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本质是讨论物质和精神的关系的

哲学的本质是讨论物质和精神的关系的，最早的哲学来自宗教，希腊语哲学意思是“爱智慧”古代文明中对哲学的研究最多的民族是古希腊人。

中国古代在哲学上也有很高的建树“阴阳相生相克”“金木水火土”是这个世界的本质。

德国人马克思和恩格思在总结了前人的基础上创造了“马克思主意哲学。

哲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是当前学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参与到讨论中，诸如哲学与时代、哲学与生活世界、哲学与现实、哲学与人的生存等话题，其实都是这一讨论的部分。

其实，哲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一个永恒话题。

一方面，哲学的历史就是一个愈来愈贴近人的现实生活的过程。

古代哲学关注的是客体、对象世界，近代哲学以人的认识为对象，现代哲学讨论的是科学的发展和人对生活的体验、感受。

这是一个哲学问题越来越生活化、哲学的地位越来越“平民化”的过程。

另一方面，生活之树常青，生活的生成性必然使前一个时代的哲学与后一个时代的生活发生断裂，这时就要求哲学回归生活世界。

所以，每当时代发生变迁，既有哲学的解释力无法包容生活或者说生活越出了哲学的解释框架时，就会产生哲学回归生活的呼声。

而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状况正是哲学与生活之间出现了断裂。

从“论坛哲学”的角度（按照高清海教授的说法，现今马哲在国内有三种存在状态：讲坛哲学——存在于讲话、官方文件报告、公共政治课讲坛上的哲学，论坛哲学——学者们讨论的哲学，应用哲学——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哲学），马克思哲学在新中国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前实践唯物主义（1978年前），实践唯物主义（1978-1990年）和后实践唯物主义（1990年后）（这里的实践唯物主义是广义的，即指所有主张凸显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的观念，而不是仅指把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冠之以“实践唯物主义”这个名称的观点）。

改革开放前，哲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当然也是扭曲的，那时哲学作为无所不能的指导者被应用于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哲学的地位、作用以及与生活的关系并未受到质疑。

20世纪80年代，哲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也没有成为问题，因为那时哲学与生活是同步的，从真理标准问题到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再到主体性问题，最后到实践唯物主义问题，所有这些讨论都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是现实问题，并且首先是作为现实问题粉墨登场的。

比如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针对的是“两个凡是”的极“左”路线；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是对“文化大革命”时期肆意践踏人、侵犯人的反动；主体性问题的讨论是为了给市场经济的发展清除障碍，等等。

可以这样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时期，是中国的启蒙运动时期，哲学不仅见证了这一过程，而且是这次启蒙运动的“始作俑者”和生力军。

也是由于哲学问题与现实息息相关，所以，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是乐观的、朝气蓬勃的，新思想、新观念层出不穷，哲学家们并没有被边缘化和失落之感。

而到90年代后，恰如在西方19世纪上半叶的哲学与科学之间所发生的一切一样，哲学与生活的姻亲关系解体了。

事实上，在90年代末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中，就已有解体的趋向。

因为实践唯物主义要求体系化，试图建构取代旧教科书体系的新体系，这样一种学术上的诉求就蕴含着脱离现实的种子。

有的学者曾用“学术凸显，思想淡出”来概括9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状况，这一概括虽然不是十分贴切，但也反映了部分真实。

的确，90年后，一部分学者专注于学术，甚至以纯学术自居，沉迷于史的挖掘，耻于谈论现实，把学术性和现实性对立起来。

这当然与建国后马克思哲学与政治过于紧密、与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不强、与90年后学术界日渐浓重的商业气息有关，是对它们的反拨，是对学者的自身操守或职业意识和具有学术底蕴的学术研究的呼唤。

但是，对于哲学、特别是对于马克思哲学来说，“史”的研究并不能以“论”的牺牲为代价，对学术性的强调不应排斥对现实的关注。

另有一部分学者转向庸俗，学术的崇高感、神圣感、使命感荡然无存，学术研究成为挣钱的工具、谋生的手段，写文章是为了评职称、挣稿费。

对于这部分人而言，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没有头脑的折衷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版第258页）诚然，上述两种倾向是90年后学术界的两种极端现象，并不代表学术界的全部，但这两种倾向的存在却真切表明，90年后马克思哲学的研究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时代感和生活气息，成为象牙塔里的学问，成为学者们自娱自乐、自产自销的学问，哲学与生活的关联断裂了。

这正是哲学贫困化或思想淡出的原因，也是哲学被边缘化的原因。

对于哲学与生活分离的状况，大部分学者有着清醒的认识，于是产生了种种试图“缝合”裂隙的努力：其一，提出哲学应当回归生活世界。

这一观念最早是作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一种趋向被介绍到国内来的，开始并未引起太多的关注，只是随着哲学与生活裂隙的加大，这一话题也愈来愈热、愈来愈深入。

特别是近年来一些学者从思维方式变革的角度来理解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这在一定程度上切中了哲学与生活关系问题的的要害。

但问题是，并不是所有参与这一讨论的学者都从这样一个层次来认识，对许多学者而言，回归生活世界仍然只是一个口号。

其二，把哲学研究“具体化”。

马哲研究的内容在80年代就已超越了传统教科书，并开辟了哲学的一些分支学科，如价值论、社会哲学、人学以及其他“应用哲学”。

90年后，出于对哲学回归生活的迫切要求，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到这些分支学科的研究中，另有一些学者则把一些现实问题，如环境伦理、可持续发展、全球化、效率与公平等，作为自己的研究内容。

但是，一方面，很多分支学科陷入体系主义要求，逐渐失去现实性；另一方面，一些对现实问题的讨论失去了“哲学味”，混同于具体科学。

其三，对哲学观问题进行讨论。

哲学观是哲学中的一个恒久弥新的问题，只要哲学存在，就有对哲学是什么的探询和追问，特别是当哲学存在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时。

近几年国内哲学观的讨论是马哲研究中的一个亮点，它真正想解决的正是哲学如何回归生活的问题。

而要解决哲学回归生活的问题，首先就应对哲学与生活的关系给出一个哲学式的完整回答，但遗憾的是，目前的讨论并没有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看来，哲学与生活关系问题存在的现状是：一方面，哲学与生活之间出现了断裂；另一方面，学界对此问题并未给出一个完整的哲学化的说明。

§2、哲学与生活的关系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话题，并不是简单地一句“哲学来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所能概括得了的。

就其本质而言，它实际上是一个哲学观的问题，我们感兴趣的也是从中提升出一种哲学观念来。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版第72页）人除了自己的现实生活外，再无其他，生活就是人的存在的全部内容，不同的生活样式就是人的不同的存在方式。

这样，哲学与生活的关系本质上就是哲学与人的关系。

根据生活的主体不同，我们可以把哲学与生活的关系分解为两个方面：哲学与哲学家或哲学家的生活的关系，哲学与类生活或生活世界的关系。

哲学与哲学家是什么关系？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哲学当然是由哲学家来从事或者是以哲学家为主体的，具体言之，哲学是哲学家思考的结果（传统的知识论立场）或哲学是哲学家的活动（现代的活动论立场）。

但是，这样一种看法仍然停留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条中所批判的“直观”和“客体”的思维水平，而没有从主体方面来思考，即哲学家为什么要从事此种活动？对于这样一种从主体出发的追问，有人也许说是为了谋生。

不容否认，不论历史上还是现在，都不乏有把哲学作为谋生手段的哲学家，但问题是，从事哲学从来就不是谋生的有效手段，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会有哲学家（古有苏格拉底，近有布鲁诺）为了自己的哲学信仰而献身。

有人会回答是为了“治国平天下”。

许多哲学家的确是这样来看待自己所从事的这一活动的，但是，一方面，虽然有真诚的以“治国平天下”为职志的哲学家，但也存在仅仅把它作为口号的伪君子，或者是在公心之下“兼运”私利者，最典型者也许莫过于孔子，孔子创立儒学的公心“天地可鉴”，然而《论语》中却有这样一段，孔子的弟子樊迟问稼，两问孔子均不语，樊迟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

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

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另一方面，治国平天下并不能解释所有哲学家从事哲学的初衷，比如，犬儒学派和以哲学为手段者。

看来，我们必须给出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如果基于活动论的立场首先把哲学看作哲学家的活动，那么，马克思对劳动的看法也许对我们有所启示。

在马克思之前，人们是用一种费尔巴哈式的“感性直观”来看待劳动（这里主要指物质生产活动）的，只看到劳动的外在性和非人性，把劳动只看作生存的手段。

而马克思却从其“产生根源”来分析外在性劳动，认为劳动的外在性并非其固有特性，它只是特定时期劳动的特定存在状况，是劳动资料与生产者分离的结果。

一旦产生劳动的外在性的条件消失，劳动就会直接展示出其作为人生命活动的性质。

所以，马克思指出：“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内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页）劳动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同上，第97页）是人的存在方式或价值实现方式。

也就是说，马克思是从历史的总体或人类生活的总体来看待劳动的，在这样一个视野中，劳动虽然现在表现为手段，但它迟早要经历一个从异化劳动到本真劳动、或者作为谋生手段的劳动到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劳动的发展过程，在这种意义上，人的存在方式才是劳动的本质。

这里有一个问题，作为谋生手段的劳动是人不愿从事的，这点现实存在的劳动就足以证明，那么，为什么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或价值实现方式的劳动就是人所愿意从事的、就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呢？此处实际隐含着一种人的观念。

在马克思看来，人是对象性存在物，这不仅意味着人之外有对象存在，人要依赖于对象才能存在，而且是指人是对象化存在物，人所追求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或对象化自身，就是要成为全面的人。

这也符合人类的生活史，翻开人类历史的画卷，剔除繁茂芜杂的历史表象，人的发展和完善是走出历史迷宫的“阿里阿德涅之线”，因为物质产品的丰富、生活样式的增多、人的能力的增强其实都是它的表现。

这样，人的发展和完善就成为历史发展的“主旋律”和最终目的，成为人的生活的本质。

而劳动，若消除其手段性质，就直接展示为人的存在方式，当然就是人愿意从事的，就成为人的第一需要。

马克思对劳动的分析同样适用于哲学活动以及人的其他一切能够生成自我的活动。

哲学作为哲学家的活动也是劳动，是一种精神性劳作。

虽然迄今为止的哲学活动表现出谋生的性质，但在本质上，它是哲学家的存在方式，是哲学家的生命表现或价值实现方式，是哲学家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