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石头记索隐》决非“猜笨谜”

蔡元培《石头记索隐》决非“猜笨谜”
（2018-12-26）
《石头记》自言著作者有石头、空空道人、孔梅溪、曹雪芹等，而胡适先生所考证者惟有曹雪芹；《石头记》中有多许大事，而胡适先生所考证者惟南巡一事。

对此，蔡元培先生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反问胡适先生：胡先生这作为，是否“亦有任意去取、没有道理之诮与？”
胡适先生在其《红楼梦考证》中，将蔡元培先生的《石头记索隐》列为“附会的红学”，谓之“走错了道路”，谓之“大笨伯”，“笨谜”，谓之“很牵强的附会”。

蔡元培先生(1868-1940)何等人物？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学家、科学家。

字鹤卿，号孑民。

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人。

18岁设馆教书，26岁中进士、点翰林，29岁授编修。

1902年组织中国教育会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均曾被推为总理。

1912年 1月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

1917年主任北京大学校长，1928年后专任中央研究院长。

这样一个人物，会莫名所以、随随便便地“猜谜”吗？即便“猜谜”，他会“猜”得那样“笨”吗？《石头记索隐》开宗明义：“《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

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试想这是多大的判断！如果书中毫无此种旨趣，蔡元培先生能够无指妄说吗？
《红楼梦》是分层次的，蔡元培先生在《石头记索隐》中对此之来龙去脉说得十分清楚：“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事以上，加以数层障幂，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

最表面一层，谈家政而斥风怀，尊妇德而薄文艺。

其写宝钗也，几为完人，而写黛玉、妙玉，则乖痴不近人情，是学究所喜也，故有王雪香评本。

进一层，则纯乎言情之作，为文士所喜，故普通评本，多着眼于此点。

再进一层，则言情之中，善用曲笔。

如宝玉中觉，在秦氏房中布种种疑阵，宝钗金锁为笼络宝玉之作用，而终未道破。

又于书中主要人物，
设种种影子以畅写之，如晴雯、小红等均为黛玉影子，袭人为宝钗影子是也。

此等曲笔，惟太平闲人评本能尽揭之。

太平闲人评本之缺点，在误以前人读《西游记》之眼光读此书，乃以《大学》《中庸》‘明明德’等为作者本意所在，遂有种种可笑之傅会，如以吃饭为诚意之类。

而于阐证本事一方面，遂不免未达一间矣。

阐证本事，以《郎潜纪闻》所述徐柳泉之说为最合，所谓‘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影姜西溟’是也。

近人《乘光舍笔记》谓‘书中女人皆指汉人，男人皆指满人，以宝玉曾云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也’，尤与鄙见相合。

”
时至今日，《红楼梦》里的反满思想，已被许多研究者所承认。

那么，《红楼梦》的“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呢？或者说，《红楼梦》为什么要反清呢？
中华民族是个民族大家庭。

但是，中华民族是经过长期的民族冲突和战争逐步形成的。

从炎黄族与九黎族的战争到西周的灭亡，从汉朝与匈奴的战争，到清兵入关，汉族与少数民族，尤其是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冲突贯穿于整个中国历史。

当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无论是北宋亡于金，还是南宋亡于元，在当时人们看来都是亡国。

虞集在《挽文山丞相》中写道：“徒把金戈挽落晖，南冠无奈北风吹；子房本为韩仇出，诸葛宁知汉祚移。

云暗鼎湖龙去远，月明华表鹤归迟；不须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洒泪时！”
林景熙在《题陆放翁诗卷后》写道：
“床头孤剑空有声，坐看中原落人手！青山一发愁蒙蒙，干戈况满天南东。

来孙却见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

”
这两首诗的最后两句是说：宋时还有半壁江山。

南宋一亡，一寸土地都没有了。

所以产生了“大不如前洒泪时”和“家祭如何告乃翁”的悲叹。

在抵御外族入侵的正义斗争中，涌现了许多爱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将领和诗人，如岳飞、辛弃疾、陆游等。

他们的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精神，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杨义、邓绍基主编的《古今文学名篇》这样评价岳飞的《满江红》：“这是民族英雄岳
飞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谱写的一首爱国壮词……几百年来，每逢国家民族危难的时刻，岳飞及其《满江红》词总是成为坚持民族救气节的人们救亡图存的精神支柱。

”
明亡于清，与宋亡于金、元没有什么区别。

“大不如前洒泪时”和“家祭如何告乃翁”的悲叹同样适合清朝的情形。

雍正帝自己也说：“且如中国之人轻待外国之入承大统者，，其害不过妄意诋讥，蛊惑一二匪类而已。

原无损于是非之公，伦常之大。

倘若外国之君入承大统，不以中国之人为赤子，则中国之人，其何所托命乎？”
“至于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

”
明确地把清兵入关看作外国入侵。

明朝的灭亡在当时就是亡国。

亡国就有救亡。

顾炎武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因此，《红楼梦》是一部反清作品，就毫不奇怪了。

也许人们会有疑问：《红楼梦》的诞生，据明亡已有百年，那时的人们还会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吗？其实，爱国主义经久不衰。

亡国悲痛不仅存在于亡国之初，而且贯穿于整个少数民族的统治时期。

如陆游的《示儿》一诗就作于北宋灭亡八十年之后。

元朝统治中原一个半世纪，但汉族人民恢复中原的愿望也从未泯灭过。

朱元璋在告北方官员、人民的檄文中就说：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

……
“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

“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率群雄奋力扩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

此文一出，朱元璋的北伐军所向披靡，山东河南州县望风而降，北伐取得巨大胜利。

可见当时的民族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号召力。

终清一朝，汉族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就没有泯灭过。

清初有史可法、顾炎武等代表人物，诞生了《杨家将》、《说岳全传》、《桃花扇》等民族主义作品。

而在清中晚期，洪秀全提出了“天下者，上帝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的口号；孙中山提出了“驱除鞑虏，恢
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口号。

可见在整个清代，民族主义从没泯灭过。

因此，说《红楼梦》是一部民族主义作品是毫不奇怪的。

《红楼梦》第一回有一脂批曰：“武侯之三分，武穆之二帝，二贤之恨，及今不尽，况今之草介乎？”“武穆之二帝”就是北宋的亡国之恨。

“武侯之三分”即抗清失败，“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遗恨。

这段批语清楚反映了红楼梦与民族主义的联系。

因此，理解时代背景，从而理解作品的民族主义思想，是红学的重要任务，也是红学的出路。

承认《红楼梦》是一部反清作品，丝毫没有降低它的历史地位，相反是把它提高到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作品的高度，使它与岳飞、陆游等人的爱国主义精神一样，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研究《红楼梦》的民族主义思想，弘扬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鲁迅先生为了民族振兴，把改造国民性思想看作一项重要任务。

他认为，封建等级制度的压迫，封建传统思想的毒害，屡受外族的侵略，是形成民族精神锢弊的重要原因。

他说道：中华民族“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

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

因此他认为，中国人民只有在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斗争中经受革命烈火的洗礼，才能彻底克服自身的弱点，迎得民族的新生。

“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

因此，《红楼梦》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主义和反抗民族压迫的民族主义思想，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把《红楼梦》看作曹雪芹家事，或清宫廷秘史，是对《红楼梦》的亵渎，是不能原谅的历史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