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诗必读：当世最经典的“国诗答疑录——徐晋如”（二）

学诗必读：当世最经典的“国诗答疑录——徐晋如”（二）
国诗答疑录（二）
本文选自《缀石轩论诗杂著》，徐晋如著，海南出版社2011年8月
七
问：今天重新翻了翻于坚，尤其是他对于诗的见解，和胡马兄强调的抒情本质不同，个人感觉似乎也有些道理。

下边抄几句，不知道胡马兄是怎么看待的？
几千年，说的都是“诗言志”，但杰出诗人创造的无不是体，如陶体（渊明）、谢体（灵运）、太白体、王维体、东坡体、李贺体、李商隐体……诗并不是抒情言志的工具，诗自己是一个有身体和繁殖力的身体，一个有身体的动词，它不是表现业已存在的某种意义，为它摆渡，而是意义在它之中诞生。

诗言体。

诗是一种特殊的语体，它是母的，生命的。

体，载体，承载。

有身体才能承载。

犹如大地对世界的承载，生而知之的承载，诗是这种承载的一个转喻。

没有身体的诗歌，只好抒情言志，抒时代之情，抒集体之情，阐释现成的文化、知识和思想，巧妙地复制。

我理解的诗歌不是任何情志的抒发工具，诗歌是母性，是创造，它是“志”的母亲。

答：除掉当代那些把诗歌当历史文本考据的科学工作者，一般人接受诗歌大略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精英化阅读，一种是大众化阅读。

精英化阅读，关注的是作品能否动摇人心，能否由作品中见出有魅力的人格，大众化阅读，看的其实就是两个字：惊讶。

于坚提出的“体”的问题，就是满足的大众阅读求新异的深层心理结构。

大众品格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甚至可以认为是最根本的特征，作为一名深受现代性影响，写翻译体分行文字的作者，于坚这样宣揭“体”的问题毫不足怪。

把诗文之“体”与“肉体”、“身体”等同起来，我觉得很奇怪。

中国传统的道与艺之判，比于坚的肉文合一要深刻得多。

道不是虚幻的，而是高于肉体的终极性存在，有志道之心，更有天赋的坚贞卓绝
之情，斯可以为真诗人。

于坚认为抒情言志是抒时代之情，抒集体之情，这是说明他还不懂何谓之诗。

只要是诗，就必然是抒个人之情。

抒时代之情、集体之情的，是乐府，不是诗。

八
问：诗词可以为集体性情感做表达吗？为集体性情感做表达的东西又该如何讲呢？
答：一切能打动人心的文学，不仅仅是诗词，都是作者内心症候的真切反映。

我师蓝棣之先生说过，一切文学经典都是有病呻吟，我以为这是对真正的文学的最完美的定义。

真正的文学，必然由作者个人内心病症忧煎而生，你不可能代替别人生病，所以你也不可能代替别人表达情感。

为集体性情感做表达的诗，不是真正的文学，因为别人的病，也不可能生在你自己身上。

我一向以为，大家所说的诗，其实可以分为乐府和诗两种。

乐府是写众情，诗是写个人之情。

乐府以写众情，故去真正之文学，终隔一尘。

周邦彦的词，因为大都是写众情，故绝不能动人。

当然，写什么样的情，是作者的自由，只是作集体性情感表达的，绝非真诗人。

要求诗人作集体性情感表达的，不是暴君，就是做稳了的奴隶。

这里还须辨析一个概念。

中国文化在绵延数千年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文化积淀，文化积淀投射到人心，便形成一个阶级——士大夫阶级在集体心理上的趋同，这也可以说是一种集体性情感，但这种集体化情感与真正的诗之间，依然是以真诗人个体独特的生命体验、独特的情感方式作为津梁。

九
问：当个人情感与集体性情感相一致时，诗写众情，亦言己情，是否诗中必要有字句言“己”？另外，谁来用什么为集体性情感作表达？
答：拙著《缀石轩诗话》第二十九则云：“世间一切第一等诗词，情感必具个人化、超越性之色彩，初与社会集体无涉，故奉命文学鲜有足称。

诗人自当悲悯人群，要须是悲悯人群之个人，当谨守自我，
固藏元胎，慎不可走泄。

罗膺中庸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

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

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

中兴业，须人杰。

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祈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

待驱除、倭虏复神京，还燕碣。

’（调寄满江红）虽奉命文学，而‘始叹南迁流离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北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冯友兰评语），词意警拔，寄托幽微者，正坐元胎在焉。

当彼之时，个人之追求、自我之理想，亦为全中国、全中华民族之追求、之理想，故能守藏自我，葆其元胎。

苟非其人，苟非其时，则不能成此绝构。

”文学艺术，归根到底都是个人化的。

诗人在写作时，绝不会想到与集体化的情感相配合，他只是偶然相合。

为集体化的情感作表达的，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商业写手，如宋代的周邦彦、柳永，或者当代的罗大佑、林夕、方文山；一种是天生的奴才胚子，比如各种奉命文学、主旋律文学的作者，又比如老干体诗词的庞大作者群。

十
问：你在《当代诗坛：究竟谁该向谁学》一文中说，“中华诗词学会提倡的是通俗易懂的诗风，反对用典，主张声韵改革，这种指导思想完全顺应了当代大多数旧体诗词创作者的文化水平”。

我认为这种风格不能说是迎合谁，而是诗人自己的一种创作选择。

君不见，《唐诗三百首》中的大多数诗篇，一千多年以后的我们基本上都能读懂的。

为什么非要搞得当代人写得东西连当代人都不懂呢？
答：在一次题为《当代国诗创作鸟瞰》的讲座中，我提出一个观点：老干体盛行的当代国诗生态，是现代性下的蛋。

学术界一般认为，现代性包含三方面的内容：自由民主意识、现代启蒙精神和大众品格。

我认为，现代性的本质，就是西班牙思想家奥尔特加·加塞特所归纳的一句话：“大众的反叛”。

现代社会就是大众反过来做精英的主人的社会，它的典型特征是什么呢，奥尔特加说，是“平庸的心智尽管知道自己是平庸的，却理直气壮地要求平庸的权利，并把它强加于自己触角所及的一切地方。

”（《大众的反叛》，１０页，刘训练、佟德
志译，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在古典社会，人们崇尚精英，反对平庸，故元白以通俗易懂的诗风为号召，只在文学史上落下个“元轻白俗”的坏名声，而今天不学无术者，却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凌驾于读书破万卷者之上，写出来的东西没有诗味，鄙俚无文，却美其名曰是一种通俗易懂的“文学风格”，其实那些东西又有何文学价值可言呢？
至于你所举《唐诗三百首》的例子，对你的观点而言，不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因为《唐诗三百首》只是“为家塾课本，俾童而习之”的童蒙读本，且孙洙选诗，“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要者”，是依通俗为原则而选就的，它们既不是唐诗精华的荟萃，更不是唐诗的全部。

十一
问：胡马兄曾说，甄别诗人最本质之一点在于判断是否哀乐过人，对此我是极为赞同的。

但不知“哀乐过人”这一核心之旨是否必须有某种绝对的前提？例如对儒家道德意识的信仰、人伦之情的醇正等等。

譬如唐诗，受到唐代三教合一的冲击和时代风气的影响等原因，其价值观多元化，重个性而轻名教，但在“诗艺”层面上，却又确有绝人攀跻之姿。

答：诗的本质是自由，自由是诗旨的惟一的绝对的前提。

没有自由之精神，便无所谓诗。

舍自由外，亦更无所谓绝对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