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心得：如何认定抗诉中的新证据

工作心得：如何认定抗诉中的新证据201X年修正后的《民事诉讼法》不仅将新证据作为再审事由和检察机关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抗诉的法定事由保留了下来，而且还明确赋予检察机关诉讼监督调查核实权限，这就要求法院、检察机关对再审新证据的认定和适用有统一的标准。

虽然相关司法解释对新证据的情形进行了进一步明确，但是已不适应新民诉法下民事检察监督的迫切要求。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在办理民事杭诉案件时对新证据的认定与适用直接关系到其监督职能及价值目标的实现，也关系到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之间的平衡。

因此，在抗诉启动再审程序中，重新界定新证据标准，新证据应当遵循重大性原则，以足以能够推翻案件基本事实、确有必要启动再审程序为必要。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既是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法定事由也是检察机关对民事案件进行抗诉的法定理由。

其中第二百条第（一）项是关于新证据的规定。

检察机关的民事抗诉能够启动法院的再审程序，抗诉中的新证据需要再审法庭进行审查、确认。

因此，对新证据的认定与适用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申请再审与检察机关抗诉范围的宽窄，也关系到法院一审、二审裁判的既判力问题，所以如何界定新证据便成为民事诉讼理论和实务中引人关注的重大问题。

而探讨抗诉中的新证据不可回避需要先讨论下再审新证据。

一、是否应当存在新证据对于再审程序中是否应当存在新证据的问题，基本分为赞成和反对两种观点。

反对的观点认为，再审不允许提出新证据，因为在一审、二审程序中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负有举证责任，法院在当事人提供证据范围内或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所作出的裁判并没有错误，所以不存在纠错的问题，也不存在再审问题。

比如日本不承认再审新证据的理由则是：为了维护生效裁判的权威性和稳定性，提高法院的诉讼效率，不得在再审程序中提出新证据。

赞成的观点认为，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在裁判生效后发现原审裁判错误的新证据是无法绝对避免的。

而在再审程序中提出的新证据往往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都把一定限度内发现的新证据作为再审事由，比如德国、法国、我国台湾。

作为受大陆法系影响深远的我国也应当秉承这一观点。

最早在1991年民事诉讼法修改采纳了新证据的概念，并将“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新的证据”作为当事人申请再审和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情形之一。

2001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以下称《证据规定》)第一次对“新的证据”进行解释，“是指原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并规定了证据提交期限及逾期后果，严格限制了新证据范围。

201X年1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十问题的解释》(以下称《审监解释》)，该司法解释将再审中“新的证据”界定为四种情形，可概括为新发现的证据、新取得的证据、新出现的证据以及原审中已提供但未予质证、认定的证据。

201X年、201X年修正后的民事诉讼法均保留了这一再审事由。

新证据的规定与民事诉讼法的证据失权制度并不冲突。

《证据规定》第34条[②]规定了举证时限制度和证据失权制度。

举证时限，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和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明其主张的相应证据，逾期不举证则承担证据失权的法律后果。

举证时限制度的核心是证据失权。

证据失权是指当事人在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未向法院提交证据，且不存在举证期限延长或重新指定举证期限之情形的，丧失提出证据的权利，丧失证明权。

法律规定举证时限制度和证据失权制度的初衷是督促诉讼当事人积极行使自身的举证权利，提高诉讼效率，降低司法成本。

但如果法院一味地为了维护裁判的权威性和既判力，丝毫不考虑案件当事人的举证能力和证据所能证明的案件事实，对逾期举证一概不予采纳，课以证据失权的后果，则实体公正的实现只是停留在表面。

因此，当当事人以新证据申请再审时，法院应当启动再审程序予以再审，但是由于再审程序是一种特殊的纠错和救济程序，通过启动再审，将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进行纠正，这意味着已经稳定的法律关系将被重新审查。

为了维护法律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不仅再审程序的启动应当有严格的限制，再审过程中对新证据的认定和确认也应当采取严格的审慎的态度。

因此新证据的规定是证据失权制度的有效补充，二者是“寻求实体公正和维护既判力”辨证统一的关系。

二、如何认定抗诉新证据虽然《证据规定》第44条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新证据界定为“原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但这一界定过于原则，对于哪些是再审新证据，依照《审监解释》第十条规定，下列几种证据属于再审新证据：（1）原审庭审结束之前已客观存在庭审后新发现的证据；（2）原审庭审结束之前已经发现，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自爱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供的证据；（3）原审庭审结束之后作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重新鉴定、勘验的证据；（4）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供的主要证据，原审未予质证、认定，但足以推翻原裁判结论的证据。

抗诉可以启动再审程序，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具体体现。

在抗诉审查过程中，检察机关发现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审裁判的，应当向法院提出抗诉。

但抗诉中发现的新证据不完全等同于再审的新证据，尤其是201X年修正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的规定，更加决定了抗诉中的新证据有其特有的内容，除了应当符合证据的一般要件，即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以外，我们认为关键是如何理解“新证据”的“新”。

综合来看，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证据提交主体，二是证据形成、获取的时间；三是与案件基本事实的关联性。

基于再审程序的特殊性、抗诉程序启动主体的特定性、抗诉再审程序主体的多样性，首先我们认为抗诉中新证据的提出主体应为检察机关和当事人。

当事人作为民事纠纷的主体，在再审程序中依然承担举证责任；检察机关是抗诉再审程序的启动者，新修改的民诉法赋予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的权力，对于足以推翻原审裁判的证据，检察机关有权调取并提出。

其次，从证据的形成时间来看，原则上我们认为应当是原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

例外情况下，我们认为可以认定原审庭审结束后新形成的证据为抗诉新证据。

比如裁判生效后新形成的鉴定结论，或者是原审中已经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但在裁判生效后又由其他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

最后，证据应对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具有密切联系，即新证据必须遵循重大性原则。

并非所有新的证据都可以作为抗诉再审程序中的新证据，只有那些对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具有重要影响的证据才能成为抗诉新证据，可以认定案件次要事实的证据不能成为抗诉新证据。

抗诉再审程序作为特殊的纠错和救济程序，是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但基本事实认定仍存在错误的民事裁判加以纠正的程序。

通过再审程序来实现民事纠纷的公正解决。

由于是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的纠正，必然会破坏既定裁判的稳定性，因此，抗诉再审的启动具有严格的限制，抗诉再审中的新证据认定也应当严格限定为对认定案件基本事实有重大影响的证据。

结合以上理由，概括地讲，我们认为抗诉中的新证据应当包括以下几种：1、新发现、新提供的“老”证据：这类证据属于原审已经形成了但在原审中未被发现的证据。

具体包括：（1）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客观存在，当事人在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

对于此类证据，由于当事人在原审庭审结束前没有发现，也不可能提出该证据。

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看法比较一致。

（2）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发现，但当事人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在规定期限内不能提供的，而在庭审结束后新取得或提供的证据。

根据司法实践，本条可以作为民诉法第65条[⑥]的补充。

（3）原审庭审结束前当事人知道证据的存在，且有条件取得，但基于当事人自身法律知识或技能的欠缺而不了解证据的价值，因此未提交的证据。

2、新形成的证据：原审庭审结束后原作出鉴定结论、勘验笔录者重新鉴定、勘验，推翻原来结论的证据，而原结论是作为原审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的。

法律赋予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权，当事人进行重新鉴定、勘验，并能够推翻原结论或勘验笔录的，且原结论或勘验笔录直接决定了民事裁判结果的。

原结论或勘验笔录对原审裁判结果并无直接影响的除外。

除此之外，还包括一种特殊情形，即有新证据能够证明原审一方当事人被判刑事犯罪，其涉及的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属于伪造证据的。

3、检察机关应申请新收集的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由于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向人民法院提供了证据线索，人民法院应予调查取证而未进行调查取证的，检察机关在案件审查中应当事人的申请调查获取的证据。

检察机关在审查抗诉案件时，应当事人的申请调查取证的范围应当仅限于当事人因客观原因无法自行收集的证据，比如涉及档案材料、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问题。

4、检察机关依职权新收集的证据：（1）检察机关对原审中当事人涉嫌伪证或虚假诉讼行为进行调查获取的证据。

作伪证或有虚假诉讼行为，不仅会损害案外人利益，还有可能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对此类证据，检察机关不需依据当事人的申请，而直接依据职权调查取证。

（2）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矛盾，人民法院应予调查取证未进行调查取证，检察机关在案件审查中调查获取的证据。

对于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自行矛盾的情况，法院有必要行使释明权，向当事人充分说明利害关系或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

人民法院发现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矛盾而不予以释明或应予调查取证而未调查取证，从而导致当事人在诉讼中承担不利的后果。

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无需应当事人的申请，直接依职权即可调查取证。

检察机关基于其法律监督职责以及在民事诉讼中追求的价值目标的特殊性，应当从再审程序的价值理念和民事检察监督的立法本意出发，准确界定和适用“新的证据”，并从多角度、多层面去细化“新的证据”的含义，而是简单地套用。

如此，才能使理论与实践实现良好衔接，在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实现法律监督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