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事务报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走向善治过程中的公共事务报道的变化
在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样化的今天，善治已经成为人类政治发展的理想目标。

简单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和管理活动。

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

作为政府与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善治需要政府与公民的共同努力，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进步，公民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将变得日益重要。

在人类政治发展的今天和我们可以预见的将来，国家及其政府仍然是最重要的政治权力主体。

在所有权力主体中，政府无疑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

鉴于国家及其政府在社会政治过程和公共治理中依然具有核心的地位，因此，在现实的政治发展中，政府仍然是社会前进的火车头，官员依然是人类政治列车的驾驶员，政府对人类实现善治仍然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一言以蔽之，善政是通向善治的关键；欲达到善治，首先必须实现善政。

但是，善政的内容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下，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

在全球化背景下，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的人民政府，善政应当具备以下九个要素：民主、法治、责任、服务、质量、效益、专业、透明、廉洁。

一个健康有为的政府不仅是精干、高效、服务、廉洁的政府，而且是民主、法治、透明、创新的政府。

实行善治，就要还政于民，就要发展民主政治建设，健全我国的民主法制，保证公民享有充分自由和平等的政治权力。

善治只有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没有民主，善治便不可能存在。

而公共事务报道也随着中国走向善治，在改革开放之后慢慢发生了变化，也适应着中国善治的发展，见证着中国的民主法制进程。

首先，媒体对公共事务的报道在内容上更加丰富透明。

中国实际意义的善治诞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

早期的公共事务报道也受到政府的管制，新闻媒体对政治和公共事物的报道仅限于香港回归、长江三峡截流等与国家大政相关的事件。

直到21世纪初，党的新一代领导核心在民主政治建设上加快步伐，民主和法治的精神深入人心，善治开始真正走上政治舞台。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努力走向“善治”的时期，公共事务的报道始终与国家的大政方针相一致，这是我国国情以及党性赋予媒体的使命。

然在改革开放深入推动我国走向善治的过程中，媒体对公共事务的报道内容上更加丰富透明。

远的不说，在我国媒体的党性原则的约束下，我国媒体对待03年发生的非典盛行时的报道，媒体“集体失语”和功能缺位，公共事物报道不力，使得人们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放松了警惕，造成了社会公共领域信息不畅通，谣言孳生，人心不稳，板蓝根和白醋都能漫天要价、脱销，这不仅仅影响了人民生产生活，最终也造成了社会混乱，更深层次来说，公共事务报道没有为人们提供足够多的保障生存健康和安全的公共信息，背离了其的初衷。

然而在中国走向善治过程中，媒体报道的领域更加开放，环境也更加宽松，内容上也包括了涉及政府形象的一些群体性事件。

以08年为例，在一系列重大公共事件中，媒体对公共事物的报道形成一波又一波的热浪。

从年初南方遭遇严重雪灾开始，到5.12汶川地震，以及北京奥运会的相关报道、三聚氰胺事件，等等。

除了这些重大公共事务以外，还有发生在地方的贵州瓮安事件、周老虎事件、甘南事件等等。

在针对上述公共事务的报道中，各路媒体尽显神通，全面报道事实真相，同时也反映了各种声音和社会各方诉求。

尤其在云南“躲猫猫”事件中，媒体对公共事务的报道更是成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一个互动的平台，起到了政治宣传和舆论导向的作用，并且能够积极反应群众对于实现善治过程中的一些反响和呼声。

其次，技术的飞跃，新媒体的发展使得公共事务报道在形式上更加灵活，报道效果更为显著。

在我国努力推行善治的道路上，由于善治体现出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一个良性的协
调的关系，因此在推行善治的大背景下，公共事物报道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宽松的环境，报道内容更加宽泛，报道形式也更加灵活。

由于技术的发展，一向被视为非主流的、受传统体制制约较少的网络媒体等新媒体在主流话语领域迅速崛起，实现了公共事务报道的新突破，这是个可喜的发展。

在汶川地震的报道中，可以看出，报纸媒体、电视媒体、网络媒体、以及手机媒体等等都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全方位全面报道救灾情况，是的公共事务报道的形式多样化，视听读结合，始终保持信息畅通，而且对受众的反馈信息的处理更为及时，很好的引导了社会舆论，也为抗震救灾做出了贡献。

但同时，新媒体的发展也使主流媒体在公共事务报道方面不断边缘化。

另外，在中国走向善治的大背景下，政府更加尊重民意，注重政务信息透明，建设服务型政府，这使得媒体在对公共事务报道的过程中少了很多约束，对公共事务的报道更加开放和透明，加强了舆论监督在民主法制进程中的作用。

近年来检查机关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案件中有80%来自公民举报和媒体报道；汶川地震发生之后，全国各大媒体都在关注救灾款物的筹集、分配、拨付、发放和使用，他们通过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向全国人民报告情况。

媒体成为一个平台，民意聚集在这里，诉求从这里发出，各种专家学者竞相建言献策，政府在舆论的推动下做出科学的决策，不仅解决了问题，而且这些个案无不为以后的遇到问题时如何更好的解决问题以实现善治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事实证明，当前媒体的责任意识在提升，媒体组织的自主性在增强，媒体监督的理性程度在提高，引导着舆论朝积极的、理性的方向发展。

这表现在对待突发公共事务的反应和处理上。

例如西藏“3.14”暴乱，湖北石首事件这样的重大公共事件中，我国的新闻媒体在报道中始终没有坚持及时、迅速、公开、客观的发布权威的信息，这样，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信息不能够畅通，人们不能够从出没上看到事情的真实面目，不仅给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不便，造成公共领域的混乱和谣言，而且使我们的政府在形象受损，最终处于不利地位。

而后媒体对在汶川地震、云南“躲猫猫”的报道中，坚持及时、透明、客观、公正、迅速的报道，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这也表现了媒体公共事务报道从一元宣导性的报道向多元沟通性转变。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中国走向善治的过程中，媒体充当催化剂的作用，通过对公共事务的客观报道，引导读者。

在中国探索善治的过程中，媒体的公共事务报道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内容更加宽泛，环境更加宽松，形式灵活多样，透明、及时、客观、公正地见证着中国政府走向善治，同时也通过报道，让人民群众理解和定义政府的“善治”之举，给各方声音提供一个以评说政府善治的相关措施建言献策、积极参与到国家和政府决策中的平台，加快了中国民主法制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