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社区教育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研究

我国农村社区教育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研究
作者：李孟陈
来源：《职教通讯》2021年第12期
摘要：在国家实现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基层社会治理加快了其推进步伐，但在发展过程中映射出治理体系不健全、基层干部老龄化、治理理念不足、大数据信息基础建设薄弱等短板。

农村社区教育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提升居民参与积极性、组织居民学习规章制度、发掘基层特有文化及有效培养新时代技术人才等优势也逐渐显现。

当前，我国应发挥农村社区教育的优势，通过重新定位并明确农村社区教育的目标，更新理念与内容，创新教育形式，加强新技术人才的培养等策略，最终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创新。

关键词：农村社区;社区教育;基层社会;社会治理创新
基金项目：2018年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教育部青年课题“社会治理视域下农村社区教育发展研究”（项目编号EGA180455）
作者简介：李孟陈，女，山西大学继续教育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成人教育基本理论。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47（2021）12-0088-07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1]，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也强调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这既为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机遇，也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研究，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关系着国家的长治久安与人民的安居乐业。

为此，必须对基层社会治理进行创新研究，才能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

基层社会治理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是服务群众、造福群众，最终目的在于建立和实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子系统间的有机联系。

反观农村社区教育，作为教育系统的一部分，不仅与基层社会有着天然的联系，也是培养新型农民的重要载体，具有提升农民整体素质及其治理能力的优势。

因此，紧抓农村社区教育的优势与时代变革新机遇，更新与完善其不足之处，有助于发挥其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的引领性作用。

有鉴于此，本文从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凸显的短板着手，分析农村社区教育的优势，提出基层社会治理新路径。

一、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短板
近年来，作为社会治理重点与难点的基层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

然而，在当前社会治理现代化及深化农村综合性改革的背景之下，基层社会治理仍然暴露出在治理理念、治理能力、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不足，具体表现在以下四点。

（一）治理理念落后
思想是行动的指南，没有正确思想的指导，就不会产生有效的实践。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对于解决随着社会发展而出现的新问题有重要意义，但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深入改革的进程中，落后的治理理念成为了一大阻碍。

一方面，部分基层干部对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缺乏正确认知。

他们对基层社会发展的认识还停留在过去的经济优先发展、其他一切都为经济基础服务的阶段，甚至认为基层社会治理无足轻重、可有可无。

这种传统管理理念反映在村级，即作为治理主体的农村基层政府对社会治理内涵与意义的认识严重不足，亦没有认识到当前农村基层社会的现实变化趋势。

一直以来，农村基层政府承担了过多的行政管理职能，部分基层政府仍保留着一元化权威治理结构的痕迹[2]，而这一管理模式与当下社会发展已不再适配，其存在的问题逐渐暴露，主要表现就是部分村民对于干部的管理观念与方式产生质疑而不予以配合，加大了各方面工作难度。

另一方面，群众的自治意识不强。

基层群众自治是中国人民根据法律规定，在所居住的社会基层区域内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带有基层性、群众性和自治性的特点[3]。

在农村基层社会，虽然村民依法享有自治权利，参与治理的意识不断增强，但是尚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自治。

部分村民民主意识缺乏，主人翁意识不强，对村级公共事务漠不关心，最直接的表现即部分村民对于村委会组织的各项有益于乡村发展的志愿活动不给予响应，多数志愿者仍集中于大学生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

（二）治理体系不健全
1982年，村民委员会作为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被写进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4]，自此其法律地位得以正式确立。

经过近四十年的努力，我国广大农村已经普遍建立了以村民委员会、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为主要载体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

然而，大部分农村地区普遍存在治理体系不健全、部门之间职责错位、运转不协调等问题。

（1）基层党组织体系不健全，不能满足基层社会治理对于领导人才的需求。

与城市相比，部分农村及基层社区存在组织涣散、组织体系混乱的问题，突出表现在监督部门的作用没有得到很好地发挥。

这就导致在实际工作中极易出现工作无人做或工作重复做等问题，以及一岗多人、一人多岗、有岗无人、有人无岗等现象频生[5]，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党组织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威信，使治理工作更加受阻。

（2）社会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机制不健全。

这导致基层社会治理与农村社会经济振兴、居民环境的改善等不能兼顾;而当下协调机制的不完善，也势必会加剧治理的困难。

（3）治理社会化与协同参与机制的缺乏。

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体系不仅依靠农村党组织的领导和基层政府的帮助，农村群众和社会力量的参与也是极为必要、不可或缺的。

农村社会治理的协同发展机制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一方面，农村村民的自治素养和自治能力尚需进
一步得到提高;另一方面，社会力量也亟待积极并规范参与到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中，贡献自身力量。

（三）信息技术建设薄弱
信息技术革命使整个世界焕然一新。

然而，在科技迅速发展的同时，信息基础建设出现了城乡差距大、分布不平衡等问题，直接的体现就是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减缓。

由于农村信息基础建设薄弱，使得农业科技因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而无法及时应用至实际农业生产当中，农业信息化成为农业生产及基層干部工作的一大难题[6]。

而半机械半人力工作容易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农村居民对于生产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自然也无暇参与社会治理。

信息技术建设薄弱的另一个表现便是在线教育受阻，教育资源缺口修补遇困。

信息技术对教育的影响是巨大的，线上远程教育、名校公共课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公平的实现。

然而，除教学质量良莠不齐、教学设备故障以及教师操作不熟练等易解决的共性问题之外，农村和基层社区信息基础和网络工程建设缺口大等问题更令人担忧，尤其是贵州、四川等部分偏远山区更甚[7]。

处于贫困地区的学生，教育资源本就相对短缺，加之无法利用信息技术获取优质网络教育资源，这对该地区的农村和基层社区教育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在阻碍了教育的发展进程的同时，增强了人口流动性，由此而对基层农村社会治理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

（四）基层干部老龄化
我国基层干部队伍建设普遍存在的一大问题是基层干部年龄结构比例不平衡，老龄化严重。

根据2017年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对全国范围内基层干部的调查研究显示，截至2017年，我国农村支部书记和村主任的平均年龄达到了48岁，相比于2015年还增加了0.8岁;不仅如此，农村支部书记的文化程度在专科以下的高达82.8%[8]。

这是因为，受经济发展的制约，农村和基层社区的集体经济较为薄弱，年轻人多数在外务工，劳动力客观转移，愿意留在农村和基层社区的党员年龄偏大，他们虽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在学习能力、创新创业等方面不及年轻干部，对工作也缺乏激情与创造力，导致其无法最大限度地带给基层党组织创新活力。

基层干部队伍建设的另一困境表现在后备干部或储备干部短缺，年轻干部不愿深入基层。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加之城镇化发展速度较快，大量的年轻劳动力流入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

这导致农村和基层社区人口以老年人与小孩为主，这样的人口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基層干部的工作难度。

此外，基层岗位大多薪资较低，工作环境与城市相差甚大，年轻干部因此不愿意加入到基层干部队伍中来，基层干部后继乏人。

二、农村社区教育在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的优势
农村社区教育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关键一步，也是进行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与途径，在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能够发挥其独有优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农村社区教育可以激发基层内生动力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进治理工作、推动发展的力量源泉。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与制约，农村居民缺乏主体意识与参与意识，亦没有自治的知识与能力，这严重阻碍了基层社会自治的发展。

要改善这一不良发展现状，必须依靠农村社区教育。

社区教育最具全面性、全纳性和广泛性，其教育对象是所有人群，在提高农村和基层社区居民素质、政治参与意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农村社区教育提高人民群众参与自治积极性的主要途径为知识文化传递，其中对政策的宣传尤为重要。

政策在一切社会活动中都处于核心地位，具有方向性和导向性。

农村社区教育对于政策的宣传主要表现为对干部队伍与人民群众两个群体的宣传。

一方面，农村社区教育通过开展面向基层干部队伍的党务培训，例如党史学习、政策解读、行政管理等课程，提升基层干部的党性修养与政治素养，能够更好地发挥干部领头羊的作用;另一方面，农村社区教育通过各种形式多样的活动开展普法教育，重点突出讲解与其切身利益相关的政策，向村民传播法律意识和民主政治理念，能够有效激发村民的主人翁精神和责任意识[9]，最终推动基层农村和社区实现群众自治。

（二）农村社区教育能够提供外部秩序保障
中国传统农村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地域性人际关系网络，相较于城市来说有一定的封闭性。

农村社区成员之间具有亲缘关系，因而拥有共同的文化和伦理认知，也形成了约定俗成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协作秩序[10]。

因此，基层农村社区更容易将人群汇集起来，集中并有秩序地开展教育，有效避免了师资及工作人员的重复作业。

社区教育能够通过各种教育课程和活动将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融入进居民的日常学习与生活中，加快社区居民将其内化的速度，最终实现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化和生活化，引导人民群众规范自身行为，实现社会治理的和谐。

此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以地缘和血缘关系形成的农村和基层社区，存在独有的乡规民约、家规家训等本土化规章制度和价值观，社区教育在弘扬和宣传此类制度的同时将社会核心价值观与之相结合，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农村社区居民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认同[11]，最终加快基层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进程。

（三）农村社区教育为普及新兴科技搭建平台
当前，科技的普及与农村居民科技素养的提升已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点议题之一，但仅仅依靠传统的学校教育已经无法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科技需求，亦无法为科技提供普及的空间。

农村社区教育不仅为培养新型农民提供了契机，也为新兴科技的普及搭建了平台，使得农村居民的全面发展和农村社区的现代化成为可能。

农村社区教育的功能之一在于强化人民群众学习和应用新兴科学技术的意识。

社区教育通过对信息科学技术重要性的强调，强化了人们学习的意识，能够培养出一批潜在的技能型人才，并与学校的知识技能教育相结合，最终实现潜
在人才向实际的新技术人才的成功转化。

同时，农村社区教育利用农村社区地缘性优势易将农民聚集起来，集中进行科技信息、智能设备的使用等相关培训，能够有效提升这一群体的整体素质，从而提高科技普及这项工作与服务的效率。

此外，乡村振兴等政策下的农村能够吸引一批有技术、有文化、有信念的专业人才进社区[12]，并将其自身专业知识与技术传授于农民，实现科技知识的有效传递与普及，推动建立新基层、新农村。

（四）农村社区教育为发掘基层特有文化注入力量
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以其独有的感染力与感召力，引领着人们前进，也潜移默化对社会治理与发展产生着影响。

社区教育具有开发基层文化资源的功能，农村社区教育亦为有效开发各基层社区的独有文化注入了力量。

例如，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店子底村便是依托当地的红色历史文化，自制了红色影片，并开发出了党课培训课程，除了对本社区的居民进行教育和熏陶之外，还成功地吸引了大批外地党员前来学习。

因此，农村社区教育能够以基层特有文化为基点，通过发挥农村社区居民之间已有的互相帮助、共同参与、和谐共处的基层社区文化，增强农村社区居民的认同感与归属感，继而形成基层社区文化与精神共同体[13]。

同时，农村社区教育通过开发彰显地域文化的特色旅游产业或者农业文化培训产业等特色产业和课程，继承优秀历史文化传统，并与现代优秀文化相结合，实现古今文化的碰撞与融合，能进一步有效发挥其文化传承功能。

信息技术建设薄弱的另一个表现便是在线教育受阻，教育资源缺口修补遇困。

信息技术对教育的影响是巨大的，线上远程教育、名校公共课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公平的实现。

然而，除教学质量良莠不齐、教学设备故障以及教师操作不熟练等易解决的共性问题之外，农村和基层社区信息基础和网络工程建设缺口大等问题更令人担忧，尤其是贵州、四川等部分偏远山区更甚[7]。

处于贫困地区的学生，教育资源本就相对短缺，加之无法利用信息技术获取优质网络教育资源，这对该地区的农村和基层社区教育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在阻碍了教育的发展进程的同时，增强了人口流动性，由此而对基层农村社会治理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

（四）基层干部老龄化
我国基层干部队伍建设普遍存在的一大问题是基层干部年龄结构比例不平衡，老龄化严重。

根据2017年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对全国范围内基层干部的调查研究显示，截至2017年，我国农村支部书记和村主任的平均年龄达到了48岁，相比于2015年还增加了0.8岁;不仅如此，农村支部书记的文化程度在专科以下的高达82.8%[8]。

这是因为，受经济发展的制约，农村和基层社区的集体经济较为薄弱，年轻人多数在外务工，劳动力客观转移，愿意留在农村和基层社区的党员年龄偏大，他们虽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在学习能力、创新创业等方面不及年轻干部，对工作也缺乏激情与创造力，导致其無法最大限度地带给基层党组织创新活力。

基层干部队伍建设的另一困境表现在后备干部或储备干部短缺，年轻干部不愿深入基层。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加之城镇化发展速度较快，大量的年轻劳动力流入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

这导致农村和基层社区人口以老年人与小孩为主，这样的人口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基层干部的工作难度。

此外，基层岗位大多薪资较低，工作环境与城市相差甚大，年轻干部因此不愿意加入到基层干部队伍中来，基层干部后继乏人。

二、农村社区教育在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的优势
农村社区教育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关键一步，也是进行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与途径，在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能够发挥其独有优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农村社区教育可以激发基层内生动力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进治理工作、推动发展的力量源泉。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与制约，农村居民缺乏主体意识与参与意识，亦没有自治的知识与能力，这严重阻碍了基层社会自治的发展。

要改善这一不良发展现状，必须依靠农村社区教育。

社区教育最具全面性、全纳性和广泛性，其教育对象是所有人群，在提高农村和基层社区居民素质、政治参与意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农村社区教育提高人民群众参与自治积极性的主要途径为知识文化传递，其中对政策的宣传尤为重要。

政策在一切社会活动中都处于核心地位，具有方向性和导向性。

农村社区教育对于政策的宣传主要表现为对干部队伍与人民群众两个群体的宣传。

一方面，农村社区教育通过开展面向基层干部队伍的党务培训，例如党史学习、政策解读、行政管理等课程，提升基层干部的党性修养与政治素养，能够更好地发挥干部领头羊的作用;另一方面，农村社区教育通过各种形式多样的活动开展普法教育，重点突出讲解与其切身利益相关的政策，向村民传播法律意识和民主政治理念，能够有效激发村民的主人翁精神和责任意识[9]，最终推动基层农村和社区实现群众自治。

（二）农村社区教育能够提供外部秩序保障
中国传统农村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地域性人际关系网络，相较于城市来说有一定的封闭性。

农村社区成员之间具有亲缘关系，因而拥有共同的文化和伦理认知，也形成了约定俗成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协作秩序[10]。

因此，基层农村社区更容易将人群汇集起来，集中并有秩序地开展教育，有效避免了师资及工作人员的重复作业。

社区教育能够通过各种教育课程和活动将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融入进居民的日常学习与生活中，加快社区居民将其内化的速度，最终实现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化和生活化，引导人民群众规范自身行为，实现社会治理的和谐。

此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以地缘和血缘关系形成的农村和基层社区，存在独有的乡规民约、家规家训等本土化规章制度和价值观，社区教育在弘扬和宣传此类制度的同时将社会核心价值观与之相结合，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农村社区居民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认同[11]，最终加快基层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进程。

（三）农村社区教育为普及新兴科技搭建平台
当前，科技的普及与农村居民科技素养的提升已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点议题之一，但仅仅依靠传统的学校教育已经无法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科技需求，亦无法为科技提供普及的空间。

农村社区教育不仅为培养新型农民提供了契机，也为新兴科技的普及搭建了平台，使得农村居民的全面发展和农村社区的现代化成为可能。

农村社区教育的功能之一在于强化人民群众学习和应用新兴科学技术的意识。

社区教育通过对信息科学技术重要性的强调，强化了人们学习的意识，能够培养出一批潜在的技能型人才，并与学校的知识技能教育相结合，最终实现潜在人才向实际的新技术人才的成功转化。

同时，农村社区教育利用农村社区地缘性优势易将农民聚集起来，集中进行科技信息、智能设备的使用等相关培训，能够有效提升这一群体的整体素质，从而提高科技普及这项工作与服务的效率。

此外，乡村振兴等政策下的农村能够吸引一批有技术、有文化、有信念的专业人才进社区[12]，并将其自身专业知识与技术传授于农民，实现科技知识的有效传递与普及，推动建立新基层、新农村。

（四）农村社区教育为发掘基层特有文化注入力量
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以其独有的感染力与感召力，引领着人们前进，也潜移默化对社会治理与发展产生着影响。

社区教育具有开发基层文化资源的功能，农村社区教育亦为有效开发各基层社区的独有文化注入了力量。

例如，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店子底村便是依托当地的红色历史文化，自制了红色影片，并开发出了党课培训课程，除了对本社区的居民进行教育和熏陶之外，还成功地吸引了大批外地党员前来学习。

因此，农村社区教育能够以基层特有文化为基点，通过发挥农村社区居民之间已有的互相帮助、共同参与、和谐共处的基层社区文化，增强农村社区居民的认同感与归属感，继而形成基层社区文化与精神共同体[13]。

同时，农村社区教育通过开发彰显地域文化的特色旅游产业或者农业文化培训产业等特色产业和课程，继承优秀历史文化传统，并与现代优秀文化相结合，实现古今文化的碰撞与融合，能进一步有效发挥其文化传承功能。

信息技术建设薄弱的另一个表现便是在线教育受阻，教育资源缺口修补遇困。

信息技术对教育的影响是巨大的，线上远程教育、名校公共课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公平的实现。

然而，除教学质量良莠不齐、教学设备故障以及教师操作不熟练等易解决的共性问题之外，农村和基层社区信息基础和网络工程建设缺口大等问题更令人担忧，尤其是贵州、四川等部分偏远山区更甚[7]。

处于贫困地区的学生，教育资源本就相对短缺，加之无法利用信息技术获取优质网络教育资源，这对该地区的农村和基层社区教育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在阻碍了教育的发展进程的同时，增强了人口流动性，由此而对基层农村社会治理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

（四）基层干部老龄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