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游历与《史记》成书过程

司马迁的游历与《史记》成书过程
第一篇：司马迁的游历与《史记》成书过程
司马迁的游历与《史记》成书
一、司马迁的游历经历
司马迁的游历经历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年轻时的自主游历。

二是司马迁担任太史令一职后，跟随武帝巡游的游历经历。

《太史公自序》中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

年十岁则诵古文。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於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
从这一段话看出司马迁二十岁开始游历，足迹遍布江淮、齐鲁，更奉命出征巴、蜀，滇南。

直到司马谈去世，他的自主游历生活才结束。

至于司马迁随驾巡游的经历，《太史公自序》中没有特别说明，但《史记孝武本纪》中仍记载有：“太史公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

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言，於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於鬼神者，具见其表里。

后有君子，得以览焉。

至若俎豆珪币之详，献酬之礼，则有司存焉。

”
可见，司马迁任太史令后跟随皇上出巡，祭祀天地众神和名山大川，参加过封禅大典。

回来后依次论述自古以来祭祀鬼神的活动，并把这些活动的里外情形原原本本地展现出来。

二、司马迁的游历经历对他著《史记》一书的影响
我认为游历经历对司马迁成《史记》主要有两方面的影响：
1、丰富了修史所必备的地理、民俗、人文知识，史书内容真实可信。

例如，《史记淮阴侯列传》：“太史公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

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

余视其母冢，良然。

……”
《史记魏世家》：“太史公曰：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
“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

”
《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史公曰：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

” 又，《史记五帝本纪》：“……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

……”
因为司马迁到过淮阴，并亲自看过韩信母亲的坟冢，所以韩信之志与众异的结论才令人可信。

又因为他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的切身经
历，才能将各地不同的故事传说与古籍比较，选择其中雅正者编次评论写为篇首，如此等等，使文章读来理据充实、内容可信。

2、行万里路不仅是知识材料的扩展积淀，更重要的是将书本与实践结合，开拓了人的胸襟和眼界。

《史记》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其中本纪、列传最为重要。

司马迁立传的，上有皇亲贵胄下有市井平民，不看功绩不论成败，这种眼光在人人平等的现代真不算什么，不过考虑当时的环境就确实是不容易。

一个人的知识仅限于书本是枯涩无味的，凡是有生活有经历的人必定有过人的见识。

无论是遍游天下还是遭受宫刑，后人都只是片面的揣测然后长篇大论一番。

天下谁都没有玩过，宫刑更没有经历过，有时候连我都痛恨自己言之凿凿的词语。

何必呢？一句话能说清楚的事情非要掰成两半，其实司马迁走南经北对写《史记》的关系不就两方面嘛，一个是材料积累，一个眼界见识。

生活经历对写作的影响对谁不都是这两方面嘛……
明代文学家李贽在其《童心说》中称：“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

”所谓“童心”即是“绝假纯真”。

言为心声，唯真才善，唯真才美。

正司马迁《报任安书》,说他写《史记》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近年,史学界的同志们就“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颇有所论列,对“成一家之言”谈论的还比较少。

有的学者以创纪传体
来称道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

创纪传体可以说是“成一家之言”的一端,似尚未能尽其意。

“成一家之言”,是在史学领域里第一次提出了“家”的概念。

司马迁的工作,他自认为是继《春秋》以后的有关工作,是以史学成家的。

事实上也是如此。

“家”,本来是一个政治概念、经济概念和社会组织单位的概念。

把“家”运用到学术领域里,称学术流派为“家”,是经过相当长的过程的。

《荀子·非十二子篇》: “纵情性,安恣睢,禽兽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它嚣、魏车也。

”忍情性,綦溪利跂,苟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陈仲、史鰌
第二篇：司马迁与《史记》
论《史记》的历史意义
两千多年前，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编撰了一部记载了上至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的史学著作。

然而当时为完成自己心愿而撰写这篇著作的他并未预料到这部著作带给后世的将是怎样的一个奇迹。

《史记》被后人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不仅仅因为它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更是因为它的史学价值、文学价值以及对后世无可比拟的深远影响。

这一点由“史记”这个史书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就可以看出。

幼年司马迁聪慧好学又受其父司马谈影响，对历史事实本就十分感兴趣，司马谈又在临死前将编撰一部完整而真实的史书的心愿和重任交付于司马迁，接任太史公后的他又更深刻的认识到了身为一名史学家的职责，因此构思创作一部完备客观的史书，他势在必行。

而在《史记》的编撰中，最为亮眼的的便是它的忠于史实，秉笔直书。

即使因为“李陵叛降”事件，自己被判处屈辱的宫刑，司马迁也未歪曲汉武帝的形象，抹煞其功绩。

正是因为他的实录精神，《史记》才得以不朽于世。

《史记》的创作不仅建立在众多典籍的基础上，还建立在司马迁本人多年的实地考察和精心筛选之上，这体现了司马迁认真严谨的治
学态度。

不抹杀王孙贵族和将相大臣的光彩功绩，也不隐瞒他们身为统治阶级，剥削压迫穷苦人民的丑恶嘴脸，不受私人情感影响的公正记载，是他客观实录的精神。

司马迁是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的史学观念来写这部著作的。

在写作手法上，他常用人物生平加自己的评论和感受的方法来呼应其“究天人之际”的写作目的，而“详今略远”的写作方法则更好的涵盖了三千多年的历史而又不显累赘。

在人物塑造和叙事上，作者不拘于人物阶层，更全面的记载了社会人生百态。

刻画的人物个性鲜明，性格多样，结合了生活背景和社会经历的人物形象有血有肉，生动丰满，而“互见法”的运用则弥补了人物描写的一些不足，使人物刻画更趋于完善。

以时间为序的纪传方式使各传记间形成了一种连贯性，每一个传记的起因、经过间穿插琐碎细节，从而在人物命运的偶然性中得到历史必然的结果。

透过表象去深刻思考历史规律和人物命运，通过偶然性去把握历史的必然性，最终达到“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

《史记》的编撰对于历史的贡献是巨大的。

它首先开创了“纪传体通史”体裁，贯通古今，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

这种历史编纂学方法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甚深，历朝正史基本都采用了这种体裁撰写。

其次，它建立了史学的独立地位，自司马迁编撰出《史记》之后，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

再次，它开创了阶级、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领域的综合纂史方法，是第一部为经济、少数民族和卑微者立传的史家著作，开拓了史学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史学的发展。

另外，它还建立了史学的“传记文学”的先河，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唐代散文大家韩愈和柳宗元肯定了它的文学价值，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鲁迅先生的一句评价最为形象：“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最后，《史记》中许多故事情节生动典型，戏剧性强，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为后世小说、戏曲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创作出了许多如《赵氏孤儿》这样的有世界影响的名著。

《史记》所具有的历史意义远不止于此，它是我国历史上的一颗明珠，是国学的珍宝，它所寓意的历史因果规律和必然性值得我们去深思。

第三篇：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与《史记》简介
一、司马迁
1、游历天下20岁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活。

他的足迹到达会稽，访问夏禹的遗迹：到过姑苏，眺望范蠡泛舟的五湖：到达淮阴，访求韩信的故事：到过丰沛，访问刘邦、萧何的故乡：到过大梁，访问夷门，并考察秦军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过楚，访问春申君的宫殿遗址：到过薛地，考察孟尝君的封邑：到过邹鲁，拜仰孔孟的家乡。

此外，他还北过涿鹿，登长城，南游沅湘，西至崆峒。

壮游使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

2、临危父命
3、仗义执言
4、忍辱负重“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国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报任安书》
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
1、体例：《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也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

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

《史记》开创了“纪传体”体例。

何谓纪传体呢？纪，指本纪，即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

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

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

打破了以年月为起迄如《春秋》的编年史、以地域划分如《国语》的国别史的局限，创立了贯穿古今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通史先例，成为正史的典范。

“表”，所以列记事件，使之纲举而目张，以简御繁，一目了然，便于观览、检索。

“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

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

“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

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

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

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

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

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

2、史家之绝唱，无韵诗离骚——《史记》文学成就
《史记》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上。

《史记》塑造人物形象的基本方法：
（一）善于选择、安排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

1、精心选取历史人物一生中最重要的最有代表性的大事。

以《项羽本纪》为例，对这样一个骤起骤灭带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作者主要抓住他生平中三件大事来写：钜鹿之战、鸿门之宴、垓下之围。

钜鹿之战写他在起义军处于劣势的危急时刻，破釜沉舟，渡河救赵，击破了乘胜前来的秦军主力，表现他叱咤风云、勇冠三军的英雄气概。

鸿门宴写他在急欲“击破沛公军”时，轻信刘邦和解的言词改变初衷，以至坐失良机，为自己留下后患，表现了他的坦率重义和少于谋略。

垓下之围写他被刘邦重重围困时，慷慨别姬，冲杀突围，不肯东渡，白刎乌江，既表现了英雄气概，也反映了他自矜功伐、至死不悟的错误思想。

以这三个重大事件组成项羽传，就生动地表现了这一英雄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也深刻地显示出他一生成败的内在因素。

司马迁与《史记》共3页第1页
2、注意选择富有表现力的细节暗示人物未来。

《史记》于人物写大事，有时也写生活小事，因为这有助于使人物形象更丰满，个性更鲜明。

有些小事还往往使人见微知著，预示着人物日后的发展。

如《陈涉世家》开头写陈涉佣耕垄上时与伙伴们的一场对话，既表现了他有大志，也表现出他很自负，轻蔑别人，以至后来起义为王时竟把旧时伙伴也杀了。

这些小事的描写，刻划了人物的思想性格，也预示出性格发展的方向。

《李斯列传》写李斯见厕鼠仓鼠所食不同而发的感叹等，这些小事的描写，都有同样意义，他们日后的作为都是早年这种表现的进一步发展。

3、运用“互见法”。

这就是把某一历史人物的一些事迹，在本传中省略，而写入其他人物传记中去。

运用这种方法，有时是为了避免重复，或为了避免遭祸，但更重要的还是为了突出人物某一性格特征。

如《项羽本纪》，主要是要突出项羽喑曙叱咤、气盖一世的英雄形象，因此便把他许多个人的缺点和政治上军事上的错误，放在《淮阴侯列传》中去写，这就不至于损害他的英雄性格。

《魏公子列传》主要写一个能够礼贤下士的贵公子形象，因此就集中写信陵君如何“自迎夷门侯生”等故事，而把他因为畏秦而不肯收留亡命的虞卿和魏齐的故事，放到《范睢蔡泽列传》中去写，这也是为了不至于损害信陵君的形象。

这是司马迁写人物传记普遍采用的方法。

（二）善于运用多种方法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特征
1、细致入微的描述。

司马迁写人物传记，尽力避免一般地梗慨地叙述，对要写的主要事件往往进行具体细致的描写，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

《魏公子列传》写信陵君迎侯生的一段，是很有代表性的例子。

作者先写侯生毫不谦让地“直上载公子上坐”而“公子执辔愈恭”，以及侯生“故久立与其客语”而“公子颜色愈和”。

接着又写“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酒酣，公子起，为寿侯生前”，以至“市人”、“从骑”、“宾客”对公子行为都感到惊异。

作者通过这些具体描写，就把信陵君“仁而下士”的性格突出地表现了出来，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紧张斗争场面的描写。

司马迁善于通过紧张场面的描写，在矛
盾冲突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

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项羽本纪》中“鸿门宴”的描写。

在惊心动魄的鸿门宴上，刘、项双方明争暗斗，剑拔弩张。

宴会开始后，有范增举块、项庄舞剑、樊哙闯帐等情节，气氛十分紧张。

鸿门宴从曹无伤告密开始，到刘邦不辞而别为止，矛盾迭起，险象环生。

作者就是通过对那些矛盾斗争的描写，揭示了人物的不同性格：刘邦机敏精细狡诈，项羽坦率轻敌无谋。

其他如范增、张良、樊哙、项伯，等人的性格，也都在这场斗争中有所表现。

（三）在运用语言方面有很高的成就
1、善于运用个性化语言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

《史记》里的人物语言，无论独白、对话都充分个性化。

以刘邦和项羽见巡游的秦始皇时所说的话为例，项羽见秦始皇时说：“彼可取而代也!”（《项羽本纪》）刘邦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高祖本纪》）话的意思一样，都想登上帝王的宝座，但语气不同，表现出了不同的性格特点。

2、《史记》的叙述语言，简洁、精炼，极富表现力。

它往往用极少的语言表现极丰富的内容，并生动地展示出人物的情态、心理。

三、其他相关内容
1、前四史：《史记》、《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三国志》（陈寿）
2、史学双壁——《史记》与《资治通鉴》（司马光）
3、史界两司马——司马迁、司马光文章西汉两司马——司马迁、司马相如班马——班固、司马迁
4、《史记》十大名篇
梁启超指定的《史记》的“十大名篇”是：
司马迁与《史记》共3页第2页“大江东去楚王流芳”——《项羽本纪》“礼贤下士威服九州”——《信陵君列传》“文武双雄英风伟概”—《廉颇蔺相如列传》“功成不居不屈权贵”—《鲁仲连邹阳列传》“旷世奇才悲凉收场”——《淮阴侯列传》“官场显形栩栩如生”—《魏其武安侯列传》“戎马一生终难封侯”——《李将军列传》“汉匈和亲文化交融”——《匈奴列传》“商道货殖安邦定
国”——《货殖列传》“史公记史千古传颂”——《太史公自序》
5、《史记》中的成语与名言警句
（1）成语：春秋笔法左支右绌焚书坑儒指鹿为马拔山扛鼎先发制人
破釜沉舟沐猴而冠霸王别姬四面楚歌一败涂地约法三章运筹帷幄高屋建瓴卧薪尝胆鸟尽弓藏一狐之腋招摇过市韦编三绝鸿鹄之志积毁销骨毛遂自荐脱颖而出歃血为盟因人成事一言九鼎完璧归赵负荆请罪怒发冲冠刎颈之交胶柱鼓瑟纸上谈兵无颜见江东父老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失之毫厘，谬以千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2）名言警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

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6、后人评司马迁与《史记》
柳宗元：朴素凝炼、简洁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
南宋·郑樵：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

六经之后，惟有此书。

明末清初·金圣叹：六才子书之一
明末清初·钱谦益：司马氏以命世之才、旷代之识、高视千载，创立《史记》清·章学诚：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梁启超：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鲁迅：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祠楹联：刚正不阿，留将正气冲霄汉；幽愁发愤，著成信
使照尘寰
司马迁与《史记》共3页第3页
第四篇：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与《史记》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有责任感的、有成就的史学家，都会以他们的心血凝聚起来的思想，留给后人许多有益的启示。

对此，我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太史公司马迁。

司马迁写的《太史公书》——后人称作《史记》，一方面展示了他那时的一部辉煌的中国通史，一方面凝聚了他对史学和历史的深刻的理解与认识。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

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

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

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

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

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

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

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

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正因为揭露现实的透彻，司马迁被处以宫刑。

腐刑是个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

司马迁在狱中，又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
隶则心惕息。

”几乎断送了性命。

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资料，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要写部有关历史书的夙愿，因此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希图出现一线转机。

司马迁用历史人物在不幸的境遇中著书的故事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努力著述，把其余的一切均抛诸脑后。

“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

”他连精神都有点恍恍忽忽了。

内心忍受着痛苦的煎熬和无限的悲愤，“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霑衣也。

”
只要坚持不懈，总会见到了阳光的。

在司马迁53岁时，完成了《史记》的著述。

他在给朋友的信上这样说道：“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记，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十二本记》、《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

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

自此以后，司马迁的事迹已无从可考，只是在他的一篇《感士不遇赋》里，诉说道：“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勒”。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饱经忧患，感慨而又深沉的老人，坚持理想、百折不挠的复杂而又痛苦的心情。

所以鲁迅先生生前给予《史记》高度的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第五篇：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公元前90年），西汉著名史学家。

其父司马谈是汉朝太史令（掌管起草文书、编写史料，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的官职）。

司马迁10岁开始诵读“古文”典籍，20岁那年开始漫游生活，游踪遍及南北，到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

归来后，初任郎中，曾出使西南各地。

此外，还多次侍从汉武帝巡狩，封禅，游历了更多的地方。

这些实践活动，丰富了司马迁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扩大了司马迁的胸襟和眼界，更重要的是使他接触到广大人民的经济生活，体会到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这对他后来著作《史记》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