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国际话语权的构建及前景

“全球南方”国际话语权的构建及前景
作者：孙吉胜
来源：《当代世界》2024年第07期
【关键词】全球南方国际话语权大国博弈国际秩序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秩序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全球南方”被视为影响国际秩序变革的一支重要力量而备受关注。

“全球南方”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在国际政治中日益追求自主性和独立性，希望提升国际话语权，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但是，由于整体内部特点、国际格局变化及大国博弈等外部因素，“全球南方”提升国际话语权将长期面临来自发达国家、自身内部以及国际关系持续发展变化带来的挑战，这需要各国加强团结，携手应对。

“全球南方”国家首先要发展好自己，进而为世界贡献更多理念、价值和规范，促进世界向更加包容多元的方向发展。

同时，“全球南方”国家应更加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不断提升制度性权力，使全球治理体系能够更加有效应对全球性问题。

针对一些国际重点热点难点问题，要争取寻求最大公约数，彰显“全球南方”群体行动影响力。

“全球南方”源于传统的“南方国家”概念，指位于地球赤道以南的南半球国家，且由于发展中国家主要分布在北半球南部和南半球，因此国际社会习惯上将发展中国家称为“南方国家”。

“全球南方”则是对“南方国家”概念的承续，主要指代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尽管“南方”这一表述由来已久，“全球南方”在国际议程中并不是一个被经常提及的词。

近年来，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

“全球南方”经济影响力日益增强，客观上对国际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80%，南北差距日益缩小，这使“全球南方”整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主编拉维·阿格拉瓦尔于2023年初撰文指出，2023年全球政治一个最有意义的趋势是南方正在各个领域变得更引人注目，更有影响力，南半球作为一支崛起的力量似乎势不可挡。

[1]“全球南方”频频进入世界议程。

2022年4月7日，联合国大会就暂停俄罗斯在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资格进行投票表决，反对和弃权票达到83个，“全球南方”立场被热议，“全球南方”概念不断升温。

2023年1月12—13日，“全球南方国家之声”线上峰会宣称“全球南方”时代正在到来。

2023年，英国《金融时报》将“全球南方”评为2023年年度词之一。

[2]2024年慕尼黑安全会议发布的《2024年慕尼黑安全报告》多次提及“全球南方”；在第78届联合国大会期间，“全球南方”议题受到重点关注。

国际话语权是一国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体现代表权、发言权、定义权、解释权、说明权、裁判权、建构权，更重要的是体现影响力，既包括在国际事务中的表决权、代表权、投票权、份额等制度性话语权，也包括話语、理念或主张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等软
实力。

[3]“全球南方”被提及、被关注、被讨论，被列入重要全球议程，可视性达到新高，本身就是“全球南方”国际话语权提升的一个重要体现。

第一，“全球南方”话语进入世界议程，成为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标识。

长期以来，西方和“全球北方”在国际事务中一直享有主导地位。

南方国家一直处于非中心位置，在国际事务中缺少代表权和发言权，利益诉求、核心关切等经常被忽视。

随着“全球南方”国家不断发展壮大，其对自身、彼此和国际关系的态度及认知发生明显变化，不断关注当前国际秩序不公正不合理之处，对其国际地位及经常被边缘化的境况日益不满。

近年来，金融危机爆发、贸易和投资制裁日益武器化，新冠疫苗分配不平等、气候变化加剧、一些发展中国家深陷巨额债务等都暴露出现有国际秩序存在的各种问题，“全球南方”的崛起是对当前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有效性和公平性缺失的一种反映。

南方国家普遍认为，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严重冲击，因此需要进行实质性改革，尤其要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权和发言权。

同时，南方国家对国际秩序中经常出现的双重标准表示不满，普遍希望推动其变革。

2023年11月，在“全球南方国家之声”线上峰会中，巴西总统卢拉强调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不符合“全球南方”的利益，呼吁与会国家为建立“更公平的国际秩序”而行动。

[4]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2023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损失与损害”协议，[5]该协议回应了“全球南方”诉求，尤其在公正方面实现了突破，“全球南方”成为当今世界地缘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6]
第二，“全球南方”立场和态度日益受到关注，“全球南方”话语不断彰显影响力。

长期以来，“全球南方”在国际政治中一直处于非中心位置，声音和立场经常被忽视。

近年来，“全球南方”在一些重要问题和议题方面鲜明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不断发出“全球南方”声音，不再是国际政治中“沉默的大多数”。

针对一些重要事件和重大问题，南方国家日益体现出独立性和自主性，不再简单跟随大国或盲目选边站队。

一些中等强国影响力越来越大，更加希望通过
追求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挥国际影响。

如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支持劝和促谈、坚决抵制煽动阵营对抗。

很多南方国家拒绝参与美国主导的对俄制裁，一些国家还增加了与俄罗斯的贸易。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南方国家普遍支持巴以双方停止敌对行动，通过外交渠道推进和平进程，体现出其独立判断和行为选择。

第三，“全球南方”制度性话语权提升取得初步成效。

现有的国际制度大都是在二战结束后由西方大国主导建立，它们具有明显的话语权优势。

制度性优势既体现在代表权、投票权、份额等制度设计的方方面面，也体现在规范、理念等软权力方面。

南方国家近年来在国际组织、国际机构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开始得到提升。

例如，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代表性被长期低估，低份额导致其在决策中没有发言权。

在中国等国家的努力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先后在2006年与2010年进行两轮治理结构变革，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了更多投票权。

与此类似，2018年，世界银行通过增资计划，中国的投票权较之前上升1.26个百分点，份额达到5.71%，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这些制度性调整成为南方国家制度性话语权改善的良好开端。

再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二十国集团仅举行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金融危机爆发后，二十国集团提升为领导人峰会，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大幅提升。

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发起成立的一些机构和机制日益彰显其国际影响力。

金砖机制近年来的发展变化备受关注，也体现出南方国家制度建设的成绩。

从2001年金砖国家概念提出，到2017年厦门金砖峰会开启“金砖+”合作模式，再到2023年南非约翰内斯堡金砖峰会扩员，金砖机制展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

超过40个国家希望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23个国家正式提出加入申请，2024年沙特、埃及、阿联酋、伊朗和埃塞俄比亚正式成为金砖成员，不仅扩大了金砖国家在全球南北对话中的代表性，也增强了南方国家在国际金融、贸易、气候变化等
关键议题上的发言权。

有评论指出，金砖国家机制的影响力已经超过77国集团，成为“全球南方”的主要论坛。

[7]金砖国家设立的新开发银行自2015年成立以来，已向基础设施、可再生能源、交通和其他领域的上百个项目提供了约330亿美元贷款，孟加拉国、埃及、阿联酋等国家先后加入。

[8]上海合作组织的影响近年来日益增强，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先后加入，该组织从最初聚焦和平与安全，逐渐扩展到经济合作等诸多领域，为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促进地区繁荣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也是一个典型例子。

该倡议提出十年多来，成为中国推动国际合作、与各国共享发展机遇的重要平台，为促进全球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新模式。

中国与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合作文件，一大批促发展、保民生的项目在“全球南方”国家落地生根。

该倡议实施十年多来，在近150个国家实施了3100多个项目，总金额超过1万亿美元，“全球南方”在这个过程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

[9]此外，亚投行、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等都是南方国家在制度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有力提升了“全球南方”的制度性话语权。

“全球南方”独立性、自主性日益增强，已经成为影响国际秩序变革走向的重要战略力量和大国竞争的重要平衡力量。

随着大国竞争的加剧，国际政治中的对抗增多，不时出现霸权主义、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

受制于内外因素影响，“全球南方”提升國际话语权仍面临诸多挑战。

第一，“全球南方”内部差异性和多样性较强，尚难以形成统一的国际力量。

尽管很多南方国家都有被殖民、被压迫的历史，都面临发展的任务，但南方国家内部差异性和多样性突出。

100多个国家分布在不同区域，地理位置、人口数量、国土面积、自然资源等物质条件大不相同，意识形态、社会宗教、政治制度、发展水平等也相差巨大，各国诉求和关切重点千差万别。

以中国、印度和巴西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非常重视自身国际影响力，希望获得与其实力及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在国际舞台上也更受重视。

但是，也有相当多南方国家长期以来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约占世界人口1/4的20亿人生活在争端地区，一些国家接连发生政变，75个低收入国家中有37个国家无法偿还债务。

[10]对这些国家而言，实现政局稳定和经济发展仍是第一要务。

这些内部差异和多样性为“全球南方”塑造共识、统一行动增加了难度。

第二，“全球南方”尚缺乏高度的政治共识，在领导力和协调问题上的分歧严重制约其提升国际话语权。

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一直致力于维护和代表南方国家利益而表达诉求。

而印度一直有大国梦，对于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重要倡议和理念，或反应不积极，或提出由其主导的替代性方案，与中国竞争之意明显。

“全球南方”内部尚未形成统一的理念和行动，一定程度上制约其作为一个整体来发挥国际影响力。

虽然各国对于美国等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不满，但对于构建何种国际秩序仍缺少共识。

一些评论人士直言，“全球南方”更多是被动地被视为一种力量，缺乏内部统一纲领和一些基本共识，更像是“缺乏实质内涵的政治口号”。

[11]此外，南方国家内部目标模糊，没有明确的协调机制，这种松散性也会制约其国际影响力。

2023年1月，印度主办“全球南方国家之声”线上峰会，未邀请中国和
巴基斯坦。

有学者专门讨论“全球南方”的领导问题，认为印度臆想抛开中国而把自己塑造成“全球南方”领袖，而巴西则希望利用该平台回归国际舞台。

[12]
第三，“全球南方”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努力仍受大国博弈影响。

一方面，发达国家或是北方国家出于维护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传统优势地位考虑，对“全球南方”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努力不断进行遏制和打压。

例如，中国目前在联合国及其很多专门机构中所缴会费都大幅提升，但话语权与贡献并不匹配，大多数国际组织主要负责人仍由美欧等发达国家人员担任，中国等南方国家推动改革的进程并不容易。

另一方面，随着大国竞争加剧、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全球南方”叙事不时充满地缘政治色彩，个别大国不断干扰和破坏“全球南方”团结，蓄意制造矛盾和分裂。

例如，“全球南方领导权”叙事很容易在“全球南方”的强国中制造分裂感。

在安全领域，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把对抗中国作为一个焦点。

2022年美国启动“印太经济框架”，成员国不仅包括日、韩、澳等美国盟友，也包括印度，该框架尤其强调成员国在芯片、关键矿物等方面供应链合作，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13]2023年2月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美英等国代表一直在强调中国不属于“全球南方”国家，拉拢一些国家选边站队。

[14]在面对一些重要问题或危机时，“全球南方”不时暴露出团结协作方面的脆弱性。

第三，“全球南方”制度性话语权提升取得初步成效。

现有的国际制度大都是在二战结束后由西方大国主导建立，它们具有明显的话语权优势。

制度性优势既体现在代表权、投票权、份额等制度设计的方方面面，也体现在规范、理念等软权力方面。

南方国家近年来在国际组织、国际机构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开始得到提升。

例如，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代表性被长期低估，低份额导致其在决策中没有发言权。

在中国等国家的努力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先后在2006年与2010年进行两轮治理结构变革，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了更多投票权。

与此类似，2018年，世界银行通过增资计划，中国的投票权较之前上升1.26个百分点，份额达到5.71%，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这些制度性调整成为南方国家制度性话语权改善的良好开端。

再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二十国集团仅举行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金融危机爆发后，二十国集团提升为领导人峰会，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大幅提升。

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发起成立的一些机构和机制日益彰显其国际影响力。

金砖机制近年来的发展变化备受关注，也体现出南方国家制度建设的成绩。

从2001年金砖国家概念提出，到2017年厦门金砖峰会开启“金砖+”合作模式，再到2023年南非约翰内斯堡金砖峰会扩员，金砖机制展现出蓬勃发展的勢头。

超过40个国家希望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23个国家正式提出加入申请，2024年沙特、埃及、阿联酋、伊朗和埃塞俄比亚正式成为金砖成员，不仅扩大了金砖国家在全球南北对话中的代表性，也增强了南方国家在国际金融、贸易、气候变化等关键议题上的发言权。

有评论指出，金砖国家机制的影响力已经超过77国集团，成为“全球南方”的主要论坛。

[7]金砖国家设立的新开发银行自2015年成立以来，已向基础设施、可再生能源、交通和其他领域的上百个项目提供了约330亿美元贷款，孟加拉国、埃及、阿联酋等国家先后加入。

[8]上海合作组织的影响近年来日益增强，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先后加入，该组织从最初聚焦和平与安全，逐渐扩展到经济合作等诸多领域，为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促进地区繁荣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也是一个典型例子。

该倡议提出十年多来，成为中国推动国际合作、与各国共享发展机遇的重要平台，为促进全球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新模式。

中国与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合作文件，一大批促发展、保民生的项目在“全球南方”国家落地生根。

该倡议实施十年多来，在近150个国家实施了3100多个项目，总金额超过1万亿美元，“全球南方”在这个过程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

[9]此外，亚投行、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等都是南方国家在制度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有力提升了“全球南方”的制度性话语权。

“全球南方”独立性、自主性日益增强，已经成为影响国际秩序变革走向的重要战略力量和大国竞争的重要平衡力量。

随着大国竞争的加剧，国际政治中的对抗增多，不时出现霸权主义、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

受制于内外因素影响，“全球南方”提升国际话语权仍面临诸多挑战。

第一，“全球南方”内部差异性和多样性较强，尚难以形成统一的国际力量。

尽管很多南方国家都有被殖民、被压迫的历史，都面临发展的任务，但南方国家内部差异性和多样性突出。

100多个国家分布在不同区域，地理位置、人口数量、国土面积、自然资源等物质条件大不相同，意识形态、社会宗教、政治制度、发展水平等也相差巨大，各国诉求和关切重点千差万别。

以中国、印度和巴西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非常重视自身国际影响力，希望获得与其实力及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在国际舞台上也更受重视。

但是，也有相当多南方国家长期以来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约占世界人口1/4的20亿人生活在争端地区，一些国家接连发生政变，75个低收入国家中有37个国家无法偿还债务。

[10]对这些国家而言，实现政局稳定和经济发展仍是第一要务。

这些内部差异和多样性为“全球南方”塑造共识、统一行动增加了难度。

第二，“全球南方”尚缺乏高度的政治共识，在领导力和协调问题上的分歧严重制约其提升国际话语权。

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一直致力于维护和代表南方国家利益而表达诉求。

而印度一直有大国梦，对于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重要倡议和理念，或反应不积极，或提出由其主导的替代性方案，与中国竞争之意明显。

“全球南方”内部尚未形成统一的理念和行动，一定程度上制约其作为一个整体来发挥国际影响力。

虽然各国对于美国等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不满，但对于构建何种国际秩序仍缺少共识。

一些评论人士直言，“全球南方”更多是被动地被视为一种力量，缺乏内部统一纲领和一些基本共识，更像是“缺乏实质内涵的政治口号”。

[11]此外，南方国家内部目标模糊，没有明确的协调机制，这种松散性也会制约其国际影响力。

2023年1月，印度主办“全球南方国家之声”线上峰会，未邀请中国和巴基斯坦。

有学者专门讨论“全球南方”的领导问题，认为印度臆想抛开中国而把自己塑造成“全球南方”领袖，而巴西则希望利用该平台回归国际舞台。

[12]
第三，“全球南方”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努力仍受大国博弈影响。

一方面，发达国家或是北方国家出于维护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传统优势地位考虑，对“全球南方”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努力不断进行遏制和打压。

例如，中国目前在联合国及其很多专门机构中所缴会费都大幅提升，但话语权与贡献并不匹配，大多数国际组织主要负责人仍由美欧等发达国家人员担任，中国等南方国家推动改革的进程并不容易。

另一方面，随着大国竞争加剧、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全球南方”叙事不时充满地缘政治色彩，个别大国不断干扰和破坏“全球南方”团结，蓄意制造矛盾和分裂。

例如，“全球南方领导权”叙事很容易在“全球南方”的强国中制造分裂感。

在安全领域，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把对抗中国作为一个焦点。

2022年美国启动“印太经济框架”，成员国不仅包括日、韩、澳等美国盟友，也包括印度，该框架尤其强调成员国在芯片、关键矿物等方面供应链合作，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13]2023年2月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美英等国代表一直在强调中国不属于“全球南方”国家，拉拢一些国家选边站队。

[14]在面对一些重要问题或危机时，“全球南方”不时暴露出团结协作方面的脆弱性。

第三，“全球南方”制度性话语权提升取得初步成效。

现有的国际制度大都是在二战结束后由西方大国主导建立，它们具有明显的话语权优势。

制度性优势既体现在代表权、投票权、份
额等制度设计的方方面面，也体现在规范、理念等软权力方面。

南方国家近年来在国际组织、国际机构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开始得到提升。

例如，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代表性被长期低估，低份额导致其在决策中没有发言权。

在中国等国家的努力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先后在2006年与2010年进行两轮治理结构变革，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了更多投票权。

与此类似，2018年，世界银行通过增资计划，中国的投票权较之前上升1.26个百分点，份额达到5.71%，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这些制度性调整成为南方国家制度性话语权改善的良好开端。

再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二十国集团仅举行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金融危机爆发后，二十国集团提升为领导人峰会，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大幅提升。

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发起成立的一些机构和机制日益彰显其国际影响力。

金砖机制近年来的发展变化备受关注，也体现出南方国家制度建设的成绩。

从2001年金砖国家概念提出，到2017年厦门金砖峰会开启“金砖+”合作模式，再到2023年南非约翰内斯堡金砖峰会扩员，金砖机制展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

超过40个国家希望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23个国家正式提出加入申请，2024年沙特、埃及、阿联酋、伊朗和埃塞俄比亚正式成为金砖成员，不仅扩大了金砖国家在全球南北对话中的代表性，也增强了南方国家在国际金融、贸易、气候变化等关键议题上的发言权。

有评论指出，金砖国家机制的影响力已经超过77国集团，成为“全球南方”的主要论坛。

[7]金砖国家设立的新开发银行自2015年成立以来，已向基础设施、可再生能源、交通和其他领域的上百个项目提供了约330亿美元贷款，孟加拉国、埃及、阿联酋等国家先后加入。

[8]上海合作组织的影响近年来日益增强，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先后加入，该组织从最初聚焦和平与安全，逐渐扩展到经济合作等诸多领域，为维护地区和平與安全、促进地区繁荣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也是一个典型例子。

该倡议提出十年多来，成为中国推动国际合作、与各国共享发展机遇的重要平台，为促进全球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新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