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软实力

我国的软实力
从根本上来说，作为一种社会关系，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一个由内而外的释放过程，既取决于中国文化资源自身的特性，也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国际社会中的传播，片面强调任何一方面都不利于软实力的提升。

结合两方面的因素，不难发现中国软实力的困境主要存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文化精英化。

与西方近代文化相比，中国文化更多属于少数社会精英的文化。

在中国社会，文化被视作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文化与社会地位、财富和名誉等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阶层。

在中国，有文化的人被视为是“圣贤”、“贤能”或者“有学问的人”，可以从社会中获得更多的资源。

受超大规模社会紧张的人与资源关系制约，有文化的社会精英不愿将文化世俗化，转化为被社会大众所共享的公共资源。

因此，中国文化的精英化使得文化资源变成了一种硬权力，而不是软权力，文化始终走不出少数社会精英的小圈子，没有转化成为具有世界号召力的软权力。

首先，中国文化没有做好特殊性与普世性的转换。

任何文明都是特殊性与普世性的统一。

作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中华文化在历史上曾与其他文明体系有过三次重要交锋。

在汉唐时期，中华文化与佛教文化交锋，成功地吸纳了佛教文化，使之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元之后，中华文化与伊斯兰文明交汇，产生了影响至今的回教文化，并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

明清之后，随着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华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交汇，催生了一波波的西学东渐浪潮，中国汲取了西方基督教文明中的大量成分，汇入了中华文化的主流。

然而，经过三次文明交融、交汇和交锋，尽管中华文化与各种外来文化实现了融合发展，但中华文化始终停留在亚太地区，没有成为一种普世文化，始终是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地区文化。

其次，中国文化没有做好经典化与世俗化的转化。

由于中国文化为少数社会精英所掌握，在文化品位上更强调高雅文化，过于追求阳春白雪，中华文化不缺
国粹精品，在文化艺术领域可谓经典云集。

但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缺陷是文化世俗化和大众化程度比较低，大多数文化学人不愿意主动做下里巴人式的世俗文化，不愿意将文化产品社会化和大众化，普通百姓缺乏应有的共享文化盛宴的机会。

同时，从对外角度而言，中华文化观是不平等的“华夷秩序”，明确上下亲疏，确立朝拜册封礼仪。

一方面要求诸蕃贡使来朝表示自己奉大以诚和一心向化——向往中华文明的追求;另一方面作为“回礼”，天朝大国遣使赴各国施以册封，对诸“藩”国的朝贡、向化之心与实际行动表示嘉奖;同时对诸“藩”王提出要求，要他们“常奉正朔”，“宁人保国”。

再次，中国文化没有处理好融合性和冲突性的关系。

尽管早在《易经》中确立了“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的文化精神，但中华文化自秦汉以后，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的影响，更强调文化的融合性，淡化文化的冲突性关系。

尤其是经过宋明理学的改造，中华文化崇尚“和而不同”，恪守“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保守信条，中国文化不喜欢激烈的冲突，喜欢包容，尊崇厚德，缺乏西方文化那种咄咄逼人的进攻性。

因此，中华文化没有主动向世界扩张，更强调内圣外王，重视道德教化，缺乏基督教文明外方传教的“使命感”。

中华文化更安于作为一种地区文化，没有文化扩张的欲望和内在激励，此种安分守己、敬天保民的思想限制了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使得不仅宋明之后的中华文化软实力受到制约，而且在硬实力比拼上也渐趋下风。

第二，文化非杠杆化。

任何文化要想成为更大范围内大众追随的生活方式，均需要具有一系列功能强大的支点和杠杆。

以西方文化为例，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文化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强大的文化权力，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西方文化获得了宗教革命、工业革命、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民族国家等一整套社会权力杠杆。

通过这些杠杆，西方文化将自身的文化精神融汇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去，日用而不觉，逐渐转化为不可抗拒的文化权力。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整个世界受到欧风美雨的强大冲击并非完全是西方文化价值观的软实力影响，更重要的是借助于硬实力载体和各种社会性权力杠杆实现的。

近代以来，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吸引力之所以下降，从根本上并非软实力的下降，而是国家硬实力的衰落。

西方国家照样对中国的文化感兴趣，西方的汉学家们一刻也没有停止研究中国的步伐。

对他们而言，中国的文化充满着无尽的玄妙和魅力。

虽然他们极不愿意承认中国比他们先进，却总也不敢公开说中国没有文化，只能说“中国病了”。

同时，相比西方文化，中华文化始终缺乏有效的社会权力杠杆。

中国世俗化的信仰结构决定了缺乏西方宗教革命带来的持续性信仰权威支持，道德化的礼俗社会赋予中华文化以不可计数的伦理信条，这些伦理信条指导着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杜赞奇先生所说的“权力文化网络”，但并没有转化成为能够影响其他国家民众的“文化软实力”。

近代以来，在工业革命、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民族国家等一整套现代性规划冲击下，中华文化始终没有获得抗衡西方文化的能力和空间。

因此，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缺乏西方文化得天独厚的社会权力杠杆，大大限制了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能力和空间。

如何从总体上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供有效的杠杆，建立一整套将中华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权力的体制和机制，将是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