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哈维的后现代观

大卫·哈维的后现代观
作为新马克思主义者重要代表的大卫·哈维以空间生产理论为视角，将后现代主义发展为一种“文化—地理后现代主义”，即后现代主义既是一种文化转移，又是一种地理现象；以“时空压缩”体验为中介，在探究后现代主义的深层根源：福特-凯恩斯主义向灵活积累体制的转变，得出结论，即后现代状况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文化的一种转移，而非全新社会的出现。

标签：大卫·哈维；后现代主义；空间生产
后现代主义一直是备受争论的话题，对它的意义缺乏一种共同的认识。

在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关系的看法上也难以趋同。

究其根源，一方面后现代主义本身具有复杂、深刻的理论内涵，另一方面作为对现代性的反思，它所关注的都是些与人类的前途命运相关，必须给予解决的重大问题，“而且因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使得后现代主义在某种意义上与马克思主义勾连起来。

”[1]“对于后现代主义之崛起的恰当解释，应该抓住现代化的性质。

”正是“马克思提供了有关资本主义现代化最早的和最完整的描述之一。

”[2]133因此，大卫·哈维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展开的。

哈维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框架下，以空间生产理论为视角，从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入手，深刻阐明生产体制的转变是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的社会经济基础，将对时间和空间的体验贯穿其中，并对后现代主义的特殊表达方式——时空压缩的具体形成机制和表现加以阐述，将后现代主义解读成一种“文化—地理后现代主义”，并明确表明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更多的是一种连续，而非差别。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需要阐明的社会状况，是资本主义社会在文化上的转移，而非新社会的出现。

一、大卫·哈维的空间生产理论
大卫·哈维是当代西方有影响力的新马克思主义者，“空间及其生产”始终是其关注的核心问题。

哈维的主要治学特点是“以地理思维之长（空间观察），见人文社会之短（批判弊病）”。

空间生产理论成为他解读后现代主义的不容忽视的视角。

对于空间以及空间分析而言，哈维绝对算不上是开创者，从理论沿革的角度看，无疑受到列斐伏尔空间思想的影响，但作为一个开拓者，哈维当之无愧。

哈维在吸收列斐伏尔关于“空间生产”思想的基础上，将空间作为一个积极因素，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框架，试图建立“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并以此对空间及空间生产做出新的解读。

长期以来，人们不仅专注于时间维度的线性进步，忽视空间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而且即使谈论空间，也一直停留在牛顿经典力学对空间的认识，把空间仅看作是物理意义上的“容器”。

与此不同，哈维聚焦空间，企图填补马克思主义对空间认识的不足，他笔下的“空间”是一种社会空间，是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构造的。

他认为：“社会过程与空间形式之间的区别常被认为是幻想或非真实，
但……这种区别在相当不同的意义上讲是不存在的。

空间形式并不是被视为它所处并展现它的社会过程中的非人化客体，而是‘内蕴’于社会过程，而且社会过程同样也是空间形式。

”[3]“时间和空间的客观概念必定是通过服务于社会生活再生产的物质实践活动与过程而创造出来的。

”[2]255由此可见，在哈维视野下的“空间”不再仅仅被看作是人类活动的被动的“容器”，只具有自然属性，还与社会过程密不可分，成为“人化”的空间。

“‘空间’之所以可以被生产出来，就在于空间所具有的这种社会意蕴，‘空间的生产’本身也就成为建构和维系特定社会关系的途径，在这个意义上，‘空间的生产’不仅是可能的，更是必要的。

”[4]关于“空间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哈维主张空间的生产以资本逻辑为转移。

“新的空间必然会随着资本家们寻求新的市场、新的原材料资源、新的劳动力和更加有利可图的生产运作场所而被开拓出来”[2]143空间的生产服从资本逻辑集中体现为资本对城市的形塑。

他认为，城市就是资本通过特定类型的空间构造出来的“第二自然”，城市空间上的差异以吸引资本的聚集为目的。

资本的集中要求生产过程和管理过程的空间集中，这必然带来劳动力的集中，为了减少生产和流通费用，加快资本周转时间，集生产、分配、消费为一体的城市空间形式应运而生。

二、大卫·哈维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地理后现代主义
（一）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转移
哈维认为，要理解后现代，首先必须搞清楚它与现代的关系。

因此，哈维非常关注现代性、现代主义的含义。

哈维在一开始谈论现代性与现代主义时就引用了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中的一句话：“现代性就是短暂，流变，偶然事件；它是艺术的一般，另一半则是永恒与不变。

”[2]17现代主义思想家们认为现代性唯一确定的东西是它的不确定性，那么我们该去哪里寻找一致感？“更不用说某种无可辩驳的、被认为潜伏于空间和时间的这种社会变化的巨大破坏性力量中的‘永恒与不变’？”[2]20哈维认为，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对此做出了哲学的甚至是实际的回答，并认为这个回答支配了后来大多数关于现代性之含义的论争，因而值得仔细研究。

在启蒙思想家们看来，现代是一种“现代性的规划”，它表达了人类之普遍的、永恒的特质。

现代主义的作品总是倾向于将它独特的概念进行延伸，成为一种普遍的原理，甚至教条，强调其作为“自我指涉的建构”，而不是反映社会问题。

但20世纪出现的死亡集中营、军国主义、两次世界大战及核毁灭等，已粉碎了这种乐观主义。

于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起源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现代性的不确定性可从资本对利润的追逐的本性和永无休止的流通中的“运动着的价值”得到说明。

资本主义现代性固然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如交通技术的发展减少了空间障碍，世界市场逐渐形成，人类逐渐从对自然的畏惧中摆脱出来等，但也不可避免地使人类的活动沉浸在冷酷的金钱和利润的计算之中，一切都笼罩着分裂与不确定的薄雾。

现代性的内在悖论导致它不可能持久。

关于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哈维援引了许森斯的观点：“在我们的文化的一个重要部门里，却有感受性、实践活动与话语构成方面的一种值得注意的轉移，它使后现代的一套设想、体验与主张有别于前一个时期。

”[2]56此外，哈维列举了很多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疑问，
“后现代主义代表了与现代主义的彻底决裂，还是只不过是在现代主义内部反叛某种形式的‘盛期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一种风格，还是应当严格地把它看成是一种划分时期的概念……我们要把它的崛起归隐资本主义的某种彻底重建、某种‘后工业’社会的出现，甚至把它看成是‘一个通货膨胀时代的艺术’，还是把它看成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如纽曼和杰姆逊所提出的）？”[2]60为了解答上述问题，他还考察了哈桑展现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差异，认为以一种二元对立的方法说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复杂多样的关系是含糊的、不可靠的。

因为这容易忽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想中有关分裂、短暂和混乱变化的状况的连续性。

他认为，现代主义在流变、短暂中追寻永恒与统一，而后现代主义却接受这样的流变与短暂；现代主义追求进步，企图抛弃传统，而后现代主义则避开了进步的观念，以一种惊人的能力劫掠历史。

最后，哈维对后现代主义做出评价：后现代主义是”对差异的关注，对交流之困难的关注，对利益、文化、场所及类似东西的复杂性与思维差别的关注”[2]151，追随詹姆逊的命题，即“后现代主义完全就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2]88。