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西厢记》中的莺莺形象

试析《西厢记》中的莺莺形象
试析《西厢记》中的莺莺形象
西湖月老祠有这样一幅对联：“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其上联取自王实甫的《西厢记》。

《西厢记》通过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故事,热情歌颂了青年男女反抗封建礼教,争取婚姻自由的斗争,艺术地再现了他们在斗争中的曲折、痛苦、希望和喜悦。

作品具有鲜明深刻的反封建主题和高超的艺术水平，因此其与《红楼梦》被称为“中国古典文艺中的双璧”（赵景深之明刊本西厢记研究.序）。

但是崔张故事千古流传，只有王实甫第一次明确、响亮地提出了“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这一千百年以来人类共同理想和愿望，这是《西厢记》主题思想高于前代、同代婚恋作品的关键之处，也是其世世代代受到人们喜爱的主要原因，即使是明清时代的戏曲作品也无出其上者。

而崔莺莺正是《西厢记》中最“有情的”，王实甫通过对崔莺莺思想性格、感情心理细腻深刻的刻画，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个性鲜明、内涵丰富的典型形象，从而使作品的情美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展现，艺术地诠释了作品的主题。

一、崔莺莺的情是纯洁之情
高尔基说：“文学即人学”，以情动人是文学艺术，特别是戏剧艺术的显著特征之一。

文学创作与鉴赏都伴随着强烈的情感活动，但这种情感必须是纯洁美好的，才能引起人们普遍的共鸣，产生愉悦和美感。

莺莺之所以长久的得到人们喜爱，首要的原因就是她对张生的爱情是纯洁高尚的，也正是因为这种纯洁之情，才使其对封建礼法的反抗显得更为必要和合情。

任何人也不希望看到如此美好纯洁的爱情被蹂躏被摧残。

首先，莺莺是美好纯洁的。

在封建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只是男人的附属品，必须遵守所谓的“三从四德”，婚嫁听命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但是在《西厢记》中，王实甫不但赋予莺莺美丽的容貌，而且还给予她过人的才华、高尚的品德和强烈反抗的意识，
体现出作者思想的民主性。

莺莺是相国小姐，她容貌美丽，又“针指女工、诗词书算”无所不能。

她深沉、含蓄，既有外在的美丽凝重，又有内在的才华激情。

崔张第一次见面，剧中借张生之言行，极力渲染莺莺之美。

莺莺是“千般袅娜，万般旖旎”，张生却是“眼花缭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只有一句“我死也”。

而在“张生闹斋”中，则以烘云托月的手法，将莺莺的容颜美丽、风姿绰约表现得淋漓尽致。

法堂之上，烛影风摇，老的、小的、僧的、俗的，都被莺莺的美丽所吸引，个个神魂颠倒。

特别是崔张前二次见面，临去秋波那一转，莺莺的情态之美令人叹为仙人。

然而莺莺不仅有外在的美，更有内在的品格与才华，她不仅能够出口成章，而且当孙飞虎兵围普救寺，强大如老夫人者、睿智如长老者等等，个个素手无策时，莺莺先有自我牺牲之志，后有献身英雄之计。

为众生，她不惜献身于敌，是她的勇敢与善良；言是献身于敌，实是想自尽保洁自己，是她的决绝与纯洁。

美丽纯洁如莺莺者对张生的爱情也是纯洁的。

事实上，崔莺莺与封建社会所尊崇的“三从四德”的完美妇女形象完全相悖的，但抛弃封建制度强加于千千万万妇女身上的所谓“美德”，莺莺是一个追求纯洁爱情的近乎完美的艺术形象。

王实甫塑造出这样一个形象，为进一步演绎其爱情的合情合理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莺莺的情是以爱为基础的。

男女之情的基础是真挚的爱，而不是门第的高低、财产的多寡、权势的大小、容貌的丑俊和才情的敏拙。

但随着人类的进化，情爱的附着物越来越沉重，到封建社会的发展期更是达到极致，甚至舍本逐末，人们纯粹是为婚姻而婚姻，门当户对，八字相克成为婚姻的前提，甚至不再有爱。

封建势力为了确保门阀利益，用所谓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加以控制，几千年来，不知葬送了多少美好纯洁的爱情，酿成了多少血泪斑斑的悲剧，如孔雀东南飞、梁祝化蝶等。

因此，相国小姐崔莺莺不求门当户对，违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对书剑飘零的张生情有独钟，在封建社会显得尤为难得、可贵。

莺莺的情爱是对封建传统婚姻基础的彻底否定。

崔张始终追求真挚的感情，由最初的一见钟情，经过联吟、寺警、听琴、赖婚、逼试等一系列事件，二者的感情快速发展，内容也越来越
丰富，而两情相悦，心心相印是推动这一切的原动力。

再次、莺莺把爱情置于功名利禄之上。

基于对封建传统婚姻基础的彻底否定，对真挚爱情的执着追求，莺莺对功名利禄极为鄙弃。

王实甫写莺莺追求的只是爱情。

她对张生的爱，纯洁透明，没有一丝杂质。

当张生被迫上京考试，她悔恨的是“蜗角虚名，蝇头小利，拆鸳鸯两下里”；长亭送别，她给张生最郑重的叮咛是：“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

”在对待爱情的态度上，莺莺比张生态度更为坚决鲜明。

张生与莺莺一样追求爱情和婚姻自由，同样为离别在即而满怀伤感，但他对封建礼教的反抗不如莺莺彻底，虽然是迫于老夫人压力上京，但也热衷于“青霄有路纵须到，金榜无名誓不归”。

而莺莺给张生把盏时的感触是：“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

莺莺既忧虑张生考试落第，婚事终成泡影，更担心张生不像她那样爱得专一，考取后变心，所以一再提醒他“若见了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

总之，在她的心中，“情”始终是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至于功名利禄，是非荣辱，统统可以不顾。

这样的思想，既不同于《西厢记诸宫调》里的莺莺，也不同于元杂剧中许许多多追求夫荣妻贵的闺秀，她是一个赤诚追求爱情，大胆反抗封建传统的女性形象。

莺莺的“重情”是社会发展的体现。

由宋入元，社会思潮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教条，越来越松弛无力；另一方面，在城市经济繁荣、市民阶层日益壮大的情况下，尊重个人意愿、感情乃至欲望，开始成为人们自觉的要求。

在文学作品中强调“情”的自主，是进步潮流对封建伦理、封建礼教猛烈冲击的表现。

对“情”的重视是莺莺这一形象的立地之根，也是整个作品的立地之根。

《西厢记》虽然也是以功成名就和有情人终成眷属作为团圆结局，莺莺这一形象集中体现了重爱情、轻功名的观念，显示出王实甫思想的进步性。

二、莺莺的情是真实之情
文学艺术必须是真实的才是美好的，必须表现的是人们真实的情感才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才能打动人，引起人们思想感情的回旋激荡。

莺莺对张生的爱情是纯洁高尚的，必须是真实的才能让人们恨其所恨，
爱其所爱，也只有是真实的才能使这种美好纯洁的感情有所附丽,从而使其对封建礼法的反抗成为可能与合理。

莺莺爱情的真实性首先体现在追求的主动性上。

“万类霜天竞自由”，追求自由是一切生物、尤其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

封建婚姻制度摧残人的自然本性，限制人的自由，是一种外在力量强加于人的自然本性之上的东西。

封建社会的后期，市民意识的增强，对自由爱情幸福生活的重视与追求是一种人性的复萌。

正因为莺莺对自由爱情的追求源自人类的天性，因此她表现出更多的主动性。

作为一个长期受封建礼教束缚的大家闺秀，莺莺在追求纯真爱情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大胆主动，是让现代的青年人也面赤耳热的。

崔莺莺带着青春的郁闷上场，当她遇到了风流俊雅的张生，四目交流，彼此就像磁石般互相吸引。

她分明觉察到一个陌生男子注视着自己，但她的反应是“亸着香肩，只将花笑捻”。

按照封建礼教的规定，为女子者，“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

莺莺竟对张生一步一回头，把箴规抛之于脑后，通过这一细微的却是引人注目的举动，作者让观众清晰地看到她性格发展的走向。

莺莺遇见张生以后，作者写她相当主动地希望和张生接近。

她知道那“傻角”月下吟诗，便去酬和联吟，他那里“月色溶溶夜，花荫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

”吟声才落。

她这里便“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

”应声起。

此时，男女主人公虽然见过两次，但尚没有进行语言的交流，莺莺便主动酬和张生，并已然显出情意的相通；在”害相思“中，张生在美妙的爱情得而复失后写信只是表达了自己的万千思念之情，莺莺便“待月西厢下。

”主动约见张生；当得知张生身染沉疴之时，莺莺主动让红娘送去一道药方，所谓“寄予高唐休咏赋，今宵端得雨云来。

”主动投怀送抱，抚慰心上人，不惜背上封建社会女子的所谓大逆不道之罪。

莺莺在爱情上表现的主动与张生的被动和软弱也形成鲜明的对比,特别是在遭到重大阻力彼此隔绝时，莺莺比起张生要坚强的多，虽然老夫人悔婚，但作为一个弱女子并没有象张生一样寻死觅活，甚至于身染沉疴，垂命有日。

她表现的非常沉静，以静制动，寻机行动。

而当张生和崔莺莺依靠生米做成熟饭这种被老夫人称之为“禽兽”
和“贱人”的计谋，达到最终目的时，老夫人不得不接受现实让二人前去见面，莺莺是“羞人答答的，怎么见夫人”。

张生却是“小生惶恐，如何见夫人”，借红娘之口说张生：“苗而不秀，银样鑞枪头”。

一个是羞，一个是恐，对照鲜明。

莺莺在争取爱情中表现出的强烈主动性，体现了她敢爱所爱的性格特征，也证明莺莺之情是发自内心的天性使然的东西，是真实可信的。

这种真实之情和对真实之情的追求对封建秩序构成严重的威胁，动摇着封建大厦的根基，引起了老夫人们的极度恐惶和强烈反对。

莺莺爱情的真实性还体现在她追求的矛盾性上。

莺莺毕竟是封建礼法调教下长大的女青年，虽然心理充满了对爱情的渴望，对生活的憧憬，充满了青春期的躁动，但要违背自幼所受教养、礼教的束缚和女性的禁忌,毫无怀疑与顾虑地去追求爱情幸福,在情与礼之间做出最后的选择,还需要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且冲破内在心理的樊笼比冲破外在人为的约束还要艰难，因此，莺莺在争取爱情时，表现出复杂的矛盾性，对未来的担心和憧憬,对爱人的向往与排斥，希望与失望，喜悦与忧伤等等常常交织在一起。

她渴望爱情，但又不肯轻易露真情，一旦步入爱河，内心里热情奔放，外表上有时却表现的更加矜持，表现得一会儿大胆、勇敢，一会儿谨慎、犹豫。

正是由于她渴望爱情，佛殿奇逢张生之后，心里再也没有平静过。

崔莺莺怀着对张生的初恋之情，焚香祷月，祈求寻一个如意郎君，但却欲言又止。

“心中无限伤心事，尽在深深两拜中。

”表现了闺中少女爱情萌动时的心理状态。

而墙角联吟道出了一个青春少女对爱情的渴望。

一方面对爱情怀着热切的企盼，另一方面刚刚接触，对张生这个人又没有充分的了解，想得到又怕得到“非人”的心理，使莺莺这个长期受封建礼教约束的大家闺秀处于复杂的两难境地，使她在争取爱情的过程中，有时表现的主动热情，有时又拒人千里之外，如所谓“闹简”、“赖简”，有所谓“不肯把头抬”，“半推半就，又惊又爱”等等。

得到以后怕失去。

当莺莺真正得到张生后，她又担心张生“弃之”，特别是张生进京赶考，她更是千叮咛万嘱咐，怕他“停妻再娶妻。

”这一切都生动细致地刻画了莺莺的矛盾心理。

这种矛盾性增强了人物形象的立体感和丰
富性，强化了形象的美感和普遍性，使莺莺的爱情更具有强烈的真实性。

莺莺在追求爱情中表现出来的主动性与矛盾性，反映了作者具有深厚的生活基础，并艺术地再现了社会现实，揭示了生活的客观本质；同时，这个形象也凝聚了作者的真情实感，表现了其强烈的思想倾向性。

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使我们体会到这个形象的现实性和她情感上的合理性，并昭示我们抗争是完全可能的。

三、崔莺莺的情是抗争之情
人物形象必须生活在其所处的典型环境中，才能真实地反映社会的本质和历史的规律；同时，作家的所处的社会现实和时代精神也深刻地影响着他的艺术创作。

莺莺生活在封建势力正处于上升阶段的唐代。

王实甫生活于封建制度由盛而衰转折的元代。

因此莺莺的情是既对封建势力的抗争之情，也是这种抗争的胜利之情。

文学形象不能脱离其所处的社会环境。

莺莺的爱情仰不愧天，合情合理，但却是不合法的，这个法就是封建礼法。

剧中的莺莺生活在中唐时期，封建社会经过持续一千多年发展，呈现出全面繁荣的同时，封建礼教和门阀制度力量也日益强大，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婚姻方面要求“门当户对”，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这与当时由于城市生活繁荣，平民意识的发展，反对封建势力，坚持爱情自由的要求形成强烈的冲突，崔张与老夫人的对抗就是这种冲突的艺术再现。

在《西厢记》中，以老夫人为代表的封建势力是如此的强大，她一心守着“相国家谱”，“治家有方，人莫敢犯”。

她依仗封建礼法这一自以为是的所谓法宝, 竭力的维护门阀利益和封建礼教,冷酷无情、专横跋扈、背信弃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多次对崔张爱情进行阻挠和破坏。

当孙飞虎要抢走莺莺时，她为了不辱没“相国家谱”，可以将莺莺许配任何能够退敌者；当兵退身安后，她又坚持不招“白衣女婿”的“相国家谱”，以金帛打发张生，拆散崔张好姻缘。

而在以上过程中她又是以爱女儿的“慈母”面目出现，表面上处处为女儿着想，实际上时时想的是“相国家谱”和门阀利益，处处给女儿带来痛苦，充分显示了封建势力的阴险、狡猾和残酷的本质。

崔莺莺就是生
活在这样一个社会的环境中，她与张生的爱情也是在这样一个残酷的环境中产生，并快速滋长的，她与封建礼法产生激烈冲突是必然的。

她要得到真正的爱情与幸福，只有勇敢地站起来进行抗争，虽然力量上的悬殊是显而易见的，但封建势力越是强大，越是体现了莺莺反抗之艰难，反抗之情的可贵。

任何文学作品都不能不打上作家生活时代的烙印。

王实甫生活的元代，封建礼教固然很强大，但是与唐代相比，封建制度已经发展到顶峰，貌似强大，实际上已经开始衰老。

而另一方面由于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市民阶层的崛起，追求自由爱情的进步力量却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已经能够与封建势力拼命一搏，并在这种拼搏中逐步发展壮大起来。

处在强大的封建礼教势力的包围之中，莺莺与张生一见倾情，便吩咐红娘“休与夫人说”，她一方面担心自己的情愫被识破，另一方面也说明她对力量的对比有充分的认识，并初步显示出斗争的谨慎、深沉和机智。

张生计退贼兵，本来答应婚事的老夫人突然赖婚，莺莺进一步提高了对封建势力的认识，激起她更大的反抗，更智慧的斗争。

她既要克服封建礼教长期对她的影响，又要躲开老夫人的耳目。

在不知道红娘已经转为同情她的情况下，既要利用红娘，又觉的“小梅香拘系得紧”，还要表现出小姐的尊严与矜持。

同时，莺莺比张生的反抗面临更强大的对立面，她还担心自己阵营甚至是张生的背叛，担心张生停妻再娶妻。

因此，她挖空心思，生出许多“假意儿”，表现出新生事物力量的逐步壮大和抗争的智慧。

如对张生她一会儿主动相邀，一会儿又忽然变卦，抢白一番；“对人前巧语花言，没人处便想张生”；有时一本正经，有时黠谲多端。

对红娘则遮遮掩掩，并在这种遮遮掩掩中，了解了红娘对他们爱情的同情，得到了红娘的大力支持。

男女双方的爱情之花在斗争中茁壮成长，最终完成“私合”。

这种“私合”既是崔张二人追求的结果，也是一种生米做成熟饭，最终逼迫老夫人承认其爱情婚姻合法性的计谋。

当进步力量站起来进行反抗时，貌似强大的老夫人又很快败下阵来，显示出其“纸老虎”的虚弱本质来。

莺莺为追求自由的爱情，与老夫人的斗智斗勇，显示出智慧、深沉的一面，这与其在斗争中的大胆、主动是相辅相成的，使
作品高度的现实主义得到充分体现。

《西厢记》通过莺莺这一形象，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本质，又深刻表现了冲突正反两个方面此消彼长的历史必然性，而且反抗的曲折性越强，最终取得胜利，越能体现反抗的价值和爱情的美好，苦尽甘来，使“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这一主题得到进一步升华。

普列汉诺夫在《论艺术》中说：“艺术既表现人们的感情，也表现人们的思想，但并非抽象地表现，而是用生动的形象来表现”。

《西厢记》中的莺莺就是这样一个形象。

莺莺这一人物集中体现了“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这一永恒主题。

其人性的张扬，对自由的渴望和为争取爱情幸福进行的抗争，有其鲜明的时代烙印，也有历史上渴望自由爱情女子的共性，是共性与个性的完美统一。

王实甫通过这一形象勇敢地揭露了封建礼教的虚伪和不合理，大胆地赞扬了敢于向封建势力挑战的叛逆者，并安排了一个胜利的结局，即“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

尽管是理想化了的结局，但它对在封建礼教束缚下的青年男女，无疑是有着鼓舞作用的。

这就是《西厢记》的主题思想进步性所在。

《西厢记》是我国古典戏剧的现实主义杰作，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特别是莺莺对后来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戏剧创作影响很大，《牡丹亭》、《红楼梦》等作品男女主人公以及许多现实中的青年男女都从那里不同程度地吸取了反封建的民主精神。

《西厢记》比世界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不朽名著《罗密欧与朱丽叶》早三个世纪出现。

但其主题的深刻性和艺术上的高超成就，令中外学者叹为观止。

俄国柯尔施主编、瓦西里耶夫著的《中国文学史纲要》中说：“单就剧情的发展和我们最优秀的歌剧比较，即使是在全欧洲恐怕也找不到多少像这样完美的剧本”。

金圣叹以其与庄周屈原诸人著书同列为第六才子书。

18世纪末，《西厢记》和《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伟大作品一起，被提到和封建正统文学尖锐对立的地位上而得到重新评价。

《西厢记》不仅是我国、也是世界文艺中的瑰宝，在中外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

参考书目:
一、《西厢记》：王实甫著，张燕瑾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二、《中国通史》:白寿彝总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三、《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四、《美学概论》：李戎主编，齐鲁出版社，1992年版
五、《中国文学论丛》：钱穆著，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