纽带———台日间的民间组织。

从台湾社会“解严”后，台日互动环境逐渐宽松，台日民间组织也逐渐发展起来，目前台日民间组织的发展已比较成熟。

如带有政治意味的日本民间组织“李登辉之友会”，一直是帮助李登辉在日本扩展影响力的在日“台独”势力，李登辉多次访日也是“李登辉之友会”帮助邀请的，同时此会还办有自己的杂志《日台共荣》，刊登“独派”人士的言论，其每年都会定期组织台日间青年进行互访。

另一个在台湾有历史基础的民间组织———“高座会”，这是由在１９４３年台湾有８０００多名少年工到日本神户接受训练，为日本生产战时所需的战斗机的那些人组成，这些人在世的现在都已高龄。

在二战后日本就有民间组织“高座会”，台湾是到“解后”才开始在各地组织当时去日本当少年工的那些台湾人。

２０１５年日本交流协会颁发勋章给台湾“高座会”８６岁高龄的理事长李雪峰，感谢其对日本的贡献。

〔１〕日本政府透过台日民间组织，保持日本在台湾的存在感，特别是透过台湾社会残留日本殖民统治的遗绪来拉近台湾民间对日本的“亲近感”。

还有一些台日民间的公益组织，在台日双方发生灾害时都会很及时地给予帮助，在危难时候相互帮助结下情感是最迅速最牢靠拉近台日民众间距离的方式。

以此为鉴，两岸未来应该大力促进两岸民间交流，提高两岸民间交流的交往质量，如推动两岸青年社团间交流；珍视两岸共同的抗战历史记忆，可以同乡会形式，帮助两岸的抗战老兵团聚等等。

结　语
由于两岸拥有不同的历史发展背景，两岸应该彼此尊重、相互体谅，这是解决两岸分歧的先决条件。

“对一个‘历史’的指责、纠正与争辩，不如将之视为“历史记忆”而去理解它产生的背景，历史书写的背后的资源情境、社会认同与个人情感。

这种理解，必须有助于解决历史争端背后的认同争端，及更理性地解决人类资源分配、
“民族共同体”视野下的两岸关系
〔１〕「日本は私たちを忘れなかった」台湾の元少年工に勲章伝達、中央通信社「フォーカス台湾」，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７日，ｈｔｔｐ：／／ｊａｐａｎ．ｃｎａ．ｃｏｍ．ｔｗ／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３０６１７０００７．ａｓｐｘ？ｑ＝日本は私たちを忘れなかった，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５日检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