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有铭铜镜的演变(上)

汉代有铭铜镜的演变（上）
作者：吴琳
来源：《文物鉴定与鉴赏》2012年第02期
淮南位于安徽省中北部，从建国后发掘的墓葬考古资料来看，市域西部是汉代墓葬的集中分布地，出土了为数不少的铜镜。

这些铜镜大小不一，纹饰种类繁多，基本可以涵盖汉镜的常见种类。

本文择选了部分保存较为完好、具有典型性的有铭铜镜，以此为例，对市面上常见的汉代有铭铜镜的图文结合、书体演变以及铭文内容逐一进行分析，希望对广大文物爱好者的鉴赏有所裨益。

铜镜背面铸铭文是我国铜镜发展史上战国晚期出现的一种新式样，至汉代时成为铜镜纹饰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内容包罗万象，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汉镜的一个显著特征。

通过对铜镜镜铭与纹饰结合的固定搭配，以及铭文书体阶段性变化规律以及铭文内容所反映的社会风尚等方面的研究，可为鉴别汉代有铭铜镜的绝对年代提供重要佐证。

从淮南馆藏铜镜来看，在汉王朝近400年的发展历程中，铜镜镜铭和纹饰的演变过程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一、西汉早期
西汉早期镜面尺寸多在13厘米左右，镜壁单薄，三弦钮，卷缘。

纹饰常见弯曲缠绕的变形蟠螭纹，线条犹如焊接在镜背表面，下面若有若无地铺有一层云雷地纹。

这些铜镜特征都沿袭了战国时期的风格，但随着汉代经济的恢复，具有汉代特色的纹饰风格开始逐渐摆脱战国的影响，表现在：主纹与地纹相结合的装饰手法改为剔除地纹，仅保留主纹；创新出博局纹，并与蟠螭纹共处，反映了铜镜生产从战国向汉代过渡的迹象。

这一时期纹饰特点是粗犷、疏朗明快。

此期铭文字数不多，12至14字，四字一句，句式比较单一。

装饰在镜钮钮座的外围，以弦纹为框隔开镜背纹饰与钮座，只是镜背纹饰的附属部分。

铭文书体规整匀称，以小篆为主，书体与秦篆十分接近，风格古朴，笔画纤细圆转，句尾多由鱼形图案来结句。

（见图1—图3）
铭文内容有两类，一类为祈求高官、厚禄、富贵等祝愿性质的吉祥语，如大乐贵富铭。

汉初，入仕的途径很多，为官作吏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重要出路，追求名利、祈求高官的社会现实在镜铭中以精炼的语言表达了出来。

另一类为表达男女之间的爱慕相思之情。

从战国至汉初，战争不断，镜铭所反映的正是普通民众对和平宁静生活的渴求。

这些镜铭与同一主题的汉代乐府诗的风格和思想是一致的。

二、西汉中晚期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进入稳定状态，铜镜的铸造和使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产品数量和质量都有长足的发展。

淮南馆藏的此期铜镜可以分为日光镜、昭明镜、重环式铭文镜和涑治铅华铭连弧镜四小类。

西汉中晚期铜镜形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尺寸变小，多在10厘米以内，有些镜体不仅小而且还很薄，实用性不强，有可能是为墓葬专用的随葬器。

镜面微鼓，三弦钮消失，取而代之为圆钮的盛行；缘部无装饰，以宽素缘最多。

纹饰上，早期繁缛华丽的纹饰改为以简洁明快的铭文为主，仅配饰简单的连弧纹或联珠纹，布局上也从绕钮座外扩至镜背纹饰的中区。

此期也是铜镜铭文的重要转型期。

铭文字数多少不等，少至8字，多者近40字；句式不固定，或四字一句，或七字一句，且在铭文间往往添加“而”、“◆”或“の”形符号，铭文的装饰意味十分浓厚。

铭文书体主要以篆隶体多见（有学者称之为缪篆体），外形上可见圆转和方正的两类：圆转类书体似篆似隶，又非篆非隶，篆中带隶，字体瘦长流畅，活泼秀美，基本可以观察到当时书体从篆书向隶书蜕变的痕迹；方正类书体出现较晚，字体方正，略呈扁形，字的首尾往往加重，略呈楔形，与同一时期的玺印及铜器铭文字体相近。

因为铸镜工匠的文化水平和铸造铜镜时设计不严谨，镜铭中常见通假字、错别字及完整铭文句漏字、少字现象。

此期最为盛行的是日光镜和昭明镜。

从铭文内容上细分，一是夸耀铜镜质量，这体现了铸镜工匠们的精品意识和商业广告意识。

如“见日之光，天下大明”，意即镜子制作精良、镜面如日一样清明光亮。

“内清质以昭（照）明，光辉象夫兮日月”，镜子材质好，照面犹如日月一般明亮。

二是表达相思，如“见日之光，长不相忘”表达的是对君的怀念之情。

三是以镜喻人，如“心忽扬而愿忠，然雍塞而不泄”，表达君子愿忠君效国，但因为小人当道无法付诸满腔抱负的无奈感叹，行文上有强烈的汉赋的风格。

四是开启后期铜镜铭文多具辟邪功能的先河，对持镜者的吉祥祝语。

如涑治铅华铭连弧镜把众多希望付诸在铜镜上，“宜文章”、“延年益寿”、“辟不祥”，并能和天一样长长久久。

但无论何种铭文题材，都是以铭文圈带与连弧纹、弦纹组合装饰镜背为主，有学者认为这是古人将铜镜比拟为太阳的写实技法，有一定道理。

（见图4—图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