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劻在义和团运动中的庐山真面目

奕劻在义和团运动中的庐山真面目
孔祥吉
• 2012-07-29 11:32:43 来源：《近代史研究》2011年5期
内容提要：奕劻作为总理衙门的主持人，在义和团高潮期间的表现，长期被认为是主张“剿团”的，因而与慈禧关系十分紧张，以至于慈禧“欲杀奕劻”，后因城破而免。

义和团也认为，奕劻信教，提出了“杀一龙二虎三百羊”口号。

二虎之一就是奕劻。

但是，新发现的档案史料表明，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前后，奕劻一直为慈禧出谋划策，对其言听计从。

二人关系诡秘，其亲密程度，无人可比。

当八国联军已经兵临北京城下时，慈禧几乎每天都见奕劻与载漪，密商对策；相反，军机首辅荣禄受到了慈禧的冷落。

庚子七月初一日至十九日间，慈禧居然召见奕劻达16次之多，且与载漪同日召对，共谋西逃之策。

而作为武卫军统帅的荣禄，则丝毫不知出逃之决定。

本文还揭示慈禧与奕劻这种不寻常关系的由来及其对晚清政局的影响。

关键词：奕劻慈禧义和团召见单
作者简介：孔祥吉，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人物研究是义和团运动史的一个重要课题。

以前由于受史料和认识的局限，对清王朝内部高层人物与义和团的关系，研究得并不深入。

庆亲王奕劻即是其中一个。

奕劻本来是义和团事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是与慈禧关系最诡秘，最受慈禧宠信之人。

但是，对其研究却殊欠深入，以至对奕劻在义和团运动中所扮
演的角色，亦不甚分明。

本文试图以原始档案，揭示奕劻的庐山真面目。

一、世人对奕劻的误读
奕劻(1838-1917)，爱新觉罗氏，乾隆帝十七子永璘之孙，早年过继给永璘第五子、不入八分镇国公庆郡王为嗣。

道光三十年袭封辅国将军，咸丰二年正月封贝子。

光绪十年，奕劻时来运转。

三月，甲申易枢发生，恭亲王奕被免去一切差事，奕劻开始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管理总理衙门事务，并晋封为庆郡王。

①次年设立海军衙门，受命会同醇亲王奕譞办理海军事务。

光绪二十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奉懿旨晋亲王。

从此，在晚清政坛上，奕劻呼风唤雨，成了近代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

对于奕劻究竟在义和团运动中扮演什么角色，长期以来并不清楚。

世人对奕劻有太多误读。

其一，义和团成员本身，并不甚清楚奕劻的面目。

一般的义和团成员“把奕劻当成了汉奸”，当做反对的目标。

当时，坊间广为流传的有关奕劻的揭帖有两个。

其一为：
庆王爷于四月初九日夜间子时连得三梦：
玉皇大帝点化他，改天主，归大清正道：你既吃了中国俸禄，反与外洋助力，此如不改，悔之晚矣。

因天主爷、耶稣爷不遵佛法，大悖圣道与大清黎民，大街小巷任伊自便。

今上帝大怒，免去雨雪，降下八万神兵，教传义和团神会，特借人力，扶保中华，逐去外洋，扫除别邦鬼象之流。

不久刀兵就动，军民难齐，惟
此秉正公心，终能保全一家之福。

见而广传，即免灾殃。

玉皇大帝发慈悲之心，救世扶民，先行通知：由四月十八日起，莫坐火车贪快，惟恐死在铁轨之中；至于五月十八日，遍方铁道俱都毁折，切嘱尔曹，届期千万不可安坐火车耳。

传一张免一家之灾，传十张免一方之灾难。

倘见而不传，必有大祸临身。

梦必醒儿录之以救世。

②
另外一个揭帖的内容如下：
玉皇示梦庆王奕劻之二(天津)
庆王爷于三月初四日夜中子时连得五梦。

京都示，庆王爷于三月初四日夜中子时，连得五梦。

言其梦云，玉皇上帝点化，教他改天主，归之大道。

言说你既吃大清钱粮，为何给外邦出力？你若不改过，悔之晚也。

只因天主教、耶稣教不遵佛法，欺灭圣贤，欺压中国君民。

玉皇大怒，收去雷雨，降下八千九百万神兵，义和拳传流世界，神力借人力，扶保中国，度化人心，剿杀洋人洋教。

不久刀兵复流，不论君民商贾士农，急学义和拳。

如若秉心虔裡[理]，终能保一家之灾。

见单快传，如若不传，必受刀兵之苦。

③
这两个揭帖，内容互有异同，在北京和天津等地流行。

此外，俄国驻天津的情报人员，还将《由旅顺华工处得来的义和团揭帖》，“附在关东省省长所属外交处官吏库罗斯托维支1900年6月12日的情报中”。

④该情报亦称，“庆王爷连得三梦”云云，与上述揭帖内容大同小异。

可见，此类揭帖，在东北地区亦有传播。

该揭帖流行如此之广，其原因是奕劻长期任职总理衙门，与洋人打交道，诬其信奉洋教，处处为洋人说话。

因而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义和团认为奕劻站
在其对立面，是顺理成章的。

奕劻在义和团高潮中，是否真的站在其对立面？应该如何看待这两个揭帖？对此，长期研究义和团时期揭帖的专家陈振江、程歗，对上述两个揭帖有明确的解释：
庆亲王即奕劻，时任大学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管理大臣。

他反对人民群众的反教会运动，并奏请慈禧镇压义和团。

所以义和团很恨他，称他为“二毛子”，并出此帖以示警告。

当时端王载漪等人，利用义和团这种对奕劻等洋务派的仇恨情绪，造言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

“一龙”是指光绪皇帝，“二虎”一为奕劻，一为李鸿章。

此谣耸听一时，但并非整个义和团运动的口号。

⑤
陈振江、程歗两先生长期合作，对搜集、阐释义和团揭帖多有贡献，他们这种端王载漪等人企图利用义和团，将矛头指向奕劻的观点，长期被史学界接受。

其二，亲身经历了义和团运动的清朝官员，对于奕劻的政治态度及其与慈禧的关系，也不甚了然。

当时，有一位颇有头脑的京官李希圣(1864-1905)，可称为典型代表。

李希圣，字亦元，湖南湘乡人。

光绪十八年考中进士，而后在刑部担任主事。

张百熙于庚子之变后接管京师大学堂，李希圣成为他最重要的助手。

义和团事件发生时，36岁的李希圣就住在北京。

他留意时事，注重搜集史料，立志将这段不同寻常的史实，记录下来供后世史学家研究。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两个多月，李希圣于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离京南下探亲，半个月后在上海写信给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亨嘉称：“希圣自出京后，见闻隔绝，此后诸事，求吾师属抄胥录出，免致放失；尚拟赓续成文，以备史官之采。

”⑥可见，李希圣对义和团史实确实留意、记录，不愿因离京而中断。

在《辛丑条约》签订的第二年，
李希圣出版了一本《庚子国变记》，颇受学界推重。

翦伯赞等所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大本史料中，将李书列为史料之第一种。

翦先生在《义和团数目题解》中称赞此书为“较好资料”。

⑦
据李氏此书记载，荣禄曾经劝说慈禧别杀徐用仪等人。

其文曰：
荣禄方入对，知将杀用仪等，至殿门……太后袖出诏，禄顿首曰：“祖宗时不轻杀大臣，今诛之太骤，罪不明，臣亦见奕劻，奕劻言不可。

”太后曰：“奕劻喜与他人事耶？为我谢奕劻，行将及若矣。

”旬日之内，连杀五大臣，诏辞忸怩，无左证。

又欲杀奕劻……会城破而免。

⑧
可见，在李希圣的笔下，奕劻不但力主剿灭义和团，而且也不主张杀徐用仪等五个反对“用团”的大臣，因而与慈禧、载漪等人关系紧张，以至于闹到慈禧要杀奕劻的程度。

其三，非但京官们有此认识，即使那些驻北京的外交官也认为，由于奕劻反对义和团，导致了他在清政府上层被排斥。

英国驻北京公使窦纳乐(Claude M. MacDonald)于1900年6月5日同庆亲王奕劻举行了一次会晤，并将会见情形向外交部报告。

窦纳乐记下了当时会谈的情况：
庆亲王在谈到义和拳的时候，所用的毫无希望和无能为力的语气，给我的印象如此深刻，所以我回到使馆之后，便致电舰队司令，询问他是否能够再拨给七十五名士兵。

我的会晤的另一结果，就是使我确信长期以来我所怀疑的事情：总理衙门即使有庆亲王作为它的发言人，已不再有效地代表中国统治势力；同时我感到，他作为推动中国政府的一个杠杆，正在彻底瓦解。

⑨
这位英国外交官，只是从表面上看问题，认为由于奕劻坚持反对义和团的立场，已经使他在政治上的影响“彻底瓦解”。

以上均为义和团运动中间，一些当事人对奕劻的评价。

长期以来，受这些史料的影响，不少学者均认为，奕劻同主张利用义和团的慈禧、载漪等人观点对立，关系紧张。

譬如，戚其章先生在《论庚子事变中的和战之争》一文中，提出“载漪、刚毅等也把奕劻看成了阻挠他们‘抚团剿洋’的主要障碍之一”，“甚至曾有载漪欲杀奕劻之说”。

⑩《清代人物传稿》所收“奕劻传”亦谓：“奕劻的态度引起义和团愤恨，称他为‘二毛子’、‘天主翁’。

天津的一张揭帖警告奕劻：‘你若不改过，悔之晚也’。

”(11)
我本人过去亦认为，奕劻作为总理衙门大臣，经常处理与各国关系，对义和团坚持主剿的态度，是没有疑问的。

二、新档案史料的发现
然而，最近发现的一件档案，却使我从根本上转变了那种认为奕劻在义和团运动的高潮期间，即庚子五月二十日后宣战至慈禧出逃以前，对义和团持坚决反对立场的认识。

这件档案就是军机章京所撰写的“召见单”。

清廷的召见单，通常是指皇帝于早朝或其他时间，召见官员们的姓名记录。

这些被召见的官员姓名，通常会出现在邸抄上。

召见单的内容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它可以提供考证朝廷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的特殊线索。

譬如，在戊戌政变前夕，军机章京杨锐，曾经带出了光绪皇帝的“衣带诏”。

该诏宣称“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

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

”而康有为同样宣称，他也得到了光绪帝的“衣带诏”，其内容则是“尔其爱惜身体，善自保卫。

他日再效驰驱，共兴大业，朕有厚望焉。

”(12)意思是要康氏到海外设法救皇上。

黄彰建先生在考订上述两个衣带诏时，用了一个关键史料，就是光绪皇帝政变前夕召见人员的记载，结果发现，戊戌政变前夕，仅仅于戊戌七月三十日召见过杨锐，根本没有召见康有为。

这样，康有为所谓他奉光绪皇帝出外求救的“衣带诏”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

从而得出了杨锐所奉系真的“衣带诏”，而康有为的则是“伪诏”的结论。

康有为“伪诏”，是根据八月初二日光绪帝召见军机章京林旭时，林所带出的敦促康有为尽快离京之诏书篡改而成的。

这个史例足以说明，召见人员名单在考证史实中，有须臾不可离开的关键作用。

1980年代，我在参加《清代人物传稿》(下)工作时，曾经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资料室的耿来金先生，根据该所所藏的“邸抄”原件，辑录自甲午战争至光绪末年，皇帝逐日召见官员的名单。

发现庚子义和团期间，京师动荡不安，因此，光绪二十六年的邸抄，近代史所所藏也只是到五月底。

六月初一日以后，该所即付阙如。

后来，我在故宫清代档案中，却找见了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一日至十九日的召见单。

这是一件很特殊的档案，文字不多，却至关重要。

它使我对义和团高潮期间，清廷最上层官员对义和团之立场，有一个全新的看法。

这份召见单的内容如下：
七月初一日，庄亲王载勋、李秉衡、军机。

初二日，庄亲王载勋等、李秉衡、军机。

初三日，庄亲王载勋等、徐承煜、景沣、军机、张春发。

初四日，李秉衡、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军机。

初五日，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军机、陈泽林。

初六日，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军机。

初七日，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军机、升允。

初八日，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军机、李秉衡。

初九日，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军机、岑春煊。

初十日，庆亲王奕劻、军机、李秉衡。

十一日，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军机、夏辛酉。

十二日，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军机。

十三日，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军机、岑春煊。

十四日，庄亲王载勋、徐桐、崇绮、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军机。

十五日，庆亲王奕劻、军机。

十六日，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徐桐、崇绮、董福祥、军机。

十七日，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徐桐、崇绮、军机。

十八日，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徐桐、军机。

十九日，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徐桐、崇绮、军机。

(13)
由此召见单可以看出：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一日至十九日，慈禧每天召见军机大臣。

当时的军机大臣成员包括大学士荣禄、礼亲王世铎、刚毅、王文韶、启秀、赵书翘。

清朝祖制，每天早朝时均须召见军机大臣。

除此之外的召见，则有很强的针对性。

譬如，七月初三日召见徐承煜，是商讨是日在菜市口杀许景澄、袁昶，要徐承煜承担监斩的事宜。

而七月初九日、十三日召见岑春煊，则说明岑春煊在慈禧出逃之前，曾经出现在北京，并且被召对两次，并非在西逃途中才开始见到慈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慈禧共召见庆亲王奕劻16次，而且，从召见次序来说，大多是首先见庆亲王，然后再见他人。

慈禧召见端亲王载漪14次，李秉衡5次，徐桐5次，庄亲王载勋4次，崇绮4次。

这些召对的时间与次数，可以说明许多重要问题。

因为朝廷内外官僚成千上万，而皇上所召见的，除去军机大臣之外，其他官员却是寥寥无几。

因此，皇上
的召见，对每个官员来说，都是机会难得，至关重要的。

尤其是本文所开列之召见单，是八国联军正在由天津向北京进逼，后来的几天，更是在炮声隆隆，兵临城下，人心惶惶的情况下写成的。

当时，慈禧为首的清廷统治者，正面临着灭顶之灾。

是逃跑，还是坚守？是投降，还是坚持反抗？慈禧一伙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在这样千钧一发的关头，慈禧召见人员的名单，就显得更是非同寻常了。

需要说明的是这份召见单，并非像通常那样，是皇帝本人的召见单。

因为当时光绪皇帝已形同傀儡，因此，它实际上是慈禧的召见单，根本不代表皇帝意见。

光绪帝是否每次都在场，亦值得怀疑。

看了这份召见单，就会知道：那种认为奕劻被“慈禧搁置到了一边”，“载漪欲杀奕劻”，其作用“正在彻底瓦解”，只能“韬光养晦”的观点，统统是无稽之谈。

三、庚子七月“召见单”部分内容分析
这份召见单的记载显示，从七月初一日至十九日，慈禧召见次数最多的官员，是奕劻，达16次。

其次是端郡王载漪的14次。

召见单显示，情势愈是紧张，慈禧愈是离不开奕劻和载漪。

他们二人可以说是慈禧当时的左右手。

而且，对奕劻的信任，又在载漪之上，其中七月初十日、十五日召见奕劻，而没有召见载漪。

而且，我对该召见单七月“初二日，庄亲王载勋等、李秉衡、军机。

初三日，庄亲王载勋等、徐承煜、景沣、军机、张春发”的记载中的“等”字，表示怀疑。

因为人物名单，字数本来就很少，为何要“等”字？我怀疑这个“等”字，可能代表“奕劻”。

众所周知，载漪为了使自己的儿子“大阿哥”取代光绪，登上帝位，是利用义和团攻打使馆以及对列强宣战的积极促成者。

可是，人们没有想到的是，作为总理衙门大臣的奕劻，却能够与载漪坐在一起，同舟共济，共商大计。

否则，就不会两人多次同一天被召对，半个多月的时间内，慈禧几乎每天都和奕劻、载漪一起筹划对策。

庚子夏季，尤其是宣战以后，慈禧对于官员之任命，旗帜鲜明，毫不含糊。

大臣中，谁主张镇压义和团，反对与列强开战，慈禧就疏远谁，排斥罢免，甚至杀头，在所不惜。

相反，谁赞成慈禧的政见，主张利用义和团，旗帜鲜明地反洋教，主张同列强交战，就会获得重用与提升。

诸如慈禧于六月二十日颁布懿旨称：“户部尚书崇绮补授”(14)；直隶布政使廷杰由保定被调回京，而以主剿派廷雍取而代之(15)；步军统领衙门的崇礼，本来是慈禧的人，可是最终还是被比他更激进的庄亲王载勋取代(16)；李秉衡的前敌总统的任命等等，都是典型的例子。

翻一翻这个时期的《随手登记档》，可以明显看出，无论是京官，还是地方大员，只要主张“用团”，就可以获得高升。

试想，位高权重的庆亲王奕劻，如果不同意“用团”，或是稍稍反对同列强宣战，背离慈禧当时的决定，当然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由于发现召见单，促使我对庚子年慈禧对奕劻的态度，进行了仔细考察，发现慈禧对奕劻的宠信，远在一般王公大臣之上。

庚子七月的密集召见，绝非偶然。

请看以下事实：
其一，庚子三月初四日，慈禧要像往年一样，由紫禁城前往颐和园。

由于庚子春季各地义和团陆续进入北京，京师治安不比寻常。

慈禧专门颁布懿旨称：
军机大臣面奉懿旨：此次赴园著奕劻、载漪各派神机营、虎神营队伍分作两班，沿途随护各处路口，一体严密稽查等因。

钦此。

另有交片曰，交神机营、虎神营，本日军机大臣面奉懿旨：此次赴园著奕劻、载漪各派神机营、虎神营队伍分作两班，沿途随护各处路口，一体严密稽查等因。

钦此。

相应知会贵营钦遵办理可也，此交。

三月初四日。

(17)
上述懿旨中的“园”，应指位于北京西郊的颐和园。

按理，慈禧出行，均有例行的维持治安的安排。

庚子三月，慈禧专门提出由奕劻和载漪所统辖营队负责沿途稽查，这是很不寻常的。

此道懿旨释放了一个信号，即慈禧对奕劻和载漪特别宠信。

此举也反映了慈禧在用人方面的好用心计，阴险狡诈。

众所周知，戊戌政变之后，军机大臣荣禄权倾朝野，掌控了包括袁世凯、聂士成的新式军队以及董福祥等部组成的武卫军。

然而，在京师地盘，慈禧却将神机营的军权，交给奕劻掌握；可见，慈禧虽然信任荣禄，但是却依然要奕劻的京师神机营，来制约大权在握的荣禄。

而载漪统率的虎神营，类似于百日维新开始前夕，慈禧特命载漪、刚毅等守旧派人物挑选的所谓八旗精锐组成的武胜新队。

据清档记载，载漪等于戊戌闰三月递折称：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九日，奴才载漪、敬信、刚毅面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著由外三营暨京内八旗挑选精壮兵丁二千名，
归入武胜新队，一并训练。

钦此。

钦遵。

谨奏。

(18)
实际上，武胜新队也罢，虎神营也罢，都是慈禧为了防止政敌之突袭，而临时组成的八旗别动队。

它既不隶属于神机营，又不隶属于武卫军，直接听命于慈禧。

慈禧之好用心计，远非一般等闲之辈可望其项背。

其二，庚子五月二十日后，清廷对义和团的态度非常明朗，即主张招抚义和团以对付八国联军。

慈禧于五月二十一日颁布了三项重要的决定。

一是命令“各直省督抚，迅速挑选马步队伍，各就地方兵力饷力，酌派得力将弁，统带数营，星夜驰赴京师，听候调用”。

二是要裕禄将天津地区的义和团编成队伍。

《上谕档》记曰：“军机大臣字寄，‘直隶总督裕，天津一带，义勇麕聚甚多，著裕禄迅速派员招集，编成队伍，以资捍卫’。

”(19)三是组织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军事指挥机构。

是日《随手登记档》记曰：“交军机大臣、大学士徐(桐)、庆亲王奕(劻)、管理礼部事务崇(绮)，端郡王载(漪)、军机大臣：面奉谕旨，京师军务，著派徐桐、崇绮与奕劻、载漪并军机大臣会办由。

分交领去。

”(20)次日，《上谕档》又记载称：“军机大臣面奉谕旨，京师现办军务，著派徐桐、崇绮与奕劻、载漪并军机大臣，会商一切事宜。

钦此。

”(21)
请注意，慈禧在上谕中强调，要奕劻与徐桐、崇绮、载漪一起“会商一切事宜。

”
这道谕旨，其实并没有说清楚，只是笼统说“现办军务”。

实际上，是清廷决定像甲午战争中一样，成立了一个战时最高指挥机构——督办军务处。

自五月二十一日之后的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多次将有关战事之奏章等公文，转交督办军务处办理，说明清廷当时的确成立了这样一个机构。

如六月二十日记曰：“督
办军务处奏片一件，贵恒条陈由”；七月十六日记曰：“督办军务处奏片一件，大学士荣禄报效军需由”；七月十九日“交督办处、顺天府，官车被扣，请饬随到随御一折。

各州县宽为预备由。

”等等。

时人称：“其时都中亦设督办军务处，旨意拟出即发，多不呈两宫核夺。

可知五月二十五日宣战之谕，实是端、刚矫传。

”
(22)
督办军务处是专门管理清军及义和团与八国联军作战事宜的。

本来类似事务，完全可以由军机处办理。

然而，慈禧显然觉得仅仅依靠军机大臣，无法贯彻实行自己的政见，于是，成立了这样一个机构。

这个重要机构的成员中，除了原有的军机大臣之外，专门添加了4人，即大学士徐桐、庆亲王奕劻、崇绮和载漪。

以前史学界都把奕劻当作是反对义和团的代表人物，然而，由此谕旨观之，奕劻和徐桐、载漪等人完全是一个营垒的，否则，慈禧不会把一个政治见解与自己有异之人，安排进这样一个专门对付洋人的临时机构。

慈禧设立督办军务处，实际上是给原来荣禄主持的军机处“掺沙子”，即把一些主张招抚义和团来对付洋人的极端守旧官员和自己的亲信，放在重要的岗位上。

慈禧对奕劻宠信逾常，奕劻则对慈禧格外出力。

慈禧手中同时握了两张牌：一张是载漪策划如何利用清军，加上义和团同列强正面争斗；另一张牌是由奕劻出面，与洋人谈判斡旋，另觅出路。

进入庚子五月后，清廷已经决定招抚义和团来对付列强，中外矛盾空前激化，于是，慈禧开始更多地依靠奕劻出谋划策。

这就是召见单所反映出来的每天召见奕劻密谈的背景。

由于发现了庚子七月之召见单，使我对光绪二十六年五月的召见单亦发生了兴趣。

耿来金先生生前由近代史所藏邸抄中辑录的庚子五月召见名单内，有关庆亲王奕劻与端郡王载漪等人的记载如下：
五月初二日召见军机、庆王、端王
五月初四日召见军机、庆王
五月十二日召见军机、庆王、端王、荣中堂、余虎恩
五月十五日召见军机、端王、杨佩璋
五月十八日召见军机、庆王、端王
五月二十日召见军机、庆王、端王、龚盛阶
五月二十一日召见军机、庆王、端王、荣中堂、堃岫、龚盛阶、崇公
五月二十六日召见军机、庆王、端王、英年、澜公、徐用仪、许景澄。

(23)
据耿来金先生《邸抄记录之召见单》统计，光绪二十六年正月至四月间，奕劻被召见次数为4次。

而庚子五月，是清廷对义和团政策由剿抚不定，转变为全面招抚的重要时刻。

慈禧对庆亲王与端王载漪的召见次数大大增加。

是月慈禧共召见奕劻7次，载漪6次；而且，其中有5次是庆王、端王同日被召见，并且不排除二人是一齐被慈禧召见的。

这种召见现象表明，慈禧招抚义和团以对付八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