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转向

论述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转向
摘要：提到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就首先要想到它的转向。

由于后现代话语已不能充分解说新世纪文化的发展变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近年来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转向,即从后现代、后殖民话语到全球化语境论说的转化,其核心则是从注重西方艺术文本的语言分析到重视各民族文学艺术文本与社会道德和人生价值的关联,尤其是涉及全人类的基本价值观念和审美需求的问题,如跨民族地域的社会性别理论、生态文化批评和全球性审美想象等等。

从关注人类社会普遍价值观念和发展新的文艺理论上来说,当代西方文论的转向意味着对启蒙主义宏大叙述的重构,即对理性、人类平等和社会进步的重新诉求。

关键词：西方文艺文本解构理论转向社会人生
我们一直说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发生了转向，发生了变化，那么它究竟发生看什么变化？下面我们就来论述一下。

一、由文本到社会人生
尽管我们对于后现代主义的论述迄今还是众说纷纭。

但我们现在可以基本分清的两种情况是:后现代状况和后现代批评———前者是指对当代西方信息社会(或后工业社会、电脑社会等等)的文化状况所进行的表述;后者是指针对这种状况或表述所进行的批评。

在这两种情况当中,文化或批评的文本与社会或人生的“文本”都成了当代话语的对象。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现代话语把文本分析扩大到了社会人生而实现了从美学向社会的转向,但是对文学艺术和思想观念的建树仍然是有限的。

李幼蒸最近指出:“后现代主义尽管包罗万象,与其它当代西方哲学和人文思潮相比,对人类知识积累却是最乏积极贡献的。

”此语虽有些过激,但却道出了后现代理论的一个明显局限。

不过,西方文论界也并非是后现代理论独步之地,除了布鲁姆等人坚持美学
价值观外,许多学者也在批评与人生的联系上做了新的探索。

在试图重建一种与社会和历史联系紧密的文学批评时,新历史主义表现出了寻找实证性批评模式的激情。

和文化唯物主义一样,新历史主义强调文本与历史环境的不可分割性,就尽管其文本阐述的过程未必等于再构历史的宏大叙述,新历史主义批评却是从小处着手来重新认识文学与社会,人物性格与政治势力等等复杂的关系,从而达到重写过去的目的。

从地缘政治与文化的角度上说,如何应对当代世界秩序的重建实际上是一个以西方意识还是以全球意识看待全球化的问题。

当代西方文论在这方面的发展也是与此有联系的,迄今仍具活力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和新起的生态批评就是很好的例子。

从理论渊源上看,这二者和解构思想中的“去中心”观念及破除既定话语权威的做法是相关的,前者解构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而后者摒弃了以人为中心的传统。

但是从建构的角度看,或者说从“立”的角度看,它们都比后现代理论前进了一步,即不但更具有全球意识,而且更注意从批评实践中发展出新的理论和方法。

首先是后殖民主义的理论。

赛义德的开山作《东方主义》发表于1978年,而后殖民主义批评及理论却大兴于稍后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迄今不衰。

从历史的角度看,冷战时期西方的头号对手是“苏东”阵营,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抗主要围绕着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这个焦点。

冷战之后,西方的文化“他者”就泛化为非西方的民族、国家,一些西方学者也有意无意地表现出西方文化优越的姿态。

尽管后冷战时期的政治格局已变成一超多强和众声喧哗,但后现代话语仍坚持“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区分,“后殖民文学”、“第三世界文本”、“边缘话语”等等“标签”本身就显示了一种“非我族类”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

在这种情况下,后殖民主义批评及理论在全球的广泛传播也就可以理解了。

后殖民主义理论其实针对的并不仅仅是长久以来的西方对东方的贬抑性描述,而且也针对西方内部的一些当代学者的“东方主义”的态度。

在对待启蒙理性等宏大叙述的态度上,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们与后现代理论家们也有不同之处。

赛义德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关于解放和启蒙的宏大叙述激励了殖民地人民奋起并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奴役。

”他在分析了康拉德的小说后进一步指出:“康拉
德觉察到了潜藏在帝国主义者慈善心里的无奈,尽管这种慈善心包含了诸如使世界变得安全和民主等意图;在试图把自己的愿望强加给全球,特别是中东时,美国政府却一直没有觉察到这一点。

”与其他一些后殖民主义批评家如霍米·巴巴和斯皮瓦克有所不同的是,赛义德是从一个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出发对西方话语中的自我中心意识进行解构的,所以他对“理论的旅行”,或是学术理论可以跨文化越国界流动,就持肯定的态度。

虽然对后殖民主义批评及理论的解说并非一家,但是我们从赛义德等人的话语里看到了一种全球意识,即一种超越文化地域局限的,普遍主义的意识。

(赛氏在专为巴勒斯坦人写了一些文章后又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是批评亨廷顿“文明冲突”的说法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因为哈贝马斯与后现代理论家们争论迄今的一个焦点即为是否承认当今世界上仍然存在着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和人类社会的共同需求。

但是,正如启蒙思想家狄德罗所指出的,“要动摇一个假设,有时只要把它推到极端就行了”如果按照后现代理论的逻辑,世界上没有什么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念存在,那么东西方文化的共识也就不会达成,于是他们又何必担忧东方人一定会接受西方后现代文化呢?事实上,当代社会的发展要求全球各民族增加合作和共识以应付自然对人类的挑战。

20世纪90年代草签的联合国《京都议定书》确认了人类要对生态平衡负责以达到全球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目标。

这也促使当代西方的生态文学批评快速发展,把文学文本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描写作为批评的主要对象。

W·斯莱梅克指出:“从八、九十年代开始,环境文学和生态批评逐渐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学现象。

”
二、叙述的解体与重构
文论也开始了一个超越民族地域疆界而更具有全球意识的转向。

当今的全球化趋势也可说是“形势比人强”,因为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已不再是一种单向的由西方中心向非西方边缘的流动,而是多向互动的。

例如中国的海尔公司就已在美国南卡罗莱那州投资建厂及在纽约曼哈顿开设销售部了。

文化交流也是这样。

中国当代作家莫言等人的小说,台湾原住民的音乐,以及埃及和印度等国的超验文化等,都在西方被人们接受。

庄坤良就此指出:“这些非西方的文化藉全球化的商业运作,反而变成主流文化的重要因素。

同时西方主流文化因为非西方文化的加入,益发显得多元混杂,充满活力。

全球化不但没有消灭地方文化,反而因扩大地方差异文化的参与,创造了全球文化的新风貌。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不少西方文化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也开始把“全球化”这个词语从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那里借用过来,在他们的话语中显现了或多或少的“全球意识”。

可以说,当代全球意识要求人们寻找更多的共同点,它应该包容西方和东方的各民族意识;全球意识绝不应只是西方意识,因为如今的西方也是处处被东方的商品及文化所渗透了的。

的确,后现代话语从解构启蒙宏大叙述开始到进一步批判现代
西方的社会与文化,引起了迄今未休的学术论争。

在西方文论与批评由解构西方文本到参与社会实践时,人们就日益感到了后结构、解构思想的只破不立的局限性,后现代话语已不能充分解说新世纪文化的发展变化。

参考文献：
[1]左金梅《当代西方文论》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2005年
[2]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李立坤》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