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宋教仁的倒袁活动

浅谈宋教仁的倒袁活动
响水县小尖中学杨中仕
[提要]
在中国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267年的专制统治，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不料，革命的果实很快被北洋军阀袁世凯所篡夺，他一方面采用强硬手段对清朝皇室施加压力，迫使清帝退位，另一方面利用革命党人的软弱，采用欺骗手法，派人南下谈判，从而当上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

为了捍卫共和，保卫胜利成果，以宋教仁为代表的资产阶段革命派在政治上同袁世凯进行了一场坚决的不妥协的斗争。

这场斗争尽管失败了，但推动了革命的进程，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并启迪着人们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关键词：宋教仁袁世凯责任内阁制国民党
一、两人相识
宋教仁，字钝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知识渊博资产阶级革命家，深受西方民主文化的影响，期望有朝一日在中国建立起西方式的民主共和国，是一位理想主义者。

袁世凯是清末重臣，出使朝鲜、小站练兵、出卖“同党”(维新派)、镇压拳民、参与东南互保等一系列的政治、军事活动，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相比之下，老袁认识宋的时间要迟、要晚，道理很简单：袁岁数大成名早宋年纪小成名亦迟（袁生于1859年而宋则生于1882年，两人相差18岁）。

1904年华兴会举事失败，宋逃到日本以后，袁世凯才逐步认识他。

1907年，位高权重的袁世凯受到慈禧太后的疑惧被调离军队，改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处于失意期；而宋教仁则流亡日本并参与创立中国同盟会，是东京同盟会中的司法专家、笔杆子，从事宣传著译工作，曾翻译《英国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等书，积极勾画未来的共和蓝图。

当时，日本对中国东北怀有领土野心，宋教仁在东京跑遍图书馆，收集大量资料，撰写了《间岛问题》的一书，以无可争议的事实证明间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

袁世凯得知此事始末，对宋教仁大为赞赏，他用四品衔及赏银二千两为诱饵想把这个主张共和的反清志士收买过来，结果遭到宋教仁断然拒绝，从此宋在袁的心中就留下了印象。

二、初次交锋
宋教仁与袁世凯的初步交锋是在武昌起义后。

当时，袁世凯东山再起，虽奉清廷之命南下督师，但早已有了“议和”倾向。

他在出山前曾命幕客刘承恩给黎元洪写了三封信，希望能“和平了结"，但没有得到回答。

“议和”为何？其根本目的在于保存军队、保存实力，在和谈中谋取最大的利益。

此次，袁世凯亲自写信给黎元洪并派海军正参领蔡廷干和刘承恩于1911年11月10日到达武昌都督府向革命军提出四项妥协条件：(1)清帝下罪已诏。

(2)实行君主立宪。

(3)赦开党禁(4)皇族不问国政。

这四条与革命党人的三民主义目标相去甚远，遭到革命军方面代表宋教仁的严词拒绝，他对此四项条件进行逐
条批驳，使得袁世凯的两位代表灰溜溜而归。

袁世凯见阴谋没有实现，遂下令北洋军进攻。

由于革命军成分复杂、分歧严重、作战经验不足，使得北军连连得手，11月2日陷汉口，27日失汉阳，武昌城已处于敌军炮火的轰击之下。

此时的袁世凯又玩起了“议和”的把戏。

他太清楚“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历史典故了。

他对革命派实行打中有拉，力图使之就范的同时，要“挟寇自重”，对清廷谎报军情，说南方士气旺盛、力量强大，正准备北伐，进而直取京师。

在袁的欺骗下，满清贵族和小皇帝惊慌失措不得不倚重这位“股肱重臣"，进一步向袁让权。

在南方湖北军政府内部的斗争也是十分激烈的。

革命党、立宪派和旧官僚都在积极为建立一个由自己控制的中央政府进行各种活动。

1911年10月底，经过革命党人的努力，改组了军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鄂军政府暂行条例》，从而夺回了一部分权力，但仍不能扭转军政大权逐步落到旧势力手中的趋势。

在宋教仁的主持下、革命党人提出让黄兴担任两湖大都督，位居黎元洪之上，但遭到吴兆麟等人的坚决反对。

革命党人又主张公推黄兴为总司令，与黎元洪居于同等地位，也遭到立宪派否决。

结果黄兴只担任战时总司令之职接受黎的委托到前线指挥战斗。

不幸的是革命军战败，连失汉口、汉阳。

对此，宋教仁亦想不出一个比较妥当的办法，只好顺从立宪派，旧官僚的意见，与袁世凯停战议和。

宋教仁为夺回革命的领导权、削弱黎元洪的权力，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都未成功，于是他从武汉回到已经光复的上海，积极筹划组织中央政府的工作，但南方革命派内部，在上海和武昌之间为了中央政府选址和大元帅人选问题争吵不休、互不相让，其实质上，还是为了争夺革命的领导权。

宋教仁在这方面可以说是最为热心的活动者，他与陈其美等共同拥护黄兴，主张选举黄兴为大总统并表示“美利坚合众国制度，当为吾国他日之模范”(总统制)。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回国。

由于孙中山的崇高威望和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卓越贡献，他的回国使各派暂时停止纷争，共同一致地支持他，于是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在组织中央临时政府过程中，宋教仁的政体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他同意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但主张实行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主要理由是防止总统有野心、搞独裁。

其时南北之间的议和谈判已基本达成妥协方案，即清帝退位、实行共和、袁做大总统。

而宋教仁的责任内阁制就是对妥协方案所做的补救措施。

他认为如果采用内阁制就可以遏制住袁世凯本有的专制野心。

孙中山起先表示反对，他说：“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

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对于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

余亦不肯徇诸人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之大计。

”经过屡次讨论，孙中山最后表示赞成宋的主张并打算让黄兴做总理。

但是在汉口所通过的《中华国民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已规定不设总理，同时在1911年12月26日举行的同盟会领导人会议上，黄兴、汪精卫、胡汉民、陈其美、张静江、马君武、居正等多数人都反对宋教仁提出的
修正案而拥护孙中山的最初意见，遂决定采用总统制。

直到孙中山等人在南京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时，才重新肯定并采宋教仁的诸多意见，如规定在国家机构体制上采取责任内阁制。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一下子打乱了袁世凯纂权的阴谋，他急令北洋将领积极备战并撤消唐绍仪谈判代表资格，同时唆使亲信段祺瑞、冯国璋和姜桂题等人通电全国反对共和、主张立宪。

袁世凯的三项措施引起了南方革命派内部的恐慌与争论，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曾致电袁，表示临时大总统一席只是“暂时承乏"，并表示只要袁拥护共和，他一定“推功让能”，但由于袁世凯在和谈中一再拖延承认共和，以及宋教仁等反对妥协势力的影响，孙中山一度产生“不愿妥协”的念头，并计划自任北伐军总指挥。

对此，立宪派、旧官僚，甚至一贯紧跟孙中山的胡汉民、汪精卫也竭力反对北伐，主张谈判；汪精卫（他在“和议”中早与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结为异姓兄弟）不但以临时政府军事、财政准备不足为由加以阻挠，而且说孙中山“恋栈”舍不得总统职位；再加上列强的粗暴干涉，孙、黄、宋等只得罢兵和谈。

袁世凯得到南京政府的许诺，略耍权谋，就使清朝末代小皇帝溥仪退了位，而自己当上了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三、激烈斗争
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孙中山一方面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另一方面派蔡元培、汪精卫、宋教仁等迎袁专使团前往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江宁就职。

然而袁世凯是不会甘心的，北方是他的老巢，已经营多年，南下岂不是“虎落平原"?他唆使部下激起兵变，冲击迎袁专使团的住处，使得五专使连夜逾墙而走。

他们来到袁宅，宋教仁问：“北方将士，所赖惟公，为什么有此奇变呢”?袁世凯未从正面回答，而是把北京一带发生兵变的报文给他看，结果连蔡元培也给蒙骗住了。

尽管宋教仁提出怀疑，认为兵变是不是一种阴谋的产物，但已经无法再坚持要袁世凯南下之议了。

专使团的蔡元培电报一封：请南京政府让袁世凯在北京就职。

至于《临时约法》，袁一方面表示拥护，另一方又说以后要对它进行修改，这为他以后废除《临时约法》埋下了伏笔。

对于《临时约法》，袁世凯是不可能接受的，因为它将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

根据规定，国会设参众两院，有选举总统，任免国务委员的权力；内阁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以国务员组成国务会议集体决举，并向国会负责，不仅不受大总统指挥还要制约大总统权力，没有内阁阁员副署，大总统任何命令均为无效；大总统为国家元首权力很广泛，但受国会和内阁严格限制，不得自由行使。

这显然要捆住袁世凯的手脚，因此，袁对宋教仁提出并实施的责任内阁制极为不满，将他视为眼中之钉，肉中之刺。

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唐绍仪为国务总理，而唐让宋出任其内阁的农林总长。

此职虽非宋之所长，但为实现其建立责任内阁的政治抱负，仍愉快上任，积极工作，除在农林方面提出施政纲领与发展方案外，内政外交方面“亦参赞大政方针"，而颇受唐总理倚重，故使本届内阁有“唐宋内阁”之称。

唐绍仪任内阁总理，袁世凯本以为可以方便驾驭。

岂料，唐也极有个性，他利用内阁之权为王芝祥一事与袁讲理，使袁极为不满，只好凭借手中掌握着的军权和政权将唐挤走，逼唐下野，于是宋教仁也随之辞职。

对于第一届责任内阁的倒台，靠着政治家的识见，宋教仁自然知道是袁世凯的破坏所致，但另一面他又认为这是党派纷杂的结果。

按前一种逻辑，宋教仁等同盟会领导人，应在军事上做好应变准备。

不过，事实上这在当时是行不通的。

因为，此时的同盟会已经人心涣散，失去了领导革命的作用。

当时不少人认为清朝已经被推翻，民国已经建立，是功成身退，“一任清泉自在流”的时候了，就是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也与老袁相逢一笑泯恩仇，更何况他人呢?孙专办铁路，黄先为南京留守，后亦承办铁路工作，至于那个被革命党人从床底下拖出来的假革命家黎元洪则做象征性的副总统。

我们再看孙中山本人当时对自己所创的三民主义的看法，他说“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惟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

1912年8月当宋教仁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他写信给宋说：“若只从政治方面下手，必至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

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表示放弃政治斗争，专志于铁路建设。

他这种观点与做法，现在看来很合马克思的有关理论，但把事情绝对化就不行，有时在内外因素的影响下，上层建筑也有提前建立之可能。

孙中山的言行只能说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他没有看到袁世凯的野心，或者说虽然看到但仍对他抱有幻想。

既然军事反袁不合实际，宋教仁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政治斗争方面，通过建设责任内阁，实行政党政治、议会民主和以法治国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了。

后来有些人批评宋教仁在政治上幼稚，不了解中国国情，对实际情况缺乏清醒的认识，这是错误的。

因为根据实情，欲想遏制袁的野心、阻止其搞专裁，唯有此独木桥而别无它途。

为了解决党派过多，人员庞杂的问题，宋教仁在1912年6月召开的同盟会议上，明确提出组织纯粹政党责任内阁的主张，他说：“此次国务院改组，本人倾向纯粹政党内阁”经讨论取得与会者一致同意，并决定不允许有跨党党员存在。

为了有效对付拥护袁世凯集权的共和党(黎元洪为理事长)，宋教仁的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建党工作，他运用丰富的政治学识和敏捷的组织手腕，于1912年8月以同盟会为中心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几个小党派，组成国民党(推孙中山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九人为理事，宋教仁以代理事长的身份实际主持党务工作)，形成“民国政党、惟我独大”的局面。

宋教仁组织国民党，其最终目的就是遏制袁世凯的野心，防止袁世凯对全国实行封建专制统治，从而建立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宋教仁很看重议会的作用，他认为“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威权是集中于国会的，在国会里头，占得大多数席位的党，才是有政治权威的党，所以我们此时要致力于选举行动。

”换言之，民主政治的最高权威是议会，议会是政党活动的阵地，政党要获胜必须通过竞选取
得议会多数席位。

为了使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宋教仁首先提出了一整套关于政体问题的主张，主要内容有五个方面：单一国制、责任内阁制、省长民选、省有列举立法权、国务总理由众议院推出；同时又提出了十项具体政策，准备在国民党组织责任内阁时予以实行(此处略)。

此时，宋教仁更加注重责任内阁制，他进一步解释说：“盖总统不负责任而内阁代总统对于议会负责任也”。

他认为：“今我国之现行制，责任内阁制也，然有责任内阁之名而无责任内阁制之实，故政治因之不善。

吾党主张将来宪法上仍采用责任内阁制并进而主张正式政府由政党组织内阁实行担负责任。

凡总统命令，不特经阁员副署，并须由内阁起草，使总统处于无责任地位，以保其安全焉。

”对于国务总理须众议院推出的理由，宋教仁说：“盖必使国会占多数政党组成完全政党内阁，方举责任内阁之实，而完全政党内阁制采取此法(国务总理有总统推出)不能容易成立也。

故吾党主张宪法中规定国务总理由众议院推出，以保责任内阁制之容易成立”。

对于宋教仁的这些主张，袁世凯恨得切齿之声可闻，因而极力散布谣言，说宋教仁有狼子野心，想当总理。

对此宋教仁坦然驳斥说：“世人诬吾运动总理，由来已久，吾虽无其事，实不欲辩，且因以自励，盖已久矣。

夫人之志为总理岂恶事哉?"充分说明了宋教仁对国民党竞选成功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以及在中国建设责任内阁的理想和抱负。

宋教仁大力发展国民党，为争取胜利，他制定了详细的竞选计划，先后派人到各省、县组织党支部、党小组、掌握地方选举，以期取得国会及省县议会压倒性多数。

接着他亲自到长江各省公开发表政见，他认为议会斗争和选举斗争是合法的，光明正大的，用不着避嫌。

在演讲中他攻击袁世凯政府自执政以来就是一个专制的、不良的、无能的、不符合民意的。

退步政府，并秘密筹划选举黎元洪取代袁世凯做总统。

这一举措为袁世凯的密探所获悉，从而更坚定了刺宋的决心。

当然，对宋教仁的才华，袁世凯也是十分赏识的，早在1907年袁就拉笼过他，时下宋教仁积极地为国民党的选举而奔波大江南北，袁世凯决心要作最后一次努力，他坚信自己的驭人之术放之四海而皆准。

袁在天津小站练兵时，曾对张之洞谈及练兵之术，他说：“练兵其实很简单，主要的是要练成绝对服从命令。

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和枪，服从的就有官有钱，不服从的就吃刀吃枪”。

在士兵中他派人到各营演说，向士兵灌输袁世凯是所有士兵的衣食父母之类的鬼话；在重要干部中，袁世凯则采取另一套笼络控制手段，那就是对有错误的人当面训斥背后安慰。

袁手下一文案阮忠枢欲纳妓女小玉为妾，遭到袁的痛骂，事后，袁却秘密派人将小玉赎出，并购置了房舍和各项陈设，然后带阮过去，这时天色已晚，阮随袁进入一个院落中，只见铺陈异常华丽，一个丫头从里间搀扶出一位新娘打扮的俏丽佳人，正是朝朝思暮想的小玉。

从此阮忠枢对袁更加效忠效劳。

老袁对他的许多心腹，高一级的有“北洋三杰”之称的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次一级的如曹锟、张作霖等都采取过类似的手段。

此时，他
又故伎重演，他声称自已有意让宋教仁出任国务总理一职，并赐赠50万元的银行支票。

但宋不为所动，不受引诱，继续致力于选举活动。

对袁世凯控制和拉笼宋教仁的详细过程，有不同种的说法。

其一，袁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极想笼络众望所归的宋教仁，他派人暗中了解宋的体形，送去的西服比宋自己定做的还要合体，他还送交通银行50万元的支票一本，请宋自由支用，但宋教仁只留下衣服，支票却让人退还给袁[摘自2003年5月2日《羊城晚报》，作者郭松民。

其二，国民党在大选中获胜出乎袁世凯的意料。

他派人给宋教仁送一张50万元的银行支票并表示如不够用时还可以增加。

宋教仁不为金钱所诱南下竞选……(2003年人教版《中国历史》第三册，初中版，第1l0页)。

其三，袁世凯一面表示“忠于共和”、“忠于约法”，把自己打扮成共和制度的积极拥护者，一面加紧控制和笼络宋教仁，他声称：让宋教仁出任国务总理并派人给宋送去了一张50万元的银行支票。

宋教仁虽然接受了支票但不为高官厚禄所动，怀着建设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抱负，利用这笔钱到长江流域各省游说，阐述政见，准备组织真正的国民党内阁，这引起袁世凯的极端仇恨(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高中版《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第96页)。

根据以上几种说法，大致可作以下分析。

首先，袁世凯对宋教仁的收买是下了前所未有的本钱的，与其对部下的笼络相比，那50万元的支票可谓天文数字，同时更充分地说明宋教仁是袁世凯的最大政敌，也是他走向封建独裁的最大阻碍。

第二，袁收买宋，是他设下的套圈，一旦宋教仁投到袁世凯的旗下，就只能为袁所用，宋的民主共和的建设方案也不可能提出来；再次，以上几种说法有不同之处，其分歧在于宋教仁是否收取过这笔巨款(至于送西装事，不值一提，只能说明袁世凯用心良苦，驭人很有一套)。

但史家认为，无论宋教仁有没有收下这笔钱，只要他威胁了袁世凯的切身利益，袁就绝不甘心，也绝不允许，收了支票仅是加速了刺杀的进程而已。

对于宋教仁的一系列活动，袁世凯称：“口锋如此尖刻”，一天也不能容他了。

在1912年12月底到1913年初的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取得极大的胜利。

在国会参众两院中，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合计只占223席，国民党则独得392席占了绝对多数，这简直要了袁世凯的命，很明显袁世凯怕孙中山交过来的权，再由宋教仁以合法手段拿了回去，于是除宋的计划逐步形成。

1912年10月宋教仁离京南下途径长沙、武汉、上海，一方面看望老母，一方面阐述政见。

岂料已被暗地跟踪了。

1913年3月19日，即在宋教仁从上海动身去北京的前夜，国民党人于右佑、陈其美都劝他小心谨慎，加强戒备，宋教仁表面上不以为然，但实际上也有所顾虑，不过棋走到这步，已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了。

在上海火车站，针对不时出现的密探，廖仲恺特意嘱咐宋教仁的两个警卫加强防备。

两个警卫说：“我们会时刻不离理事长寸步的"。

“多虑’?宋教仁依旧谈笑风生：“我们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惧之有，国家大事，虽有危害，也在所不惜”。

不料，在与众人即将告别的一刹那，
一个侏儒从暗中向宋连开三枪，于是宋教仁倒在血泊之中，因为伤势过重，且子弹上有毒，宋于1913年3月22日逝世，年仅31岁。

死前留下遗电，希望袁世凯：“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宋教仁被刺第二天，袁世凯贼喊捉贼，假装十分惊愕说：“有此事乎”?又假惺惺地下令江苏都督程德全“迅辑凶犯，穷纠主名、务必确凿，按法严办"。

不久案出，《真相画报》刊登刺宋的有关人犯：主使者袁世凯，同谋者赵秉钧，联络者洪述祖，指挥行凶者应桂馨，直接行凶者武士英。

真相大白，社会舆论大哗，袁世凯遭到全国人民的一致谴责。

四、简要评价
(一)宋教仁的理想尽管由于本人遭到袁世凯的暗杀而未能实现，但袁世凯也没有因除宋而位置稳当。

宋教仁之死所产生的效应正如他生前所预料的那样：“脱不幸而余被刺，或足以促进吾党之奋斗，而缩短项城之命运"。

事实也是如此，“宋案”发生后，孙中山、黄兴等国民党领导人迅速从“实业救国”幻想中觉醒过来，发动“二次革命"揭起反袁的大旗，而袁世凯虽然在军事上暂时获胜却输掉了全国的人心。

“宋案”的发生，标志着袁世凯旧式驭人之术的失效，从此袁再也无法随意地羁糜他人为自己效劳了，这是共和的起点。

后世史家多认为“刺宋”是他走向末路的开始，也是专制没落的开始，这是对的。

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以后又意想天开，冒天下之大不违，“帝制自为”，触发众怒，从而爆发了护国运动，最后弄得众叛亲离，自取灭亡，结束了祸国殃民的一生。

(二)我们从现实的眼光来看，宋教仁的思想及活动，已经远远地超过了那个时代，说句过激的话，就是当今的中国也缺乏实现的基础和条件。

但在当时革命派瓦解，封建专制统治极欲加强的情况下，他毅然举起建设共和政体的大旗，这是难得可贵的。

有人批评宋教仁对袁世凯恃兵权而搞专制的行径缺乏清醒认识，这是不对的。

宋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他清楚党内大部分人的主张和做法，革命领袖孙、黄已经放弃了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更何况其它人呢?试想时势如此，认识清醒又有何用?又有人提出“袁氏依武力，专横独裁，目无法律安问政党，建议从速训练军队，说“选举纵全部获胜亦不如练精兵三万监视之为有力”。

这种说法，有正确的因素，但又缺乏实现的条件，一方面其它领导人对此不感兴趣；另一面如果在此时加强训练，整顿南方军队，无非给袁世凯找到一个镇压国民党的口实而己。

对此，宋教仁是无可奈何的，他在民国初年组建国民党，实行政治革命实在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不得而已的做法，也是对付袁世凯的唯一办法。

与其它革命者不同的是，宋教仁对当时的革命目的保持了比较清醒的头脑，他说：“今革命虽告成功，然亦只可指种族主义而言。

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推翻专制政体为政治革命着手之第一步，而尤其要在建设共和政体。

今究其实，则共和政体未尝真正建设也。

”(这里宋教仁所说的种族主义和政治革命就是指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族、民权)宋正是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他一整套的民主宪政思想，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