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赋新探·《楚辞》成书之探索》指瑕

《屈赋新探《楚辞》成书之探索》指瑕
雷盼
【摘要】汤炳正先生在《屈赋新探》一书中,探讨了关于屈原及其作品的一系列问题.书中第五篇——《〈楚辞>成书之探索》,陈述了他对《楚辞》成书的研究,为后人进一步研究提供新的论据.汤先生以《楚辞释文》的篇次为依据,将其分为五组,并详细分析每组的成书年代、纂辑者等问题,虽然这一见解颇有新意,但仔细分析,尚有不足之处.本文从篇次、篇目、五组分法、“楚辞”一名、作品增补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证分析,以期为后人研究《楚辞》和汤先生的《屈赋新探》提供参考意见.【期刊名称】《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5(035)005
【总页数】2页(P1-2)
【关键词】楚辞;五组分法;篇次
【作者】雷盼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610068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22
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的序中，首次提出《楚辞》的编纂者是西汉刘向，自此以后，历代著述及各种传本皆认为如此，如《四库全书提要》：
“裒屈宋诸赋，定名《楚辞》，自刘向始也。

”
由此可见，《楚辞》的纂辑始于刘向，已成为学术界定论，且就目前所知的文献而
言，历代对此皆无任何异议。

汤炳正先生立足文献，追本溯源，在《屈赋新探》的第五篇——《〈楚辞〉成书之探索》中，探讨《楚辞》成书的问题。

他认为，
《楚辞释文》的篇次是王逸《楚辞章句》的原始面貌，并根据其篇次顺序，将其中十九篇文章分为五组，认为这五组在不同时代、由不同人纂辑而成，因此，篇次才会显得凌乱。

这一论说虽然颇为新颖，也有所依据，但笔者在阅读期间，经过仔细推敲，仍发现其中某些观点有待商榷。

汤先生认为，《楚辞释文》的篇次是《楚辞章句》篇次的原始面貌，而现在所见的《楚辞章句》篇次，经由宋代天圣中的陈说之按时代先后顺序重新编排。

汤先生进一步分析：更定《楚辞》篇次的人并非只有陈说之一人，也并不是始于宋代初年，且宋代以前的《楚辞》篇次不同于《楚辞释文》，并举唐代流传的本子为例，认为其篇次与宋本一样，皆是按时代先后顺序纂辑。

汤先生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其依据有两点：第一，《宋文鑑》卷九十二载，黄伯思在《校定楚辞》中云：
“曾得先唐旧本，校定异同。

”
但是，他并没有提及所得唐本的篇次与宋本是否不同；第二，洪兴祖在《楚辞补注》目录中，仅说到《楚辞释文》的篇次与宋本不同，并没有说唐本篇次也与宋本不同。

由此两点汤先生便推论：可能黄伯思、洪兴祖二人见到的唐本篇次与宋本相同，都按时代先后顺序纂辑。

在唐代，按时代先后顺序的本子与古本并行，因此，《楚辞释文》才能以古本为依据。

到宋代初年，陈说之重新整理后，新本畅行于世，而古本绝迹。

汤先生这一结论存在三个问题。

第一，可能唐本篇次与《楚辞释文》相同，但并非同宋本一样。

正是因为篇次凌乱，才需要陈说之重新对其整理。

第二，倘若唐本篇次与宋本相同，那么，既然唐本已经按时代先后顺序纂辑，宋代陈说之重新整理时又作了哪些工作呢？难道在当时，《楚辞》某些篇章的作者引起人们争议，陈说之
更改某些篇章的作者，再按照时代先后顺序进行纂辑？但是，目前，尚无任何史料可以佐证。

又或者某些篇章的作者年代问题引起人们争议，陈说之才重新对其进行整理？这一可能性较低，无论是屈原、宋玉，还是王褒、东方朔等，人们对他们大体生活的年代无异议。

第三，倘若唐本篇次跟宋本相同，那么，为何唐本没有畅行于世，使古本绝迹，而陈说之重新整理后，才有此结果？
因此，笔者认为，不能因黄伯思和洪兴祖没有明确说明唐本篇次与宋本是否存在不同，从而推论两者篇次相同，更不能由此得出后文的结论：“从汉代直到唐代，原本《楚辞章句》的篇次，跟《楚辞释文》是相同的；而唐到宋初则新旧两本并行”。

按古书通例，“先秦诸子百家之流传于今者，多为其门弟子纂辑遗篇或其同一学派的后学补续旧说而成书；而且纂辑者或补续者往往把自己的作品附在后面。

”照此看来，汤先生的五组分法有一定依据，也颇为合理，但是，就目前已有文献来看，并没有确切的只包含第一组，或只包含第一、二组，或只包含第一、二、三组，或只包含第一、二、三、四组的本子传世和记载。

汤先生认为，在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的宾客淮南小山等人，或刘安本人增辑了第二组作品，《史记·酷吏列传》《汉书·朱买臣传》和《汉书·王褒传》中谈到的“楚辞”，便是《楚辞》一书，且它包括五组分法中第一和第二组的全部作品。

乍看之下，五组分法得到史料的充分证实，然而，无论是《史记·酷吏列传》，或《汉书·朱买臣传》，还是《汉书·王褒传》，都没有明确记载其篇目，此外，目前尚无
其他文献对此处篇目有具体记载。

即使此时《楚辞》已经成书并通行于世，也不能断定其具体内容，故汤先生这一推论依据不足。

因此，文献上不足是五组分法面临的最大问题。

五组分法中第二组包括《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夫》《招隐士》六篇。

这一组能够合理存在，是建立在《远游》《卜居》和《渔父》三篇确实为屈原所作这一基础之上。

然而，目前，许多学者对此看法不一，如袁行霈、郭
玉衡和章培恒都认为这三篇皆非屈原所作。

因此，笔者认为，在尚不能确定以上篇章具体作者时，不能断然确定第二组包含的具体作品。

汤先生认为，《汉书·朱买臣传》中之所以有“楚辞”之称，是承袭《史记·酷吏列传》，而并不是因袭刘向。

由此推论，《楚辞》的名称，在刘安时已广为传播。

因此，《楚辞》一书的纂辑和命名并不是始于刘向。

但是，汤先生忽略了时间先后这一问题：司马迁生活的年代约略晚于刘安。

元狩元年（前122年），有人告发刘安谋反，其后他在狱中自杀。

而司马迁是在太初元
年（前104年）才开始写作《史记》。

公元前122年远早于公元前104年，因此，刘安纂辑完成多年后，司马迁才开始着手写作《史记》。

即使司马迁生活的年代已经有“楚辞”一名，刘安时也并不一定有。

所以，并不能因为《史记·酷吏列传》
中有“楚辞”一词，就推论汉武帝时就已经有“楚辞”一名，更不能由此推翻《楚辞》是由刘向纂辑并且由他命名这一观点。

汤先生概括《七谏》的主题是“悼念屈原‘怀瑾握瑜’而不见用”，并认为《汉书·东方朔》中说的《责和氏璧》就是《七谏》，两篇名异而实同。

如若确实如此，既然《别录》和《楚辞》均出自刘向，那么，同一篇文章为何以两名并存？对于这一问题，汤先生并没有继续讨论，而且，除此以外，再无其他典籍可以佐证以上两篇文章实为同一篇。

对于班固的两篇序文，附于《九叹》后的序文是因古人书序往往附于全书之末。

虽然“《四库全书提要》引鲍钦止语，并没有《天问》二字，可能古本无此二字”，但这也只是推论而已。

若班固另一篇序文的确附于《天问》后，但是，第二组的篇章依次是：《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夫》《招隐士》，那么，位于第二位的《天问》何以会是全书之末呢？由此，汤先生的五组分法就不攻自破。

汤先生认为第四组作品在增补篇数上，情况十分复杂，黄伯思在《校定楚辞》的序
中说到：
“按此书旧十有六篇，并王逸《九思》为十七。

而伯思所见旧本，乃有扬雄《反骚》一篇，在《九叹》之后。

此文亦见雄本传，与《九思》共十有八篇。

”
既然扬雄的《反骚》曾纂辑于书中，为何后来却不见《楚辞章句》和《楚辞释文》呢？对于此点，汤先生并未解释。

笔者认为，或许《楚辞》的编纂并非一人。

有人认为扬雄的《反骚》颇有《离骚》之余绪，就纂辑其中；而后又有人持反对意见，便删去。

因此，汤先生的五组分法尚不能清楚解释《楚辞》一书的完整编纂过程。

以上所列仅为一孔之见，若诚如笔者所言，那么，汤先生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讨论。

仅以此文为后人研究《楚辞》和汤先生的《屈赋新探》提供参考意见。

【相关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汤炳正.屈赋新探[M］.北京：华龄出版社，2010.
[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2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4］郭玉衡.中国古代文学史（卷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5］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上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