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城乡居民幸福感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

城乡居民幸福感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生活幸福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经济发展的目标，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增加全民的幸福水平。

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原来对经济增长数量的关注转向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关注上来，这一转变也体现了政府目标的转变。

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往往伴随着对资源的掠夺式开发，造成环境污染，以及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会带来居民幸福水平的降低。

因此，我们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使全民都能够达到更高的幸福水平。

①为了建设一个更加和谐的幸福社会，我们必须搞清楚居民幸福感主要有哪些因素决定，这正是本文的研究目的。

下文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对现有的国内外文献进行综述；第二部分对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和采用的分析方法进行说明；第三部分利用序Logit模型对数据进行计量分析；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启示。

一、文献综述关于居民幸福感的决定因素，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如Argyle，1987；Diener et al.，1999；Kahneman et al.，1999），但此问题一直没有进入经济学家的研究视野。

直到1974年，Easterlin才正式将幸福感与经济学联系起来。

但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鲜有学者沿寻这一思路进行深入研究。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经济学家才逐渐利用不同地区和时期的数据对幸福感决定因素进行经验分析。

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个人的效用主要取决于消费者消费的商品数量，而其消费的商品数量主要受到其收入水平的约束。

收入水平越高，可购买的商品数量就越多，个体的效用水平就越高。

基于这一观点，Easterlin（1974，1995）发现在特定的时间和区域（国家），更高收入确实会带来更高的效用水平。

因为，高收入意味着他们可以购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

另外，高收入使他们在社会上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

利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个人截面数据进行的经验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

但是，经验分析表明，收入仅能解释个体之间幸福感差别的一小部分。

这意味着，高收入不能简单地转化为高幸福感。

一种重要的解释是，居民会与其他居民进行比较。

这一观点在社会学界（Runciman，1966）和心理学界（Diener和Biswas-Diener，2000）得到广泛接受。

经济学家Duesenberry（1949），Easterlin（1974，1995），Scitovsky（1976），Clark，Frijters，和Shileds（2006）也提出其他居民的收入水平也应该纳入个人的效用函数，即相对收入会影响到个人的幸福感水平。

一种观点认为，幸福感与相对收入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Easterlin，1995； Falk和Knell，2004），即无论自己的个人收入绝对数在什么水平，相对于别人的收入越高，自己会越幸福，相对于别人的收入越低，自己会越不幸福。

原因是由于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往往来自于参照组中的不平等、嫉妒、敌对等情绪。

Knight et al.（2007），Knight和 Gunatilaka（2007，2008）持有这种观点，并①丹麦甚至将居民幸福感的提升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而不再关注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变动。

发现中国社会中农村居民与移民城镇中的农村居民相比，相对收入对幸福感指数有负面影响。

但是Kingdon 和Knight（2007）发现在南非地区，相对收入水平与个体幸福感之间有正相关关系，并且这种正相关关系在绝对收入较高的地区更加明显。

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也许是利他主义或同僚感（fellow feeling）（Charness和Rabin，2002）、社区风险分担机制（Townsend，1994；Grimard，1997）、社区社会资本、教育的外部性等因素。

另一个解释幸福感和收入之间微弱关系的理论是由Rojas（2005，2007）提出的概念参照理论（conceptual-referent-theory）。

他认为不同个体对幸福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定义，因此人们的幸福感是异质的。

对于某些人而言，其收入对于幸福感是举足轻重的，但是对于另外一部分人，收入则可能不是那么重要。

因此，我们在分析幸福与收入之间的关系时，要控制个体间幸福概念的差异。

Rojas（2007）将幸福概念分成两类。

第一类幸福感强调内心感受是幸福生活的主要基础，幸福感源于人的内心，独立于他的外界情况。

因此幸福感取决于一个人自身的动机和态度，而不是他所处的外部环境。

另一类幸福感则强调幸福感源于个人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因此，一个人的外部环境对他的幸福感是有影响的。

Rojas利用墨西哥的数据证明收入对持有第二种幸福概念的人很重要，而对持有第一种幸福概念的人不是很重要。

但是，当考虑整个生命周期中的幸福感与收入之间关系时，或运用时间序列数据对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关系进行考察时，两者之间微弱的关系趋于消失。

一些学者（Easterlin，1974，1995；Diener和Oishi，2000；Clark et al.，2006）运用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及日本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后发现，近几十年来人均收入水平迅速地上升，但是这些国家的幸福感水平并没有明显的改变。

以日本为例，1958年的生活满意度是2.7，①在接下来的三十年中，人均收入增长了六倍，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是1991年的平均生活满意度仍然是2.7（Frey 和Stutzer，2002）。

这就是幸福――收入之谜，②Easterlin最早发现这一现象，因而也称Easterlin 之谜。

报负水平理论（aspiration level theory）提出了一种解释，即个体不能够也不希望做出绝对的判断，他们通常是基于过去的经验，和对未来的预期来做出比较。

额外的商品和服务起初能带来额外的满足感，但是通常情况下这种效用的增加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

由物质消费带来的高幸福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降低。

满意程度依赖于变化，持续消费时满足感将会消失。

持续重复地刺激降低享乐效应的过程或机制称为适应（adaption），正是这种享乐的适应使得人们不停地为更高的报负而奋斗。

幸福感是由报负和成就之间的差距决定的（Frey和Stutzer，2002）。

当个体的收入上升，如果他的报负没有变化，那么他的幸福感水平则会上升。

但是如果他的收入水平上升的同时，目标水平也随之上升，那么期望目标的上升会吞噬掉收入的上升，最终幸福感水平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因此，人们通常会觉得过去的幸福感水平太低，进而期待未来能够更加幸福（Easterlin，2001）。

除了收入因素，许多文献考察了生命周期的幸福模式。

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幸福感水平将会如何变化？Easterlin（2006）利用美国综合社会调查（GSS）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平均而言，从18岁到中年，人的幸福感水平是缓慢上升的，而随后便开始缓慢下降。

这一模①幸福感由被调查者报告的数值作为衡量指数，最高数值为4。

②幸福――收入之谜是指当国家变得更富裕时，居民的幸福水平并没有相应提高。

式是由人们从生活的各层面获得满意度综合的净结果：财务状况、家庭生活、健康状况和工作情况等。

个体在中年时期幸福感的轻微上升，主要是由于家庭生活和工作状况带来的幸福感的上升，两者的上升抵消了健康因素带来的幸福感的下降。

中年以后，人的幸福感开始下降，这是由于身体健康状况的满意程度持续下降，另外，家庭因素和工作状况所带来的幸福感也逐渐下降。

因此，Easterlin发现平均幸福感水平和年龄之间呈现出倒U型关系。

但是，其他学者发现了平均幸福感水平和年龄之间呈现U型关系（Gerdtham和Johannesson，2001；Knight，Song，和Gunatilaka，2007）。

Yangyang（2008）运用年龄-时期-出生对列（age-period-cohort）方法进行研究，发现年龄的效应十分显著，并暗示幸福感水平随着年龄的上升而上升。

另外，很多文献研究了失业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并发现失业使得个体非常不幸福（Bjorklund和Eriksson，1998；Blanchflower和Oswald，2000；Korpi，1997；Ravallion和Lokshin，2001；Frey和Stutzer，2000）。

许多文献都发现失业对于男性的影响远远大于女性。

年轻和年长的个体，面对失业时受到的打击，比中年个体要小很多。

在德国，失业并不会对超过50岁的妇女的幸福感造成影响。

受过较高教育的个体面对失业时所受到的打击，会比低教育水平的个体高很多（Frey和Stutzer，2002）。

Andersson（2008）用六个指标考察受雇佣者和自我雇佣者的福利差别：工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工作压力、工作是否引起精神紧张、心理健康问题、一般身体健康状况。

他发现自我雇佣者对自己的工作更加满意，并且自我雇佣和生活满意度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自我雇佣使得精神健康问题变得突出，自我雇佣者会感到更加劳累。

政治制度同样会影响人的幸福感。

有三个原因：首先，由于公民积极参与，政治家更容易被监督和控制，因此政府的行为，例如国家开支和其他由政府做出的决策，都会贴合公民的意愿。

第二，直接民主制（direct democracy）扩展了公民参与政治过程的机会。

最后，联邦制的分权制度下的地方自治，保证了地方当局所制定的政治决策与公民的偏好相吻合。

这些因素都会提高公民的幸福感水平。

Frey和Stutzer（2000）利用来自瑞士的6000余名居民的调查数据发现，直接民主制发展的越好，本地政府的分权化程度越高，个人幸福感就越高。

Veenhoven（2000）综合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个人自由等三项指标，来分析它们对个人幸福的影响。

他发现三个指标与个人的幸福感水平均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并且在教育水平较低的不发达国家，经济自由与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在教育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政治自由对幸福感的影响更加显著。

由于缺少合适的数据，收入分配对幸福感水平影响的研究很少。

Alesina，Di Tella和Mac Culloch（2004）是第一篇这方面的优秀论文，他们发现，当不平等程度较高时，个体会倾向于报告较低的幸福感水平。

然而在欧洲，穷人和政治左派对不平等的反应较为明显，在美国，政治左派和穷人的幸福感水平与不平等的相关程度不高，富人反而对不平等感到烦恼。

他们的解释是，美国人生活在一个流动的社会中，个人可以凭借自身的努力来提升自己的收入水平，相比较而言，欧洲人则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较为不流动的社会中。

至今，对幸福感决定因素的多数文献集中于对发达国家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