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满汉服制变革及民族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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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满汉服制变革及民族融合
何岳轩
长安大学附属中学
摘要：满族入关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同时缓和汉族
人民的反抗，在“断发易服”的前提下，允许存在一定的满汉服制的双轨制，同时其服饰形制必然会受到汉族宫廷原有的服饰形制和先进的纺织、印染、刺绣等技术的影响，从而呈现出民族融合的趋势。

关键词：清代；满族；汉族；服制；融合
服饰是在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与其生存环境、政治制度、生产生活方式、审美取向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服饰形制一旦形成，被全民族广泛接受之后，会产生一定的惯性。

如果通过外部力量强行改变，必然会引起极大的反抗。

满清入关后，作为新的统治者，利用政治、军事力量要求汉族人民“断发易服”，同时由于其官方服饰体系尚不健全，加之纺织、印染、刺绣等技术的落后，必然又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吸收汉族原有的服装形制和技术，从而在这一过程中体现出民族融合的趋势。

一、满汉服饰传统简述
1.满族传统服饰简述
入关前，满族的主要服饰面料为毛皮和纺织品。

纺织品多非产自本地，主要通过战争掠夺和边境贸易获得。

因为长期居住在寒冷地区，且主要从事渔猎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因此崇尚窄裤、小袖、短袍、马褂。

发饰风俗崇尚半剃半留，结发为辫，方便骑马狩猎。

2.汉族传统服饰简述
汉族的主要服饰面料为纺织品，包括棉织品和丝织品。

其中棉织品多为平民使用，丝织品多为贵族使用。

因为长期居住在中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且主要从事农耕的生产生产方式，因此崇尚宽袍大袖。

由于汉民族长期拥有稳定的统治和完备的官僚系统，形成了丰富的宫廷服饰和官服体制。

同时，受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影响，成年后，无论男女均有蓄发的习惯。

二、清代汉族服饰传统的保留与变革
入关之前，满族主要聚居在东北地区，其服制与关内汉人之间有较大的差别。

入关后，依靠政权和武力在汉族人民之间推行满族服制。

在此过程中，遭到了汉族人民激烈的反抗。

1.断发易服
据《清太宗实录稿本》卷十四记载，后金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召集诸王贝勒，借“金熙宗废弃女真服饰，改服汉人服饰”的历史，告诫各级官员，并下令：“凡汉人官民男女，穿戴要全照满洲式样，男人不许穿宽衣大袖，女人不许梳头缠足。

”[1]
据《清世祖实录》卷十七记载，清军入关(1644年)后，颁布“剃发令”，规定“自今布告之后，京师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行剃发。

若规避惜发，巧辞予辩，严惩不贷。

”[2]
据《满清稗史》记载，1645年，清军占领江南，再次颁布“剃发令”，规定“自今布告之后，京城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行剃发，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
不轻贷。

”[3]
甚至《满清稗史》中出现了“闻是时檄下各县，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语，令薙发匠负担游行于市，见蓄发者执而剃之，稍一抵抗，即杀而悬其头于担之竿上，以示众。

嗣后剃发担有一柱矗立若旗杆然者，犹其遗制”这样骇人听闻的记载。

就刚刚入关、取得政权的满族统治者而言，作为一个在人数上不占优势的少数民族，想要统治人数众多的汉族聚居区，“断发易服”可以说是一个推进民族融合、尽快确立其统治地位的重要手段。

但是就长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汉族人而言，原有的服装和穿戴形制可谓积习已久，沿用至今。

尤其是“断发”这一条，与汉族人传统上认为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观点完全背道而驰。

因此试图直接通过行政诏令而让全民都遵从满族形制的方式可以说是非常粗暴的。

如果说在清军入关之前，皇太极下令汉人完全遵从满人的穿戴，尚且可行的话，在入关后，多尔衮等满清贵族还想要在短时间之内强行将汉人的服装和穿戴形制完全改变，显然是不太现实的。

各地层出不穷的反抗斗争也证明了这一点。

2.十从十不从
面对汉人激烈的反抗，清廷产生了后来广为流传的所谓“十从十不从”政策。

这一政策并未见于正史，而是见于清末民初天嘏所著的《满清外史》。

金之俊原为明朝大臣，后来投降清政府时向当时因为顺治帝年幼而实际掌权的多尔衮提出了“十从十不从”的条件，即“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阳从阴不从，官从吏不从，老从少不从，儒从而释道不从，娼从而优伶不从，仕官从而婚姻不从，国号从而官号不从，税役从而语言文字不从。

”要求多尔衮必须答应这十条，否则绝不归降。

在这十条中，前面八条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服装形制的问题。

正如金之俊在归降时说的那样，“兹事于满洲则无损，于汉人则甚愿”，这一政策对满清统治者和汉族人民而言都是一个在当前局面下的优化选择。

在服装形制的改革上，这一政策允许一定的变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满汉之间在断发易服这一问题上的矛盾。

三、清代满族统治者服饰的汉化
虽然清初统治者坚定地推动断发易服，但是满族作为统治阶层，在一统中原之后，其服饰形制必然会受到汉族宫廷原有的服饰形制和先进的纺织、印染、刺绣等技术的影响。

1.宫廷服饰
就宫廷服饰而言，明代的宫廷服饰对清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入关之后，满清作为新的统治者，必须要尽快建章立制，确立其统治的合法性，而宫廷服饰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符号，更是首当其冲。

总体来说，清代的宫廷服饰保留了满族传统服饰的基本式样，以长袍、箭袖和批领为基本形制，同时大量吸收了汉族宫廷服饰的元素和纺织绣染技术。

皇帝冠服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之一。

明代的皇帝冠服对清代有很大的影响，具体的表现不胜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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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比如：皇帝冠服分为礼服、吉服、常服和行服四种，冬夏各置一套；多处绣有代表皇权的龙纹，辅以传统花卉、吉祥文字等常见辅纹；主体服饰颜色采用明黄色；采用传统的“十二章纹”作为皇帝冠服的特殊装饰等。

2.补服
补服是明清两代文武百官的重要官服，从形式和内容上都是对前朝的继承，同时在承袭中又有一些变化，但总体来说大同小异。

补子有的直接绣在官服之上，有的则先单独绣在某一个布料上，再缝制在官服之上，其中明代的官服更多采用前者，而清代官服更多采用后者。

补子用鸟禽代表文官，用猛兽代表武官，其中明代的文官补子多为一对鸟禽，而清代的为单只，武官补子则均为一只猛兽。

皇室宗亲用圆形补子，各级官员用方形补子，清代还进一步扩大了圆形补子的适用范围。

明代官服为团领衫，前胸补子是完整的一块，清服是对襟褂，前胸的补子是由两块拼接而成。

总体来说清代的补子在制作工艺上要更难一些。

3.江南地区先进技术的影响
虽然在服装形制上，满清统治者努力保留本民族特点，但是在纺织、印染、刺绣等工艺上，都受到江南地区先进技术的影响。

清代在江宁、苏州和杭州三处设立了专办宫廷御用和官用各类纺织品的织造局，通过招揽能工巧匠，将汉族原有的先进技术应用在既有的服装形制之中，这其中不可避免地就会将汉族的审美取向和文化内涵渗透进来。

四、清代前期满汉两族的服饰变革所反映的民族融合
服装和穿戴形制代表着一个民族深层的文化基因，如果通过武力手段强行改变，即使暂时获得了表面上的配合，在深层文化基因上也很难得到认同。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部分的汉族男子都断发易服，少量坚持不愿配合的，有的被处死，有的逃亡海外，有的遁入空门。

但是到了民国初年，张勋复辟之时组织的“辫子军”甚至是以剪掉辫子为耻辱的。

从中我们管窥民族文化心理的发展过程及其强大的惯性。

另外，虽然没有政治推动力，先进文化对落后文化还会表现出一定的吸引力和向心力。

满族入关后，作为一个长期的游猎民族，在服装形制和相关技术上都相对较为落后。

成为统治者之后，会表现出对既有形制和技术的吸收和融合。

参考文献：
[1]辽宁大学历史系整理，《清太宗实录稿本》，辽宁：辽宁大学历史系，1978
[2]觉罗勒德洪等，《清世祖实录》，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5
[3]陆保璇辑，汪庆祺、汪德轩校订《满清稗史》，(台湾)文海出版社，1967
琴师和女艺人探寻。

他一次次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却不改初衷，
就像与宛儿姨的爱情那样顶着世俗的压力惺惺相惜。

这个家族
“没有显赫的家世和可以为他遮风挡雨的庄园，没有自己的‘同
志’和同志们共同拥有的‘主义’，没有赴汤蹈火的牺牲，也没
有可供炫耀的胜利”，但他们有“只属于自己的星辰”，⑤如同
在楚国大夫屈原《离骚》中看到的那个缤纷绚丽的情感世界一
样，他们是一群执着、顽强的真理的追求者。

(三)伏牛山反抗精神
姨父贺氏家族生长在一个种植玉米和罂粟、产生侠客和土
匪的地方—伏牛山一带。

历史上的汤武革命就发生在此并在伏
牛山脉形成了中国文化重要源泉之一的河洛文化。

伏牛山贺家
人便继承了这种反抗压迫的“革命”精神。

姨父的父亲贺爷粗豪仗义，有勇有谋。

他用富于传奇色彩
的一生，展示了一个九陆军讲武堂出身的旧军官在民族危亡时
刻的崇高精神境界。

他有民间英雄的豪气，军人的胆略和讲武
堂赋予的韬略。

同时，贺家的两个军人，一个是坚持共产主义
信仰不动摇，为之出生入死，为之颠沛流离；一个是固执地坚
守着封建的忠君思想，效忠于已经腐败无能的蒋介石政府，是
忠义千秋的关公的信徒。

他们三人骨子里都有反抗精神和参与
社会变革的男儿血性。

三
如果深入追究在《远去的驿站》中作者对人物的塑造为何如此细腻，就必须从张一弓的整个创作活动来考察，着眼点便
是作家创作话语的转变。

张一弓创作话语有三个相承的阶段：第一，启蒙主义话语阶段，代表作有《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赵镢头的遗嘱》等。

主要从政治和社会经济的角度写人，关注
农民的生存状态和命运，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第二，生存主义
话语阶段，代表作《死吻》、《黑蝴蝶》；最后，是《远去的驿
站》中所采取的政治话语与个人话语的结合手法。

张扬了第二
阶段的特点又避免了非历史主义的寻根倾向，是前两个阶段的
融合。

也就是，外在的社会历史政治话语与内在的个体生命存
在话语的融合。

正是由于历经十年酝酿的艺术转型才造成了前面论述的人物形象与其文化的深深的联系，他的眼光已经不局限于现实的“表面”，而是深入到社会背后的文化中去考察特定文化制约下的人物生存。

仔细读来，书中更有很多细腻动人的描写，体现了话语方式中个人话语与社会话语的结合。

在描写战争这个社会大环境的同时，不忘以个人化的笔触描写地域性事物。

尤其代表作品政治性和社会性话语减弱的是作者对人物命运的处理。

先说大舅孟诚和“我”父亲张聪—他们都是历史的疏离者；再说贺爷与贺胜父子—历史的顺应者，却被历史无情的排出了、甚至迫害了……历史不愿意成全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所以，由于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作者无意于再讲述那种集体本位的宏大革命历史叙事，而着意彰显叙述者“我”对记忆中个体生命的理解和体验，才使人物形象更深刻。

作者也因此成功地超越了以往的政治视角，直接抵达了人类生命存在的本相。

注释：①张一弓；《远去的驿站·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②翟苏民：《论〈远去的驿站〉中的人物形象及其创造》，《殷都学刊》，2005年第3期。

③叶永胜：《家族传奇的温情回眸—评张一弓〈远去的驿站〉
》，《理论与创作》，2003年第5期。

④张一弓；《远去的驿站》，第23页，第4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⑤张一弓；《远去的驿站》，第363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简介：李洁(1983.06)女，汉族，籍贯：河南省开封市；学历：硕士研究生，毕业于河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职务：教师，职称：讲师，现任职于开封技师学院，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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