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艺虽成绝响,流风兀自传人——陈从周文化价值论

高艺虽成绝响,流风兀自传人——陈从周文化价值论
秦颖源
【摘要】陈从周先生(1918-2000)凭借浸濡传统文化的家学师承,在20世纪下半叶的社会大环境变迁中因借历史机缘,成为中华文人造园的继承者、总结者、传播者和践行者.他的人生是一个传统文人在历史转型期留下的具有时代标本价值的文化遗产,所著的《说园》和《梓室余墨》是他一生思想、行迹、社交的精华和见证,合璧堪称一部现代版的《履园丛话》.
【期刊名称】《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8(029)005
【总页数】9页(P64-72)
【关键词】陈从周;文人园;士大夫;《说园》;《梓室余墨》;笔记体;乾嘉朴学
【作者】秦颖源
【作者单位】上海寰景工程设计公司,上海20003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825.7
我的老家是酒文化的绍兴，生长在茶文化的杭州。

我很感激我有幸这两个文化名城哺育了我，使我成为“文化人”。

——《世缘集》
陈从周先生的历史地位和贡献在于，他沿承中国自魏晋以来的文人造园文化，以传统文人的修养、著述和践行在20世纪下半叶的社会大环境变迁中独立特行，为维
系中华文人园的香烟余脉殚精竭虑，矢志不渝，无愧前人，功在后世。

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即为士大夫阶层，包括一切已出仕和未出仕的读书人，是知识学问的拥有者和创造者，也是社会声望的享有者。

*陈宝良：《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7、67页。

文人士大夫一贯是
中华千年农耕社会中道德和知识的载体，是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和中流砥柱。

在盛世昌道，文人治学习艺，宏扬文化；在乱世危道，文人悲天悯人，拯救文化。

自古以来，文人身处社会统治阶层和农工商劳作阶层的夹层中，与上下阶层既关联交融，又相对独立，在政治运作和经济行进中致力于形而上的知识建构。

20世纪初的中
国社会制度变更虽然令科举取士戛然而止，但传统文人的道德价值观依然是民国时代的立国之本，陈先生从这个历史语境中成长起来，自觉承袭传统文人从道德意识到技艺才学内外兼修的衣钵，时值新旧交替，中西碰撞，风云际会，不失“士”的风骨。

中国传统社会没有明晰的知识分类体系，在通识教育中成长起来的文人往往一身多能，兼具诗文、字画、琴棋等基本修行，进而延伸到造园已是文化素养、经济能力和社会影响的合力巅峰作品，“士大夫人格……将士大夫的社会和道德责任转化为生存的另一种方式，而园林给士大夫的独立人格找到了栖身之所”*曹林娣：《江
南园林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51页。

造园“不仅是园主个性的表达，同时也是园主社会定位的一种手法”。

*吴欣主编：《山水之境：
中国文化中的风景园林》，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第214页。

中华造园文化是传统文人生活的重要组成与价值观体现，文人园是广义的园主(包括所有者、擘
划者、唱和者、描摹者)和营造匠师的合作成果，是文人和匠人的共同创造。

陈先
生的文人情怀和学养使他在园主和匠师濒绝的年代担负起传统文人园救亡存真的历史使命，在保存修复旧构的同时用文字向后一个时代揭示前人的审美志趣。

一
陈从周先生的文人素养是在传统文化教育熏陶下养成的。

陈从周先生出生于公元1918年，卒于公元2000年，82年的人生历程正逢中国
社会体制和文化体系迭代更替，历经转换—延承—颠覆—修复各时段，不足百年间，沧海桑田，跌宕起伏。

陈先生的家庭背景、教育经历和个性禀赋决定了他作为文人在历史变迁中的定位和作为。

陈先生祖籍绍兴，祖父迁杭经商后，他出生于杭州城北青莎镇散花滩，“我是生长在江南中等人家”，* 陈从周：《随宜集》，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0年，
第247页；第211页；第151页；第110页；第145页。

论不上书香门第世家
弟子。

他自幼接受传统教育，“我是五岁破蒙，拜过孔夫子与老师的……正式上学是在七岁那年，我们读的是私塾，又名蒙馆”* 陈从周：《帘青集》，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28页；第133页；第147页；第212页。

，“记得我幼年读的第一本书就是《千家诗》…… 《幼学琼林》对我后来研究建筑史及园
林艺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陈从周：《随宜集》，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47页；第211页；第151页；第110页；第145页。

1943年
与海宁名门蒋家的联姻对陈先生的人生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与诗书泽长的蒋氏族系众多文化名人的交集，为他能以后辈身份跻身民国文人圈奠定了基础。

由此不难理解他为何在1949年编撰并自费印行《徐志摩年谱》，1983年在硖石西山重修徐
志摩墓，1991年上书力保毗邻海盐蒋氏藏书楼西涧草堂的南北湖风景区，晚年延请蒋雨田(启霆)先生到同济讲授造园文献，协助缮写《说园》，合作编撰《园综》。

陈从周先生1938年入之江大学主修中文和历史，授课业师中不乏王蘧常、马叙伦、夏承焘、胡山源等文史大家，这些前辈对他的学识和社交圈的提携影响深远。

1946年，陈从周拜师大风堂张大千门下，为他立足文化艺术界铸下根基。

中国文人素来推崇家学渊源，“(关于)师承问题……山贵有脉，水贵有源，学问也是如此”* 陈从周：《帘青集》，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28页；第
133页；第147页；第212页。

，“我的兴趣中，对于翻阅人家的‘家谱’，也
乐此不倦。

因此我对于所谓世家大族的关系知之较深，这对于我调查研究旧住宅与园林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同时对于历史的知识面也宽广了”* 陈从周：《随宜集》，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47页；第211页；第151页；第110页；第145页。

，尤其在“研究生复试……我问了有关这学生的乡邦历史地理、乡邦学者名人”* 陈从周：《帘青集》，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28页；第133页；第147页；第212页。

从陈从周学生的回忆也可证实此言不虚，“随后的面试……没想到去了先生家，就简单问答了两个问题：一问哪里人，答祖籍宁波，老师‘噢’了一声。

再问说了几个宁波古代名人的名字，议论几句，就过去了”。

* 郭泉真：《蔡达峰回忆在同济师从陈从周先生求学12年、在复旦参与
推行通识教育等12年》，载《解放日报》，2018年6月22日。

陈先生对阮仪三的再三推介更可见他对文化名门后人的青睐，他在阮著《旧城新录》序中写道：“阮生仪三，先德芸台先生元，著作等身，为清乾、嘉时著名学者……仪三承家学，目濡耳染……”；* 陈从周：《帘青集》，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28页；第133页；第147页；第212页。

《古城留迹》序中写道：“阮云台先生……裔孙仪三从余游，承家学，好学敏思……益思阮氏有后也”；*
陈从周：《随宜集》，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47页；第211页；第151页；第110页；第145页。

《中国江南水乡》(原名《江南水乡城镇》)序
中写道：“阮生仪三从我游，笃学之士，他继承他先德阮元先生的朴实学风”。

* 陈从周：《世缘集》，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01页。

陈先生对乡谊、乡贤、乡情、乡景的执着是和他心中的文化世家谱系密切相关的。

二
陈从周先生的职业转型发端于传统文人在时代变迁中面临的身份挑战和机遇。

对于自己的职业转型，陈从周先生是这么说的：“我是学文史进而学建筑园林
的”* 陈从周：《随宜集》，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47页；第211页；第151页；第110页；第145页。

，“我因喜读李清照的词，进而读了他父亲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

这位李老太爷还是我研究园林的启蒙老师”* 陈从周：《春苔集》，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年，第170页。

这样的描述与其说是对职业选择的真实记录，不如说是对年少情怀的美好回忆。

1942年，陈先生于之江大学毕业时，正值抗战国难，中国营造学社已迁往内地，而园林专业尚未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门类：“中国传统园林在世界园林中独具特色。

但是在国内建立这一门现代学科，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出现的事”* 李嘉乐等：《中国风景园林学科的回顾与展望》，载《中国园林》，1999年第1期，第40页。

同其他相
似经历的年轻人一样，文科背景的陈先生在杭州地方中学里教国文和历史，不出为稻粱谋课馆的传统文人生存之道。

二十世纪上半叶对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都是一个迷茫和摸索的时段，旧的社会制度和知识体系已经衰落解体，新的格局还在酝酿成形中。

旧学虽显颓态，但根基犹存，影响力依然不容小觑；新学初现规模，尚不成气候，举步维艰，但势在必行。

正如民国的社会构架，从封建旧制转化成一个现代民主雏形，内忧外患交加，是做“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还是求“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成为历史转型期每个文人无法逾越的抉择。

历史性的机遇往往产生于一个相知相识的伯乐，身为中学教员的陈从周相继得到多位前辈的提携，进而触发职业生涯转型。

首先是三位知名高等学府的掌门人伸出了橄榄枝。

1950年2月至6月，陈从周应颜文良校长之聘到苏州美专沪校主讲中国美术史：“回忆我到苏州美专上海分校任课时，我还是一个三十刚出头的青年，蒙颜先生的垂青，聘我为该校副教授，主讲中国美术史”* 陈从周：《春苔集》，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年，第152页；第165页；第167页。

；1950年8月起，陈从周应黄作燊教授之邀担任圣约翰大学建筑系副教授，主讲中国建筑史和营
造法，并入住约园：“我就是那时为他所赏识，成为他主持的系中的一员”* 陈从周：《春苔集》，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年，第152页；第165页；第167页。

；1951年8月至1952年6月，陈从周应陈植(直生)先生之请兼职之江沪校，开课中国建筑史：“他与我有世谊与乡谊……他那时是之江大学建筑系系主任，见到我有所成就，聘我去建筑系教书，以副教授衔给我，我真是感谢啊……还要问我，‘你经济如何，有困难我可以帮助你’”* 陈从周：《随宜集》，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45页。

，“‘中国建筑史’是1951年秋季陈植请陈从周来到之江才开设，是作为高年级的选修课……实际上该门课中央大学建筑系早在
30年代初就已经开设了，而在之江一直没有教师能够担任。

这门课采用伊东忠太
的《中国建筑史》、梁思成的《清式营造则例》和中国营造学社的各种出版研究成果作为教材”* 刘宓：《之江大学建筑教育历史研究》，同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38页。

1950年前后陈从周面临的职业机遇很大程度上缘自当时中国建筑史专业研究人才的匮乏，不能满足按照西方体系建立起来的建筑院系建制。

在当时引领风骚的学科带头人中，不管是留学欧美，或是负笈东瀛出身，能执掌清华、南大建筑重镇的梁思成、刘敦桢这样学贯中西、通晓古今的重量级人物毕竟屈指可数。

而本土的传统建筑匠师虽技艺精熟，却不能胜任现代高等学府。

在人才断层之际，历史赋予陈从周一个重新规划职业生涯的窗口和挑战，他抓住契机，知难而上，由一个中学教员蜕变为高校教授，改写了一个传统文人的人生轨迹。

在这众多学府中，圣约翰大学尤为重要，陈从周以约大建筑系专职教师的身份，得以在1952年11月院系调整
中转入同济任教直至退休。

晚年的陈先生对黄作燊的知遇之恩刻骨铭心：“我的拙笔无以志大德于万一，这短短的篇章，尽表示我对你的怀念，感激你对我的提携与教诲”。

* 陈从周：《春苔集》，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年，第152页；第165页；第167页。

陈植老人在1991年九秩华诞时，年过七旬的陈从周“入门
泥首下拜”，感谢对他“五十多年来栽植之恩，老人回礼，白头师生，同下热情之泪”。

* 陈从周：《世缘集》，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页。

成功总是机遇和勤奋的碰撞，有了前面三位恩师的引入，对陈从周来讲，当时亟需补课才能胜任新职、不负众望。

值建筑史学科草创之际，唯有请教前辈和实地考察两条路可走。

《营造法式》《清式营造则例》和《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是当时屈指可数的中国建筑史研究资料，在没有近师可询的情况下，写信请教朱启钤和刘敦桢两位前辈既是最可靠的捷径，也是无奈之选。

也许是执弟子礼甚恭的缘故，命运又一次向陈从周伸出幸运之手，两位古建研究耆硕接纳了这位好学后辈。

陈从周回忆：“大胆写信给刘敦桢教授……从书信中形成了师生关系……朱启钤老先生……总象对小学生般亲切地看着我、教我”。

* 陈从周：《帘青集》，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44页；第133页；第123页。

如果说前面三位是陈从周入门的接
迎者，这两位则是他得以迅速上路并成为学科带头人的有力推手。

1953年，陈从周随刘敦桢赴山东曲阜考察，开启了他一生对中华古迹的调研寻访之旅，后又同赴北京，做客梁思成、林徽因家中，至此他已顺利进入中国传统建筑研究领域的同仁圈，成功完成职业和社会地位的转型。

晚年，陈从周先生著文每提及先师，必称“(紫江)朱桂辛(启钤)老人是我古建筑的
受业师”* 陈从周：《随宜集》，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45页；第154页。

，“新宁刘士能师敦桢教授，余之恩师也”* 陈从周：《随宜集》，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45页；第154页。

，他深知，这种得益
于传统文化熏陶而养成的“从师”风范是和历史机遇、个人努力同等重要的成功要素。

“古代称为从师，就是跟老师学，既然学首先必心诚，‘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 陈从周：《帘青集》，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44页；第133页；第123页。

陈先生能够同时博得中西学识背景迥异的名师大家的青
睐是与其谦恭好学的处世为人分不开的。

三
陈从周先生的历史价值是在对传统文化的不懈救亡存真中逐步体现的。

中华传统文化自上古春秋发轫，经秦汉整合，魏晋滥觞，唐宋鼎盛，至明清成熟，两千余年绵延流长，人文荟萃，到20世纪初，虽在西学东渐下受到冲击，但一代文化人探索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努力从未停滞，在民国的坎坷历程中顽强生存、谋求发展。

建筑园林作为文化的载体之一，自然逃不脱盛衰周期。

从城市格局、建筑群落到私家庭院，虽兴废无常，彼消此涨，但依托文化这根命脉，总能一次次浴火重生，见证历史轮回。

从1951年起，陈从周先生利用每周末到苏南工专兼课的机会，陆续踏勘苏州的园宅：“一九五六年五月，我率领同济大学建筑系建筑学专业二年级同学到苏州无锡进行教学实习……尤其对于苏州的园林我们又作为重点，在实习中进行了测绘”* 陈从周：《苏州园林》，上海：同济大学教材科，1956年，第293页。

，“其后又有收获，未收入集中者，则补入一九五九年所刊《苏州旧住宅参考图录》中，由于苏州园林多数与住宅未能分割，所谓宅园者”* 陈从周：《春苔集》，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年，第225页；第226页。

陈先生对自己着手这项工作的初衷直言不讳：“园之变也速，园之毁也易，故园林记录之功，理应及时，整理刊行”* 陈从周：《春苔集》，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年，第225页；第226页。

陈从周先生以历史沧桑的感悟为园存照，又以文人本色撰文配词：“我于是在每张图片上，撷了宋词题上。

我将一本造园的科技书，以文学化出之，似乎是感到清新的。

”* 陈从周：《帘青集》，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44页；第133页；第123页。

陈从周先生对传统文化的感情不但倾注在保留尽可能多的实物记录上，他同样也关注传统匠人的命运。

中国匠作工艺自古少有图文记载，靠的是父子师徒、言传身教。

1957年陈从周已看到传统工艺的后继无人：“现在砖刻
的艺人，大部分散居乡间，有些年老的相继去世，青壮年大都参加了农业生产……希望手工业的研究部门注视到这些艺人，把他们组织起来，予以适当安排，使他们能得更好的创作机会。

”* 陈从周：《自序》，见陈从周：《江浙砖刻选集》，北京：朝华美术出版社，1957年。

在呼吁之外，他把“无业老匠人，香山帮的嫡传——贾(林祥)师傅、顾祥甫师傅、徐和生师傅”请到同济，“利用苏州拆除的过街牌楼的楠木旧料”制作出一批精美绝伦的古建模型，至今仍在系馆里昭示后生。

* 路秉杰：《〈苏州旧住宅参考图录〉的成书由来与价值》，见黄昌勇编：《园林大师陈从周》，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1页。

从80年代开始，陈先生进入写作高峰期，新著络绎，文章散见各报刊杂志。

但这时的文章和早年儒雅翔实的调研考察记述有很大不同，除怀古伤旧篇外，大多针砭时弊，言辞犀利，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并常以阿Q同乡自居：“我的友人梁谷音
说我文章像鲁迅，为人像阿Q……文笔像鲁迅先生是望尘莫及的，像阿Q的处世
我却有几分”。

* 陈从周：《世缘集》，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
103页；第212页。

尽管种种现实差强人意，陈先生在口诛笔伐之余，依然践行师道，尽传授、规劝、鼓励、责备、点拨、提携之责。

“社会秩序可以用法律来维持，美的秩序则全靠文化的提高，美学教育的普及”。

* 陈从周：《书带集》，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年，第74页。

在晚年的文字中，他以文化为中心，下对青年后辈“总教他
们惜阴、惜物、惜情，脱离一点低级趣味”，* 陈从周：《世缘集》，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03页；第212页。

上对职权有司劝诫他们尊重历史，体察地域，还我自然，“山林之美，贵于自然，自然者存真而已”* 陈从周：《说园(四)》，见陈从周：《说园》，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第45页。

这些“劝世良言”般的文字背后显然不只是陈先生作为一个古建园林研究者的职业感悟，更多的是他秉承传统文人“恶以诫世，善以示后”的道德文章。

对实物，他
呼吁力保，留影图文，竭救亡之力；对人心，他说教善诱，以身作则，尽存真之心。

一介书生布衣，纵使阅万卷书，行万里路，所恃不过一张嘴，一支笔，八十人生，情系中华传统文化。

“他是孤独的卫士，坚守着一种道行，不断地进行着呼吁和抗争，直到他精疲力竭”* 蔡达峰：《性情、学养和境界—纪念陈从周教授》，载《文汇报》，2007年5月7日。

四
陈从周先生的文人本色成就了其中国传统造园文化殿军的地位。

对于陈从周先生的学术地位，社会上和专业界存有认识分歧。

在公众认知中，陈先生是作为“古建园林大师”被赞颂膜拜。

《陈从周传》称其为“一代园林宗师，是现代中国园林学的开创者、奠基人，是现代中国园林艺术集大成者……他在中国文化的许多领域，诸如书画、诗词、散文、杂文、鉴赏、文史、掌故、戏曲等等，都是大师级的”。

* 乐峰：《陈从周传》，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
325页。

在国家课题《重要艺术家陈从周研究》专家组鉴定意见中，刘梦溪先生
称“作者满带着景仰和敬仰的感情来重现园林大师陈从周的艺术和人生”* 宋凡圣：《一位知识分子的完美人生——陈从周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页。

而在古建园林设计研究专业界，有关陈先生的学术论述并不多见，代
表性的《陈从周纪念文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和《园林大师陈从周》(同济大学出版社，2014年)两部文集以怀旧述往为主，离全面、客观、深入的分
析尚有距离。

倒是在一位美术学者谈文人书简的小册子中有这样不为尊者讳的记录：“大概是陈从周性格里的文人气质过分浓，北方的古建筑同行们对陈从周颇有微词……当今古建领域的巨子傅熹年流露过这种意绪。

”* 唐吟方：《尺素趣》，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年，第186页。

对分歧的理解需要依托历史。

中国文人园的成型通常是三类人的勠力合为：首先是园主。

多为科举出身的退隐官绅，仕途倦怠，寄情山水，如王献臣、王世贞、潘允
端、秦燿、文震亨、袁枚等人，俱饱学之士，历经宦海沉浮，绚烂归于平淡，聊以造园作为盛名之下的雅兴。

其次是环绕园主的文人墨客。

他们大多及第无望而以文化名流身份依托园主，或友朋，或幕僚，或礼聘，襄助筹划，题咏卷册，以诗文书画造诣博取庇主欢心。

造园本不是这批职业文人的主业，但因与诗情画理曲境相通，他们的参与确立了文人园的文化审美完整性。

“中国的园林，它的诗情画意的产生，是中国园林美的反映……它同文学、戏剧、书画，是同一种感情不同形式的表
现”* 陈从周：《随宜集》，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1页。

，文
徵明* [英]柯律格：《文徵明的社交艺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44页。

、李渔、石涛扮演的都是这样的角色，他们的造园成就也往
往为其文名、书名、画名、曲名所掩盖，他们的造园理念藏匿在各种传世文字中，并不形成专门著述。

还有一类人是造园的最终成败所在，但常被忽视，这就是营建匠师。

他们理解园主意图，采纳文士构思，在现场指导民夫落实每棵树的摆放、每块山石的搭接，把意想中的图画转换成可观可游的立体空间。

这批人虽不一定饱览诗书，但技艺娴熟，经验丰富，对再造自然了然于胸，可惜声名不彰，除了张南垣父子、戈裕良等少数盛极一时的掇山高手外，绝大多数园林的操盘手都湮没无闻：“自来造园之役，虽全局或由主人规划，而实际操作者，则为山匠梓人，不着一字，其技未传”。

* 童寯：《江南园林志(第二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第7页。

按照此三类人的社会分工，文人园在明清虽风靡一时，但难以产生造园理论专著。

对园主来讲，园庭不过是兴致所致，纵情声色的场所；对文士而言，造园是诗文书画的附属品，奇巧淫技有所不为；而要匠师把作为谋生手段的技艺上升到理论高度更是勉为其难。

前两类人不是职业造园家，后一类人的匠人身份难登大雅之堂，与文人的社会地位有高下之分。

计成的出现是造园史上文人和匠师身份奇迹般的耦合。

他年少时家境良好，能文擅画，本可不失文人清客身份，无奈中年以后家道中落，
游走江湖，以造园为生，与匠师为伍，熟稔营建技法，中年成名后，总结丰富的实践经验，完成系统化的造园理论和技法著作——《园冶》。

《园治》从理念层面
的审美观照到手法层面的规划布局，再到操作层面的构造装饰，由虚向实，详尽深刻，图文并茂，是造园过程的全景式展现，“为吾国造园学中唯一文献，斯艺乃赖以发扬”* 童寯：《江南园林志(第二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第7页。

但计成显然并没有把自己定位成匠师，也不希望此书以《木经》
或《营造法式》类工程手册的面目传世，因此采用骈俪行文，大量用典，更符合文人阶层的阅读习惯，表明作者虽“传食朱门”仍渴望回复文人身份。

从近代起，造园业界随知识结构和知识阶层的分化而被重新定位。

国学这个曾经无所不包的庞大知识体系逐渐被分解成精细分类的专业，芜杂的传统文人阶层也身不由己地被重组归类，文明的转型扭转了重文轻理贬技的势力对比。

造园这个曾经由文人和匠人共同参与的行当被划入工科建筑类，并孕育出园林规划设计师这样一个全新的职业，对技术的倚重甚于文化的熏陶，用西方的空间分析取代中式画境的推敲。

文化人中不乏像梁刘童这样世家出身但接受系统化西式教育而后成为建筑界精英的范例，与陈从周先生同时代的理工科学人擅长书法诗词的也大有人在。

* 陈从周：《帘青集》，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18页；第1页；第119页；第147页。

但陈先生与他的同辈人的差异在于，他并不满足仅将传统文化当作个
人修身养性的雅癖，力图以文人本色延续造园传统。

在一个现代学科体系的工科高等院校里特立独行近半个世纪，依赖于充分的文化自信力，也得益于同济建筑学科创立之际兼收并蓄的宽容姿态，陈先生得以占古建园林人才稀缺之先机，从传统文人转型为编制内工科教师。

“他成功是从社会开始的，有人把这叫做墙里开花墙外香，他自己说是农村包围城市，可见，他的成功的道路并不是顺畅的……最终还是在同济取得了成功……一所高品质的大学应该能够容纳和欣赏各种风格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