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释读金沙》《古代的巴蜀》《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有感

读《释读金沙》《古代的巴蜀》《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
有感
读《释读金沙》《古代的巴蜀》《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有感读《释读金沙》《古代的巴蜀》《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有感读《释读金沙》《古代的巴蜀》《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有感:2013-3-5 22:37:11略谈巴蜀先秦史——读《释读金沙》《古代的巴蜀》《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有感近日读白剑的《释读金沙——重建巴蜀先秦史》，倍受震动，其观点之新颖、言辞之凿凿，实属罕见，甚至可以说是对笔者之前所见所闻的一次颠覆。

但笔者在感到震撼之余，也满腹疑问，实在难以全盘接受其观点，于是广阅书籍，尤以《古代的巴蜀》《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为主要根据，进行了初步考证，略有感想。

白剑认为的蜀地发展历程依照白剑的观点，蜀地的文化发展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过程 :阶段1、发源于昆仑山的氐羌族在向外迁移的过程中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距今5000年左右沿横断山脉迁往四川岷江河谷，并成为当地土著，发展成为距今4800年前开始的三星堆一期文化;另一部分人则向山东迁移，创造出大汶口文化，并进而发展至龙山文化。

山东的氐羌族在公元前2070年左右建立了夏朝。

理由:“华夏共祖”理论 ;三足盉及鸟头把勺的分布 ;氐羌族为5000年前迁入四川盆地(可由资阳人的年代不会超过距今5000年前就可以证明。

对资阳人头骨下层的鹿角检测表明，头骨不超过距今7000年;由于头骨的位层在上面，其年代肯定还要晚。

)阶段2、在夏末商初时(约距今3600年前)，有缗&#8226蜀族携夏朝的全部祭祀祖器逃往成都平原，占领了成都平原土著的土地，并创造出发达的三星堆文化。

理由:《史记&#8226夏帝本纪》载:“帝孔甲立，好方鬼神，夏后德衰，诸侯畔之。

”《竹书纪年&#8226帝桀》载:“帝桀十一年，桀在仍地会见诸侯，有缗氏首领逃离。

”《竹书纪年
&#8226帝桀》另载:“帝桀十四年，扁率领军队征伐岷山，桀令扁讨伐有缗氏。

”
白剑根据上述记载，推论出这样一个故事:夏王朝至帝孔甲时代，已是朝政昏聩。

到夏桀当政时，为了有效控制诸侯、稳定局势，桀打算将各诸侯王挟为人质，令诸侯国听命。

但夏桀知道单以王室之令难以使诸侯服从，于是借世代掌管祭祀祖器的有缗氏的威望，通知各诸侯来朝。

有缗氏不愿为虎作伥，逃往了四川岷山。

帝桀还曾派遣大将扁讨伐有缗氏。

还有两个理由:一是四川等地仍到处都有大禹崇拜的痕迹。

一个部族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崇拜他族的人物，唯一的解释就是有缗氏作为夏臣，对作为开国者的大禹有着深刻的崇拜，并在逃亡时将这种崇拜带入了蜀地。

甚至长江以南地区和北方草原边界地区都有商代及其以后典型的羌文化遗留。

二是“蜀”族的来历。

“蜀”字并不起源于四川，而起源于山东。

阶段3、商末周初时，蜀人随武王伐纣，出发前将宗庙毁坏，三星堆文化就此消失。

理由:《蜀王本纪》中所谓的“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灌，后者名鱼凫。

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面上有一条弯曲的分界线，一头向下滑落，至一米左右时，也即遗址上散布器物的层面时，便与那一层面融合在一起;而另一头则陡然向上，一直爬升到离现在的地面约10厘米的地方……”——判定:金沙遗址本来也应该有一座祭祀用的3,5米高的“三星台”，开明氏逃走之前将器物撒在地上，并将祭台推倒，掩埋了所有的祭祀器物;金沙人本想把所有东西都挖坑埋进地下，但祭台离水太近，挖了几十厘米后就见水，所以金银铜器怕被锈蚀都无法填埋，只好撒在地面上，而价值较低的象牙可以填埋。

所以有专门的象牙坑，金银铜器却被撒在地上。

而三星堆遗址中的两个坑都在故城南方的台地上，高于河面很多，离地下水较远，可以挖坑填埋。

《蜀志》云:“蜀王自于葭荫拒之，败绩。

王遁走，至武阳，为秦军所害。

其相、傅及太子退至逢乡，死于白鹿山，开明氏遂亡。

凡王蜀十二世。

冬十月，蜀平，司马错等因取苴与巴。

”这段话高度概括了惠王伐蜀的经过，应当是可信的。

从这段话中还可以看出，太子向北逃，蜀王向南逃。

当一族人遇到大的灾祸时，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回祖宗之地。

若蜀王逃向岷江河
谷，则其应为氐羌族后裔，但蜀王却是向岷江下游逃去，这与传说中鳖灵从乐山及更远的岷江下游随水漂至郫邑的路线一致，这说明开明氏的蜀王实为巴人。

笔者观点与初步考证白剑的理论在许多方面无疑是对以往所认定的巴蜀先秦史的颠覆，有其可取之处。

但他的理论有一个致命的漏洞:他过多的以史料记载来解释考古发现，而非以考古发现来解释史料，而《华阳国志》《蜀王本纪》等文献都是神史混杂的，并不可靠。

他推导出的故事虽然精彩，但并不能代替历史。

所以笔者认为白剑的理论还是有诸多的漏洞的。

华夏共祖理论白剑的巴蜀先秦史理论成立的先决条件便是“华夏共祖”理论，即中国各地的文化(包括大汶口、龙山、少数民族文化等)属同一个文化系统，均是由5万,10万年前昆仑山脉发育的“华夏共祖”的分支创造的。

这里，我们就其理论进行逐步分析以确定其可信度。

“华夏共祖”理论的中心其实就一个字:傩。

而这个“傩”在白剑的笔下含义丰富深刻，傩、罗、螺、雒、裸、倮、乐等一系列同音或同意字均为“傩”字的演化。

其核心为“五行傩祭”。

中国古代“五行”系统分解表方位季节五行星属护星主神辅神代表兽五音天干执器颜色主味五帝东春木木星发星太昊句芒苍龙角甲乙圆规青酸
青帝南夏火火星荧惑炎帝祝融朱雀徵丙丁秤杆赤苦赤帝中年中金金星镇星黄帝后土黄龙宫
戊己准绳黄甘黄帝西秋土土星太白少昊蓐收
白虎商庚辛量具白辛白帝北冬水水星辰星颛顼禺强龟蛇羽壬癸秤砣黑咸黑帝?五行傩祭与傩戏、傩鬼《尚书&#8226洛诰》:“王宾杀禋咸格，王入太室，裸。

”《周礼&#8226天官&#8226大宰》:“祀五帝。

”《华阳国志&#8226蜀志》:“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但以五色为主，故其庙称青、赤、黑、黄、白五帝也。

”一些少数民族尚存“傩戏”，别称“阳戏”。

传至今天的“梓潼阳戏”、“酉阳阳戏”就是“傩戏”。

白剑将三星堆青铜跪像、金沙双手反
缚石人、安阳殷墟妇好墓玉跪像均解释为“傩鬼”。

笔者认为这样的证据是不充分的。

《尚书&#8226洛诰》和《周礼&#8226天官&#8226大宰》的话只能证明周代行“五行傩祭”;即使周复行夏礼，周代祭俗与夏代一致，至多能推导出夏代也行此祭祀礼而已;《华阳国志&#8226蜀志》的记载至多能说明开明王朝受中原地区影响，也行“五行傩祭”，并不能证明古蜀国也行此礼。

现今所存的傩戏有多种可能的传播途径，不能武断认为是“华夏共祖”所遗留。

而三星堆青铜跪像、金沙双手反缚石人、安阳殷墟妇好墓玉跪像等，即使真是“傩鬼”，也顶多追溯到夏末商初，得不到“华夏共祖”的理论。

?太阳神白剑认为既然中原与古蜀均行“五行傩祭”，那么其祭祀的神明都来自距今5万,10万年前形成的“昆仑神话”。

早在距今7000年前的长江中游背溪遗址中就曾发现画有“太阳神”
的石刻画。

三星堆青铜立人像的头顶有明显日纹的、抽象化了的光束之冠，说明它就是太阳神伏羲;同样，金沙青铜人像代表了相同的意思;羌族的端公(释比)今天还戴着这样象征神灵的头冠。

而且他将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一组陶片上的太阳纹、金沙遗址出土的四鸟朝日金器、北方草原战国早期遗址中出土的东胡圆形鸟纹今饰牌、夏家店遗址出土的贝质日纹等全部解释为“螺日”。

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均发现了“太阳鸟”。

笔者认为，5万,10万年前人类还处于旧石器时代，使用打制石器，过着采集和狩猎的生活，氏族都只是刚刚形成而已，如何能够形成成体系的神话系统,人类可能畏惧自然，宗教开始萌芽，但此时就形成影响中国人数千年的“昆仑神话”是不是太早了点,太阳崇拜几乎渗入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万物生长靠太阳，地球人不约而同地崇拜太阳是无可厚非的事。

我们不能因为有太阳崇拜，就说明有文化共祖:人类的“共祖”——非洲老祖母还是古人类，没有创造祭祀文化，还只会使用打制石器。

我们看到的都是同一个太阳，描绘的形状有相似之处是正常的，不同文化系统中的太阳形象的表现手法其实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白剑是先认定了“螺日”，再以此理论来解释众多考古发现，而非以众多考古发现
的共性来推理出结论。

就像中国传说中的太阳鸟(即太阳乌)是三足鸟，考古发现的三足鸟是少数，多数鸟的造型还是两足的。

而白剑认定那些鸟的造型均为太阳乌的演进，强行将那些两足鸟都认定为太阳鸟。

这样得出“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均发现了太阳鸟”这一结论有意思吗,同样的，他将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解释为伏羲像也不太恰当。

?早期无文化交流“金沙人与东胡人不可能在战国以前有文化上的交流，即使有，也没有人会接受。

因为古人只会固执地承继先祖文化，决不会引进他族文化，况且这是最崇高的图腾崇拜，更无引进借鉴之说。

” “华夏早期传说中的伏羲、黄帝、炎帝等，均为人造的神明图腾，而非人王。

” 笔者认为白剑的这两个观点是毫无道理的，这阻碍了他发现真相。

即使金沙人与东胡人没有交流，金沙人不可以和中原人有交流吗,东胡人不可以和中原人有交流吗,而且，“古人只会固执地承继先祖文化，决不会引进他族文化，况且这是最崇高的图腾崇拜”一说更是毫无根据。

考古发现所揭露出的文化发展史正是各民族交流
融合的历史。

中华民族的图腾——龙——不就是蛇身、蜥腿、鹰爪、蛇尾、鹿角、鱼鳞、鱼尾、口角有虎须、额下有珠，综合了各部族的图腾形象吗,后一观点则是将炎帝、黄帝时代的中国历史否定掉了，未免有失妥当。

所以，综上所述，白剑提供的证据最多让我们回溯到夏代，“五行傩祭”、“昆仑神话”等有可能是夏代形成并传播的，无法证明5万,10万年前的“神话”。

如果一定要给中国的文化找一个“共祖”，笔者还可以找一个更早的——20多万年前第二次走出非洲的古人类。

如果还要早，我们甚至还可以追溯到300多万年前的非洲老祖母露西。

不过，那有意义吗,金沙与良渚的玉琮金沙出土的玉琮和良渚出土的基本一致。

白剑认为那是因为华夏共祖分头迁移时，一部分向江浙迁移，一部分向山东、山西迁移，而山东的那支在夏末商初时逃往了四川。

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朱乃诚认为，良渚文明在距今4300年左右已十分强大，其文化向四周辐射传播，进入中原地区，之后在蜀地和中原的交流中由一部分从中原迁入蜀地、后来成为金沙高
层的人带入四川，甚至一部分良渚人可能融入了华夏族。

如果白剑的观点正确，就有两种可能:如果中原地区的玉琮文化和良渚的玉琮文化基本上是同时开始的，就应该都有一个从原始形态发展成熟的过程，两地的玉琮应该是初始形态相同，成熟形态可能有较大差异;如果华夏共祖在分开前就已经有了成熟的玉琮文化，那么在他们之前的迁移路程中就应该有初始形态的玉琮遗存出现。

如果朱乃诚的观点正确，那么良渚的玉琮应该比中原出现得早，中原地区只需有成熟形态的玉琮出土，可以没有发展过程。

根据考古发掘的事实来看，除开金沙人是否是良渚人的后裔不谈，就玉琮的传播路线上来看，无疑朱乃诚的观点更可靠一些。

而且，如果白剑的观点正确，那么三星堆遗址中就应该有大量玉琮出土才对，但事实是三星堆并未出土玉琮，几百年后的金沙才有玉琮存在。

很明显，玉琮是蜀地后期与中原交流过程中由中原传过来的。

资阳人年代问题及氐羌族入蜀的问题白剑认为首批氐羌族在距今约5000年前进入岷江河谷，发展出了三星堆一期文化。

依据是5000年前四川盆地还是积水颇深、无法居住的地区，之前的人都住在周围山区，连资阳人都是5000年前才进入成都平原地区的。

但裴文中先生认为资阳人应该是更新世晚期的 ;冯汉骥认为资阳人头骨应是由上游冲刷下来的，并提出“根据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出土遗物只要离开了它的原始地层，则断代时只能考虑其本身的特质而不能再联系其共存物” ，再联系“头盖骨已成化石，而分量亦相当重，所以还是具有相当年代的” ，认为其年代应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中科院和成都地质学院的观点是资阳人的生活时期应为旧石器时代后期，绝对年代在距今数万年至十余万之间。

这些观点都赞成资阳人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种。

白剑对资阳人生活的年代判断错误，就导致之后逻辑推理的前提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