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区本地青年人语言使用调查报告

北京城区本地青年人语言使用调查报告
劲松;朱盈梅
【摘要】本文通过样本调查,发现北京话在城区本地青年人中使用范围广,语言地位高,作为强势方言和权威语言普通话并存.影响本地青年人语言使用的主要因素是他们的社会网络、北京市的普通话教学和普及模式.北京话和普通话有可能最终形成两种功能变体,在不同语言环境中发挥作用.
【期刊名称】《北京社会科学》
【年(卷),期】2014(000)004
【总页数】6页(P26-31)
【关键词】青年人;普通话;北京话;语言使用
【作者】劲松;朱盈梅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2;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H109.4
20世纪80年代之前，北京市常住人口绝大部分为北京本地人，主要的城市语言是北京话;改革开放后，大量外来人口进京，推动和促进了普通话的使用，普通话和北京话共存，并共同影响和改变着北京话的语言特点和地位，这种影响和改变主要在语言使用中体现出来。

在语言使用的调查中，20－44岁年龄段的人是一个很重要的群体。

第一，这是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青年阶段，人口数量庞大。

根据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到2010年，北京市户籍人口为1541.1万，其中20－44岁的人口是830万左右，超过半数。

第二，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来看，这个年龄段的人脱离了青春期，语言情况较为稳定。

第三，青年群体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处在社会交往最为活跃的阶段，接触的对象多、层面广，语言交流的类型多样化，体现和引导着城市语言的流向。

本文调查了北京市城区本地青年人 (即在父母一辈已在北京定居，本人在北京出生和长大的青年人)的语言使用情况，确认影响语言选择、语码转换的相关因素，并
对北京话和普通话在目前的关系和未来的发展作出描述和预测。

一、调查方案
1．抽样方法和样本情况
本次调查从2011年4月开始，2013年5月结束，采用“滚雪球”式的抽样方法，调查者本人在北京城区出生长大，先对自己身边在北京城区出生和长大的青年人进行访问，通过这些被访者再寻找更多的北京本地青年，最终得到269人的调查样本。

调查范围确定为北京城八区(即东城、西城、原崇文、原宣武、海淀、朝阳、
丰台和石景山区)，调查对象年龄都在20－44岁，均为北京本地人。

具体情况如下:
性别情况:男性112人;女性157人。

年龄分层:20－30岁 (家庭和事业的上升期)126人;31－44岁 (家庭和事业较为稳
定的阶段)143人。

民族情况:汉族249人;少数民族共20人(含满族11人，回族6人，蒙古族2人，鄂伦春族 1 人)。

［1］
父母情况:父母均在北京出生长大的188人;父母一方或者双方都不在北京出生长大
的81 人。

［2］
教育背景:学历本科以下共52人 (含大专、中专、职高、高中);本科154人;本科以上 (含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共63人。

［3］
成长城区:调查被访者18岁之前居住的地区。

原东城区31人;原西城区37人;原崇文区(现归入东城区)31人;原宣武区 (现归入西城区)29人;朝阳区33人;海淀区35人;丰台区29人;石景山区44人。

各区人数基本平均。

如果按照内城区和外城区的区分，内城区即前四区128人，外城区 (即后四区)141人。

职业情况:根据《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调查员手册》的标准，［4］本次调查涵盖了7类职业:教师9人;学生26人;企事业单位负责人9人;生产业有关人员7人;机关工作人员36人;教师以外的专业技术人员91人;商业和服务业91 人。

［5］2．被访者的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是社会学常用的概念和研究方法，指的是社会个体成员之间因为互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体系，主要分析不同社会单位(个人、群体或社会)所构成的关系的结构及其属性。

［6］社会学中的“社会网络”关注的是沟通，包括各种途径的沟通，而本文关注的是人们之间面对面的语言沟通。

调查中我们要求被访者举出近3－5年来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5位和自己语言交
谈量最大的关系人，描述他们的籍贯、大致年龄和语言情况，并根据交流量的多少排出一个简单的顺序。

为了叙述的简便，我们把说北京话的交谈人称为“北京话关系”，把说普通话的交谈人称为“普通话关系”，把与被访者语言交谈量最大的交谈人称为“第一言语关系”，社会网络中北京话关系的多少称为“北京话密度”。

269人的样本中，56人有5个北京话关系;61人有4个北京话关系;55人有3个
北京话关系;36人有2个北京话关系;36人有1个北京话关系;25人无北京话关系。

可见北京城区青年人的交际圈还是以本地人为主。

分析数据后发现，“具有3个
北京话关系”是被访者社会网络的一个比较明显的分界，有3个及以上北京话关
系的172人;低于3个的97人。

另外，分析最密切的第一言语关系后发现，北京
话189人;普通话80人。

除此之外还调查了被访者配偶(含未婚男女朋友)的情况，配偶在北京生长的有165人，非北京生长的62人，42人无配偶。

3．调查内容、方式和标准
语言使用情况包括语言保持、语言态度、语言选择和语码转换四个部分，后三者又与被访者的语言认识密切相关。

语言保持考察被访者北京话的状况或北京口音的保留程度，语言态度考察被访者对北京话和普通话的评价，语言选择考察被访者对自己平时使用哪种语言的评估，语码转换考察被访者在语言使用中是否根据场合的不同切换不同语言，语言认识则考察被访者对北京话和普通话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

我们采用面对面访问和电话访问两种方式，与被访者进行较为轻松的谈话，谈话时间为15分钟左右，内容以闲聊为主，穿插提出事先准备好的问题，结构访谈与非结构访谈交替进行。

具体操作中，调查者首先用北京话问被访者，“你觉得北京口音和普通话一样吗?”来考察语言认识。

如果被访者认为“一样”则结束这项考察，如果被访者认为“不一样”，则追问“你觉得有哪些不同?” “你更喜欢北京话还是普通话?为什么”来考察语言态度;用“你平时的口音是偏北京话还是普通话?还
是特意有所区分?”来验证被访者的语言认识，了解被访者的语码转换情况。

对语言保持的观察涉及到“北京话”的确认标准。

北京话是普通话的语音基础，但这两个语音系统并非完全重合。

侯精一曾细致地梳理了所有北京话语音现象，指出北京话语音系统有许多超出普通话语音系统的地方。

［7］区别北京话和普通话，也有学者提出过其他意见。

桂明超列出北京话和普通话的5条语音区别，此外还
提出了“存在独特的方言词，会话中力求用词简练”这样一条词汇上的标准。

［8］本次调查综合侯精一和桂明超的研究成果，根据调查者本地人的语感，最终确定了下面5项作为“北京话”的简单判断标准:
(1)儿化音是否广泛存在。

比如，是说“一袋瓜子”(普通话)，还是“一袋儿瓜子
儿”(北京话)。

(2)轻声是否广泛存在。

如“冬瓜” “西瓜”和“黄瓜”这些普通话中不读轻声的词是否轻声。

(3)三音节词语中第二音节的擦音、塞擦音声母是否常被吞掉。

如“不知道”读如“不ʅ道”，“居住地”读如“居u地”;“北新桥儿”读如“北ιν桥儿”。

(4)常用词是否存在特殊变调。

比如两个去声相连时，前一个去声变为高平调或者
上扬调，如“电视”和“再见”;两个阳平相连时，前一个阳平变成高平调，如“其实”。

(5)北京地名、物件的习惯发音。

如“东直门、西直门”中“直”轻声、“门”不
儿化，“大栅栏”读ta51şʅ0lar51(大石旯儿)，“自来红”读 tsɿ51lə0xɔŋ35。

根据以上标准，我们认为较好保持北京口音的人至少在语音标准中应该满足两条，同时应尽量地满足“使用北京话词汇”的辅助标准，如不说“这衣服四个口
袋”(普通话)而说“这衣服四个兜儿” (北京话)。

反之，则认为基本失去了北京话特点。

二、语言使用调查结果及分析
在语言认识的调查中，只有4人认为北京话和普通话没有区别;265人认为二者是
不一样的，并且能够通过举例或者描述具体说出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区别。

这说明绝大部分被访者可以区分北京话和普通话。

1．语言态度的调查结果及分析
在能够区分北京话和普通话的265名被访者中，有142人表示喜欢北京话
(53.6%)，81人喜欢普通话(30.6%)，42人表示都喜欢(15.8%)。

这一结果显示出，大部分北京城区青年人对本地方言没有排斥。

综合被访者提出的理由可知，喜欢北京话的原因按提出人次的顺序有:亲切舒服、
悦耳好听、有归属感、生动有趣、有文化底蕴、有认同感、习惯、效率高等，其中
前5条理由超过10人次。

喜欢普通话的理由按提出人次的顺序有:方便、标准、正式、北京话土、简单、好沟通、高端等，其前5条也超过了10人次。

分析这些选择结果后发现，被访者喜欢北京话的理由更倾向于感情方面，而喜欢普通话的理由更加客观，主要因为普通话的实用性。

在喜欢北京话的142人中，男性69人(61.6%);［9］女性73 人 (46.5%)。

20 －30 岁的有80人(63.5%);31－44岁的有62人(43.4%)。

老北京人111人 (59.0%)，新北京人31人 (50.8%)。

本科以下的有 22人(42.3%);本科有87人 (56.5%);本科以上33人 (52.4%)。

教师以外专业人员 45人(49.5%);商业服务业56人 (61.5%);机关人员21人 (58.3%);学生19人 (73.1%)。

生长于内城区的有84人 (65.6%)，外城区有58人 (41.1%)。

言语关系中有3－5个北京话关系的115人 (66.9%);有
0－2个的27人(27.8%)。

第一言语关系为北京话的125人(66.1%);为普通话的
17人(21.3%)。

配偶为北京人的107人(64.8%);配偶非北京人的22人(35.5%)。

综合可知，性别、学历和父母情况对被访者的语言态度略有影响，但区别性并不显著。

区别性较大的的属性是年龄、成长城区、职业情况:低年龄组的人和内城区生
长的人明显比对比组的人更喜欢北京话;学生和商业服务业人员对北京话好感普遍
较高;专业人员和机关工作人员对北京话好感普遍较低。

调查结果中区别性最大的
是社会网络情况，从数据可以看出，社会网络中北京话密度大的人，对北京话好感普遍较高。

配偶和第一言语关系人是不是北京人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语言态度，且第一言语关系人的影响甚至大于配偶。

在被访者提出的喜欢普通话的理由中，“北京话土”是唯一一个贬抑性的理由。

选择这一项的共12人，占总人数的4.5%，在基本社会属性上看不出特别的区分性。

但在社会网络方面，这12人都不超过3个北京话关系，且第一言语关系几乎都是普通话，说明社会网络影响语言态度，和样本整体的语言态度调查结果吻合。

2．语言保持的结果及分析
根据上文的5项调查标准统计后，有192人(71.4%)仍然保持较好的北京口音，77人(28.6%)丧失了大部分北京话特点。

这个结果说明大多数的城区本地青年北京口音明显，语言保持很好。

在保持北京口音的192人中:男性84人 (75.0%);女性108人 (68.8%)。

20－30岁的有98人(77.8%);31－44岁94人(65.7%)。

本科以下的45人 (86.5%);本科109人 (70.8%);本科以上38人 (60.3%)。

教师以外专业人员63人 (69.2%);商业服务业71人 (78.0%);机关人员21人 (58.3%);学生 22人 (84.6%)。

老北京人 151人(80.3%);新北京人41人 (67.2%)。

内城区生长的有106人 (82.8%);外城区生长的86人(61.0%)。

言语关系中有3－5个北京话关系的163人 (94.7%);2－0个北京话关系的29人(29.9%)。

第一言语关系为北京话的172人(91.0%);为普通话的17人 (9.0%)。

配偶为北京人的128人 (77.6%);配偶非北京人的32人 (51.6%)。

喜欢北京话的142人都在说北京话 (100%);喜欢普通话的人有28人说北京话(34.6%);都喜欢的人有20人说北京话(47.6%)。

综合可知，在北京口音的保持方面，各社会属性的区别性都比较强，显示出社会属性对语言保持的影响。

其中男性、老北京人、内城区的人和低年龄组的人都比对比组口音保持得好;学生和商业服务业这两组的口音比另外两组保持得好;学历越低的人口音保持越好。

区别最为明显的仍然是语言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中北京话的密度对语言保持有着非常大的影响，而配偶和第一言语关系人是不是北京人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语言保持，且第一言语关系人的影响大于配偶。

此外，语言态度对语言保持的影响是正比例的，明确体现出对北京话有感情的群体语言保持程度更好。

3．语言选择的结果及分析
语言选择是被访者对自己语言使用情况的评估和判断。

认为北京话和普通话有区别的265人中，有85人 (32.1%)认为自己平时始终都说北京话;92人 (34.7%)认为自己平时始终都说普通话;88人 (33.2%)认为自己区分使用这两种语言。

语言选择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语言向往，和语言态度具有相关性。

大部分喜欢北京话的人
认为自己说北京话 (83.8%)，大部分喜欢普通话的人认为自己说普通话 (70.4%)。

向往普通话的群体中女性58人 (36.9%)，男性34人 (30.4%);30岁以下的34人(27.0%)，30岁以上的58人 (40.6%);老北京人52人(27.7%)，新北京人40人(40.6%);内城区生长的人 34人 (26.6%)，外城区生长的 58人(66.1%);本科以下的13人 (25%)，本科56人(36.3%)，本科以上23人 (36.5%);教师以外的专业人员37人 (40.6%)，机关工作人员16人(44.4%)，学生7人 (26.9%)，商业服务业22人(24.2%)。

言语关系中有超过3个北京话关系的34人(19.8%)，少于3个北京话关系的58人(59.8%)。

第一言语关系为普通话的51人(63.8%)，为北京话的41人 (21.7%);配偶为北京人的51人 (30.9%)，配偶不是北京人的29人(46.8%)。

综合可知，高年龄组、新北京人、外城区生长的人比对比组更愿意选择普通话作为常用语言;被访者对普通话的向往程度和学历成正比;职业范畴中，教师以外的专业人员和机关工作人员更愿意选择普通话。

社会网络对语言选择的影响仍然是所有因素中最明显的，北京话密度低的人明显更愿意选择普通话。

在以往语言选择的调查中经常可以见到被访者自报与实际不符的报告，本次调查中也有这类情况。

265人中共有67人自报与实际不符，44人自报偏高，即认为自己说普通话但实际说北京话，10人自报偏低，即认为自己说北京话但实际说普通话，13人认为自己有语码转换但没有表现出来。

其中自报偏高的比率最高，占认为自己说普通话的全部人数的47.8%。

在其他方言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往往是强势方言和权威语言的对立，有些平时说当地方言的人 (尤其是女性)更向往标准语言和权威语言，在调查中常常自报偏高。

但通过调查发现，北京人的自报与实际不符主要是北京市的普通话教育和普通话推广方式造成的。

大部分被访者都提及，北京中小学校语文教育中极少强调“说普通话”，更鲜有针对普通话的教学内容。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一是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区别不在各种升学考试的考察内容之中，不是教学重点;二是北京话和普通话有较高的互懂
度，在生活中很少有需要严格区分二者的语境。

这导致普通话在北京人的意识中边界模糊，形象不明确，且什么样的人说的是普通话也不确定。

相比之下，在大部分北京人的生活中，北京话很具体、特征明显，什么样的人说的是北京话也更明确。

所以，本次调查中的自报与实际不符缘于北京人对普通话的模糊认识。

4．语码转换的结果及分析
在调查中有88名被访者自报在生活中存在语码转换行为，与北京人或者熟人交际时说北京话，与外地人或者不熟的人交际说普通话。

这部分人能够有意识地区分北京话和普通话的使用域。

根据访谈中的观察，确认存在语码转换行为的共75人，其中:男性31人 (27.7%);女性44人 (28.0%)。

低年龄组37人 (29.4%);高年龄组38人 (26.6%)。

老北京人 60人(31.9%);新北京人15人 (24.6%)。

内城区生长的44人 (34.8%);外城区生长的31人(22.0%)。

本科以下的14人 (26.9%);本科40
人 (26.0%);本科以上21人 (33.3%)。

教师以外的专业人员21人 (23.1%);机关工
作人员5人 (13.9%)。

学生10人 (38.5%);商业服务业34人 (37.4%)。

言语关系
中有超过3个北京话关系的64人 (37.2%)，少于3个北京话关系的11人
(11.3%)。

配偶为北京人的44人 (26.7%)，不是北京人的 14人(22.6%)。

第一言
语关系为普通话的7人(8.8%)，为北京话的68人 (36.0%)。

统计结果显示，性别和年龄与语码转换都没有明显的关系，其他社会属性对语码转换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老北京人、高学历者、商业服务业人员和学生，以及配偶、第一言语关系人为北京人的更易发生语码转换，这些结果也能够和上文中语言态度、语言保持的调查结果相互印证。

需要说明的是，调查数据还显示出，社会网络中北京话密度大的人更关注语码转换，而北京话言语关系多的人学历都相对较低。

这似乎和学历的对比结果存在矛盾，不过结合其他数据分析后发现，学历高的很多人或者是不具备“双语”的能力 (即不会说北京话)，或者总是使用普通话，所以都谈不上语码转换，因此并不与其他调查结果矛盾。

这一点在城区对比上也有显现:内城
区的人方言保持较好，“双语人”多，所以更有可能发生语码转换。

这个结果也说明了语码转换行为的前提是双语的能力和环境。

三、结论和预测
本次调查考察了北京城区本地青年人的语言使用和与之相关的诸多因素，发现青年人大部分还保持着北京口音，而且没有发现“非方言族”的存在。

［10］当然这可能与取样方式相关，滚雪球取样在样本的异质性上存在局限，但结果还是能反映出北京话仍然具有活力这一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1/3左右的被访者还能够意识到自身的语码转换行为，说明在北京城区青年人的生活中，北京话和普通话正在慢慢形成两种不同的功能语体。

结合调查中各项结果发现，社会属性对被访者的语言使用在不同程度上发生影响，基本符合以往在各方言区语言使用调查中得出的结论:女性和高学历人群更愿意向权威语言靠拢，更容易失去方言口音;父母和配偶对语言选择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内城区的青年人对本地话感情更深，保持得更好。

此外，本次调查还发现了北京城区青年人语言使用特殊的地方。

第一，北京城区青年人选择北京话的原因主要在情感方面，选择普通话的原因主要在实用方面，排斥自己方言和排斥普通话的人都非常少。

第二，低年龄段的人 (尤其是学生群体)对北京话评价更高，且热衷于使用方言，方言保持也更好。

这种情况主要源于青年人自我意识和自我形象的彰显，一定程度上也和外来人口与本地人的隐性对立有关。

虽然这些人的口音还有变化的可能，但目前的结果也能表现出北京话具有潜在生命力。

第三，学历低的群体和商业服务业人员属于社会地位较低的“草根阶层”，但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对普通话的强烈向往，而是更多地表达了对北京话的偏爱和支持，也没有在语言态度、语言保持和语言选择之间产生明显的矛盾。

这可能是由于他们因拥有北京人的身份而普遍比较自信。

调查结果反映出，在普通北京人的心目中北京
话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

第四，社会网络对语言使用有非常大的影响。

社会网络中北京话的密度、第一言语关系以及配偶的语言情况与语言保持、语言认识、语言态度以及语码转换都有很大关系。

社会网络中北京话的密度越大，被访者对北京话的感情就越深，北京话就保持得越好，语码转换意识越强。

第一言语关系也很重要，其作用甚至超过配偶的语言影响。

第五，北京市的普通话教育和普通话推广模式和其他地区有很大不同，北京城区的青年人大都对普通话没有明确的概念，但对北京话的描述却很明晰。

这种情况使得他们在对普通话做相关的判断时更容易产生失误，不仅影响他们的语言认识，更进一步影响到语言判断和语码转换。

另一方面，这种推广模式也影响到了北京本地人的语言态度，由于没有过多的和强制性的普通话教育和推广工作，北京本地人对普通话没有特别强烈的对立情绪，排斥普通话的人非常少。

综上所述，在目前的北京，北京话依然是较为强势的方言，作为城市中坚力量和语言风向标，城区本地青年群体对北京话的好感仍然很高，北京话仍有其存在的理由和环境。

根据调查结果可以推测，在未来较长的时间内北京话不仅不会消失，而且将和普通话并存，并慢慢形成两个不同的语体，在不同的使用域中发挥作用。

注释:
［1］北京人口的民族成分以汉族为主，少数民族多为满、蒙、回族，人数较汉族少很多，因为是滚雪球抽样，遇到的少数民族并不多．
［2］胡明扬．北京话初探［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北京的高考录取向本地倾斜，大部分北京青年人都能达到高中以上的文化水平，低学历的本地青年人也不经常遇到，样本结果虽然不是很平均，但较为符合社会上的实际情况．
［4］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
调查员手册［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
［5］因为本次调查中教师、生产业人员和企业负责人人数较少，因此下文与职业相关的统计分析中不涉及这三个群体．
［6］林聚任．社会网络分析:理论、方法与应用［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7］侯精一．北京话音档［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
［8］桂明超，刘涛．普通话和北京话之间存在的根本区别［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1(11)．
［9］这里的百分比指“占男性群体的比例”，下文括号中的百分比同理，均指“占该群体的比例”．
［10］“非方言族”也有人称“无方言族”或“母语为普通话的人”，是指在方言地区出生但获得的第一语言不是方言而是普通话的群体。

劲松，马璇．“非方言族”对本地方言使用和发展的影响——以太原市的个案研究为例［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