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民道德信仰养成机制的构建

论公民道德信仰养成机制的构建’
徐贵权黄明理
内容提要公民道德信仰是社会道德之魂。

在今天这个公民道德信仰有所衰落或生成乏力的社会转型时期，公民道德信仰的养成不是何以可能的问题，而是可能如何转化为现实的问题。

公民道德信仰的养成，需要有效的机制保证。

这种机制，是内在机制与外在机制的统一，完善的机制重在构建，更在于有效运作。

有利于公民道德信仰生成的外部机制的构建特别是制度安排，是重中之重。

关键词公民道德信仰养成机制制度安排
公民道德信仰是一种具有形上意味和特征的具有稳定性的主观精神状态。

公民道德信仰作为一个主观精神范畴，指的是公民对合宜的道德及其所蕴涵与体现的价值的高度认同、敬畏与坚守。

换言之，公民道德信仰，就是公民源自心灵深处的对道德的敬畏、坚守、呵护和对疏离、破坏道德的拒斥与抵制。

公民道德信仰乃社会道德之魂，没有公民道德信仰的支撑，良好的道德秩序、道德环境就不可能形成。

因为，“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容许的”①。

尽管也许有法律在守望，但法律不是万能的，况且法律也有打盹的时候。

信仰乃人之特有的精神家园。

这个精神家园不是天然的而是人在后天的生活实践中营建起来的。

道德信仰也是一种信仰，是蕴涵着信仰之共性的信仰之特殊。

公民的道德信仰在于养成，公民道德信仰的养成需要一定的机制，即离不开机制的保证。

公民道德信仰的养成机制是公民道德信仰生成的驱动机制、引导机制、激励机制、抗干扰机制，也可以说是公民道德信仰生成的保证体系。

这个体系由有利于公民道德信仰形成与确立的各种因素构成。

公民道德信仰的养成机制是内在机制与外在机制的统一。

内在机制亦即内生机制，实际就是人的精神世界中有利于道德信仰生成的诸因素，主要是人的道德认知、道德需要。

道德认知是道德信仰生成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道德认知不只是对道德是什么的了解、把握，不只是知其然；更重要的是知其所以然，是对个人与社会为什么需要道德，为什么要提倡和坚守某种道德及其体系的认识与把握，是对道德价值的理解与把握。

“知之深，爱之切。

”对道德一无所知，不可能生成道德信仰。

对道德只是一知半解，道德信仰即使生成也难以维系。

在历史与现实中，很多人之所以恪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信条、做人准则，虽然处境艰难却依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道德信仰研究”（项目号：０５ＢＺＸ０６３）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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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像康德所说的那样敬畏内心的道德律，坚守道德底线甚至体现出崇高的道德境界，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对道德及其价值有着正确而深切的认知。

道德需要是道德信仰生成的内在驱动激励机制与内在根基。

需要乃人之本性，但人的需要的丰富性是动物所无法比拟的。

人是多样性的统一，人既是自然性存在物又是社会性存在物，既是物质性存在物又是精神性存在物，既是形而下的存在物又是形而上的存在物。

因此，人的需要也具有多重性、丰富性。

道德需要属于社会性需要、精神性需要的范畴，是人之为人的显著特征之一。

人为什么需要道德？这其中，既有功利的考虑又有超功利的追求。

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社会联系。

人获得道德的属性，获得社会认可的德性，是人社会化的重要内容，道德社会化的实现是人获得社会认同的必要条件，不具备这个条件就会遭到社会的非议与排斥。

更重要的是，道德是人的自我确证，是人成为人的资格证、通行证。

“人是一种取向”，“成为人是人的一种需要。

因为我们是人，所以我有成为人、成为文明人、成为遵循特定文化价值之人的需要。

”“成为人是人从内在性本质特征中产生出来的一种需要。

”②道德是人的一个维度、一种向度，是人格的结构性要素，是人的尊严之所在。

这就如同荀子日，人之所以“最为天下贵”，是因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

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

⑨质言之，人要成为人，就必须有道德的需要，就必须有德性。

道德信仰的需要是社会性、精神性需要中的超越性需要。

人因需要而选择，人因需要而信仰。

人有道德的需要，因而人产生道德信仰，人信仰道德。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

”（生）
公民道德信仰养成的外在机制，是外部动力机制和压力机制的统一。

外部动力机制、压力机制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它们就蕴涵在社会风尚、舆论环境、制度设计与安排之中。

社会风尚并不以言说的方式显示自己的存在和影响力，它是社３４会心理的体现。

舆论环境以言说的方式显示自己的存在和影响力。

其中，正式的舆论具有明确的导向意图、价值诉求，具有形式上的权威性；非正式的舆论，也许没有明确的导向意图，但它显示的是一种价值取向，更体现人心的向背，因而具有实质上的权威性。

法律、纪律、政策等制度设计与安排，虽然也不以言说的方式显示自己的存在和影响力，但它却蕴涵着明确的导向意图、价值诉求。

无论是社会风尚、舆论环境，还是制度设计与安排，无疑都具有道德意蕴、道德倾向性、道德影响力。

社会风尚、舆论环境、制度设计与安排对道德的彰显，对道德行为选择的肯定、褒奖，是公民道德信仰养成的外部动力机制。

社会风尚、舆论环境、制度设计与安排对道德的诉求，对不道德行为的否定、鞭挞、排拒，是公民道德信仰养成的外部压力机制。

公民道德信仰的养成机制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犹如一条机制链。

在这个链条上，任何一个环节的锈蚀或者是脱落，都会成为公民道德信仰养成的障碍性因素，甚至会窒息人们道德信仰的萌动。

中国自近代开始的现代化进程终于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进人了快车道，以开放的姿态跻身于世界大格局中的当代中国社会因此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

当代中国社会复杂性的根由在于社会双重转型进程在同一时空中展开、交汇，既正在经历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又正在经历着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

中国社会的复杂性突出地表现为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特征的交织并存，整合程度低。

正如任平先生所说，“在西方社会，‘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原来是一个相继向世的历史阶段，而在中国，在同一个时空境遇中同时呈现，甚至颠倒错乱地呈现”⑨。

当然，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发展的主流是现代性的历史性生成。

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既存在着公民道德信仰生成的促进性因素，也存在着公民道德信仰生成的障碍性因素。

公民道德信仰的养成机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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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多缺陷，很不完善，很是脆弱。

在当代中国社会，公民道德信仰生成的促进性因素主要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奠基，公民道德建设的促进，文化传统的熏陶，制度建设的推动等。

古人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⑥“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然而温饱并至，而能不为善者希。

”④一般来说，德行、德性需要有物质的支撑。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促进了社会财富源泉的涌流，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为人们实践道德进而形成道德信仰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建设先进文化，实施以德治国方略的大背景下，公民道德建设多路径推进，形成了良好的道德舆论环境，对公民道德意识的增强、道德信仰的生成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中华民族重德的文化传统虽然屡受冲击但依然以其顽强的文化生命力传承了下来。

可以说，每一个中国人的血管里都流淌着中华文化传统的血液，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文化传统在家庭、学校、单位、社会的人际交往互动中弥散、演绎，对公民道德意识特别是道德人格意识、道德操守意识具有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

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基于对历史的反思和对发达国家的观照，我国社会的制度价值意识、制度建设理念Ｆｔ益走强，制度建设成果显著。

蕴涵在法律化制度与非法律化制度中的道德规约、道德赏罚、道德暗示等，尽管还不很鲜明，不很协调，但对公民形成对道德的尊重意识，对道德的信仰仍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在我国社会，同样存在着公民道德信仰养成的障碍性因素。

这些障碍性因素主要有现代性的挤压、消解，道德教育的自恋，社会风尚中的非道德化倾向，制度的缺陷等。

现代性是现代化运动的产物，它有多种规定性，但其最核心的精神或价值原则是理性化。

现代性无疑具有历史正当性，因为它的确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解放，但它在“去蔽”的同时走向了“祛魅”，消解着神圣、崇高。

在这个过程中，工具合理性的过分张扬挤压、消解着价值合理性，道德的价值、道德信仰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被掩盖了。

在这种文化语境中，道德信仰的合法性受到了怀疑，或者道德信仰受到了轻慢与嘲弄。

重视道德教育是我国文化发展史的主旋律。

但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传统的道德教育开始失灵。

然而，我们似乎太相信道德教育，我们似乎觉得除了道德教育之外不再有别的可以催生、激发、化育人的德性的路径，我们陷人了道德教育的自恋。

迷信道德教育但又遇到逆反心理的阻滞，于是硬着头皮顶下去，并以逐渐降低道德教育的Ｅｔ标来维持自己的话语权。

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节节后退的德育目标已经退到了教育目标的最低极限了”⑧，恪守“底线伦理”，道德功利化或功利化道德取向成为最高的道德教育诉求，终极关怀退场了。

很显然，如此的道德教育已无法彰显道德之神圣的一面，已无法燃起人们的道德激情和心灵世界的深沉律动，已无法推动人们走向道德信仰。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们的社会风尚中逐渐形成了一种非道德化的倾向。

这种倾向表现为对人对事道德考量的退隐，道德敏感度的丧失，道德宽容的过度。

这种倾向使道德变得无关紧要，对人们的道德意识具有相当大的消解作用，是公民道德信仰养成的严重的障碍性因素。

我国的制度建设进程在加快，但制度设计与安排的缺陷是客观存在的。

从公民道德信仰养成的视角看，制度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结构设计不完整。

主要是一些与道德相关性强的制度尚未建立，一些制度缺乏道德意涵、道德维度和道德向度，甚至与道德相抵牾；二是操作设计不合理。

主要是一些制度固然体现了道德维度和向度，但比较抽象笼统，难以操作，因而往往流于形式。

三是制度执行乏力。

由于单位、部门竞争压力的加大，眼前利益的紧迫以及碍于情面等因素，很多制度无法执行。

制度关涉到人的利益这一敏感的神经，制度在道德承当、诉求方面的缺陷，必然阻滞人们道德信仰的生成。

道德，就其功能而言，是有用性与有限性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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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其价值而论，是不可或缺性与非唯一性的统一。

在崇尚法治的西方社会，人们形成了这样一种理念，即“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⑨。

其实，我们更应该说，道德只有被信仰，它才不至于形同虚设。

质言之，道德更需要信仰的支撑。

因此，我们必须努力构建外在机制与内在机制相结合的完善的公民道德信仰的养成机制，促进公民道德信仰的生成、维系与升华。

完善道德教育机制是不可或缺的选择。

空洞的道德说教已经历史地失去了话语权，但道德教育依然是公民道德信仰养成的必要条件。

教育者未必一定会是道德楷模，甚至不一定会有德性（尽管应该有），但公民道德信仰的养成，需要道德教育的熏陶与启迪则是不可否认的。

问题在于，我们的道德教育要体现健全的道德理性精神，拒绝道德偏执，既尊重、支持基于“底线伦理”的选择，又尊重、支持、鼓励更高的道德境界追求，同时体现对道德信仰的诉求，启迪公民的终极关切。

此外，在形式上应注重创新。

值得指出的是，道德教育既是党和政府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

在社会越来越开放，公民的社会流动日益频繁和闲暇生活时间越来越多的新形势下，公民道德教育除了要继续发挥部门、单位、学校等各种社会组织和家庭对其成员的道德影响作用外，还必须高度重视道德教育社会化程度、水平与效果的提高。

我们的国家曾经是道德敏感度极高，甚至道德敏感过度的国家，泛道德化倾向比较严重，结果导致国民在道德面前人人自危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谨小慎微的国民性。

今天，我们应当有清醒的道德文化自觉，切不可重蹈道德敏感过度、泛道德化的覆辙。

但是，我们也切不可走向另一个极端，陷入道德麻木、道德反应迟钝、道德宽容过度的道德文化荒漠的境地。

我们必须保持必要的道德敏感度，对人的总体性评价、对涉及公共利益的行为，对重大事件，必须坚持道德维度的考量，道德思维不应退场。

只有这样，才能对有违道德的思想与行为形成有效的遏制作用，才能促进公民道德信仰的养成。

当然，我们也应当保持一定的道德宽容度，构建和谐的道德文化，创造出道德底线之上的不同道德境界的公民和谐相处的环３６境。

即使对那些突破了道德底线的人，也应给予一定的宽容，而不可草率地将其推向道德的对立面，使其无容身之地或者索性放纵自己。

合理的制度安排是公民道德信仰养成的最为有力的外在范导促进机制。

制度是公共权力机关和其他社会组织为人们的各种活动设计、制定的依靠公共权力和组织力量推动实施的成文的正式规则，法律、政策、章程、纪律等都属于制度的范畴。

在现代社会，公民的权利、义务大多与制度密切相关或者由制度加以确认和规范，制度是对公民生存发展影响最大的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

制度安排、供给如何，对公民道德信仰的养成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如果制度排斥道德，那么任何道德教化都将是苍白无力的。

如果没有有利于公民道德信仰生成的制度，我们即便十分虔诚地强调公民个人的道德修养与完善，甚至对公民提出各种严格的道德要求，那我们也只是在充当一个牧师的角色，倘若我们本人真诚地相信和努力尊奉这些道德要求，我们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好牧师。

⑩反之，如果有了适宜于道德生成的制度安排，那么久而久之，在蕴涵着道德诉求的制度文化的规约、熏陶下，公民势必逐渐形成对道德的认同与信仰。

正如有学者所说：“如果说，道德背后潜藏着深刻的经济根源，道德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利益原则的诱使，那么，道德进步就可以借助于利益引擎来推动。

或者说，只有通过特定的制度设计给出适当的约束条件，道德行为才能成为人们的理性选择。

”ＱｊＤ的确，无论是“公地悲剧”还是“分粥理论”，都表明合宜的制度安排对人们合乎道德的行为选择具有强有力的引导作用。

无疑，基于功利考虑的合乎道德的行为选择，并不是道德的全部，也不是道德的最本质的东西，当然也未必就已经上升到了道德信仰的高度。

但是，公民超功利的合乎道德的行为选择，道德信仰的养成不是一蹴而就的，道德自律、道德自由一般是以道德他律为基础为路径的。

制度安排，首先要使制度具有道德导向的功能。

制度应当内含道德赏罚机制，即内在地包含有利于道德生成、道德信仰生成的因素。

我们必须检讨我们现有的制度体系，厘清哪些制度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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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内涵赏罚机制，哪些制度还缺少道德维度、层面的考虑，甚至与道德要求相抵触，还有哪些有利于道德生成、道德信仰养成的必要的制度尚未建立起来……在这个基础上优化制度体系。

在当前，我们尤其要在社会分层机制的建构方面纳入道德过滤、筛选机制，使良好的道德操守成为公民向社会上层特别是公共权力机关流动的必要条件。

这是一种对全社会具有积极有力的引导作用的根本性选择。

无论是道德教育、环境建设，还是制度安排，都属于公民道德信仰养成的外部机制的建构。

在现阶段，公民道德信仰养成外部机制的建构较之内在机制的建构，无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如所周知，修齐治平，修身为本，是我国传统道德文化的根本精神。

在道德品质的完善、道德信仰的养成方面，“求诸已”、强调个人道德修养是我国传统道德文化的重要特征。

今天，构建公民道德信仰的养成机制，必须打破对传统道德文化的“路径依赖”，切不可再把公民道德信仰养成的责任全部或主要地推给公民个人。

但是，在特别强调外在机制构建的同时，我们必须强调公民对自身道德信仰养成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提倡和引导公民个人基于自身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从我国传统的道德文化中获取资源，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特别是先进文化的创造活动中汲取营养，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并不断提升道德境界，形成并坚定自己的道德信仰。

①［法］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
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２页。

②孙美堂：《文化价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４４—
１４５页。

③《苟子・王制》。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２８６
页。

⑤任平：《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与当代中国新现代性建构》，《新
华文摘）２００５年第１１期。

⑥《管子・牧民》。

⑦《论衡・治期》。

⑧檀传宝：《信仰教育与道德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版，第３页。

⑨［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三联书店１９９、年板，第Ｈ页。

⑩参见方军《制度伦理与制度创新》，《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７年第３期。

⑩郭剑雄：《道德：经济学边界扩展的新领域》，《新华文摘）２００５年第１１期。

作者简介：徐贵权，１９５５年生，淮阴师范学院公民道德建设研究所教授；黄明理，１９６１年生，哲学博士，淮阴师范学院公民道德建设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赵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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