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海关与十三行

粤海关与十三行
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政府宣布开海贸易，设粤、闽、'浙、江四海关。

开关后运到广州的商货很多，为了加强管理，保证关税的征收，次年，广东巡抚李士侦会同两广总督和粤海关监督(关长)商酌决定设立金丝行、洋货行、首次把进出口贸易从一般贸易中分离出来。

海关和洋行的出现，把对外贸易管理(海关)和对外贸易机构(洋行)完全分离，是我国传统的朝贡贸易制度向商业行馆贸易形式转变的重要标志。

洋货行俗称十三行，是作为广州具有经营进口贸易特权的机构的统称，并不反映确切的洋行数目。

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廷重新实行闭关政策，封闭了江、浙、闽海关，只留粤海关一口通商。

广州成了全国唯一的通商口岸，广州十三行也一跃而为垄断全国对外贸易的组织。

外商投行启，报关纳税、出售购办等一切贸易事务均由行商代理，日常生活也受行商约束，如不得擅自出入商馆，雇佣华人不得超规定之数，不得携带妇女入馆等等。

当时外商不准与中国政府直接交往，清廷向外商传达的政令文书，外国人给清延的礼品信件，均由行商代传，十三行不仅成为外商商务的全权代理，还是清政府与外商之间联系的正式媒介，兼有商务和外
交的双重职贡。

由于垄断对外贸易，十三行商积累了大批财富，与当时闻名的微商、晋商一起被称为清代中国的三大商人集团，其中以潘、卢、伍、叶四大家族为最。

1854年，怡和行商伍秉鉴(1769―1843)资产约2600万两白银，被誉为“天下第一富商”。

十三行商馆内也是金山珠海，堆满银钱。

据载，1822年商馆火灾，大火烧了七昼夜，价值4000万两白银的财物被烧毁，洋银熔入水沟，重新凝固，长一二里，足见十三行商馆财宝数量之多及其奢华的程度。

外贸的繁荣，给清廷带来了丰厚的税收，清宫档案反映，粤海关每年税收上缴情况，各朝皇帝都非常重视，亲自阅批，分毫不漏。

1839年，粤海关征税银近180万两，是广东地方财政收入的60％、清政府年关税收入的40％，而这些税饷，有90％是经行商承保输纳的。

每逢重大节日庆典，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和粤海关监督都要向皇宫进献大批价值昂贵的西
洋奇珍异宝，如钟表、千里镜、日规等等，以博帝王欢心，达到加官晋爵的目的，这些东西大都“委托”行商采办，价值亦由行商“赔垫”，十三行也因此获得“天子南库”之誉。

十三行历年交给清政府、皇室和各级官吏的捐输、报效和贡银，数量也十分巨大。

如乾隆五十三年为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行商捐输三十万两；嘉庆六年华北水灾，初令各洋行捐输二十五万两，随即又令同文行潘致祥独捐三十万两；
河南河工，嘉庆十六年和二十五年，行商每年捐献了六十万两，这些都给行商造成巨大的经济负担。

除此之外，行商还要面临广东地方官吏的勒索，行商因拖欠税饷、所保外商违法，或行商本人违禁，向外商借款和拖欠外商债务等原因，被政府逮甫下狱、鞭鞑甚至抄家和发配到新疆伊犁充军的事，几乎年年发生。

鸦片战争前，广东十三行中的很多行商、买办成了西方资本的附庸，是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前身。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英国签定南京条约，规定：“凡大英商民在粤贸易，
向例全归额设行商承办，今大皇帝准以嗣后不必照向例，凡有英商等赴各口贸易者，无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

”这样，十三行独揽对外贸易制度遂告废除。

1856年，十三行商馆在大火中化为灰烬。

1859年，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到广州粤海关设立海关税务司，十三行商馆从此退出中国对外通商贸易的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