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苏轼诗中的仕隐情结

第二章 蘇軾詩中的仕隱情結1蘇軾，字子瞻，又字和仲，號東坡。

北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十二月十九日生於四川眉山紗縠行，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八日（西元1101年八月廿四日）病逝常州。

其一生出處大略如下：時 間仕宦經歷詩人年歲計年順逆仁宗嘉祐二年（1057）──神宗元豐二年（1079）嘉祐二年禮部奏名居第二，六年試賢良方正之士，御試策入三等，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節度判官廳公事。

此後歷任直史館、判官告院兼判尚書祠部、權開封府判官、殿試編排官；熙寧三年乞補外，先後任杭州通判，知密、徐、湖三州。

22│4423∗順境神宗元豐二年（1079）──元豐七年（1084）元豐二年八月由湖州赴臺獄，三年元月謫黃，歷五年，至元豐七年正月神宗手札量移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

44│496 逆境神宗元豐八年（1085）──哲宗元祐八年（1093）元豐八年五月旨復朝奉郎知登州，九月除尚書禮部郎中。

知登未旬日，召赴闕，任館職。

元祐年間曾二度乞補外，徙知杭、潁、揚三州，後以兵部尚書召還，兼侍讀。

八年，以二學士知定州。

50│589 順境哲宗紹聖元年紹聖元年六月，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59 7 逆境1情結（complex）是心理學術語，指的是「一群重要的無意識組合，或是一種藏在一個人神秘的心理狀態中，強烈而無意識的衝動。

每個心理學理論對於情結的詳細定義不同，但不論是佛洛伊德體系還是榮格體系的理論都公認情結是非常重要的。

」本文無意牽扯榮格或佛洛伊德理論，僅將「情結」當作是一種探查心理的研究方法。

引文請見芮伯 (Reber, Arthur S.)：《心理學辭典》（台北：五南圖書有限公司，2003），頁233。

∗其中包含母喪及父喪，約莫六年。

40 蘇軾詩中的生命觀照（1094）──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州安置，居惠三年，再貶儋州，元符三年六月渡海北歸。

翌年七月病逝常州。

│66【表一 蘇軾生平出處略表】蘇軾一生橫跨五代帝王，其活躍時間大致在北宋中期。

他早年得意，二十二歲舉進士、二十六歲御策入三等，入仕成績相當耀眼；雖然熙豐之後，與主政者意見不合，但大體上仍受朝廷器重，在京時擔任館職，外任時亦能三典名郡。

然而，詩人在外任期間所寫的一系列美刺詩作卻被政敵拿來羅織入罪，史稱「烏臺詩案」。

詩案的發生可視為蘇軾仕宦生涯的首要轉捩點，臺獄之後，緊接著是黃州五年的貶謫試煉；雖然遭逢元祐更化，詩人以重臣召回，但他反對盡罷新法的主張又不見容於朝，只能再度乞請補外；換句話說，在舊黨最為風光的元祐這八年當中，蘇軾反而一再奔波於朝野之間，直至出知定州為止。

「紹述熙豐」的哲宗即位之後，新黨開始對元祐舊臣大肆掃蕩，位列前矛的蘇軾因此累謫南遷，在惠、儋二地困苦地度過了他晚年的大半時光，直至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北歸，不久病逝常州。

綜觀而論，蘇軾六十六年的生涯雖然漫長，然大致可以「烏臺詩案」、「元祐起復」和「紹聖南遷」三度昇沈的時間點作為基準，將他大起大落的仕宦經歷切為四段：首先是被拘入臺獄之前，蘇軾年少得意，又歷任名郡州官，屬於順境自不待言；其後入獄謫黃，乃是人生首遇艱險，屬於逆境；元祐更化時期，詩人雖屢請補外，但也曾三入翰林，並以二學士出知定州，達到畢生顯貴的巔峰，屬順境；而紹聖之後的萬里南遷、累謫惠儋則又是逆境。

前後串連，可知蘇軾一生仕宦行跡，大致可以「順境」→「逆境」→「順境」→「逆境」二度迴返蓋括之，而詩人的出處心志，也隨著不同時期的政治遭遇而有所移動，構成蘇軾仕宦詩中最重要的二大主軸──「仕」與「隱」。

作為傳統知識份子，蘇軾的人生目標顯然是以「仕宦」為核心，非但思想經歷十之八九與官場脫離不了關係，來往交游之人也多為在朝碩彥，是故他尺牘文章多涉仕宦之事，其詩歌創作，也以「仕宦詩」的類別比例最高。

由此觀之，若要探究東坡的生命觀照，則「仕宦」的角度自是首選。

其中，和大多數封建時代的讀書心靈一樣，蘇軾的仕宦心態主要還是以儒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的信念為主。

因此，出仕成為他人生首要的價值取向，類似信念在官場的順境當中展露無遺；相對地，貶謫代表的仕宦逆境便是詩人體現隱逸之志的時空載體，尤其在「用舍行藏」全不由己的封建年代，更是不遇之士思考人生價值的重第二章 蘇軾詩中的仕隱情結 41要契機。

對蘇軾來說，由於時代與個人的因素所致，對應於「順境／逆境」的「仕／隱」衝突在他身上特別明顯，並且，蘇軾特別突出的是，他「仕／隱」糾葛的起始時間2，遠早於真正出仕的時間點。

就此言之，詩人在未曾執事的情況下高吟「歸去來兮」，可見其欲隱心志並非單純出自對官場庶務的厭煩，而應具備更為本源的性格動機，使得此一貫串終生的「仕隱衝突」情結更形複雜，成為蘇軾生涯的重要標記。

在此，為了方便比較，並突顯仕隱情結的對立性，本文擬用前述的「順境／逆境」分期，將蘇軾生平歸類為「仕」、「隱」二個範疇，以不同時期的詩文內容為依據，釐清出處之際各自追求的人生目標，進而理解他一生依違在仕隱之間的根本原因，同時也觸及人生價值的選擇問題，為接下來的篇章預作鋪墊。

第一節 仕進追求的目的蘇軾的思想背景相當複雜，成長的過程中雖然接觸了三教，但就一個出仕的士大夫而言，無論是他的思考方式或是價值觀都是相當儒家的，尤其在銳意求用的仕宦初期更是如此。

是故，當我們要理解蘇軾的仕宦世界，由「士」的傳統切入將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士的傳統源遠流長，從孔子算起，至今最少已延續了兩千五百年，隨著歷史發展的脈絡而在各個階段產生了不同的精神面貌3。

作為中國社會「知識」的掌握者，士向來是文化的創造主體，確切地影響並左右了每個時代的未來走向，具有極為鮮明的群體意識。

千百年來，他們實際參與了國家政治體的運作，在政治實踐與道德倫理二者之間發展出一套相當完整的規範準則，代代相傳，構成了此一階層在面對出處問題時因應心態的主要內涵，影響各代文人甚鉅。

以下擬針對各時期的士人仕進觀略作介紹，作為本文說明宋代文人獨特仕宦心態的背景知識，一方面有利後續蘇軾仕進觀的解釋，另一方面，也使本研究的主體時代氣氛更加具體。

2追溯詩文中最早出現仕隱衝突的記錄，當屬嘉祐四年十月的〈夜泊牛口〉，眼見牛口野老過著粗衣淡食卻舉家安樂的日子，蘇軾感嘆：「人生本無事，苦為世味誘。

富貴耀吾前，貧賤難獨守。

」（見【宋】蘇軾：《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冊一，卷一，頁9。

）彼時大小蘇守喪期滿，正欲二度出蜀、返京赴任。

3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引言──士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頁2。

42 蘇軾詩中的生命觀照一、宋前仕進觀述要士的興起最早可追溯至西元前六、七世紀的春秋戰國時期。

當時，中國列強並起，國與國之間彼此爭利傾軋，正需要知識份子效命，一批「布衣卿相」就此登上了歷史舞台。

在中國的古代文化中，士與讀書、做官是三位一體的概念。

子夏說：「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4可知學問與從政關係之緊密，使得在中國大多數時期中，「士」與「仕」幾乎是二個等同的概念，「出仕」對讀書人來說，便成了理所當然的人生正途5。

士之所以能在中國文化中佔據如此重要的地位，除了他們是各朝官員的組成主體外，更重要的原因來自於士的屬性。

作為知識的掌握者，士代表了社會的良知，對個體存在的基本價值與追求之標準高於常人。

《論語‧里仁》：「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6曾子也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7可知士不但有勇於「任道」的使命感，同時，還將自己的存在價值置於社會貢獻的前提之下，顯示了中國早期知識份子突出的自我主體意識。

是故，孟子以「尚志」為士的本業8，認為士與其他行業不同的地方即在「行仁義」，既然作為「生民之先覺者」，理應「以此道覺民」，因此君子修身以治人，出處進退都有必須依循的道理。

《孟子‧盡心》：「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9即是相當具有代表性的看法，在當時和後代都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而「兼濟」與「獨善」，也就成為中國士子體現人格意志或生命價值的二大選項了。

孔孟遺緒，一脈相承，士人的仕進觀到了漢武帝「獨尊儒術」的時代，在本質上出現了較為不同的變化。

漢是繼秦代之後，第一個長期存續的一統政權。

相較於春秋戰國，大一統的專制格局使得士之仕進缺乏自主性的選擇，尤其在「君上臣下」的政治倫理關係確定之後，漢代以後的士已然失去先秦士子「以道抗勢」、悠游眾國的強烈自主性，逐漸從無根的「游士」轉變為具有深厚社會經濟4【宋】朱熹註，【民國】蔣伯潛譯註：《四書讀本‧論語》（台北：啟明書局，無出版年月），〈子張〉，頁293。

5參見木齋、張愛東、郭淑雲：《中國古代詩人的仕隱情結》（北京：京華出版社，2001.6），頁6—7。

6【宋】朱熹註，【民國】蔣伯潛譯註：《四書讀本‧論語》，〈里仁〉，頁46。

7【宋】朱熹註，【民國】蔣伯潛譯註：《四書讀本‧論語》，〈泰伯〉，頁109。

8【宋】朱喜註，【民國】蔣伯潛譯註：《四書讀本‧孟子》（台北：啟明書局，無出版年月），〈盡心〉，頁333。

9【宋】朱喜註，【民國】蔣伯潛譯註：《四書讀本‧孟子》，〈盡心〉，頁315。

第二章 蘇軾詩中的仕隱情結 43基礎的「士大夫」10。

此間轉變的重要性在於：當多元的政治環境收束成為一元，士人出仕時不再有「楚材晉用」的選項，從今往後，不是「仕」，就是「隱」。

在一般的情況下，士既沒有物質生產力11，為了謀求溫飽，多半會遵循統治者所設定的仕宦道路，藉以取得功名利祿；然而，倘若生在無道亂世，那麼文人在仕與不仕的選擇中，就有矛盾存在，此即「仕隱情結」的發生緣由。

表面上，漢代以降「學而優則仕」的仕進觀似乎和先秦時代沒有不同，然而，由於士從思想養成到行為規範都已納入帝王的權力宰制之中，因此，士人在出處態度上儘管仍然擁有最後的決定權，但相較於先秦游士，這樣的「自由」程度顯然已是大不如前了。

到了魏晉，六朝文人在無法調合「仕」、「隱」衝突的情況之下，或為明哲保身12、或為玄談所致13、或為名利所動，發展出跨越仕隱藩籬的「朝隱」之說14。

文人表面上樂於出仕，但實際上大多恐懼時局，有不得不然之慨，由此可知六朝時代的士人心靈受到壓抑之一斑。

唐代立國之後，氣象一新。

士階層在昇平時期又有大展鴻圖的可能性，尤其科舉制度大開擢賢之門，文人的仕進意願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從「終南捷徑」的發端與盛行，可知有唐一代能夠真正隱居山林者極少，絕大多數的文士，始終是服膺儒家的兼濟之志的。

二、北宋文人仕進觀述要宋代士風的形成有其特殊的背景，究其源頭，與趙匡胤「皇袍加身」的立國背景有關。

太祖以藩鎮而起，深怕他人如法炮製，因此在即位不久後，即採趙普之策，行「杯酒釋兵權」，將全國兵權和平轉移至皇帝手中，欲藉此杜絕武人竊10但嚴格說來，此一現象在屈原身上就已出現，漢人不過是在彼此經驗相合的情況下，以屈子之「怨」為自身之「怨」的象徵，將之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