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理论机制与中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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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意味着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正义,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范畴,更是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一大重要目标。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对共同富裕的内涵进行了深刻剖析: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是存在一定差距的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共同富裕,是分阶段有步骤地实现共同富裕。

因此,实现共同富裕的路上要以“共享”为中心,公平性、广泛性尤为重要;要努力做到“可持续”,才能使人民的幸福感不断提高。

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应运用好金融领域的优势,发挥其功能价值,带动经济高质量增长。

《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提到“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有利于促进金融业可持续均衡发展,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助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增进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国家大力支持发展普惠金融和数字技术相结合的金融发展方式。

传统金融深受供给方面的限制,而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很好地解决供给不足的问题,具有普惠、便利的优势,覆盖面广,能够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得性。

因此,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在金融方面促进实现“共享”和“可持续”发展,公平配置金融资源,推进金融基础设施
建设完善,提高“共享”效率,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通过数字手段提高金融服务效率,有利于增加居民、企业的收入来源,放宽融资条件,刺激需求和投入,进而促进产出的增加。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技术进步和增收效应奠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持续性条件(姜松、周鑫悦,2021),对后疫情时代的经济恢复更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鉴于此,本文从数字普惠金融入手,通过实证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否推动共同富裕进行检验,并进一步研究其影响机理和地区异质性,以期为进入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决策参考。

2 文献综述
2.1 关于共同富裕的研究
第一,对共同富裕内涵的研究。

共同富裕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一是“共同”,是从覆盖范围和占有方式来看全体人民的富裕,从涉及层次和涵盖内容来看的全面富裕;二是“富裕”,是一种稳扎稳打的过程富裕,是一个不断进阶的过程(周琪,2023)。

文丰安(2023)认为,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问题直接关系共同富裕事业的成效,共同富裕强调的是每个人的富裕,在可持续发展条件下体现更大的社会公平,是共同富裕最好的体现。

李军军和李建平(2022)认为,共同富裕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社会制度条件下有不同的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是在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情况下,努力实现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防止收入分配两极化,实现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田瑶等(2022)从总体富裕和共享富裕两
DOI:10.19699/ki.issn2096-0298.2023.15.033
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
理论机制与中国经验
孙雯宇
(山东财经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 山东济南 250000)
摘 要: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是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本文基于中国31个省份2013—202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直接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提高居民幸福感;路径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刺激居民消费,促进消费升级,也可以通过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和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和居民的收入,进而实现共同富裕;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共同富裕推动作用强于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及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显著提高,从而显著促进东西部地区的共同富裕。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共同富裕;消费水平;创新水平;融资约束
本文索引:孙雯宇.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理论机制与中国经验[J].中国商论,2023(15):033-038.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3)08(a)-033-06
作者简介:孙雯宇(2002-),女,汉族,山东曲阜人,金融学专业。

2023年8月033
方面测度共同富裕。

总而言之,共同富裕是需要未雨绸缪、长远规划的过程,是全民创造、全民共享的全面富裕。

第二,对实现共同富裕的效应研究。

从供给和需求角度来看,共同富裕在强调供给侧的同时,也关注需求侧和收入端,侧重通过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保证“共同”和“公平”,从而更好地释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潜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董志也、王勇,2022)。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在共同富裕之路上取得的理论成果、实践成就都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展息息相关,是中国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力量的生动体现(赵凌云、楚武干,2022)。

2.2 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
国内对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学术界对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数字普惠金融的测算指标、经济效应和存在问题三点。

第一,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测算指标研究。

焦瑾璞等(2015)在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使用情况”及“服务质量”三个维度下,建立包含19个指标的普惠金融指标体系,首次对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情况进行实证分析。

在近几年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文献中,大多数学者使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该指数体系是郭峰等(2020)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普惠数字金融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构造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用蚂蚁集团海量大数据进行编制得到的。

第二,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经济效应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以“长尾人群”为服务对象,在便利居民生活、提升整体福利水平等方面起到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姜松、周鑫悦,2021)。

数字普惠金融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动力,也为数字普惠金融的良性发展奠定了基础(张希颖等,2022)。

数字普惠金融突破空间限制,向贫困地区与贫困人口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从而减轻家庭的贫困状况(Shiller,2013)。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农村和小微企业创业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李麦收、李凯旋,2023)。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发挥包容增长、控制成本等数字优势,稳步扩大普惠金融的覆盖范围,提高金融的配置效率(Dabla-Norris et al.,2021)。

第三,对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瓶颈研究。

在一些领域,如网络信贷和智能投顾,野蛮生长、庞氏骗局的现象较为普遍(黄益平、黄卓,2018)。

征信体系不健全,信息难以有效整合,无法避免平台上的大规模违约和逾期付款行为(邱兆祥、向晓建,2018)。

数字技术端会带来移动端的安全风险、新兴技术运用风险和系统安全风险;服务提供方及合作方的问题和风险;消费者及投资方的问题和风险(吴善东,2019)。

2.3 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影响的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对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格根塔娜(2022)通过实证分析,提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显著提高居民幸福感,对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共同富裕具有促进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同步促进各地区的经济增长,但对于市场化水平越高的地区,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越大,且其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大于东部地区(余江龙等,2022)。

分维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能够有效促进共同富裕,其中包容性的促进效果更为明显(刘心怡等,2022)。

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三个分指标均能显著降低家庭的贫困发生率,攻克实现共同富裕的难题(张志元、李肸,2022)。

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属性和普惠属性对共同富裕具有促进作用,推动共同富裕的效果取决于金融产品与数字技术的融合情况及各城市发展的现实情况(张新月等,2022)。

从影响路径分析来看,城镇居民消费增长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而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中介效应不显著;但在消费升级方面,城乡居民消费升级均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过程中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且农村消费升级的中介效应相对更大(王瑛等,2023)。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创新能力间接提升共同富裕水平(徐维祥等,2022)。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改善传统金融的排斥,通过金融资源的流动,在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区域平衡发展、居民机会平等及收入分配格局优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路径(田瑶等,2022)。

综上,现有文献主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效应及某个主体或某个维度的作用路径,对共同富裕的衡量多为建立指标体系,缺乏多个角度综合的研究。

本文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机制,将居民幸福感作为共同富裕的衡量标准,利用我国31个省份2013—202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中介效应,得到了中东西三个地区的异质性分析结论,并提出对策和建议。

和其他文献相比,共同富裕的衡量指标较为创新,且从居民、企业、金融机构三大主体进行中介效应的研究。

3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3.1 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直接影响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数字普惠金融在覆盖广度、服务深度和数字化应用程度上较传统金融有着明显的优势,从“普”和“惠”就能看出数字金融的共享性、广泛性和便利性,有利于加快推动发展成果共享,这也与“共同”相对应。

一方面,从企业角度来看,借助数字普惠金融,金融机构能够增加金融产品的种类与供给,提升金融信息基础设
0342023年8月
施建设水平,有效降低企业成本,提高生产能力,使企业从多方面获益。

另一方面,从居民角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创新、带动创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同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低收入家庭的经济状况(易行健、周利,2018),增加金融支持,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减轻生活压力,特别是经济压力。

绿色数字金融的加入,能够通过绿色金融产品支持互联网活动,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通过数字金融模式缓解环境问题,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宇超逸等,2020),提高人民的幸福感,推动共同富裕进程。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共同富裕。

3.2 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作用路径
3.2.1 数字普惠金融、居民消费水平与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提升居民消费水平、促进消费升级让居民享受共同富裕的发展成果。

首先,数字普惠金融带动了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能够拓宽收入来源,为刺激消费提供资金支持,而中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与高收入者相比较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区域消费水平差异较大的局面,借助数字普惠金融的广泛性和便利性,有利于不同收入阶层的居民共享数字普惠金融带来的福利。

其次,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从整体上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高质量产品供给,从而刺激消费(尹应凯、陈乃青,2022)。

同时,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增加居民收入能够刺激居民的教育消费、娱乐消费、医疗保健的支出等其他享受型消费的增加,释放消费活力,促进消费升级,使消费结构偏向多元化发展(余勍、董雪芹,2022),进而通过缩小消费差距、扩大消费总量、促进消费转型提高居民幸福感,有利于更快实现共同富裕。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居民消费推动共同富裕。

3.2.2 数字普惠金融、创新水平与共同富裕
创新是引领发展与财富增加的第一动力,企业是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

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缓解金融服务供给方与企业间及企业内部的信息不对称性,提高企业的融资效率(喻平、豆俊霞,2020)。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大数据系统、云计算等技术为企业及资金供给方提供精准信息,帮助企业更快融入资金,从而增加创新投入、促进技术创新、加快研发新产品、提高市场竞争力。

另一方面,更加便捷的支付方式、更快速的资源获得途径带来金融成本的下降,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为企业提供更便捷、更低成本的金融服务,助力“万众创新”(杨玉文、张云霞,2023),使企业能够将节省的成本投入生产中,增加创新资本,提高创新效率。

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向绿色产业溢入,有利于绿色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高绿色创新效率,加速多元化绿色金融产品服务产出(余得生、张雨,2022),实现绿色产业创新发展。

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刺激企业加大创新产出,有利于经济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企业创新水平推动共同富裕。

3.2.3 数字普惠金融、融资约束与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降低各类金融市场主体的准入门槛,打破传统金融的局限,拓宽金融服务广度,提高各融资主体的融资效率(杨玉文、张云霞,2023)。

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记录企业的交易行为,为网络信贷及投资等金融业务提供评估企业信誉状况的有效信息,预测违约概率,打破信息壁垒,使一些在传统金融服务业中无法获得充足贷款或受歧视的小微企业获得资金支持,从而缓解融资困难的局面。

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打破了传统金融服务机构的地理位置约束,能够让金融机构借助网上服务使更多客户受益,扩大金融机构服务覆盖范围,更加公平地分配金融资源,有利于欠发达地区或金融产品配置效率低的地区增加信贷可得性,助力共同富裕。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4: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推动共同富裕。

4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4.1 模型构建
4.1.1 基准模型: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
基于前文假设1,建立基准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对共同富裕具有促进作用,实证模型如下:
012
it it it i t it
GNH lnDfi control u
γγγγε
=+++++ (1)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GNH表示国民幸福指数;lnDfi表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对数;control表示控制变量的水平,包括政府干预水平、人力资本、工业化水平和城镇化水平;i u是省份固定效应;tγ是时间固定效应;itε是随机扰动项。

4.1.2 作用机制模型
为进一步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作用路径,本文分别构建以居民消费水平、企业创新水平和融资约束水平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模型:
012
it it it i t it
GNH lnDfi control u
γγγγε
=+++++ (2)
012
it it it i t it
Z lnDfi control u
αααγε
=+++++ (3)
012
it it i t it
GNH lnDfi Z u
βββγε
=+++++ (4)其中,it Z是中介变量,分别表示居民消费水平、企业创新水平和融资约束水平;若2β显著,则表示对应变量存在中介效应。

4.2 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共同富裕。

国民幸福感是共同富裕的重要议题,本文用居民幸福指数(GNH)衡量共同富裕程度,
2023年8月035
036
2023年8月
居民幸福指数的本质是居民收入差距,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1()
**it i t it it it it
Inc Inc GNH UnR CPI Ge −−=
(5)
其中,GNH 表示居民幸福指数;Inc 表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Ge 表示基尼系数;UnR 表示失业率;CPI 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代表通货膨胀率。

(2)核心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指数(lnDfi)。

本文对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取对数处理,使用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是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与蚂蚁金服集团共同编制的,包括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下的33个指标,也是目前学术界广泛使用的数字普惠金融衡量方法。

(3)中介变量:居民消费水平(lnPay)、企业创新水平(lnInn)和融资约束(Cap)。

居民消费水平用零售总额的对数表示;企业创新水平用规模以上企业的有效专利数的对数表示;融资约束用存贷比表示。

(4)控制变量:政府干预(gov)、人力资本(mpo)、工业化水平(ind)和城镇化率(urb)。

政府干预用财政支出取对数表示,人力资本用教育程度,即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与当地总人口的比例进行计算;工业化水平用工业企业数量取对数表示;城镇化水平用城镇化率表示。

4.3 数据说明
本文中数字普惠金融来自《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其余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选取2013—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见表1)。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均值标准差最大值最小值GNH 0.0940.0290.163-0.017lnDfi 5.5120.40710.020 4.746lnPay 8.862 1.03310.668 5.775lnInn 9.098 1.67112.984 3.466Cap 0.8010.159 1.1500.068gov 0.2990.209 1.3540.120mpo 0.0200.0060.0410.007ind 8.730 1.37610.977 4.331urb
0.594
0.125
0.896
0.240
5 实证结果与分析
5.1 基本模型结果
基本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通过Hausman 检验,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

国民幸福感是体现在多个方面的集合,收入差距极大反映了国民幸福感,故变量的相关系数为负值时,能够提高国民幸福感,促进共同富裕。

由表2模型(5)可以看出,在全国范围内,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增加1%,共同富裕指数提高0.0063%,且在10%的显著性
水平上显著,表明核心解释变量数字金融发展对我国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模型(2)~(5)依次加入政府干预、人力资本、工业化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四个控制变量。

政府干预对共同富裕促进作用不强,可能是政府财政支出对经济发展的边际作用在不断减小;人力资本对共同富裕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说明教育发展有利于社会素质不断提高,国民幸福感不断提高;工业化水平对共同富裕促进作用不显著,随着工业水平的改善,生活质量提高,国民满足感不再只是依赖数量,更重要的是结构,加快工业转型;城镇化率能够明显促进共同富裕,发展新型城镇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表2 数字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1)
(2)
(3)(4)(5)lnDfi -0.0321***(-9.66)-0.0319***(-9.59)
-0.0113***(-3.75)-0.0113***(-3.75)-0.0063*(-1.89)gov -0.0450
(-0.76)
-0.0831***(-1.85)-0.0832*(-1.84)-0.0859*(-1.95)mpo -7.9772***(-12.61)
-7.9533***(-12.48)-5.7700***(-6.33)ind -0.0026(-0.36)
0.0041(0.55)urb -01938***(-3.29)cons
0.2709***
(14.76)
0.2836***(11.43)
0.3415***(17.62)
0.3641***(5.52)
0.3499***(5.42)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
内为t 值;下同。

5.2 作用机制分析
依据表3的结果,创新水平、消费水平和资金约束在1%显著性水平上促进共同富裕发展,说明提升创新水平和消费水平、减少资金约束能够大幅提高居民幸福感,进而促进共同富裕。

创新机制方面,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增加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给企业带来声誉效应,吸引投资者,同时技术创新投入能够改善原有的生产技术,降低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王平、王凯,2022)。

另外,技术进步带来的“高科技”便利人们生活,使人民迈入智慧生活。

消费机制方面,数字金融拓宽了居民获取资金的渠道,有利于广大社会群众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从而促进消费能力提高,进一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融资约束机制方面,缓解资金约束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企业的资金需求,降低借贷门槛,提供差异性金融服务,提升国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国民幸福感。

5.3 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地理位置不同会造成资源分布不均及市场环境不同导致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情况与发挥作用不同,可能会影响共同富裕的实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提高居民幸福感存在区域异质性。

表4显示了东、西、中三大区域的异质性回归结果,分地区来看,在东、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作用不明显。

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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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丰富的资源、技术储备及较为成熟的市场环境,加快了数字金融的多样性和个性化发展,对实现共同富裕的作用也更大;西部地区处于缩小差距的追赶阶段,故数字普惠金融带来的经济效应能够较大地发挥作用;中部地区处于中间水平,经济水平和资源相对东部较低,相对西部较高,处于缓冲、过渡阶段,因此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共同富裕实现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小。

表3 作用机制回归结果
创新机制
消费机制融资约束机制
变量(1)(2)
(3)
lnInn -0.2588***(-4.96)
lnPay 0.0235***
(2.85)
Cap 0.0401***
(2.62)
lnDfi -0.0039
(-1.22)-0.0072**(-2.20)-0.0067**(-2.04)gov -0.0588(-1.39)-0.0598(-1.35)-0.0722(-1.65)mpo -6.2485***(-7.19)-5.0492***(-5.42)-6.0812***(-6.71)ind -0.0026(-0.36)-0.0038(-0.48)0.0016(0.22)urb 0.1913**
(2.00)
-0.3397***
(-4.39)
-0.2482***
(-4.02)
cons
0.4031***
(6.48)0.2800***(4.11)0.3757***(5.83)
表4 异质性检验结果
东部地区
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变量(1)(2)(3)lnDfi -0.0500***(-7.54)-0.0379***(-2.75)-0.0063(-1.63)gov 0.0768(1.17)-0.0125(-0.25)-0.1648*(-1.69)mpo -3.9448***(-4.54)-2.6683**(-2.34)-4.7177***(-3.31)ind 0.0022(0.50)0.0088(0.89)-0.0248***
(-2.81)
urb 0.0934*(1.74)-0.0166(-0.17)-0.2878***(-3.08)cons
0.3471***(6.40)
0.3037***(3.48)
0.6621***(6.33)
5.4 稳健性分析
本文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将基本模型中的国民幸福感替换为泰尔指数做被解释变量,泰尔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ln *ln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X X Inc Y Y Inc theil Inc Xpeo Peo Inc Ypeo Peo =+ (6)
其中,X 表示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Y 表示城镇人均
可支配收入;Inc 表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peo 表示农村人口;Ypeo 表示城镇人口;Peo 表示总人口。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1)
(2)
(3)(4)(5)lnDfi -0.1922***(-9.45)-0.1947***(-9.64)
-0.0953***(-4.62)-0.0963***(-5.10)-0.0070(-0.42)gov 0.7800**
(2.17)
0.5964*(1.94)
0.5903**(2.09)
0.5422**(2.45)mpo -38.4250***(-8.87)-35.7209***(-8.95)
3.1137(0.68)ind -0.2977***
(-6.47)
-0.1785**(-4.77)urb -3.4462***(-11.66)cons
2.5712***(22.88)
2.3513***(15.62)
2.6303***(19.81)
5.1825***(12.55)
4
.9297***(15.23)
由表5可以看出,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泰尔指数后,回归结果与基本回归的显著性结果一致,由此认为回归结果
是稳健的。

6 结语
借鉴现有文献,本文先理论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再利用中国2013—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实证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并研究了其作用路径。

得到以下结论: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第二,企业的创新水平、居民的消费能力和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之间起中介作用,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居民消费能力、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均能促进共同富裕。

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在东西部地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中部地区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小。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提升金融数字化水平。

一方面,可以加大网络覆盖面和数字平台建设,促进金融机构释放更多数字红利,加快传统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让数字普惠金融造福更多人。

另一方面,政府应吸纳更多人才参与金融数字化发展,推动数字技术与信息同传统金融深度融合,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质量。

第二,带动居民和企业的参与意识,发挥消费和创新的中介效应。

对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企业参与到金融数字化进程中,提高居民的金融素养和数字素养,挖掘消费潜力,从而带动消费、扩大内需、促进创新、提质增效。

第三,优化数字普惠金融资源配置,推进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均衡发展。

针对不同地区增加不同的金融资源,制定不同的策略,提供不同的数字化手段,全面促进中西部地区量的增加和东部地区质的提高。

在中西部地区,增加金融机构的数量,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降低借贷门槛;在东部地区,拓宽金融机构业务的种类,为客户提供差异化服务,逐步缩小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差异,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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