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蝴蝶,在语文的绿叶上起舞

思想的蝴蝶,在语文的绿叶上起舞
郭初阳等新锐教师对语文教材的批判，引起社会各方关注已有时日，本来应积极响应的语文界，反而讨论不多，圈内相关专家一时“失语”，一线语文教师则既迷茫又无所适从。

最近长三角地区“浙派名师”教学艺术展和杭州市名师班在杭州师范大学展开活动，我们借此机会，邀请了郭初阳本人和来自北京、上海、南京及本地的语文名师、语文专家、一线教师、校长和新闻记者、社科研究员等，围绕“郭初阳现象”展开讨论。

我们的主旨不在争孰是孰非，而是从各种视角，摆各样观点，进行智慧的碰撞。

无论对郭初阳，还是对赞同他或者批评他的人，我们都是这样的态度：或许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维护你说话的权利，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思想的蝴蝶在语文的绿叶上起舞。

做一个温和的诠释者
主持人：大家都知道，现在很多语文教研活动“言必郭初阳”。

郭初阳的不畏权威、敢于质疑和特立独行的思考方式，我一向佩服，也以为他针对的问题是当下语文教育的软肋。

有人对他赞誉有加，“郭初阳为语文课堂重新立法”（蔡朝阳语）、“郭初阳注定要写进浙江教育史”（涂国文语），还有“郭初阳在为语文招魂”“革命性的课堂教学”“带领学生
颠覆课文”等等不一而足。

但也有持批评态度的，说他是“愤青”式教师，趁着热闹在媒体网络上说一些偏激、极端的话，以为这不合适，这不是现代中国语境下知识分子成熟的表达方式。

有某专家指责，说郭初阳你反对权威，反对别人以立法者自居，但同时呢，自己又试图建立另一套权威，以另一个立法者自居，这公允吗？一线教师也迷惑：你郭初阳说中小学课本是宣传、是贴金、是教人虚伪（其中一些也可能是文学性的或者说人文的、审美的），你要客观、科学、纯理性地解决教学问题，这可能吗？天下本没有所谓“纯客观”“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都是有选择性的”，没有什么文本是不带主观色彩的。

至于一味追求科学，则也早为现代思想家所诟病，用纯理性来分析语文教材是牛头不对马嘴。

这些观点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今天我在这里摆“龙门阵”，大家亮亮自己的观点，不吝赐教。

戎国彭（杭州日报记者）：求真务实是教育的底线，如果这也做不到，教育就该“out”了。

孩子知道教材是假的，那么做老师的又该怎么教？以前不知道“以假乱真”，唬过去也就算了，但现在孩子知道这文章是假的，如何再教孩子概括中心思想、段落大意？所以现在的问题是目前我们怎么办，教师应该如何面对。

卢敦基（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教材的假牵涉到道德教育的问题，而德育的底线就是求真，如果连“真”都没有
了，那么德育的基础也就没有了，教材也就没了价值。

郭初阳：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我只是指出这个故事是错误的，那个故事是虚假的，我们不能把这些东西教给孩子，也没有办法通过假的故事来传达思想。

韩军：我提出过“新语文教育”的六大理念，其中之一就是师生在语文课上，不撒谎――不故意撒谎，也不被迫撒谎。

现在学生在作文中“编造谎言”，成为一道举世罕见的风景。

但这是孩子们的错吗？不是，我们要追究老师的责任。

但只是老师们的错？也不是。

教材有假的问题，只是编者的错？归根结底也不是，而是我们现在渐渐有了说谎的文化，日渐浓烈，弄得像酱缸一样，谁进去了，出来都面目全非，这才是最可怕的。

（说到这些韩军就捋袖拍胸，一如当年的“愤青”）以前语文不提人文不好，现在提了，但对人文又进行人为的歧解，把人文理解成思想教化。

教师课堂上要讲真话，学生口头“我口说我心”，笔头“我手写我心”，不虚伪、不矫揉，这是我们现在最为迫切的。

教师“精神真实”，才能导引学生“精神真实”；教师“精神丰盈”，才能导引学生“精神丰盈”。

言不由衷、鹦鹉学舌、胡编乱造、伪抒怀、假抒情，就是从精神与人格上，奴化下一代。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竭力赞赏郭初阳的。

主持人：韩老师刚才说的我们要回归人性，做真实、自由、个性之人，这话当然是对的。

但这也有个底线的问题，
我们就把它叫做“人文的边际”吧，毕竟我们面对的还是未成年人。

就是说，你在讲台上不能百无禁忌，你对人生、对社会有情绪，但学生不是你倾诉或者说发泄的对象。

我熟悉一位老师，人生比较不幸，她的问题是，上课只要逮住机会，就大讲自己的“故事”，常常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把自己弄得跟祥林嫂似的。

开始学生觉着听听也就听听，又不用做作业，但后来也烦她了――正经的课不讲，老鸡毛蒜皮、哭哭啼啼的，私底下就给她取了个“晦气女郎”的绰号。

所以我的意思是，你可以让孩子感受我们的悲愤，但更多的应该是阳光，不能给孩子带来绝望；美学定义“悲剧美”是把“最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但它是对成人说的，对孩子还是应该让他们多看生活中的亮色，即使你强调语文要人文，但教育里的人文，应该是有边际的。

某老师：我在哪本书上看到过，美国内战时，北方的格兰特将军率领士兵经过苦战，终于打败了南方军。

在敌人签订降约的前一夜，格兰特将军累坏了，就靠着爱浦麦特城附近的一棵苹果树，沉沉地睡去，那棵树也成了著名的“格兰特之树”。

但问题是，美国爱浦麦特方圆几百里这样的“格兰特之树”有十几棵――每一地的人都以为只有他们那棵是真的，美国也照样用这教材十几年。

郭初阳：我们不能拿别人的问题，为自己的毛病辩护。

戎国彭：老拿伟人说事不好，无论他是美国人还是中
国人。

目标定得太高，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

成伟人毕竟概率很小，这样去教导孩子，结果是连普通人也做不好。

我们的教材，为什么就不能树立几个平民的、实实在在的典型呢?
严校长（浙江建德实验二小）：对郭老师这样的人，我从三个层面说。

作为普通人层面，我佩服郭老师，现在的社会越来越恶俗，能像他那样特立独行、有思想的人凤毛麟角，当你面对他的时候，你有一种清风袭来的感觉。

作为语文老师，我也佩服他，文本解读很深刻，表达言辞委婉，但内容犀利，无论说话还是著文，都是绵里藏针型的。

但作为校长，我不欣赏，至少我的校园里不需要这样的人。

教师是个铁匠，放着现成的铁不打偏去炼铜，你这是干吗来着？我们的职责就是把现有的、法定的教材用好，字词句落实了，主流的思想文化意识让孩子们感受到就行了，即使教材里有问题，你可以处理啊，避重就轻、挑挑拣拣有的是办法，干吗去钻那个牛角尖！否定教材、重写教材，这是专家、出版社的事，和我们一线教师没有关系，我们只管种好自己的“田地”就行了。

某教研员：刚才这位校长的话我不是很赞同。

大家仔细想想，教材的事是不是我们语文老师的事？郭初阳关注的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我佩服郭初阳不仅是因为他敢
于批判教材，我更欣赏他的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公民意识、
作为教师如何尽职地帮助学生树立公民意识，也就是说，我喜欢他教学的姿态和风格――风格消失的时候，思想就会枯竭。

韩军：我也以为郭初阳关于教材的批判，更多的是基于一种公民意识，就这个意义说，他是超越语文教育的。

我从我的家事说起。

我现在住的小区，有段时间里每年都要向住户收取150元的“邮箱”费，这个费用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

大部分人觉得150元钱不是大数目，交了也就交了，但我不，我觉得这里面有猫腻，我就和他们闹，一直把电话打到邮政稽查部。

结果呢？小区物业就来找我，退我150元钱，说这事咱就不折腾、不到外面说了，行不？我说不行，要免你就把小区所有住户的都免了。

他们很吃惊，说你闹不就是为省你那150元吗？我说不是，我闹的是公民意识。

大家知道的，有一阵子校园屠杀孩子的事情发生了，开始是在南方，但我在北京就坐不住了。

我搁下手头的活，在手机上写了两百字的消息，发给所有能够发的人，让老师们发动起来，做点力所能及的事，配合政府，纾解社会矛盾，避免我们的孩子再受到伤害。

我的短信有人删了，也有人呼应我，一个北大的老师这样回：“你是谁啊？你的事情跟我有啥关系？”这是北大呀，全中国最人文荟萃的地方，你看现在我们的知识分子就这样的精神状态。

的确，那是在南方，离我远着呢，也不是我的孩子，但我认为这不是“吃饱了撑
的”。

当有祸害危及他人、危及公共利益的时候就是危及我，我就要做点力所能及的事，这就是现代公民意识。

油瓶倒了不扶，这样的人应该受到鄙视。

我区区一个韩军，扶不了多少油瓶，但离我最近的那个我一定要扶，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扶的不是油瓶，而是自己的良知。

我们这个社会啊，本来可以更进步的，但因为“只管好自己田地”的人太多了，所以就成了现在的样子。

有人说，我人微言轻，哪里整得了什么大事，不是的。

你伸出一双手火车不往前走，但伸出一千双、一万双手呢，火车不就动了吗？而且我们是老师，我们伸不伸手，边上就有许多孩子看着，我们会影响很多人。

有人说，郭初阳是在培养“脑后有反骨”的孩子，我觉得他是在培养有公民意识的孩子，这两者是有区别的。

丁老师：韩军老师，你说得很对。

我本来看郭初阳，觉得他虽然有见地，但太爱计较了，现在看来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郭初阳：我不是计较，我是核查，我只想做一个事实核查员。

在美国，当评审普利策奖的时候，他们对文章里采访过什么人都要一一核实。

我觉得人之所以为人，他的根基就是信度问题，这是需要非常认真对待的问题。

如果这就是你说的“计较”，那么我就是一个计较的人。

韩军：是的。

我们人人都应该计较，一个不会计较的社会就是个只会磕头的社会。

北京我们那块儿，有个人上厕
所，就为交不交五毛钱的事他要打官司，别人说他饭吃傻了，但我支持他。

另外，郭初阳那样的，我以为这不是计较，这是守真，是守住三尺讲台的“真”。

多一个郭初阳，也没有什么危险，再过三五年，杭州有五百个郭初阳，全国有五千、五万个郭初阳，我以为中国的语文就有救了。

你是公民老师，教出来的才是公民学生，他就不会愚昧，会有公民思想。

语文：我有病，天知否？
赵群筠（杭州特级教师）：郭初阳我熟。

我们老师里面有那样一种人，你刚认识他的时候，会觉得他是个很柔弱的人，相处久了，你才知道，一介文弱书生，内心也可以很强大，也可以有那么大的爆发力。

鲍老师：我听过郭老师的课，也和他聊过天，对虚伪的东西他较真、执著，非穷追猛打不可，但他没有恶言恶语，措辞很得体，表达很儒雅。

主持人：我也有同感，郭初阳这样的老师，听他们说话，有一种舌绽莲花、余香满口的感觉。

但现在的年轻人不行，90后什么的，听他们讲话没味。

有人说香港的青少年英文好、国文不好，台湾的青少年国文好、英文不好，大陆的青少年英文不好，国文也不好。

原因在哪里？根源是不是在语文老师那里？
韩军：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现在中国的语文病了，
我们语文老师感觉很失败，我们把老祖宗的优雅丢了。

你看现在社会文化那个粗鄙、那个恶俗，看看报刊的标题就够了：《毛宁TMD（他妈的）》《德国队疯狂大换岗》《封杀毛阿敏》《银泰大血拼》，这样的语言是商业语言，为的是吸引眼球。

我们优雅的文化语言正被铜臭话语、假话套话、网络暴力语言、流氓狠话黑话围剿……原因不全在语文老师，有些是大环境，比如文言的数量越来越少了，我们流淌了几千年的文脉断了。

结果就是当下的中国没有了凝练典雅的语言，这是一个粗鄙的时代，文明离我们远去，我们的汉语被破坏了。

文言断了，中国的汉语也就断了一半，文化的根也被切断了。

我同意主持人说的，中国现在的青少年，英文不行、国文也不行，但是台湾保存得不错，你看琼瑶的小说，故事俗套，但文字很典雅。

走进马英九的文字，即使是个礼节性的信函，也是雅韵欲流。

但我们的公函，要么是一杯白开水，要么是一股政治味道，让人觉着不诚恳。

我们这边的，文化功底太浅了，当初尼克松访问中国，他致辞说：“我认为美国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利益是parellel的。

”“parellel”的直译是“平行”，翻译也果真译成“平行”，但“美国和中国利益平行”让人不明白呀，尼克松带来的翻译弗里曼当时就听出问题来了，纠正说这词应该译成“殊途同归”，这意思就对了。

周总理很细心，后来就问弗里曼是哪里学的中文，他说是在台湾修的。

周恩来不由感叹：“看看台湾，他们传
统文化的保持比大陆的好。

”而我们的这个翻译，英语上是高材生，但他只有语感素养而没有文化素养，我再说件最近的事。

2010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答记者问时说：“今后几年，道路依然不平坦，甚至充满荆棘，但是我们应该记住这样一条古训：行百里者半九十。

”温总理的措辞很典雅，但翻译把“行百里者半九十”译成“在百里的旅途中，有一半人会在途中放弃”。

这个意思是不对的啊，这句话的意思是行百里路，即使走了九十里，也只是走了一半，比喻做事越接近完成就越艰难、越关键。

总理的翻译，这可是钦定的、十三亿人里挑出来的，连他都这样，下面的就别说了。

但要追究责任，也不该追究他英语老师的，而是我们这些中小学语文老师。

你看这就是废弃古文的结果，现在基础教育的老师特别是语文老师，就是要奠定孩子的传统文化根基，把住古文化的文脉，不然我们的孩子都数典忘祖了。

合理的偏见
某老师：郭老师，说句不中听的话，我的观点是：你好像有点“钻牛角尖”，你的一些见解很极端，是偏见。

郭初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但我们一定要分清文体的问题，是小说你可以照小说的样子写，但我们把真的人事当故事来讲，就是不可以。

这也是“普利策”奖的评审
原则。

主持人：上面那位老师的话我有不同看法。

郭初阳的话很极端，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有些瑕疵，我们需要放大一下，以便让更多的人看清，引起更多人的注意，这是一种必要的手段，如果四平八稳地端出来，很可能一个水花都激不起。

所以如果宽容地看，那是一种带点艺术化的夸张。

至于偏见，我以为用“是一种见解”形容比较好。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你的话也不错――绝对的客观是没有的，法郎士说人永远不肯舍弃自己，总是锁在自己的躯壳和环境里。

所以任何人的见解都是偏见，这样的偏见是一种“合理的偏见”。

任何人的理解都是偏见，只是偏的程度、偏的质量不一样。

偏见不但不可避免，而且是合理的。

众多的偏见合起来，就能渐渐趋向圆满和高质量。

卢敦基：但是放大和夸张也要适度，特别是关于文本解读的。

我们在阅读的时候要注意“过度诠释”的问题。

无根据、无价值地人为拔高，很可恶，有选择性地解释文本，“各取所需”也应视若敝屣。

某特级教师：郭老师的观点值得肯定，教材问题涉及面大，影响深远，自当完美，锱铢必较也不为过。

但里面有这样几个问题须辨析明了：
一是要根据语文的特征和属性看。

语文既要科学性，也要人文性，吕叔湘先生说过：“语文教学一半是科学，一
半是艺术。

”宋其蕤在《课堂教学美学论稿》中也说：“语文教学不仅是科学，同时也是一门艺术，需要在美学理论的指导下，研究其艺术化即审美化的途径，通过审美化的途径使其成为一门真正的艺术，在艺术殿堂里占据一席之地。

”既然它只有一半是“科学性”的，那么要求其每一个细节绝对真实显示是过了。

它还有另外一半是人文的、艺术的、审美的，就这个意义上说，语文教材是不管“对不对”，只管“好不好”的。

拿俗话说就是，只要这个鸡蛋的味道佳、营养好，鸡生蛋时态度真不真诚，就未必要太关注。

例如有学者提出，英国历史上都没有莎士比亚这个人，他的作品都是“伪托”的，但这不妨碍我们读莎士比亚的戏剧感觉很美――你说出了“真相”，反而有碍我们的审美了。

语文教材和其他学科教材有区别，其他学科教材就是教学内容本身，但语文教材不全是教学内容，许多时候它只是一个话题，一个载体，根据接受美学的观念，文本甚至是一个框，其中的内容是需读者结合自己的知识储备、生活和审美经验自己去填充的。

教学中，师生借了这个文本来进行思想的对话、情感的交流，从中有积极的情感体验、知识的互通有无、心智的成长，那便是语文教学的收获。

也就是说，教材有两个层面的价值，一是文本的原始价值，二是文本的教学价值，作为普通教师，我们关注的是文本的教学价值。

一线教师如果执著在文本的原始价值或者是它的对错上，那
就是“耕种别人的庄稼，荒芜了自己的田地”。

语文教学无需教材
李老师：这教材教了那么多年，本来教着挺好的，也
没觉得它是“三聚氰胺”什么的，但现在郭老师这样一说，觉得他挺在理的，我回过来看这教材，感觉就很差了。

但我们是一线教师，硬着头皮也仍然得教，怎么办？
主持人：纪伯伦说过，如果带着坏情绪烤面包，那么烤出来的面包也会是苦的。

这个问题也很尖锐――鲁迅曾经有过困惑，他把当时的旧中国比喻为“铁屋子”，说里面
睡着的人就要闷死了，他是让他们在沉睡中无痛苦地死去好呢，还是把他们叫醒，挣扎在这挣不脱的屋子里好？当然我们这个问题没有这样严重，但似乎两者有可比性。

看看郭老师是怎么说的。

郭初阳：一场雪崩的到来很可能是由一粒小石子引起的。

某教研员：那么请问各位，我们上课的时候需不需要
把郭初阳的研究告诉孩子们，或者说要不要告诉孩子真相？
主持人：这里面有两个问题需说明：第一什么是真相？其实从某种角度说，世界上，特别是历史问题，从来只有看法，而没有真相。

郭初阳的研究本来就还处于争论的阶段，远没有到社会公认的程度，而教材一般总要为大部分人认可。

另外，就心智阶段来说也不适合给孩子们看，我相信郭初阳发表他的看法，他写作时的“读者意识”里是不包括孩子的，我以为这样处理是对的。

前两天和余映潮老师吃饭，说到语文创意的问题。

他的“创意”不是针对编教材的说的，而是说语文教师在备课时要研究教材，研究中要结合自己的东西、根据学生的需要进行“创意”，这时候课堂上呈现的教材可
能已经有详有略、藏头去尾甚至是面目全非，但却是有老师情感态度价值观在的、适合学生身心发展的教材。

某老师：郭老师，批判和破坏总是容易的，但建议和
建树就比较困难。

对于语文教材，即使它有问题，我们可以改良，不要革命式的全盘推翻。

另外，我想知道，郭老师，你所期望的、理想的教材是怎样的，它们在哪里？
郭初阳：我不知道它们在哪里，但与其用假的教材不
如没有教材――语文教学本来就无需教材。

卢敦基：教育工作者更应该有一种求真求实的勇气，
这样“假典型”的例子应该毫不犹豫地删除――如果留着倒真不如没有。

主持人：我记得鲁迅大致说过这样的话，说有战士心
中纠结，他手里的长矛不好使，他要机关枪。

鲁迅的建议是，这个想法当然好，但一定要等到机关枪来了再说，切不可机关枪没等着，手里的长矛先扔了，那只好赤手空拳上阵了。

记得民国时候梁实秋负责编写某套教材，一年级第一篇的内
容是“来来来我们上学来，去去去我们上学去”，结果被人狂批。

梁实秋就把稿费预支给骂得最厉害的那位，结果你猜怎么着？这位作家抓耳挠腮想了几天也想不出更好的，结果就把稿费退回来，再也不吱声了。

郭初阳：无论怎么说，你写故事，写陈毅的改编成这样就不行，你可以改啊，写别人的，“王毅”“李毅”都可以。

语文课，如果爱它就给它自由
丁老师：语文课永远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

在许多人看来，语文是最容易教的，不就是拿了本书认认字、读读课文嘛，走上讲台阿狗阿猫都可以教，撞进教室，王五赵六都可以来评课。

在学生这边，他语文缺课半个月，来上学照样知识衔接不掉链。

在家长方面，他请家教，数学的、英语的都请，很少请语文老师的。

但我们教语文的都知道，语文课其实最难上，它要慢工出细活，牵涉的东西又太多。

现在的老师，一不小心，就成了媒体、家长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郭老师又说我们用的教材是“三聚氰胺”，真的很迷茫。

语文课堂，我们不知道应该拿它怎么办。

郭初阳：很简单，给孩子自由，时间的、心灵的自由。

让孩子自己多读书就是了。

主持人：针对这个问题，我就兜远点。

上次碰到王崧舟老师，他知道我喜欢收藏电影，就问我有没有什么佳片，
我就向他推荐了法国电影《狐狸与孩子》（Le Renard et
l'enfant）。

听说王老师后来不但自己看，给家人看，还拿到学校当教研材料。

这部电影很特别，人物就一个女孩，通篇的故事就是讲她邂逅、追踪、了解狐狸并且和它相处的故事。

爱上什么就想占有，这是人性的弱点，小姑娘也是，她喜欢狐狸，就想将它拴起来、圈起来，养宠物一样地养它。

但狐狸不干，它也爱你，但它更爱大自然、更爱自由，结果这对朋友就不欢而散。

我看完了，给它定的主题就是“无论是物还是人，你如果爱他，就给他自由”。

由此引发的是，我们做语文老师不容易，你如果是爱我们的――无论你是语文圈内的人，还是圈外的校长、家长、社会人士，你一定要给我们自由。

戎国彭：不要站在道德高地或者学术高地，告诉我们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这应该怎么办、那应该怎么办。

要给老师更多的自由。

王老师：就是。

我们在一线摸爬滚打，有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也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我们会根据自己的优势、学科的特点以及孩子的实际情况，进行裁剪、取舍、处理。

另外，我们做老师，如果你是爱学生的，就要给学生更多的自由，在掌控底线的前提下，让孩子对教材、对语文有更多不同的看法和理解，即使他思绪不清晰、理解不到位，甚至是错读误读――按照钱钟书的说法，所有的阅读都是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