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刀向英语头上砍去？

大刀向英语头上砍去？各地高考改革为何都从英语入手大刀向英语头上砍去？南方周末广州某民间英语教学机构，小学生在放学后继续参加晚上的英语培训班。

此轮高考英语改革旨在“减负并推动素质教育”，但从调低分值入手能否达到目的，各界仍有争议。

（南方周末记者翁洹/图）降低英语分值，很难达到“解救母语”的目的，社会英语培训机构，为家长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南方周末记者麦圈/图）高考改革多年难产，英语成了突破口。

有学者认为：英语教学本身弊端人人共知，选择英语能最大程度上凝聚共识，减少阻力。

江苏省在2008年已下调高考英语总分，5年下来，英语在教学中的地位未受到影响，减负和提升素质教育水平的效果也没实现，“基本和以前一个样子”。

靠降低英语分值解救母语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改变考试制度，怎么减分数都没有用。

今年教育部的“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强对中小学、大学语文和历史课程的整体设计和基本建设，探索通过语文、历史等学科“渗透思想品德教育”。

大刀砍向英语。

2013年10月21日，北京市考试院公布中高考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拟从2016年起，中考英语分值由120分降到100分，高考英语分值由150分降到100分；与此相对应的是，中考语文分值由120分提高到150分，高考语文分值由150分提高到180分。

分数一降一升，议题炸锅。

支持者认为，改革让英语回归“工具性”，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母语水平；反对者则认为，想通过调整分值“打压英语”实现改革目标，是“下下之策”。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公开的回应，高考改革是综合系统，探索英语考试改革只是其中一项。

唯一明确的“文件精神”改革英语高考，北京不是第一个，此前还包括江苏、浙江、山东等地。

真正开始启动高考改革的，也正是这些动了英语的省市。

几个省市的高考英语改革，都是作为当地高考改革方案的组成部分。

比如，北京不仅改了英语分值，也动了语文，还涉及考试招生与组考的内容。

但无一例外的，各地高考改革的共同点都是：从英语入手。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各地进行的探索是在教育部的总体部署下开展的，从英语入手，也符合教育部“一号文件”精神。

改革矛头具体直指英语，出现在“十八大”闭幕后，教育部党组召开了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专题会议，并在2013年1月下发了《关于2013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

这份教育部今年的“一号文件”除了再次提出制定颁布高考改革方案，还明确要研究“英语一年多考”的实施办法。

此前，“有的科目一年多考”的官方表述，虽从无详细阐明，却一直是近几年来高考改革唯一明确的指向。

高考改革搁置多年，再次被中央提上日程是2010年。

当年7月国务院通过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到了“完善高校考试招生制度”，要探索有的科目一年多考以及社会化考试。

2011年1月3日，教育部长袁贵仁在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撰文，提到了下一步高考的改革思路，包括“有的科目一年多考”，1月8日包括央视在内的众多媒体据此报道称高考改革方案已经确定，但隔天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就表示，除了袁贵仁的这篇文章，教育部并未对外公布有关所谓的“高考改革方案”，部长的“思路”也并不等于“方案”。

不到一个月，2011年2月1日教育部网站公布的当年工作重点，又提出年内完成高考改革方案。

然后又是数度搁置，还传出了“近年不再出台高考改革方案”的说法，接近教育部的学者说，“袁贵仁对此很恼火，表示一定要出。

”此后的两三年间，关于高考改革只有各种“怀孕”和“流产”的消息。

现在部分省市相继制定高考改革方案，是在全国统一的高考改革方案迟迟难以出台的背景下展开的。

“国家的方案出不来，就由地方先做，教育部会借鉴各地的经验再做整体方案。

”储朝晖说。

在北京之前启动改革的山东、江苏、浙江等地，主要的做法是取消了高考时的听力考试，放在平时考。

北京的方案更进一步，没有拆分听力与笔试，学生可以多次考试，取最高分计入高考成绩。

改革英语阻力比较小？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分析，北京的步子这么大，与过去多年的数据支撑有关。

每年高考结束，教育部会对每个学科在全国抽取6000份试卷进行样本分析，而北京是全样本分析，程方平参加了三年。

北京市教育系统一人士说，降低英语分值之后，还要降低英语考试难度，这在今年的高考试题中已经体现。

过去多年，北京英语高考试题的难度一直相对稳定，在0.55到0.6之间，今年一跃超过了0.6。

教学质量较高的西城区过去英语高考的平均分一般是100分出点头，但今年的平均分是120分。

当时有些英语老师还纳闷：“考试这么容易，我们以后干什么？”现在看来，这可能是个试探。

决定将改革方案拿出征求公众意见时，北京市教委听过一次专家意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教所所长雷庆是受邀专家之一。

他说，之所以选择英语作为突破口，因为英语是中学教学中问题最多的学科，也是学生较难产生学习兴趣的一个学科，从英语入手，更加便于改革。

另一位受邀专家、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桑锦龙与雷庆的观点类似，他认为英语教学本身的弊端已经人人共知，选择英语能最大程度上凝聚共识，减少阻力。

储朝晖也受邀参加，他认为首先从分数入手，不涉及深度的体制改革，也能从另一方面减少改革的阻力。

还有一种说法是，英语考试在我国发展比较成熟，它的改革对其他科目有参考价值。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张连仲是国家《英语课程标准》研制专家组核心组成员，他说，英语教学在我国的外语教育和基础教育中是起到了引领作用，比如客观性试题也就是选择题，最早就是英语课引进的，现在几乎各科考试都使用选择题。

“如果这次英语高考改革能为整体高考改革提供一些可借鉴的经验，那英语又起到了一次引领作用。

”张连仲说。

为何先改英语，官方至今没有说法。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北京市委常委、教工委书记苟仲文非常重视这次高考改革方案。

方案发布前教委组织的座谈会，他都会亲自出席。

苟仲文2008年由工信化副部长调任北京市副市长，分管过教育，今年8月辞任副市长，转任现职，“他不是出自教育系统，改革起来可能顾虑更少。

”储朝晖说。

给母语和本土文化让路？英语减分语文加分，语文分值提高，两者此消彼长引发猜测。

“本来还想将语文分值提得更高。

”储朝晖说，北京市教委征求专家意见时要将高考语文分值提高至200分，他当场就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这会导致文理科的不均衡，也会拉大男女生的分差。

最终面世的征求意见稿中，高考语文分值被定为180分。

北京市教委没有解释提高语文分值的原因，但在对改革方案的说明中强调，中高考语文命题都要注重对传统文化的考查，高考语文命题还要体现语文作为母语学科的重要地位，发挥语文学习促进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发展的重要作用。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2013年教育部的“一号文件”也提出，要加强对中小学、大学语文和历史课程的整体设计和基本建设，探索通过语文、历史等学科“渗透思想品德教育”。

受访的教育政策学者多赞成强化本土文化教育。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说，包括美国在内都意识到本土文化的价值，而中国的教育从内容、概念、语言、重点学科包括教中国语言的方式基本都是偏西化的，所以通过考试的引导加强语文没有什么错。

而英语作为一门工具，被认为花费了很多时间。

雷庆认为，下降分值不是今后就不再重视英语，而是希望受到的关注低些，为英语教学、考试改革赢得空间。

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教育学院院长孟繁华也受邀给北京的改革方案提意见。

他认为，讨论语文加分和英语降分没什么必要，那都不是改革的真正目的，这次改革主要是通过考试改革推进教育公平，落实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如方案中明确了加大优质高中学校的分配名额。

受访的英语教学和研究人士，多担心改革会造成英语被削弱。

中国教育学会外语委员会理事长、国家《英语课程标准》专家组核心成员龚亚夫认为，将英语看作“工具”是认识的模糊，外语除了“工具性”还具有“人文性”。

曾经当过一线教师的北京市西城区教师研修学院一位英语研修员说，现在不少英语教师都担心降了分值，英语受重视程度会下降。

他还提出，改革与素质教育的方向也存在矛盾：如果降低英语分值是因为减负，那提高语文分值又该作何解释？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外语研究中心秘书长包天仁说，靠降低英语分值解救母语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改变考试制度，怎么减分数都没有用，“现在整个教育都出了问题，不在外语一科。

”江苏样本：“基本和以前一个样”对于北京的改革方案，无论支持者或反对者，都赞成英语有改革必要，也赞成从考试改起。

“基础教育阶段外语教学整体是失败的。

”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英语教研组组长周亚说，主要是受考试导向太严重，她认为要改变英语的现状，首先要改变现有的考试。

不改变考试，好的教材都难以使用。

南京师大附中英语教研组组长程鸣从教三十余年，最认可1990年代学校从香港引进的一部教材，趣味性和话题的多样性让师生都出乎意料，“书的样子都很漂亮”。

当时教育部规定的人教版教材无论从词汇量还是文章的知识点都要逊于香港教材，“但出于应试需要，很多时候教学中仍要使用人教版教材”。

早在2008年，江苏省就已下调了高考英语总分。

程鸣回忆，改革之初，老师们担心英语不再受重视，但5年下来，他发现，英语在教学中的地位并未受到影响，就连课时也没有减少。

但改革本来希望能达到减负和提升素质教育水平的效果也没实现，“基本和以前一个样子”。

程鸣说，每次高考改革都是出发点好结果难满意，产生的新问题比解决的老问题更多。

储朝晖的印象是，从1980年代到现在，英语教学改革断断续续搞了20年，感觉成功的不多，整体来讲，是英语教学和高考绑得越来越紧。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亓鲁霞自1984年开始参与高考英语改革工作，深刻领会考试对教学带来的影响。

比如引入选择题，完全是为了淡化评分的主观性确保考试公平，而不是为教学考虑。

没怎么读懂的，通过训练答题技巧也能蒙对。

1984年的英语高考试题中增加了书面表达，也就是写作文，结果也不理想：由于考试只要写一百来字的短文，于是学生平时就练习写作这样的短文。

由此可见，要想把考试“指挥棒”固定在素质教育方向，并非易事。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方平担心，“这次改革如果只是降分，而考试内容和招生制度不改，会葬送了改革。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张连仲说，如果接下来的试题也跟着改革，真的可以很好地评价一个学生的英语能力，那么改革是有效的，如果试卷还是凭借突击就可以考过，考察的不是语言能力而是应试能力，那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张连仲认为，北京这场改革其实充满了不确定性。

冲击一定会有，学生可以多次考试，如果学生第一年就考过了，那么剩下的两年还要不要学？围绕考试这根指挥棒，会不会有学校在学生一入学的时候就分级，将成绩好的学生组成“突击队”，尽早通过考试？储朝晖也持谨慎态度。

他说，长期以来，人们以为高考改革阻力太大动不了，这时，英语迈开了一小步，其意义在于打破了一个迷信，说明高考还是可以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