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左传的成书年代

试论《左传》的成书年代
摘要：关于《左传》的成书年代，历来学者都有不同的看法。

本文简单阐述部分学者对《左传》成书年代的观点，并且根据《左传》最后一段内容推测《左传》的成书时间。

关键词：左传成书年代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或者称《左氏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

旧时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

但自从唐人打破左丘明作《左传》的成书之后，虽然经历代学者探讨，对《左传》的作者始终得不出可信的结论，在目前条件下只好存疑。

但对于《左传》成书的年代，大多数学者有了比较接近的看法，认为它是公元前四世纪的产物①，即战国时期的著作。

至于在前四世纪什么年代，则仍然存在分歧。

本文的写作目的，是想总结前人的研究，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略谈笔者的个人看法。

一、简述部分学者对《左传》成书年代的观点
西汉以来，关于《左传》的争议，约略可分作四个阶段。

第一、两汉时期。

争议的中心是为《左传》争立学官，亦即《左传》与《春秋经》的关系。

第二、汉末至晋隋之间。

争议的中心是《左传》与《国语》的关系。

第三、唐至本世纪三四十年代。

争议逐渐达到高潮，中心议题是《左传》成于何时何人。

清末今文学家康有为是个中心人物，集怀疑派之大成，作《新学伪经考》，断定刘歆割裂《国语》伪造《左传》，引起轩然大波。

当时中外学者纷纷参战，互相驳难，蔚为壮观。

自《伪经考》出，学者之争辨又可约而分为三派：一派祖述康说，崔适可为代表，一派守旧说而反对康说，章炳麟、刘师培可为代表;一派折衷旧说，论《左传》成于战国，与孔子、左丘明无关。

此派学者甚多。

国外学者，也可大致划分为上述三派。

第四、建国以来。

这期的研究大致循前一期的方向而更趋细密。

上述折中一派渐居于主导地位；康说之非，亦渐成定论，但亦有持异议的，其代表当推徐仁甫，作《左传疏证》一书及论文多篇，中心思想，认为刘欲采群书而作《左传》，要之徐说与康说虽有小异，终不离其宗。

涉及《春秋》与《左传》的研究，前人著述极多，自晋杜预作《春秋左传集解》和《春秋释例》以来，直至清朝及近代，相关著作汗牛充栋，而尤以清代为最。

具代表者如唐陆淳，宋叶梦得、苏辙、魏了翁、程公说、吕祖谦，清毛奇龄、惠栋、顾炎武、万斯大、惠士奇、刘文淇、洪亮吉、梁履绳、高士奇、焦循、崔述、顾栋高，乃至近代康有为、刘逢禄、章炳麟、崔适等人，皆有专著。

其观点看法不一。

至于最近二三十年以来，虽有不少研究《左传》的新作，如赵光贤、童书业、杨伯峻、徐仁甫、胡念贻数位先生的著作。

赵先生《左传编纂考》中所持《左传》既非刘歆伪造亦非吴起子夏诸人、其作者为鲁人左氏的观点，笔者深为信从。

徐仁甫先生坚持康有为、刘逢禄“刘歆伪造《左传》说”（注：详细著《左传的成书时代及其作者》，《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3期；《论刘歆作左传》，《文史》第十一辑），胡念贻先生则认为《左传》成书于春秋末期（注：详细著《左传的真伪和写作时代问题考辨》，《文史》第十一辑）。

童书业、杨伯峻的结论（注：
①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335页，中华书局，2006年
分见童著《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杨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

黄觉弘先生在《〈左传〉成书上下限推考》中认为，《左传》作者最大可能是鲁人，还应与魏国有着深切的关系。

综观历代诸家研究和论证,《左传》成书战国说至少在史事叙述、天文记载、群籍称引、辞令、预言等方面有比较坚实的理致和证据。

《左传》于卫嗣君五年(前320年)仍未写定，这是《左传》成书时代的上限。

纯集疏《左传》卜筮事的《师春》既在魏襄王殉葬物之列，则资其抄集的《左传》至迟亦当在襄王卒年(前296年)写定亦甚明。

概而言之，《左传》成书于前320年至前296年之间。

在牛鸿恩的《论〈左传〉的成书年代》一文中，列举了十家具有代表性、定出具体成书年代的意见：
1．梁启超：在田氏代齐、三家分晋、韩氏灭郑以后。

2．新城新藏：在前四世纪五、六十年代。

3．刘汝霖：在前375—前340年间。

4．蒋伯潜：同梁启超说。

5．陈梦家：在前329—前320年间。

6．朱东润：在前四世纪初期。

7．徐中舒：在前375—前352年间。

8．童书业：成书下限为前329年。

9．杨伯峻：在前403一一前386年间。

10．赵光贤：在前375—前351年间。

由此可见，上列十家有八家认为《左传》成书于前386年陈氏代齐和前375年韩国灭郑以后。

而杨伯峻先生的看法是目前影响最大的。

杨伯峻先生认为：“当时人多看到陈氏有代齐的苗头，是否果真代齐为侯为王，谁都未敢作此预言”，陈氏为侯是“《左传》作者所未及知道的”，因而断定《左传》成书不晚于前386年。

朱东润先生说：“《左传》的成书在魏的开始强大”，他引人注目地不提陈氏代齐、韩国灭郑，后来终于说《左传》是“战国初期(前五世纪)”的作品，采纳了刘逢禄“书终三家分晋”的主张，比杨说更提前了。

梁启超曾经“颇信”《左传》成书“上距孔子卒百年前后”，可是后来又说“左氏这书是当三家将分晋、田氏将篡齐而未成功时的产品”。

胡念贻也以为：“这个‘莫之与京’，《左传》本文的解释是指‘成子得政’……还不是指陈氏代齐。

②针对这个问题，牛鸿恩先生也阐述了他的观点，认为问题的症结所在，就是《左传》的作者究竟有没有看到陈氏代齐。

最后，通过论证，牛鸿恩先生认为《左传》作者不仅知晓三家分晋，而且看到陈氏代齐，认为杨伯峻先生定《左传》成书于前403——前386年间，时间偏早了，认为一些学者定《左传》的成书年代的上限是375年是适宜的。

二、《左传》成书时间推测
综观各位学者对于《左传》成书年代的看法，可谓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下面笔者就简单地谈谈个人对于《左传》成书年代的一些看法。

《左传》最后附有一段“悼之四年”的尾巴。

种种迹象表明，它是后补的。

为阅读方便，照抄如下：
悼之四年，晋荀瑶帅师围郑。

未至，郑驷弘曰：“知伯愎而好胜，早下之，则可行也。

”乃先保南里以待之。

知伯入南里，门于桔柣之门。

郑人俘酅魁垒，
②牛鸿恩：《论〈左传〉的成书年代》，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5期
赂之以知政，闭其口而死。

将门，知伯谓赵孟：“入之。

”对曰：“主在此。

”知伯曰：“恶而无勇，何以为子？”对曰：“以能忍耻，庶无害赵宗乎！”知伯不悛，赵襄子由是惎知伯，遂丧之。

知伯贪而愎，故韩、魏反而丧之。

首先，从全书结构看。

《左传》是解释《春秋》的。

孔子截取自隐至哀凡十二公时太史所记以成《春秋》，由于当时哀公尚在位，还有一半事未记。

为弥补这一缺憾，《左传》叙事延至哀公之末。

交代完哀公“如越”事，《左传》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哀公以后事不在它的写作范围。

然而《左传》却留下这条尾巴，显得不伦不类。

如果左氏认为全书当终于哀公，这条尾巴便是多余的；如果他觉得哀公以后事仍需交代，那就应从悼公即位写起，不能突然跳到“悼之四年”，更不能只写荀瑶（即智瑶，《左传》“智”作“知”）围郑一件事。

哀公以后的事，别的都可以不论，惟独三家分晋太重要了，不能不说，那也应重点叙述晋阳之围。

以左氏之大才，那一定会是精妙之作，绘声绘色，跌宕起伏。

然而他却只写了围郑之役知瑶与赵无恤因口角而交恶，便匆匆收笔。

这种安排，似乎有欠熟虑。

从《左传》的这种奇怪安排可以看出，《左传》作者最初的写作计划并不包括哀公以后事。

当《左传》按照预定计划大体完成时，晋阳之围可能尚未发生。

左氏对这场大冲突似乎也无预感，因此书中对知、赵两家的矛盾未作任何铺垫，也未作任何暗示。

随着时间的推移，三家分晋的巨大意义日益显露出来。

作者觉得应该有所反映，这才有了这条尾巴。

其次，从这段文字本身看，前后很不协调。

前面写围郑之役，从容不迫，娓娓道来，似有详细陈述赵、知冲突之意。

甚至连郑人的战前会议及酅魁垒的被俘就义也要描绘一番。

后面却突然改变主意，惜墨如金，匆忙作结。

颇疑有什么事情发生，妨碍他继续写下去。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有“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一说，可知左丘明晚年失明了。

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迫使他不得不中断写作：三言两语，一笔带过。

最后，从书中对赵襄子的称呼看。

《左传》对于书中出现的人物，无论多么重要，出现的次数多么频繁，均不作背景介绍，而是采用互见法，将人物的姓、氏、名、字、谥号、官职交替使用，以示此人名什么、字什么、谥号又是什么、出自何族、任何官职，等等。

如称赵武，时曰“赵武”，时曰“赵孟”，时曰“文子”、“赵文子”。

又如称赵鞅，时曰“赵鞅”，时曰“赵孟”，时曰“志父”，时曰“简子”、“赵简子”。

然而对于赵无恤却是例外：一直称“赵孟”，仅借楚隆之口说出“无恤”，以示这个“赵孟”不是赵武或赵鞅，而是赵无恤；却不称“襄子”、“赵襄子”。

只是到了“悼之四年”末尾，才出现“赵襄子”字样。

这似乎透露出：左丘明在写前面内容的时候，赵襄子还活着。

因此，笔者推测：左丘明大约是在孔子死后数年或十年左右开始写作《左传》的；晋阳之围发生时，全书应已完成或基本完成。

知氏灭亡后，左丘明决定补写这场事变，无奈年事已高，眼疾失明，刚刚开头却又匆匆收笔，时在赵襄子去世前后，即公元前443年前后。

结论：左丘明是孔子的晚辈，他活到赵襄子死后实属正常；《左传》并不曾预言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作者更不曾亲见此二事的发生。

《左传》全书主体大概完成于晋阳之围前，最后的“悼之四年”一段则成于赵襄子死后不久。

关于《左传》的成书年代，笔者也知道单从最后一段话去判断，显得肤浅，但是由于时间与知识的限制，笔者只能止笔于此，希望以后能够有机会作进一步
深入的探讨，以增加个人的学识修养。

参考文献：
〔1〕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
〔2〕徐中舒等本册编注：《左传选》，中华书局，2009年
〔3〕杨伯峻：《春秋左传住》，中华书局，1981年
〔4〕牛鸿恩：《论〈左传〉的成书年代》，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5期
〔5〕黄觉弘：《〈左传〉成书上下限推考》，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6〕徐中舒：《〈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中国史学名著选—左传选》（后序）中华书局1963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