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谈戏谑之风与六朝俳谐文学

清谈戏谑之风与六朝俳谐文学
摘要关于清谈与文学的关系，学界关注较多的是玄学义理对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的影响。

其实，从广泛的文化背景来说，清谈不等于玄谈，也不仅仅是学术探讨，它还包括了那些虽无关学理，却充满机智幽默的谈说辩论。

清谈中的调笑戏谑之风，直接促成了六朝俳谐文学的兴盛。

关键词清谈；戏谑；俳谐文学
清谈不等于玄谈，其内涵十分复杂。

从严格的学术角度来说，它是一种“以探讨人生、社会、宇宙哲理为主要内容，以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说论辩为基本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活动”。

只是史籍对这种学术谈论具体内容的记载并不多见，后人对此似乎也不特别在意。

如果从更广泛的文化背景来看，从汉末开始一直延续到南朝的清谈，既包括了抽象的学术探讨，也包括了清议、人物品评、文义赏会等社会交往。

换言之，逻辑清晰、推理严密的学术辩论，固然是清谈佳构，而那些不关学理却文采粲然、妙语连珠、充满机智和风趣的谈说辩论，也当属于清谈。

史籍中对这一类清谈的记载比比皆是，后人所津津乐道的，也多集中于此。

本文即以这种比较宽泛的界定为前提，探讨清谈中的戏谑之风对六朝俳谐文学的影响。

一、清谈戏谑之风
明人吴瑞征把《世说新语》人物的语言特征归纳为雅言、捷言、形言、反言、偏言、超言六个方面，并强调“凡此六解，清论之宗”。

其中捷言、形言、反言、偏言与清谈中调笑戏谑之风密切相关，充分表现了魏晋以来士人生动活泼的性格和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

随着玄学的兴起，礼教的松弛，士人的立身行事、言谈举止，不再如两汉那般循规蹈矩，矫情自饰，而是趋向任情率性，自由通脱。

君臣、父子、夫妻、朋友等伦常关系，也不再那么戒律森严。

调侃、戏谑蔚然成风，从而为清谈染上风趣、幽默的喜剧色彩。

《抱朴子外篇·疾谬》这样批评这种风气：“不闻清谈论道之言，专以丑辞嘲弄为先(略)。

嘲戏之谈，或上及祖考，或下逮妇女。

往者务其必深焉，报者恐其不重焉。

”葛洪在后人印象中，基本上是方术或神仙的形象。

其实他十六岁即以儒学著名，其《抱朴子·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基本体现了儒家思想。

在他看来，汉末以降士林戏谑成风，正是礼教陵迟、道德沦丧的表现。

今人固然不必赞同这种观点，却不能忽视他所指出的普遍现象。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操)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其轻易如此。

”又同书《华佗传》注引曹植《辨道论》曰：“自家王与太子及余兄弟，并以为调笑。

”可见，曹氏父子都不治威仪而深好调笑戏谑。

吴主孙权也是善戏之人。

《三国志·蜀书·费樟传》载：“亮以初从南归，以稗为昭信校尉使吴。

孙权性既滑稽。

嘲啁无方，诸葛恪、羊衙等才博果辩，论难锋至，裨辞顺义笃，据理以答，终不能屈。

权甚器之。

”可知三国虽然对峙，而好戏之风，南北无异。

且看如下史料：
邓艾口吃，语称“艾艾”。

晋文王戏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几艾?”对曰：“凤兮凤兮，故是一凤。

”(《世说新语·言语十七》)
晋文帝与二陈共车，过唤钟会同载，即驶车委去。

比出，已远。

既至，因嘲之曰：“与人期行，何以迟迟?望卿遥遥不至。

”会答曰：“矫然懿实，何必同群。

”帝复问会：“皋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尧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时之懿士。

”(《世说新语·排调二》)
元帝皇子生，普赐群臣。

殷洪乔谢曰：“皇子诞育，普天同庆。

臣无勋焉，而猥颁厚赉。

”中宗笑曰：“此事岂可使君有勋邪!”(《世说新语·排调一一》)君臣之际，最严尊卑贵贱，上持威重则下怀恭敬。

而司马昭以生理缺陷嘲笑、贬损臣下，已非为君之礼。

身为人臣，既不宜动怒，又不甘被辱，于是巧引经典以高自标举，化解了尴尬，维护了尊严。

第二例中，文帝唤钟会同车，却不待其上车即离去，已为戏弄之举，临了反责其失期，并呼其父名(会父繇，与遥同音)以为嘲谑；陈泰、陈骞与帝同车，亦不为置一言。

钟会以“矫然懿实，何必同群”作答，表明自己不屑与凡俗为伍；八字之中，又巧妙嵌入骞父矫、帝父懿、泰父群、祖蹇(音实)之名，反击有力，占尽上风。

文帝心有不甘，再次发难，却再次受挫。

钟会少与王弼齐名，为清谈高手，精练名理，辞锋锐利，此翻较量足以见证。

第三例元帝答殷洪乔，事涉闺帏，朋友私处，犹讳作此语，况于君臣之际、朝廷之上。

魏晋世风之通脱好戏，于此可见一斑。

英国喜剧家康格里夫在谈到英国人之所以长于幽默时说：“我把幽默简直看作英国的产物，至少在别的国土上似乎没有那么大量的增长。

依我看来，此中缘由在于英国普通人享有的巨大的自立、特权和自由。

有幽默的人尽可发泄出来，不受压抑，无所顾忌。

”排除其中的自大成分，康氏的见解还是很有道理的。

在一个意识形态高度统一、专制政权极为强大的国家里，人们的言行举止无不受着清规戒律的束缚。

丰富多彩的人性，自然活泼的性格，无不受到压抑，因而是不容易产生幽默的。

而在礼教松弛、国家政权对士人的控制相对削弱的魏晋时期，即使是最重要的纲常伦理，也已淡化了其庄严、神圣的一面，甚至成为人们谈笑戏谑的对象，成为人们表现其机智幽默的谈资。

这种戏谑风气，渗透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并成为魏晋风流的重要表征：
吴遣使张温来聘，百官皆往饯焉。

众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遣使促之，温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学士也。

”及至，温问曰：“君学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学，何必小人!”温复问曰：“天有头乎?”宓曰：“有之。

”温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

《诗》曰：‘乃眷西顾。

’以此推之，头在西方。

”温曰：“天有耳乎?”宓曰：“天处高而听卑，《诗》云：‘鹤鸣九皋，声闻于天。

’若其无耳，何以听之?”温曰：“天有足乎?”宓曰：“有。

《诗》云：‘天步艰难，之子不犹。

’若其无足，何以步之?”温曰：“天有姓乎?”宓曰：“有。

”温曰：“何姓?”宓曰：“姓刘。

”温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刘，故以此知之。

”温曰：“日生于东乎?”宓曰：“虽生于东而没于西。

”答问如响，应声而出，于是温大敬服。

(《三国志·蜀书·秦宓传》)
荀鸣鹤、陆士龙二人未相识，俱会张茂先坐。

张令共语，以其并有大才，可
勿作常语。

陆举手曰：“云间陆士龙。

”苟答曰：“日下荀鸣鹤。

”陆曰：“既开青云，睹白雉，何不张尔弓，布尔矢?”荀答曰：“本谓云龙骥暌，定是山鹿野麋。

兽弱弩强，是以发迟。

”张乃抚掌大笑。

(《世说新语·排调九》)
孔文举年十岁，随父到洛。

时李元礼有盛名，为司隶校尉。

诣门者，皆俊才清称及中表亲戚乃通。

文举至门，谓吏曰：“我是李府君亲。

”既通，前坐，元礼问曰：“君与仆有何亲?”对曰：“昔先君仲尼与君先人伯阳有师资之尊，是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

”元礼及宾客莫不奇之。

太中大夫陈韪后至，人以其语语之，韪曰：“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文举曰：“想君小时，必当了了。

”韪大踉躇。

(《世说新语·言语三》
郑玄家奴婢皆读书。

尝使一埤，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

玄怒，使人曳著泥中。

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诉，逢彼之怒。

”(《世说新语·文学三》)
王国维《人间之嗜好研究》说：“夫能笑人者，必其势力强于被笑者也，故笑者实吾人一种势力之发表。

”这种说法，源于西方喜剧中的强势理论，即嘲笑者因地位、德行、才学、智商等方面的优势，能敏锐地发现生活中卑微、愚蠢、委琐、浅薄、无聊、荒谬、可笑的人和事，并以机智幽默的方式对此进行嘲笑、戏谑、揭露、批评，从而产生了喜剧。

诚然，嘲笑者之于被笑者，确乎有某种心理优势，因而时时诱发挑衅性的幽默。

而被嘲者的学识、修养、才智如果高于挑衅者，则往往能出人意表地反客为主、化险为夷，从而产生更强烈的喜剧效果。

上引数例，或为敌国使臣的交锋，或为同朝僚友的较量，逞才斗智，各显其能，讽刺而不流于谩骂，戏谑而不流于委琐，雅中有俗，俗中带雅，生动展现了汉末以来士人的精神风貌。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后两例。

年仅十岁的孔融，面对成人的调侃，应答如流而变本加厉，令人刮目；郑玄家婢，因不称旨被拽立泥中，其情境至为尴尬。

二婢巧用《诗经》以戏谴解嘲，妙趣横生，令人绝倒。

可见，汉末以来的清谈戏谑之风，竟如空气一般，弥漫着整个社会，从王侯将相到妇孺奴婢，没有不受其风影响的。

二、清谈与俳谐小说
嘲笑戏谑虽未必总发生在清谈场合，而清谈中名士荟萃，最易引发调侃戏谑，却是不言而喻的。

丹纳论述艺术氛围对艺术创造的引发、感染作用说：“人的心灵好比一个干草扎成的火把，要发生作用，必须它本身先燃烧，而周围还得有别的火种也在燃烧。

两者接触之下，火势才更旺，而突然增长的热度才能引起遍地的大火。

”名士们的机智、幽默、风趣，正是在清谈聚会的场合，才得到淋漓尽致的燃烧。

这样的火种，蔓延到文学创作领域，便直接促进了俳谐小说的兴盛。

早在汉末，曹丕就批评孔融文章“理不胜词，以至于杂乎嘲戏”(《典论·论文》)，这显然与孔融善于清谈戏谑有关。

不过孔融只是在文章中杂以嘲戏，还没有写成专文或专书。

曹丕自己其实走得更远，刘勰说他“因俳说以著笑书”(《文心雕龙·谐隐》)，可惜其书片言不传。

而当时把调笑之语编成专书的，远不止曹丕一人。

常璩《华阳国志·序志》载：“汉末时，汉中祝元灵，性滑稽，用州牧刘焉谈调之末，聊著翰墨，当时以为极欢，后人有以为惑。

”_”元灵所撰，直接取材于“谈调
之末”，其书虽未见著录，而内容为戏谑谈笑之语，则无可怀疑。

又《隋书·经籍志》子部小说类载：“《笑林》三卷，后汉给事中邯郸淳撰。

”邯郸淳为汉末名士，《三国志》卷二十一《魏书·王粲传》附《邯郸淳传》注引《魏略》载：“淳一名竺，字子叔，博学有才章，又善《苍》、《雅》、虫、篆、许氏字指。

初平时，从三辅客荆州。

荆州内附，太祖素闻其名，召与相见，甚敬异之。

时五官将博延英儒，亦宿闻淳名，因启淳欲使在文学官属中。

会临茁侯植亦求淳。

太祖遣淳诣植。

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

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

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著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

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然然，无与伉者。

及暮，淳归，对其所知叹植之材，谓之天人。

”邯郸淳虽非清谈名家，但他既为曹氏父子座上客，经常出入谈论场合，感受曹氏父子及其他谈客的诙谐戏谑之风，则殊无疑义。

曹植初见邯郸淳，即“诵俳优小说数千言”，也可透露其中消息。

因此，邯郸淳受这种风气影响而作《笑林》，是完全可能的。

《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所载此书作者和卷数皆与《隋志》同，可见此书宋初犹存，宋后失传。

明人陈禹谟《广滑稽》和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都收有《笑林》一卷，今存二十九则。

其内容多写市井细民愚蠢可笑的言行，以幽默的文字组织加工而成。

书中所载，或出于作者创作，或改编流传于世的故事，然总以调笑解颐为宗旨，自是汉末戏谑成风的产物。

晋孙楚以为此书是“天下之笑林，调谑之巨观”，鲁迅称之为“后来诽谐文字之权舆”。

继作而见录于《隋志》者，又有《笑苑》四卷，不知作者；《解颐》二卷，阳玢松撰。

书虽不传，而据书名足可推知其性质。

魏晋以降，清谈戏谑之风更盛，西晋郭颁《魏晋新语》、东晋裴启《语林》、郭澄之《郭子》等书都对此有所记载。

可惜这几部书都已亡佚，鲁迅《古小说钩沉》辑录有若干则，可以窥见一斑：
满奋字武秋，高平人，畏风。

在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实密似疏。

奋有难色，帝问之，对曰：“臣若吴牛，见月而喘。

”(《太平御览》卷一八八引《郭子》)
祖士言与钟雅语相调，钟语祖曰：“我汝颖之士利如锥，卿燕代之士钝如槌。

”祖曰：“以我钝槌，打尔利锥。

”钟曰：“自有神锥，不可得打。

”祖曰：“既有神锥，必有
神槌。

”钟遂屈。

(《太平御览》卷三八九引《语林》)
与《语林》《郭子》等性质相似而成就更高的是宋刘义庆撰的《世说新语》。

此书专设《排调》门以记载汉魏以来的清谈戏谑之语。

余嘉锡笺疏引程炎震云：“排当作俳。

《金楼子·捷对篇》曰：‘诸如此类，合日俳调。

过乃疏鄙，不足多称(略)。

《文心雕龙·谐隐篇》云：‘魏文因俳悦以著笑书，薛综凭宴会而发嘲调’，亦一证也。

”可见“排调”即调笑戏谑之意，撰者以此立目，正说明此风之盛。

其实，除《排调》外，《世说新语》的其他篇章，如《言语》《方正》《捷悟》《任诞》《简傲》《轻诋》等篇中，都有大量机智幽默、调笑戏谑的记载。

这正是此书千百年来一直为人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

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笔记体志人小说，是清谈风气的产物，这已成为一般学者的共识；而清谈中的嘲笑戏谑之风，直接促进了俳谐小说的产生，似乎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一方面，清谈戏谑为俳谐小说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当把这些材料编撰成集时，便成了实录性的笔记；另一方面，当文人意识到这类赏心娱乐作品的巨大魅力的时候，便开始有意识地虚构人物和故事，形成了文学性的创作。

这对后世的俳谐小说，如隋侯白《启颜录》、唐张鬻《朝野佥载》、宋吕本中《轩渠录》、邢居实《拊掌录》、明冯梦龙《笑府》《古今谭概》、清吴敬梓《儒林外史》、小石道人《嬉谈录》等，无论在题材、体制还是艺术风格上，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清谈与俳谐文
清谈戏谑之风，还直接促进了俳谐文的兴盛。

这种以游戏笔墨，以幽默、风趣和讽刺见长的文体，先秦已肇其端，如民歌中“嗤笑形貌、内怨为诽”(《文心雕龙·谐隐》)的谐辞，诸子著作中借以喻事说理的寓言，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载“优孟谏葬马”、“淳于髡说甘酒”、“宋玉赋好色”等故事，都对俳谐文的产生有一定影响。

然而，作为独立的文体，俳谐文一直到汉代才真正出现。

《汉书·严助传》说汉武帝对东方朔、枚皋等都以“俳优畜之”，《枚皋传》说“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熳戏，以故得媒黩贵幸”。

这种为了娱乐人主而作的“好嫂戏”之文，自然是典型的俳谐文。

《汉书·艺文志》著录其“嫂戏”之赋多达一百二十篇，可惜一篇也没有流传下来，这大概是汉儒文学教化思想过于强大的结果。

今天能见到的汉人的俳谐文，最有名的是西汉扬雄的《逐贫赋》和王褒的《僮约》。

前者把“贫”拟人化，以扬子因“终贫且窭”而“呼贫与语”，铺展出扬子与贫的一翻对话；虽是游戏笔墨，主旨却十分严肃，作者愤世嫉俗的满腹牢骚于此倾泄无遗。

后者以第一人称自叙在出游途中，欲买下一名屡忤主人的家奴便了，但便了要求他在契约上写明他该做的事，契约之外的，一概不做。

于是作者一口气列举了从早到晚、从春到冬、从年轻到年老便了应该做的工作，以至便了“目泪下落，鼻涕长一尺”，连连求饶。

细案全文，并无深意，只是一篇对家奴戏谑取笑的文字。

此外，东汉张衡的《骷髅赋》、蔡邕的《短人赋》诙谐幽默，也是较好的俳谐文。

不过，综观两汉，这种文体并投有很好发展起来，留下的作品寥寥无几。

魏晋以后，由于清谈戏谑之风，俳谐文开始兴盛。

刘勰“魏晋滑稽，盛相驱扇”(《文心雕龙·谐隐》)准确概括了随着谈风而兴起的新的文学思潮。

谈论则口语为戏，操翰则以文为戏，其内在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文士除了辑录嘲谑之语编撰成书外，还大量写作俳谐之文。

曹植集中即多有游戏之作，如《骷髅说》《诰咎文》《释愁文》等。

其中最著名的是《鹞雀赋》，写雀因依于多刺的枣树而躲避了鹞的捉捕，以后就对同伴大夸自己如何敏捷云云。

钱钟书称赞此文“游戏之作，不为华缛，而尽致达情”。

糜元《讥许由》《吊夷齐文》，对儒家盛传的高士许由、伯夷、叔齐极尽讥嘲揶揄之能事，是曹魏时的俳谐佳构。

晋代潘岳《丑妇赋》、石崇《奴券》、束皙《饼赋》、张敏《头责子羽文》、鲁褒《钱神论》、左思《白发赋》等也都是俳谐名篇。

除潘作失传外，其他作品今日都还能见到。

南朝俳谐文得以进一步发展。

刘宋袁淑是“以文为戏”的专家，《隋书·经籍志》载其所著《诽谐文》十卷，今尚存《鸡九锡文》《劝进笺》《驴山公九锡文》《大
兰王九锡文》《常山王九命文》等篇。

这些作品以魏晋以来频频上演的禅让剧为背景，把神圣庄严的禅让大典滑稽化，施之于鸡、驴、猪等形象猥琐的动物，嬉笑怒骂，涉笔成趣，竭尽调侃讽刺之能事。

南齐孔稚珪《北山移文》、梁沈约《修竹弹甘蕉文》、吴均《檄江神责周穆王璧》等也有名于世。

此外，《隋志》著录的六朝《诽谐文》《续诽谐文》集尚有多种，只是多已亡佚。

值得注意的是，与两汉、魏晋俳谐文的浅俗、质朴相比，袁淑、孔稚珪等南朝作家的俳谐文句式骈俪，音韵和谐，辞藻华丽，用典精当，显得极为雅致。

只是这种雅致风格，并不能掩饰作品本身的滑稽性，反而与文章调笑内容形成鲜明的反衬，更加强了其戏谑特征。

魏晋以来俳谐文的全面繁荣，自然会引起文学批评家的关注。

刘勰著《文心雕龙》，专设《谐隐篇》以探讨这种文体的源流得失，指出它“辞浅会俗，皆悦笑也”的体制特点，以及“辞虽倾回，意归义正”的讽谏宗旨。

当然，由于这类作品“本体不雅，其流易弊”，很容易导致“铺糟啜酶，无所匡正，而诋嫚媒弄”的毛病。

刘勰大致勾勒了汉魏六朝俳谐文的演进趋势，对其体制特点的认识也很精到。

不过，由于过于强调“文以载道”，他对这种文体的咏怀愤世和娱乐游戏功能的认识是远远不足的。

清谈是六朝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思想文化现象。

这个时期的一切学术、文化活动都笼罩在清谈的影响之下；文学创作自然不能例外。

从以上分析已可看出，清谈戏谑之风直接促成了俳谐小说的兴起和繁荣。

俳谐文虽在汉代已经产生，但其目的是为了愉悦人主，其作者位如倡优，是一种典型的奴才文学，士人的人格尊严和个体价值在这种创作中荡然无存。

这种尴尬境遇，严重束缚了汉代俳谐文的发展。

已有的创作，也很少保存、流传下来。

魏晋以后，随着礼教的松弛和思想的解放，整个社会清谈戏谑成风。

士人创作俳谐文，既不为功利目的，更不用人格牺牲，而是与清谈一样，是展现个性、张扬自我、挥洒才智的重要渠道。

它也有娱乐功能，却是自我娱乐，而非取悦他人。

这些因素极大激发了士人的创作热情，从而促进了六朝俳谐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并使之成为中国文学中别具一格的文学门类。

它突破了文学作品“经夫妇，成孝敬，美教化，移风俗”的藩篱，充分体现了文学艺术赏心娱乐的功能，是中古文学自觉的重要表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